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谁还记得老北京的敬记和公兴纸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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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以前，如今纸的用途已经减少，除卫生纸和餐巾纸，大人们大多用于打印或复印，孩子们大多用于功课作业。在老北京，普通人家用纸则很多，很广泛。老北京有个风俗，是立夏这一日要换帘子，糊窗纸，搭凉棚。这是自宫廷到民间都有的风俗。清竹枝词有道：“绿槐荫院柳绵空，官宅民宅约略同，尽揭疏棂糊冷布，更围高屋搭凉棚。”便是说立夏前后，无论官宅民宅，要在各家院子做这三件事。
凉棚，就是所谓老北京四合院讲究的“天棚鱼缸石榴树”老三样中的“天棚”。冷布，就是在各家的窗户前安纱帘。没有钱安纱帘的，则要换一换吹了一冬已经残破的窗户纸，即诗中说的要“尽揭疏棂”。到了立冬那一日，宫廷里和有钱的人家，要把帘子和凉棚撤了。普通人家则要开始新的一轮换窗纸，要换厚一些的窗户纸，好迎接北京城冬日里凛冽的寒风。同时，因为那时候普通人家屋子的顶棚和窗户一样，也都是用高粱纸糊的，一并需要重新糊顶棚来御寒。
那时候，在皇宫内务府的衙门里，专门有帘子库，就跟武器库一样，有专门管帘子库的官员，负责宫廷和官员宅院里换帘子。而普通百姓换窗纸和糊顶棚，则没人伺候，只能在这寒暑两季自己到纸铺里买窗户纸了。架不住什么年代都是普通百姓人家多，所需要用的纸张自然也就多，纸铺也就应运而生。
老北京卖纸的纸铺，分为京纸铺、南纸店、纸马铺和纸庄这样四类，大都是北方人开，大多是开在城南。最开始，有京纸铺和南纸店之分，纸马铺和纸庄，是后开的。民国时期的《北平风俗类征》一书中，曾经这样介绍：“纸铺的买卖向分两种：京纸铺南纸铺的分别，南纸铺所卖的都是所用的一切纸笔墨砚，宣纸信笺，图章墨盒，时人字画等，无一不备。京纸铺卖的是本京所造的各色染纸、倭纸、银花、鞭炮、秣秸、毛头帐本，与裱糊匠水马不离槽。虽都是言无二价，京纸铺专能跟裱糊匠通行作弊。”
可以看出，京纸铺和一般百姓关系密切，也就是普通百姓换窗纸糊顶棚要去买纸的地方。而南纸店则是文人和有钱人常去的地方。不过，《北平风俗类征》说得不全，京纸铺卖的不仅只是京城本地生产的纸张，还包括北方生产的纸张，比如银花染纸、东昌纸，花素纸。它说的“跟裱糊匠通行作弊”，指的是北京人必买不可的糊墙糊顶棚时候先打底子用的毛刀纸、后糊一层用的大白粉纸，和糊窗户用的高粱纸，再有就是春节写门联的红纸，还有上茅房擦屁股用的豆纸。这些纸张，虽然便宜，但因普通人家用量大，价格上即使只有几厘几分的差异，却利润很大。所以，纸铺才常和裱糊匠联手玩猫腻。
南纸店，《北平风俗类征》说的也不全，除了卖文房四宝和南方生产的各种宣纸，水印暗花的信笺，还有毛边纸、元书纸、金银箔纸。现在的荣宝斋就是典型的南纸店。
《北平风俗类征》没有说纸马铺，因为纸马铺一般没有京纸铺和南纸店多，专门卖的只是祭祀神祗或发送死人用的神纸、纸钱、挂钱之类，糊纸人、纸马、金牛、白羊之类的用纸。
▲ 民国时期北京葬礼中的纸马
在这几种纸铺中，纸庄是开得最晚的，是国门开放后的产物。戊戌变法前后，洋人开始睥睨中国的时候，用洋枪洋炮向我们打来、把大烟运往我们这里的同时，也把西洋纸张发送到我们这里。专门印报纸的印刷纸、专门印画报的铜版纸，以及道林纸、洋宣纸、毛边纸、复写纸、粉连纸、油画纸……许多中国人第一次见到和听说的洋纸，让专门卖西洋纸庄一出现，立刻鹤立鸡群，占风气之先，买卖做得格外起劲。所谓纸庄，相对于传统的纸铺而言，从名字上就体现出它是高一等而存在的现实。如同老北京的饭店，叫饭庄的一般要比叫楼的、叫馆的、叫居的，要上一个档次一样吧，纸庄叫得就是比纸铺气派。这是我的猜想，但不会有大的出入。
老北京最早最有名的纸庄有两家，一是敬记纸庄，一是公兴纸庄。开始，两家都是先经营京纸后经营南纸，再后来中西兼顾，南北通吃。两家挨着很近，前者在西兴隆街中段路北，后者在大栅栏东口路南。敬记于光绪二十四、五年（1898、1899）年开张，公兴晚一两年，在1900年开张。两家都是前店后厂，敬记的后院十几间房就是库房，前面二层小楼上下各三间小房就是门脸；公兴在大栅栏东口的门脸房也是三间，但比敬记的要大许多；它后来在长巷三条买了三处房子，作为自己的库房，生意越做越大。
敬记的老板姓姜，山西人；公兴的老板姓刘；河北人。两人都是纸铺学徒的出身，自然摸得清纸张买卖的脉，春江水暖鸭先知，一下子瞧准了洋纸的行情。看这两家老板为自己店铺起的名字，可以看出当年生意人的心地和追求，一是讲究一个“敬”字，一是讲究一个“公”字。敬什么？敬的是顾客和纸张本身。公在哪儿？出于公心，讲究公德。所以他们能够将买卖越开越大，是可以想见的了。生意人做到一定的境界，和任何一处的高人一样，并不仅仅是钻进钱眼里然后便秘一样怎么也出不来。
在他们两家之后，陆陆续续也出现好多家纸庄，我们的商业自古就有跟风的传统，看到人家赚钱了，红眼病发作，立刻跟进，恨不得遍地开花，有枣没枣都得打上一竿子。当时，在打磨厂就有福隆、西河沿有福生祥、粮食店街有永太和、瓷器口有三益德……雨后春笋一般冒出好多家纸庄。在崇文门外的地藏寺街，一下子糖葫芦般开了一串纸店，几乎成为了纸店一条街；而在煤市街北段因为出现了一连串的纸庄，索性把那一段地方改名为纸巷子。足见当时在北京城纸庄的生意兴隆。
但是，所有这些纸铺，没有一家能够赶得上敬记和公兴的。即使后来闹义和团时一把大火烧大栅栏里老德记洋药房的时候，连带着把公兴烧得干净，它后来在原地盖起了一座二层楼房，旧店重张，比以前更红火，之所以它的元气能够如此丰沛，和它以前的积累是有关的。而敬记则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把生意做到大江南北，统领全国。当时有竹枝词这样赞美它：“兴隆街里兴隆象，发达生意敬记庄。”我想，大该不是如我们现在这里拿了人家的红包为人家写的有偿报道吧？
小时候，我家住西打磨厂，离这两家纸庄都非常近，离敬记更近，穿过墙缝胡同这条小胡同就到。它门市不大，只是一座二层小楼，却是包子有肉不在褶上，后面却是一座拥有十几间房子的大院落，纸张都藏在那里。不过，公私合营以后，它的辉煌渐渐淡去，敬记的店名都找不见了，以后改成了一家文具店。十年前，我去那里，敬记的小楼破烂不堪，但依然还顽强地立着，一楼变成了小卖部，二楼住着几乎人家，二楼的雕花栏杆还在呢。去年秋天路过兴隆街，索性连它的一点儿踪影都没有了，好像是在这条街上它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历史就这样被现实摧毁得荡然无存。
▲ 敬记纸庄旧址，作者供图
公兴比敬记幸运，到现在依然挺立在那里，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一直叫公兴，只是文化大革命时被迫把名字改为文革文化用品商店，后来又改了回来。当然，它卖的东西也杂了，不仅卖纸，还卖其他乐器体育用品照相器材等。十年前，我去前门，照相机里的电池没电了，别处没去，专门到公兴，买了两节电池，才照了7张照片，便又没电了，是遇见“李鬼”了，这在以前的公兴那里，是不会遇到的。如今的公兴，已经彻底改变了专卖纸张文具的旧貌，随前门大街的改造脱胎换骨一般装潢一新，只有老人看到它才会有往昔残存的一点记忆了。
▲ 公兴纸庄，作者绘
是的，对于老北京人而言，一直把公兴当成纸店而存活在记忆里的。小时候，从上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买的好多作业本，包括日记本和包书皮、做手工用的电光纸，我家买的所有糊顶棚的毛刀纸、大粉纸，糊窗户的高粱纸，都是到那里买的。那时，有位街坊姓曹的壮汉，糊顶棚一绝，院子里所有人家的顶棚几乎都请他来糊。如果赶上纸糊上去又掉下来，或者刚糊上就破的时候，他总是不赖糨糊，要赖纸，会问买纸的人家：你这不是从公兴买来的吧？公兴，就是有着这样大的可信度。
如今，北京人用纸，已经没有那么多讲究了，窗户纸不用换了，顶棚不用糊了，春联不用写了，甚至连平安家信乃至情书都不用写了，一律改为“伊妹儿”和手机微信了。毛笔字更是不用练了，宣纸也派不上用场。许多值得我们珍惜的东西，就是这样从我们的身旁悄悄地溜走，等我们再想起它们时，它们早已经像公兴和敬记两家老纸庄一样，没有了踪影。
顺便说一句我的街坊——那位姓曹的裱糊匠。那时候，由于普通人家需要换窗纸糊顶棚，裱糊匠大有用武之地，而形成了一种职业。裱糊匠老曹在我们一条街都很有名。文化大革命中却因为解放前当过童子军的教官而被当成牛鬼蛇神揪斗。更要命的，是非说他在童子军教官时害过两个共产党人的命。他一再辩解，他当教官的时候，确实有两个人跑到他的学校来里来，请他帮帮忙，让他们藏一下，后面有国民党的大兵追他们。一说话，听口音是山东老乡，又是两个年轻人，他就把他们藏了起来。大兵走了，这两人也跑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现在非说是他害了这两个人，弄得他有口难辩。粉碎四人帮后，那两个被救的共产党人来找老曹，老曹却已经在文革中在他糊过的顶棚的梁柱上上吊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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