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吕美耶： 全盘欧化风潮中的日本贵妇
明治十六年（1883）至二十年（1887，通称“鹿鸣馆时代”，在近代日本文化中，是最特异的一段时期。“鹿鸣馆”这个词算是“欧美文化一边倒”政策的象征，“鹿鸣馆外交”则表示以鹿鸣馆为中心的外交政策。
“鹿鸣馆”于昭和十五年（1940）被视为“国耻性的建筑物”而遭拆毁，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鹿鸣馆的建筑物。旧地址是东京曲町区内山下町一丁目一番地，也就是现在的千代田区内幸町一丁目，大致位于帝国饭店一旁的NBF日比谷大厦，西边隔着马路，对面是日比谷公园。
这一带在江户时代是萨摩藩（鹿儿岛）的别邸，江户人称之为“装束宅邸”，距离江户城正门约一公里半。之所以被称为“装束宅邸”，是因为琉球使节进江户城时，都会在此更衣。鹿鸣馆正门正是“装束宅邸”大门，俗称“黑门”，曾被指定为国宝，可惜在昭和二十年（1945）毁于空袭。
鹿鸣馆于明治十三年（1880）开工，十六年（1883）竣工，是一栋二层建筑砖楼，总面积约一四五二平方公尺，工程费约十四万日圆。
设计者是英国建筑师约书亚·康得（Josiah Conder），他以外籍讲师身份来日本，专门负责政府关联的建筑物设计。并在工部大学校（现在的东京大学工学系建筑科）当教授，培育出许多日本人建筑家，奠定了明治时代之后的日本建筑业基础。与日本女性结婚，在东京逝世。
▍鹿鸣馆开馆
竣工后四个月的11月28日，鹿鸣馆举行了华丽的开馆式。
从入口大厅登上豪华的三折回转木造楼梯，可以抵达二楼中央的大舞厅。二楼舞厅总计三间。面向前院，有五道拱形门窗，推开旁边的拱门则可以走至阳台。阳台左右也有五道拱门支撑。舞厅天花板是耀眼的枝形吊灯。一楼是大食堂、聊天室、图书室等，另有酒吧和撞球室。
参加开馆式的内外显贵多达一千多人，外交卿井上馨发表开馆主旨演说。这座建筑物的管辖者是外务省，也就是说，鹿鸣馆是明治政府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而建造的公式“外交建筑物”。
在这里举行的舞会均含有“国际外交”的意义。有资格参加舞会的人，是明治政府的敕任宫、奏任宫、贵族、外国公使等外交官，以及外籍讲师。另外就是这些人的夫人、令孃。
“鹿鸣”取自《诗经·小雅》的“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表示接待高贵客人的宴会。“鹿鸣”也能联想到雄鹿在求偶季的嚎叫，这些嚎叫有吸引雌鹿、威吓竞争对手两种意义。
事实上，在当时那种凡事欧化主义的潮流中，政府高官的妻子、女儿都被赋予“夫人”“令孃”称号。她们在鹿鸣馆的任务类似雌鹿，专门负责吸引外国宾客。
然而，问题正出在这些“夫人”“令孃”身上。
▍舞会中的日本夫人
当时的日本夫人以及令孃，依旧认为封建时代的顺从才是女子美德，亦没有学过西餐礼法。
英国女作家派特·巴尔（Pat Barr）于其著作《鹿鸣馆》（The Deer Cry Pavilion; a story of Westerners in Japan）中描述：
“她们不懂得该如何与初次见面的男性轻松闲聊的说话技巧。如果是往昔，这种事大概会被认为是一种‘淫乱’；她们拼命努力想一次完成如何拿鸡尾酒杯、烤面包、叉子和餐巾等，但她们大概和第一次使用筷子的外国人一样，因不会用而感到尴尬。最糟糕的是，男性身穿燕尾服和大礼帽时，夫人们必须用蕾丝把身体绑得紧紧的，而且还得穿沉重的裙子，完全无法行动。”
即便如此，只要丈夫和父亲要求她们参加舞会，她们也会遵从，因为这是“妇德”之一。
《鹿鸣馆》又描述：
“因此，日本的上流妇女们即便担心出丑，还是像平时那样顺从地穿上西服，在鹿鸣馆的枝形吊灯下，被肩上挂着金色饰绳、满腮胡须的西洋外交官搂在怀中，随着乐团演奏的旋律，团团转地跳着维也纳华尔兹舞。”
那是个凡事都必须欧化的时代。
时势比人强，国语改良论、戏剧改良论满天飞，甚至冒出人种改良论。不管什么论，在修改条约这个“大义”名分下，一切都被正当化。
明治二十年（1887）四月二十日，首相官邸举行了一场化装舞会。首相伊藤博文装扮成威尼斯贵族，井上馨、山县有朋等人也都精心装扮。连帝国大学的教授也装扮成日本七福神。外国人更费尽心思地改扮成西洋历史或欧洲神话人物，众人纵酒狂欢、纵情歌舞。
五月，《女学杂志》刊载了一篇伊藤首相于当夜对某位贵族夫人无礼的八卦文章，其他媒体也争相报导批评，结果《女学杂志》遭到停刊处分。此事件的真相，至今仍不明不白，但应该并非媒体报导中所暗示的强奸之类的丑闻，而是政治性的阴谋。虽然伊藤没有因此事件而被迫辞职，却也多少受到影响。
无论鹿鸣馆或首相官邸的日本雄鹿，呦呦发出嚎叫的目的，其实不在修订条约，而在互相威吓、彼此扯后腿上。
现代人观看鹿鸣馆时代的照片或浮世绘时，往往被那些披金戴玉的名媛淑女之外貌所惑，看不到隐藏在她们背后的心酸与悲哀。
所幸，并非每位上流夫人皆如此。
▍皮耶·罗逖的《江户的舞会》
法国小说家皮耶·罗逖（Pierre Loti）于1885年访问日本时，曾参加鹿鸣馆的派對，日后写了一篇短篇见闻小说《江户的舞会》，收录在短篇集《秋天的日本》。
《江户的舞会》采用海军军官的“我”所叙说的见闻录小说形式。故事大意是抵达横滨的“我”，收到鹿鸣馆舞会的招待信。受邀客人从横滨搭乘特定火车到达新桥车站，再从车站坐人力车直达鹿鸣馆。上了楼梯，与主办者伯爵夫妻寒暄。
有关鹿鸣馆的欧洲风味建筑物和宾客的服装，作者的观察力非常出色，但是，文笔极为辛辣。小说中充满自己出身发达国家的优越感，以及某些无恶意的误解。不过，当作参考记录来看的话，其价值不亚于一级史料。
“鹿鸣馆一点都不美。虽然是欧洲风味的建筑，却因为刚建成，雪白、崭新，很像我国一些疗养地的赌场。”
并形容穿不惯燕尾服的日本绅士和官吏“与猴子一模一样”。对女性也毫不客气，批评道：“她们实在太奇妙了。上吊眼睛的微笑、走起路来呈内八字的双腿、扁平的鼻子，完全没有真实的地方。”
描写穿和服的妇女时，对她们的发型特别惊奇。
“这些妇女最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她们的发型。乌黑亮丽的头发内侧似乎有骨架支撑，不但涂上光泽，又抹上橡胶汁凝固，看上去像大大开屏的孔雀羽毛，也像一把大扇子，环绕在那张死气沉沉的黄脸周围……结果令头部大小看似与身体同等。正如她们身上穿的硬撅撅的服装夸张出她们的腰部和胸部膨胀不足那般，发型令她们那张压瘪的侧脸更突出。”
这里描写的“穿和服的妇女”是宫廷女官或皇族，发型很奇怪其实很正常，毕竟是宫廷发型。
同“我”跳舞的女子，各个“相貌都一样。她们像小猫似的故作滑稽，扁平的圆脸，杏仁般细长上吊的双眼在娴静下垂的睫毛下左右滚动。如果不是身穿这种怪异服装，不装成郑重其事的态度，而是像一般日本女子，像普通女子那样捧腹大笑的话，应该是天真可爱的。”
这段描述明显透露出作者和一般日本平民女子接触过。而且在作者眼中看来，鹿鸣馆舞会中的上流女子因装腔作势、故作姿态，远远比不上纯朴的平民女子。
至于舞技，则形容为“穿戴着巴黎风味礼服的日本女子，舞技相当熟练。但是，那是被教熟的技术，完全缺乏个人风格，犹如自动玩偶在跳舞。如果偶尔跳错了舞步，必需止步，重头跳起”。
作者既然看出那是“被教熟的技术”，为何没有更进一步深思她们于幕后的苦练及无奈呢？
《江户的舞会》中的“我”，和不少女子跳了舞。而且，明知不能向穿和服的女性邀舞，还故意去邀舞，结果被郑重拒絶。深夜十二点半时，“我”和某位“令孃”跳了第三次舞，也是最后一支舞。这时，“我”的想象力扩展至“令孃”于舞会结束后的私生活。
“她可以用整齐戴上手套的指尖，拿着汤匙漂亮地吃完冰淇淋。然而，过一会儿她回到家，一定会同其他女人一样，在有纸拉门的家中，卸下尖锐的紧腰衣，换上饰有白鹳或什么鸟的和服，趴在地板，进行神道或佛教的祈祷，最后用筷子吃一顿盛在碗里的米饭的消夜。”
跳完舞的“我”，和这位小“令孃”到阳台乘凉。威风堂堂的中国人高官也在阳台。阳台的气氛始终很热闹，甚至很吵。德国人喝啤酒喝得醉醺醺，大声唱着歌。接着，事前设置在庭园角落的烟火突然炸开。
“之前外面都很黑暗，所以没看到，烟火的亮光映出围拢在鹿鸣馆四周的日本人群众。人们因惊奇而发出奇妙叫声……”
《江户的舞会》最后描写“我”从鹿鸣馆返回横滨的情景。
作者深知，日本这个国家打开门户，迎接了文明开化，正在尽一切努力打算尽快与欧美列强并肩，才会产生“鹿鸣馆的舞会”这种讽刺画。
“我在那里经常情不自禁地笑出，并非出自恶意。想到他们的服装、他们的举止、他们的舞蹈，都是刚学会的，而且是速成，是基于天皇的命令迫不得已学成的东西时，真的不得不承认，他们是一群惊人的模仿者。”
作者既然形容为“惊人的模仿者”，可见鹿鸣馆虽然“雪白、崭新”，很像法国一些疗养地的赌场，但里面进行的一切应该都完美无缺。至少在表面上看来。
▲ 电影《鹿鸣馆》（1986）剧照
▍芥川龙之介的《舞会》
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舞会》则发表于大正九年（1920）一月的《新潮》杂志。
此作品明显参照了《江户的舞会》，且不是原文，而是1914年出版的意译日文翻译小说《日本印象记》。《江户的舞会》正是收录在这本意译日文小说内。
小说梗概很简单。
十七岁的名门“令孃”明子，于明治九年（1886）十一月三日夜晚，同父亲出门参加生平第一次的舞会。舞台是鹿鸣馆。明子的美貌迷倒了所有宾客。
在菊花盛开的舞厅，某名陌生法国海军军官邀请明子跳舞。明子与这名穿军服的青年持续跳着华尔兹和波卡舞。受过法语教育与舞蹈训练的明子，和青年对等地聊天，品尝冰淇淋。但是，青年的表情看上去很孤独。
明子向青年承认很想去看看巴黎的舞会，青年却自言自语地答“无论哪里，舞会都是一个样子”。之后，两人在阳台一起观看烟火时，青年军官默默无言望着星光灿烂的星空，明子问青年在想什么，青年说出此篇作品的名言：“我在想烟火的事。好比我们人生一样的烟火。”
接着便是小说结尾。
大正七年（1918）秋天，某青年小说家在火车内偶然遇见明子－－现在的H老夫人。老夫人看到青年小说家拿着的一束打算送给友人的菊花，想起往事，向青年小说家详细描述了鹿鸣馆舞会的盛况。
青年小说家知道舞会中那位青年海军军官正是法国小说家皮耶·罗逖，自然涌起一股“愉快的兴奋”。青年小说家向老夫人确认了军官的名字，老夫人回说“他叫Julien Viaud”。青年小说家说：“这么说是罗逖了。就是写《菊子夫人》的皮耶·罗逖。”
老夫人却喃喃地一再说：“不，他不叫罗逖。他叫朱利安·比奥。”
比起罗逖的《江户的舞会》，芥川龙之介的《舞会》全篇彻头彻尾不惜赞美华丽的世界与舞会中那些美丽的女性。
例如明子抵达鹿鸣馆时，便可以听到“台阶上的舞厅，欢乐的管弦乐声，仿佛无法抑制的幸福的低吟，片刻不停地飘荡出来”。至于舞厅，芥川龙之介更一味地描写灿烂的菊花以及绣衣朱履的妇女。
“到处是盛开的娇美菊花。而且，放眼望去都是等候邀舞的名媛贵妇身上的蕾丝、佩花和象牙扇，在清爽的香水味里，宛如无声的波浪在翻涌。”
在芥川的文章中，找不到任何罗逖形容的“与猴子一模一样”的日本人，也找不到“走起路来呈内八字的双腿、扁平的鼻子”的日本女子，以及“很像我国一些疗养地的赌场”之词汇。
即便罗逖的文章透露出作者对东洋新兴国家的蔑视，但他以锐利的观察力描绘出纪实风格的小说，芥川则将其彻底美化，改编为一篇完美的虚构小说。
《江户的舞会》和《舞会》二者之间最大的差异，正是小说的“视点”。换句话说，《江户的舞会》的视点是海军军官的“我”，而《舞会》的视点却是与海军军官跳完最后一支舞的小“令孃”－－也就是明子。
从一名十七岁、初次在社交界亮相的少女眼中看来，鹿鸣馆的世界宛如在暗示日本的光明将来，而且也象征伴随文明开化而来的一切光彩，那是梦幻的世界。
对这么一名少女来说，她当然缺乏海军军官的讽刺眼光。
与明子跳舞的青年说的那句“我在想烟火的事。好比我们人生一样的烟火”，正是芥川龙之介想说的。
展开刹那的华丽之美，又立即消失在黑夜的烟火，确实暗示着鹿鸣馆的舞会是今宵为限的舞台。海军军官正是芥川的分身。连在阳台观看烟火，觉得烟火是那么美的明子，也萌生一股“美得令人悲从中来”的感触。
鹿鸣馆时代仅维持了五年，井上馨于明治二十年（1887）九月辞去外务大臣职位后，鹿鸣馆也随之闭幕。虽然之后的数年间依旧开办天皇生日晚会，却完全失去了国际社交界的灿烂色彩。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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