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大师离去后，他们的藏书去了哪儿
文人学者的藏书来之不易。季龙先师（谭其骧）的看法，一是要有钱，一是要有闲，还得有房。
抗战前在北平，他不过是以课时计酬的讲师，已经有三家书铺送书上门，需要的留下，每年到三节时结账，不需要的到时还可退回。那时一节课的酬金5元，千字稿酬也是5元，老板不担心你付不起书款。到了1948年，他在浙江大学和暨南大学同时担任“专任教授”（专任教授薪水高，但一人不能在两校当专任，在暨南只能用谭季龙的名字），两份教授全薪只能供一家六人糊口，哪里还有钱买书？上世纪50年代初苏州古旧书源丰富，价格便宜，顾颉刚先生经常带章丹枫（章巽）先生去苏州淘书，章先生大有收获。先师也想去，却经常忙于教务与研究，以后承担《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更没有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了。
抗战前先师已经积累了一批藏书，成家后租了一处大房子，完全放得下。1940年去贵州应浙江大学之聘时，留在北平的家改租小房间，只能将大部分书寄放在亲戚许宝骙家中，解放初才取回。
1950年到复旦大学后，藏书又不断增加。尽管1956年分到了最高规格的教授宿舍，有四大一小五间房间和独用的厨房、卫生间，还是赶不上藏书增加的速度。文革期间住房被紧缩，1979年我第一次走进他的会客室兼书房，只见书架上、写字台上、沙发旁和茶几上到处是书，稍有空隙处都塞满了杂志，有时要找一本书还得到卧室去找。
1980年上海市政府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先师迁至淮海中路一套新建公寓，三间住房合计59平方米，住着一家三代、一位亲戚和保姆共七口。他将最大的一间用书橱一分为二，里面约10平方米作他的书房兼卧室，外面的14平方米作会客室并放书橱，晚上还要供家人睡觉。另外两个房间包括儿媳的卧室也都放着他的书。但书不能不增加，他家不得已在阳台与围墙间小院内搭了一间小屋，放了10个书架。
这小屋自然属违章建筑，也挡住了邻居院内的阳光，引起邻居不满，要求房管所下令拆除。先师无奈，除亲自登门道歉外，又将屋面拆至围墙以下，才把此事拖延下来。他逝世后，我和他家人清理他的藏书，发现小屋里阴暗潮湿，闷热难当，书架间挤得难以转身，一些书发霉生虫，粘连成团。先师生前经常感叹，要是有放书的地方，何至于有几部好书会失之交臂？
其实，藏书还得有另一个条件——贤内助，先师虽未直说，在当他助手这十多年间我了解不少。先师在遵义时的助手吕东明先生生前告诉我，师母在与先师发生争执时，经常会拿他的书出气，甚至直接扔在门前河中。我不止一次听师母抱怨先师的钱都拿去买了书，弄得家里开销不够。其实先师买书大多是花工资以外的稿费收入，但在师母面前也得运用模糊数学。
有一次与顾颉刚先生的助手谈及，才知道我们的太老师有相同遭遇，太师母甚至管得更紧。顾先生购书不仅得动用小金库，而且还不敢将大部头的书一次性取回家，只能化整为零，以免引起太师母注意后查问购书款的来历。
▲ 顾颉刚先生与夫人张静秋
先师从来不把自己的书当藏书，只是工作用书，少数与专业无关的书也是为了“好玩”。他一直说：“除了那部明版《水经注》，我没有值钱的书，不像章丹枫的书。”有的书买重复了，或者又有人送了，他就会将富余的书送掉。上海古籍出版社送了他新版的《徐霞客游记》，他将原来的一部送给我。有了《读史方舆纪要》的点校本，就将原有的石印缩印本给了我。他自己留的讲义、抽印本、论著，只要还有复本，也会毫无保留地送给需要的人。得知我准备撰写《中国移民史》，他就将自己保存了四十多年的暨南大学毕业论文手稿送给我。这份手稿封面上有周一良先生的题签，里面有不少导师潘光旦先生用红笔写的批条，中文中夹着英文，是一份珍贵的遗物，我将其归入本所已经设置的“谭其骧文库”。中华书局出了明人王士性的《广志绎》，他觉得此书重要，以前历史地理学界重视不够，专门向出版社买了几本送给我们。
▲ 谭其骧先生在暨南大学社会历史系毕业时的论文《中国移民史要》
先师的藏书中有半部六册《徐霞客游记》，那还是抗战前在北平时他的老师邓之诚（文如）先生送给他的。封面有邓先生的题识：“《徐霞客游记》季会明原本。此本存六、八、九、十凡六册（九、十分上下），其七原阙。一至五册昔在刘翰怡家，若得合并，信天壤间第一珍本也。”70年代末，先师得知上海古籍出版社拟整理出版《徐霞客游记》，即将此书交给参与整理的吴应寿先生，供出版社无偿使用。正是以邓先生的题识为线索，几经周折，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了曾为嘉业堂收藏的五册季会明抄本。经赵万里先生等鉴定，这就是当初徐霞客族兄徐仲昭交给钱谦益、又由钱推荐给汲古阁主人毛晋的《游记》残本，这部湮没了三百多年的最完整的抄本终于重见天日。与长期流传的乾隆、嘉庆年间的刊本相比，此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徐霞客游记》字数增加了三分之二以上，游记多了156天（原为351天）。
1981年5月19日，先师将这六册书送给邓之诚之子邓珂，建议他将此书出让给北京图书馆，使两部残本合璧。王锺翰先生得知此事，颇不以为然，问先师：“这是邓先生送给你的，为什么要还给他儿子？他儿子没有用，无非是卖几个钱。”先师答道：“邓先生送给我，是供我使用的。现在新版已出，我不必再用这套抄本了，应该物归原主。如果真能由北京图书馆配全，不是更好吗？”不过，邓珂是否接受先师的建议，这几册书究竟能否与另一半合璧，就不得而知了。
1991年10月7日上午，我应召去先师家，他郑重地向我交代他的身后事，其中就包括对他藏书的处理。他说凡是所里（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有用的书可全部挑走，作为他的捐赠，剩下来的书卖掉，所得由子女均分。1992年8月28日零时45分，先师在华东医院病逝。1时20分，我在先师的遗体旁向他的长子转达了先师的几点遗嘱。
以后他的子女找我商量这些书的处理办法，因他们的意见无法统一，决定不向复旦捐书，但可以让邹逸麟（时任所长）、周振鹤（先师学生，我同届师兄）和我挑些书留作纪念。我当场表示，先师留给我们的纪念够多了，不需要再挑书，同时说明如这些书出售，我们三人都不会购买，复旦也不会买，以减少双方的麻烦。据我所知，他们曾请人估过价，打听过卖给外国机构的可能性，还接洽过几家机构，商谈过捐赠条件，但都没有成功。
▲ 谭其骧先生与同事们，左起：吴应寿、谭其骧、邹逸麟、王文楚、周维衍
几年后，我已担任研究所所长，先师子女终于取得一致意见，将先师的藏书捐赠给复旦大学，同时捐赠先师的手稿、日记、书信、证书等全部文件，条件是学校必须完整收藏，妥善保存。我立即向校方申报，提出具体条件，还建议发给家属20万元奖金，由学校与本所各筹措一半，都得到校方批准。但由于种种原因，学校这一半奖金拖了好几年才发出。学校图书馆大力支持，同意在完成编目入账后，将其中的古籍和专业书籍、刊物拨归本所集中收藏。由于先师家那个小间保存条件太差，又没有及时清理，放在那里的不少书已霉烂损坏，只好报废。
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前，光华楼建成启用，我们在西楼21层本所最大的一间（80平方米）设立“谭其骧文库”，除了收藏先师的书籍、文件、纪念物外，还集中了所里收集到的先师遗物，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有关资料、内部出版物和用品。
央视、凤凰卫视和上海电视台等曾先后就先师的生平、贡献和我们的师生关系采访过我，我都将拍摄地点放在这里。每当我谈及先师的学术贡献和嘉言懿行，追忆他树立的人格典范，重温他的教诲，经常禁不住会凝视他留下的遗产，抬头仰望他慈祥的遗容，总觉得我就在他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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