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记忆中难以消失的花园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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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老胡同，有些名字起得很好听。花园大院，是其中一个。它在天安门的西边路南一点，崔大叔崔大婶的家就在那里。
小时候，那里是我常去的地方。它离我住的前门打磨厂胡同不远，每次去，我总磨着父亲坐公共汽车，坐到石碑胡同，那里有一站，至今还在。下了车，穿过石碑胡同往东一拐弯，就到了花园大院崔大叔的家门口。门前有一棵大槐树，总能够把老枝枯干慈祥地伸向我们。如果是夏天去，总会落满一地白中泛着淡绿的槐花，一胡同都飘着槐花的清香。那里是我童年记忆里最宁静最漂亮的一条胡同了。
我到现在还记得崔大叔住的那房子的样子，和他住的那个大院的样子。那院子是北京城并不多见的西式院落，高高的台阶上，环绕着一个半圆型的西式洋房，特别带着有宽宽廊檐的走廊和雕花的石栏杆，以及走廊外面伸出几长溜的排雨筒，都是在别处少见的，更是大杂院里见不到的景观。崔大叔就住在正面最大的房子里，里面是一个非常宽阔的大厅，一边一间小房间，全部铺着的是木地板。那个大客厅，更是属于西式的，中国人一般住房拥挤，哪儿还会弄出一个这么宽敞的客厅来。以后，崔大叔的孩子多了，客厅的两边便搭上了两张床，让孩子们睡在那里了。那时，他家的老奶奶，也就是崔大叔的母亲还健在，就住在刚进房门的那一间小屋里。老奶奶总要对我说：“你爸爸你妈妈刚来北京的时候带着你，就住在我这屋子里，那时还没有你弟弟呢。”去一次，说一遍。
崔大婶和我的母亲是老乡，都是河南信阳人。崔大叔和我爸是同事。当年，从张家口到北京税务局去工作，是崔大叔的主意。那是1947年日本投降之后，他们希望到北京来有一个更好的前程。事过好多年，崔大婶告诉我，那一年，崔大叔和我爸在北京安顿好，让我妈和崔大婶再来北京。在张家口上的火车，人太拥挤，我妈和崔大婶没有挤上买好车票的那趟车，只好赶下一班火车。谁想到，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上一班车到丰台火车站时爆炸，幸亏我母亲和崔大婶没上了那班车。那时，母亲生下我，我刚刚满月，崔大婶也刚刚生下她的大女儿小玉不久。这样一份生死相连的命运，让我们两家的友情保持了那么漫长的时间。
我们全家刚刚到北京时，无处可去，暂住在崔大叔的家里，一直到我的父亲后来在前门外打磨厂找到房子为止。以后每年过年的时候，父亲都要带着我和弟弟去崔大叔家去拜年。除此之外，父亲没有带我们到任何一家去拜年。
崔大叔人长得特别英俊，仪表堂堂，很高的个子，戴一副近视眼镜，知识分子的劲头很足，说话很开朗，特别爱笑，呵呵大笑的时候，仰着头，很潇洒的样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让我觉得很有几分像当时正走红的乔冠华。特别是冬天，崔大叔爱穿一件呢子大衣，从远处那么一看，有些威风凛凛的样子，就更像乔冠华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崔大叔并不了解，父亲也从不对我说崔大叔的经历，只是每年要带我和弟弟去花园大院，给崔大叔拜年。
小时候，我不懂事，只是觉得那一年去崔大叔家，他家好像有了一些变化，到底有什么变化，我又说不清。后来，我仔细想了，是崔大叔没在家，每次去，他都会在家的，他都要烫上一壶酒，陪父亲喝上几杯的。为什么父亲带着我们特意去他家，他偏偏不在家呢？而且，又是春节，难道他不放假吗？
后来，发现父亲不仅仅是春节时带我们去，而是隔一段时间就去一次。奇怪的是，每次去，崔大叔都不在家，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事情。这让我的疑惑越来越重，也越来越让我好奇。我问过父亲，父亲并不回答我，只是截长补短去崔大叔家，每次去，都和崔大婶在一旁低声说这什么，老奶奶在一旁叹气，不时的咳嗽。
在我的记忆里，大概就是前后这时候，老奶奶去世了。每次再去崔大叔家，因缺少了崔大叔爽朗的笑声，也因缺少了老奶奶温和的话语声和一阵阵的咳嗽声，让我觉得这个家不仅缺少了生气，还笼罩着一些悲凉的气氛。那是我十岁左右的事情了，一切雾一样迷离得那样似是而非，那样的遥远而弥漫着轻轻的叹息。童年印象中那样美好的花园大院，被凄冷的雨水浇打过一样，一下子花枝零落。
一直到我读了高中以后，我才对崔大叔有了一些认识和理解，那种突然之间撞在心头的残酷现实，让我认识了崔大叔，也让我认识了父亲。在同一个西城区税务局里，崔大叔混得比父亲要好许多，他曾经当过部门的一个小官，而且是一名经济师。但是，出头的椽子先烂，混得好的容易遭人忌恨。1957年，反右时，父亲侥幸逃离，崔大叔却当了右派，被发送到南口下放劳动，一般不允许回家。
崔大叔大概是由于劳动改造得好吧，没有过几年——也许是过了好多年之后，在小孩子的记忆里，时间的概念和大人是不同的，更何况是崔大叔劳动改造那艰难又不准回家的日子，一定就更显得漫长吧——便被摘下了右派的帽子，又重回到税务局工作。再去他家的时候，又能够看见谈笑风生的崔大叔了，父亲和崔大叔多喝了两杯酒，都面涌酡颜了。也是，作为一般人家，图的还不就是一家子平平安安和团团圆圆？花园大院，像经历了风雨飘摇中的一支小船，又可以扬起风帆了。
我从没有见过他们在一起交谈过去，不管是他们的伤怀往事，还是他们曾经的飞黄腾达，仿佛过去的一切都并不存在。也许，他们是有意在避讳我们孩子，过去的一切毕竟沉重，他们不愿意让那黑蝙蝠的影子再压在我们孩子的身上。也许，他们都相知相解，一切便尽情融化在那一杯杯酒之中了，所谓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吧？
文化大革命中，我去北大荒，弟弟去了青海油田，崔大叔都是派了他们的大女儿小玉来送的我们，一直把我们送上了火车，我们在车窗里掉下了眼泪，小玉在车窗外也跟着哭。小玉和一样大，却比我工作得早，她初中毕业就到了地安门商场当了一名售货员，因为她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她便早早地替家里分忧，担起了生活的担子。我们离开北京没多久，她的两个妹妹分别去了内蒙兵团和山西插队，最小的弟弟最后参军去了外地。我和弟弟都无法为他们送行，都是小玉送的他们。
和我家一样，她家也只剩下了崔大叔崔大婶孤零零的老两口。我再见到他们，只有在回家探亲的时候了。走进花园大院，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凄凉感，不禁油然而生。坐在客厅里，从来没有显出来是那样的空空荡荡，说话的回音在木地板上跳荡着，让我忍不住把话音放低。
那年的冬天，我从北大荒回来探亲，崔大婶看见我穿的棉裤笨重得很，棉花赶毡都臃在一起。她为我特意做了一条丝绵的棉裤，说我在北大荒那里天寒地冻的，别冻坏了，闹成了寒腿，可是一辈子的事。那棉裤做的特别的好，由于里面絮的是丝绵，又暄腾又轻巧，针脚分外的细密。我接过来，感动得很，一再感谢她，并夸她的手艺好。她叹口气说：“你的亲娘要是还活着，她比我做活好，还要细呢！”她说这番话的时候，让我从她的眼睛里能够看到对往昔的一种回忆。我的生母去世时，我才5岁，所以我记不清她的样子，我现在所能想象出来她的样子，都是崔大婶为这样三言两语描述下来的，或者说以这样的情感传递给我的，或者说就是面前崔大婶这样子。
那时，崔大婶已经明显的苍老了许多，岁月真是不留情啊，在她的脸上刻下了明显的皱纹，在她的鬓上添了许多雪丝。对于以往的岁月，我不知道她能够想些什么，她一共生了四个孩子，一辈子没有工作，省吃俭用，操持着这个家，一直把老人送终，把孩子带大。孩子好不容易长大了，却又一个个地离开了家，而且越走越远。她要操的心很多，却总是不忘记我，把我当成了她自己的孩子，我想那是因为她想起了我的母亲，想起了她们曾经在一起的那些风风雨雨的日子吧？
父亲去世的那一年，我还在北大荒插队，弟弟在青海油田，接到母亲打来的电报，我和弟弟星夜兼程往家里赶。母亲见到我时对我说，崔大叔和崔大婶听说父亲去世后，先来家里看望过了，他们担心老母亲一个人怎么应付这突然到来的一切。我到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崔大叔当时对母亲说过的话：“老嫂子，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做的事情，一定要说啊！”弟弟回来后，我们一起去花园大院崔大叔家，见到他们两口子，我和弟弟忍不住要落泪，忽然才觉得父亲去世了，他们是我们唯一的亲人了。
以后，我结婚，生了孩子，都曾经特意到花园大院崔大叔家去，为的是让他们看看。他们是我的父母一辈子唯一的朋友，现在，我们去，也就等于让父母也看见了我们长大了，已经成家立业了吧。他们看见后都很高兴，崔大叔连连地对我们说：“好！多好啊，多快呀，你们都大了！”崔大婶则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要是你亲娘活着，该多好啊！”
似乎是一眨眼的工夫，我们都长大成人了，而他们却都老了。花园大院不仅是我们两家友情的见证，也是我生命成长的见证。我总想起小时候由父亲领着我和弟弟去崔大叔家拜年时的情景，那时，崔大叔和崔大婶还是那么的年轻。他们是看着我长大的，由于母亲去世得早，父亲也去世了，算一算时间，我和他接触的时间比父母都要长许多。在他经历的动荡而磨折的一生中，他比我们这一代饱尝了更多的艰辛，但比我们乐观而达观地看待一切，并始终把他的关爱给予我和弟弟，默默替代着我的父母的那一份情分。虽然，大多的时候，他们并不说什么，但我能够感受得到，就像是风，看不到，摸不着，却总能够感受得到风无时无地不在吹拂着我的脸庞。
为建国家大剧院，花园大院拆迁，崔大叔崔大婶一家搬到了玉蜓桥边的一座高层楼房里住。花园大院这个地方已经消失。一条那么漂亮的胡同没有了。一个那么漂亮的地名没有了。但我知道，一切都可以逝去，可以从地图上消失，可以从历史的册页中消失，惟有记忆能够常留在那里，有风无风时都会飘曳在那里。
有时，我去国家大剧院看戏听音乐，每次去，我都会想起花园大院，想起崔大叔和崔大婶。因为我脚下踩着的，或者我座位下面的，可能就是当年花园大院崔大叔崔大婶的家。花园大院对于我之所以难忘，就在于他们曾经住过那里，一条胡同由于有了感情的投入，也就有生命似的，含温带热，总能够让你心动。
2016年3月1日写毕于于布鲁明顿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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