蔡孟翰： 在台湾，水深火热那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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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在台湾初中三年的日子，真是水深火热。
这两三天在我周遭的微信朋友群里，《腾讯·大家》的网站上，突然之间，热烈讨论体罚的是是非非，很快形成正反两方，各有滔滔大论，莫衷一是，我听来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却又不知如何说起。作为曾经高密度接受体罚的过来人，几乎天天挨刑的我，我想只是提供我与我一群同学们的历史见证证言。
体罚在80年代中叶的初中，戒严期间，非常普遍，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我一位同学的太太说的好，一语道中：“当年体罚是天经地义。”然而，上初中以前，在我记忆中，小学几乎没有体罚，或许与后来在初中接受体罚的震撼洗礼，相形之下，关于小学这段回忆，已经被抽打地很模糊了，仅仅记得一些体罚以外的处罚，但也是微乎其微。关于小学的记忆，基本上是很天真快乐无邪。
到了初中，形势丕变，我被打的没几天，就告诉我父母亲，千万别让我弟弟到我这所初中或其他一般的初中读书，因为，那真不是人待的地方，那简直是人间炼狱，一定要送去高雄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实验学校读书才好。我父母亲从善如流，为此，还大费周章，动用关系，拜托人去关说，折腾一阵子后，才取得我弟弟的入学资格，因此，我弟弟成为体制内的特权者，羡煞我等“股民”。
体罚，主要是老师拿藤条打屁股，打屁股最多，其次打手心，通常打左手，或是不写字的手，因为还要你写字。严重的情节，比如说大吵大闹、违反校规，用藤条打大腿，打小腿胫部分也不奇怪，甚至我也亲眼见过拳打脚踢的，捏耳朵、掴脸更是日常便饭。说到刑具，藤条相当平常，但还有其他如戒尺、板子与皮带等等，有些老师对刑具特别讲究，讲究现在所谓的“精准痛打”（precision strike）。谁是负责执行“肉刑“的老师呢？通常以班导师为最大宗，再来是其他科目的男老师，一般而言，女老师打的最少最不疼，所以，我当时觉得每个女老师都是美女，每次看到女老师来上课，每次心情就愉快许多。
初一的时候，国文、英文与历史地理课，都是女老师教的，所以，男同学很容易情不自禁地调皮，上课的秩序，明显比班导师的课或男老师的课，低落不少。有一次，我们班导师躲在于我们这栋楼平行的隔壁栋，拿着望远镜偷窥我们上课情况，那天，也真是倒霉，班上同学私语不断，结果，突然间，班导师二话不说，走入教室，一拳用力打在一位同学后，再补上一拳，登时，同学双颊红肿如小太阳，全班同学吓的屁滚尿流，上课的女老师更是一脸错愕，失语，令我至今，记忆犹新。不到一分钟后，班导师扬长而去。自此以后，不可否认，秩序良好很多。
不过，最有意思的是，在我与同学的印象里，我们从来没有在道德教育的名义下被打，更有趣的是，也没有人因为读反国民党的书，惹祸上身，身遭皮肉之痛。现在来看，我在初中读书时，已经接近台湾戒严期间的尾声，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起码我还很懵懂。
我们同学之间，总是有人传来传去不少批判国民党的书籍，我也在那段时间，从同学那里，读到很多李敖的书，常常暗自诅咒填鸭教育体制“时日曷丧”。三年痛苦的经验慢慢告诉我，体罚与道德教育无关，体罚与维持国民党统治无关，体罚是维护另一个更巨兽的现代性体制。
体罚以外，其实还有不少整人的方式，从伏地挺身，仰卧起坐，跑操场几圈，半蹲，罚站，到罚洗厕所等等，五花八门，层出不穷。我个人非常喜欢洗厕所，特别在台湾南部天气热，洗厕所很清凉，还可以玩水，还可以将厕所的异味洗干净，更可以因此不用坐在教室里上课，真是一举数得，快哉快哉！
正因为体罚以外的惩罚，效率太低，又容易让学生们偷得浮生几十分钟闲，一般而言，抓紧时间，看好分数目标的班导师极其不愿意，而是一股脑采取“肉刑”，原因不外乎是，如同我另一位同学的太太所说：“快速清算。”她总结得可真妙，难怪股票玩的好。只有体罚，才能速战速决，学生在“无伤大雅”的前提下，可以挨着点皮肉之痛，继续上课，继续在填鸭教育体制下不明不白地、囫囵吞枣地接受冷冰冰的知识。
不过，到底为何体罚学生呢？被打的理由，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早上迟到打，作业没写完打，上课私下讲话打，顶嘴打，打瞌睡打，午休时间不睡觉也打，衣裳不整打，鞋带没系好打，钟声响后没回到位子上打，打的最多的绝对是考试分数不够，打到后来觉得可以无所不被打，只要老师不高兴，就可以淫威大发，大开杀戒，打！打！再打！彻底实践当年台湾的口头禅，从早打到晚，从小打到大，不打不成器。
尽管如此，体罚的第一义，并不是维持秩序，而是维持与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秩序良好只是学生考试成绩好的副产品与基本条件。因此，体罚在好学校，如同敝母校，在好班里，就是升学班，亦即所谓的A段班，是当年台湾联考制度填鸭教育体制下，固有不可欠缺的部分。因此，老师通常设定一个分数标准，没有达成标准分数，少一分，打一下，一百分的考卷，设八十分不算少见，所以，一次小考下来，全班五六十人当中，起码二三十个人被打，每个人平均被打个几下，多的一二十下。一次大考下来，几个科目合算，一个人被打个一二十下大概很正常。我在初一时，因为我成绩优秀，分数不够通常不是我被打的理由。
再说到体罚，男女几乎一视同仁。据同学太太们的叙述，在女生班，体罚普遍存在，主要也是以成绩为主。虽是女生，打起来也似乎不遗余力啊，再据同学太太所说：“我们规定7点到校，迟到一分钟打一下，各科考试有订基本分数，不足也是一分打一下。”所以，一方面分男生班女生班，似乎男女授受不亲，男女有别；另一方面，在升学考量上，实则男女一致，毫无差异，与战后日本情况，亦是极大不同。
这看似很矛盾，吊诡的现象，很容易误以为是传统文化作祟，其实，一旦细思，则可以领会这是一个极其现代极其反传统的资本主义身心训练模式之童工化与暴力日常化。传统在此，就像是一具被吸干的人皮骷颅。说穿了，男女分班等等，只是不让荷尔蒙干扰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要集中提高知识吸收效率而已（input efficiency）。所以，同理，男生班的工艺课，女生班的家政课，这些“封建余孽”，这些与联考分数无关的科目，往往挪用给数学物理化学国文英文等主要科目。当然，这是一种比较偏差极端的数字化管理，一种计划的思维样式，是资本主义初期阶段未来想象的现代启示录。
然而，我被打的最多的原因是早上迟到。通常也是迟到一分钟打一下，十分钟就是打十下。早上法定时间几点上课呢？我在微信群里，问了几位初中同学，居然没人记得。因为，我们升学班都在法定上课时间以前，就要提早到学校早自习，一般最晚大概早上7点，我初一那班，好像是早上6点45分，天冷天热都一样，只有天灾人祸能有所宽贷。后来觉得这真是培养学生幸灾乐祸的教育体制。
只因为我几乎天天迟到，所以每天一早就挨打，好似庙里暮鼓晨钟的苦行僧，少则打几下，多则十几下。通常，老师早上打迟到不会太使力，因为，还要学生坐一整天上课，总不能让学生镇日坐如针毡，但疼肯定会疼，尤其是在被打的刹那，总有皮裂开的幻觉。冬天又比夏天好，冬天还可以穿秋裤，被打起来便比较不疼，天气更冷时，可以再多穿一件，反正，热了，可以过完早上这关，再脱也不迟。所以，之后，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喜欢冬天，讨厌夏天，也大概与此有关。
由于我受不了初一班导师的荼毒，我初二便转到隔壁班，一直待到毕业。根据一位初一同班同学的回忆，他说：“好像7点多就考试，然后隔壁班的老师，就会搬出小板凳，抽着烟拿着藤条（笑脸状），准备打蔡同学。”这样每天被藤条抽打的情况，从初一到初三，持续两年多，直到后来我班导师自己“投降”，倒不是我无药可救，而是仔细玩味我同学的回忆，就已透露我在初二初三这两年的班导师，其实对常态化（banality）的体罚（evil）是一位不情愿的执行者，或者说，他已经厌倦这种高压残暴的填鸭教育体制，因而坐在小板凳抽烟等我，都是“表演”性质居多。
为何我如此笃定地说呢？因为越到后来，打的劲道已经完全没有，多半都不疼，虽然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麻麻的感觉。总之，我们的默契越来越好，最后几个月，几乎沦为作秀，再后来，毕业前夕，所有体罚闹剧，就不了了之。多年后，我看一部德国电影《窃听风暴》（Das Leben der Anderen，又名《他人的生活》）时，特别有感触，我立刻直觉我那位导师于我，就像是电影中那位窃听员。每次回想起这段刻骨铭心的三年，我总是，如同我同学的回忆，清清楚楚记得他消瘦的脸庞，抽着烟，坐在小板凳上，对我微笑。
我问当年的同学们，上了高中以后，体罚情况如何？有位同学回答的很妙：“没打了。只有遇过老师抓狂踢翻学生桌子，然后，我们把这事画在毕业纪念册里。高中他们打不过了，有风险。”嘻嘻，有风险。
而我从初一被打后，我就一直执拗要求我父母亲，让我离开台湾到国外读书，初中毕业后，父母亲如我所愿，安排我到外国读书，我从未犹豫，从未回头，离开我初中那群同学们，逃离这个填鸭教育体制的台湾，到了自由的国度。今天这篇回忆，就是写给当年一起挨打的兄弟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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