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更生：我为什么不喜欢住在日本

文 | 苏更生

我不喜欢住在日本，住在日本是很寂寞的。

今年快到夏天的时候，收到国外来的包裹，打开才发现是我住在日本时的衣物。去年因工作住在京都，回国时想着很快就要回去，东西都没有带走。后来却因各种事，又一直不想再去，于是托友人把衣物打包——包裹在海上漂了几个月后，才到了我手里。

寄回来的这箱衣服有一种特别的味道，一种混着洗涤剂的香味和密闭太久的陈味。想起那种洗涤剂来，一颗蓝色的小球，用可溶于水的薄膜裹着。丢进洗衣机，衣服可以洗得很干净，香味也能留存很久。去年刚到京都时，觉得此地酷热，京都的纬度算起来是南方，又是一个极小的盆地，小到无论站在哪，都能看见山。这样的地形热起来很厉害。租好房子才发现住在医院对面，那阵子中暑的人太多，深夜里总有巨响的救护车哇呜哇呜驶过。日本的救护车声音实在太大了，大得有次将我吵醒，倏然从床上跳下来，以为地震了。

住在日本对我来说算是很新奇的事。我总是好奇地发现各类东西：比如洗衣球，还有一种静电拖把，用一张湿纸巾做抹布，擦上一遍后就直接扔掉。日本环境好，灰尘少，每日擦一擦，不用洗抹布，很方便。日本人虽以俭省著称，但在拖把这件事上并不在意。还有些很奇怪又方便的设计，浴室的地漏总是堆积头发，也很容易堵塞水管。日本人设计了地漏贴纸，一张圆形的贴纸粘上去，既不影响流水，又能把头发阻隔住。还有厨房下水道，跟欧美人在下水口安装垃圾粉碎机不同，日本人选择了在下口处安装一个网兜，把剩菜剩饭接起来。这些设计都很好，前提是人必须勤快更换。与欧美人一劳永逸的方式不同，他们的注重简便，成本低廉，但对费力并不在意。

日本的房屋总是很小的，建筑的样式也都很类似，尽是些不到十层的长方形楼房，正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十多套房间沿着走廊一字排开。这些泡沫经济后几十年内建起来的房子，毫无美感。日式建筑所谓极简的风格，看起来让人感觉心酸。我的房间也是很小的，一张单人床再加柜子，摆好书桌与椅子，就没多少的空间了。我向来好动，在屋里经常撞得青一块紫一块。日本主妇善于收纳，大概也是因为屋子小的缘故。

由于在家工作，对衣着也就没有要求，在优衣库买了一打T恤和短裤，合起来才30多块人民币一件。日本人也很喜欢买。便利店开得到处都是，生活非常方便。日本的超市精细极了，去大超市，光是买豆腐，就是数百种，不仅是物品种类多，每种都很精细，三五片洗净的薄荷叶，叠放整齐，包在盒中出售。不得不感叹，日本人精细过了头，价格自然也不菲。

有些东西就便宜极了，例如饮料，日本的自动贩售机在街上随处可见，数十米就有一台，它们属于不同的饮品公司，每台机器出售的都是本公司的饮料。商业的自由竞争带来便利，也培养了消费者的习惯——日本人喜欢喝饮料，饮料不比纯水贵多少，喝纯水的时候不多。不过日本人和全世界人民一样，怕胖，各大饮品公司又开辟了新战场，无糖低糖饮料果汁蔬菜汁，包装得天然而有野趣，极力让人相信这是健康的。

日本商品市场竞争激烈，简直到了残酷的地步，又因大部分日常消耗品由女性来做消费决策，各类厂家在包装和产品样式上各类卖萌。住在日本久了，会觉得这是个举国卖萌之地。就连卖一枚西瓜，瓜农也要签上自己的名字，写上几句保证质量或种瓜已久的话语。

按照日本人的收入，这些日常消耗品并不算太贵，普通日本人月入一万人民币并非难事，打两份零工即可，大多数刚工作的毕业生也可以领到这个数额。虽然总听日本经济停滞，但此地商品丰富，人们的生活并不困顿。虽然日本政府并不鼓励进口，关税也不低，但比之中国，还是便宜太多，所以日本人并不需要代购。

只是这里确实缺乏某种活力，所有人都按部就班地生活。我有个同事原在日本大型企业上班，初入职场，发现这间企业每个月都让员工给自己评分，他自觉干劲十足，打80分，结果被上级谈话，问：前辈们都给自己打50分，你怎么可以打这么高呢？这次就算了，下次还是从30分打起吧。他一时语塞，日本企业的等级制度分明，按工作年限升职，只要不出岔子，基本可以做到退休，工资基本靠年龄就能推算出来。这对年轻人来说实在苦闷，同事离开了这间企业，这在日本职场也是罕事。

酷热过后，正是7月中旬，本打算参加祗园祭，这是日本最大的天神祭礼，已举行了上千年。到了这段时间，人们都会穿着传统服饰上街游玩，观看神轿。不巧的是那几天突然来了台风，而后又有暴雨，甚至有山体滑坡的危险。日本人对应对天灾训练有素。我与同事都收到市政府讯息，如果感觉可能遇到危险，请到家附近的小学躲避。所幸那场暴雨并没造成灾祸，只是祗园祭却取消了几场，剩下的，我也没能赶上。

京都的高楼很少，住宅大多是十层左右。因为楼层都低矮，天空就显得很美。暴雨时期京都天色一片铅灰，倒没觉得有何特别。几日后放晴，天又热起来，我的房间朝东，落地窗外是延绵的低矮住宅，最远处是山。每天我会看一会儿云，白天是大朵大朵的白云，傍晚是铺天盖地的火烧云，美得让人沉默。

偶尔出门与日本人谈工作，总是搭乘电车。日本公共交通非常方便，算好时间出门，可以准点到分，没有迟到的风险。在上班高峰期里，电车里尽是男性上班族，他们着装几乎一样。奇怪的是，日本很少能见到胖子，他们似乎没有中年发福的困扰。如果有胖子，那必然是极端的胖，必定要超过200斤。

与日本人谈工作，鞠躬是免不了的。每次道别，就要深吸一口长气。日本人一定会把客人送到电梯口，然后鞠躬，电梯里的人也要回礼。可气的是日本电梯普遍狭窄，门又装有自动感应。如果鞠躬被探头感应到，门就不会关上。这样半开半合间，人总要鞠躬十几次。好不容易等电梯门合上，里外的人都已晕头转向。日本人虽然勤恳，上班不会玩手机，也不会闲聊，但他们的工作效率极低。在日语中，有确定权的领导被称为担当，普通的职员虽然一刻不闲，但不愿承担责任，所有事情都要等担当来决定，办事颇为费劲。

日本人遵守规定的刻板劲到了可爱的程度。有次去吃饭，看到有烤鸡翅，一盘2支，我们三个人，想点一份半……跟店员说了很久也被拒绝了，一份就是一份，绝不卖半份——这种极端地遵守规则保证社会有序且高速地运转，破坏秩序付出的代价就大。有次我傍晚散步，忘记看红绿灯，在红灯时过了马路，结果两边都有车飞快地驶过，我猛然侧身才没被车撞。日本很少有人闯红灯，司机默认不存在这种状况，于是把车开得飞快。但万一有人闯红灯，被撞死的几率很高。

回想起第一次到日本的时候，那还是几年前的冬天。我去了京都南禅寺，突然遇上漫天大雪，鹅毛一样洒而下，又恰好遇到有人在寺内举办婚礼——新娘着一身白无垢，雪白的脸上是鲜艳的红唇，新郎穿传统服装。几部黑色的礼宾车缓缓驶入，穿着和服的亲友们下车。他们结伴款款走在雪里，走向那对新人，真是美极了。

但住在京都久了，各类寺庙去得多，也觉得乏味起来，宁愿骑着车在普通的大街小巷上乱窜，也不想去景点。只有一次，一间不知名的神社却让人震惊了许久。

我租住的房子在市中心，楼下是间便利店，我时常下去买饮料。有天晚上我去便利店，发现想买的那款饮料卖光了，就走去斜对面的药妆店买。我来过这间药妆店很多次，大多时候都是在白天，没注意到隔壁有间很小的神社。那天晚上神社门口的两排灯笼亮起来了，门口参天的两棵大树投下黑影，灯笼显得很亮。我走到旁边看了看，这间神社真小呀，大概占地不到100平方米，院子里的神龛中供着神，靠里有间小屋子，里面大概是有人在合唱。

我站在院子里看了一会儿，发现这间神社似乎已在这里几百年了。

那一瞬间我觉得很感动，或许是那种屋内合唱的声音，又或许是灯笼的光与明亮的药妆店比起来太过微弱，我似乎感受到某种神圣。它与京都最负盛名的寺庙神社的庄严而宏大都不同，这里是种日常的神圣。这间神社就静静地在现代化的住宅和商务区里去，低矮地存在了这么多年。

人在日本，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日本人喜欢中国人吗？——答案有些复杂。民族性这种东西，起源无非是我们不一样，日本人不见得不喜欢中国人。我住在这里，又不会日语，开口就知道不是本国人，但也并未受到不同对待。倒是日本人更不喜欢韩国人一些，偶尔在景区，日本同事遇到韩国旅游团，他们大声说话，穿一模一样的运动鞋，这位同事就会撇嘴。不过比起来，日本确实更喜欢欧美人。或许是明治维新后，日本人全面西化，与欧美人更有亲近感些。在日本与人谈合作，用英文交谈，会更顺利一些。

住在日本那么久，我只见过一个日本右翼，也是我唯一一次与日本人发生冲突。那天我与同事在超市买东西，结账时我们正在排队，大概是我与同事说了几句中文，被后面一位女士听到了。她突然大嚷了一句，我没听懂，以为她嫌我付钱太慢，于是赶紧拿着零钱走开。可她还在大声嚷嚷，我问同事那人在说什么？

同事气到不行，说，她嫌我们很吵。

我回想了一下，我们一直都在低声交谈，绝不至于吵，现在整间超市都只听得见她在嚷嚷。于是说：啊，这个人自己才吵吧？同事将这句话翻译成日语，回了一句。

这位女士吓了一跳，发现我们竟然听得懂日语，她更生气了，说：“中国人都很差劲。”——其实日语里脏话的词汇非常有限，比之中文里五花八门的脏话，简直到了匮乏的地步。不过她态度蛮狠，不用敬语，已是非常恶劣，又反复指着我们说中国人差劲。同事翻译给我听，我说：“有的日本人也很差劲啊！”

于是我和这位女士就隔着语言，靠着翻译，在超市里吵了一架。收银的店员已走得远远的，躲在货架后，这也是日本人的个性，谨小慎微，不惹是非。他们经常道歉，但并不觉得有所愧疚，只是礼貌而已，但眼前这位，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了。

吵到后来，她也发现并非我们的对手，于是气冲冲提着两瓶酒走掉了。同事气得要死，她住在日本六年，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无论日本人是否喜欢中国人，这样的冲突都是很罕见的。我因听不懂日语，所以倒不太生气，只觉得好玩。这大概就是右翼吧，看得出来她已经喝醉了，而且很穷，拧着两大瓶廉价的酒，酒精已经毁掉了她的人生。近年来总有媒体说日本右翼势力抬头，但这几乎不太可能，在普通日本人看来，这也是很可怕的吧。

其他的党派倒是挺多见的，动不动就上街游行。因为住在市中心，楼下常有游行队伍经过。有次我竟然见到日本共产党在楼下走过，有人举着旗帜和标牌，有人用喇叭呼叫口号，大多数人则是有说有笑。我趴在阳台上看着，队伍里有人发现了我，大笑着跟我招手，竟像是要去郊游一样。有时在商业中心和政府门口也常见到党派或团体请愿，却很少看到警察。

只有一次在东京的大型集会上，看过几排巡警维持治安。日本的巡警并不配枪，拿的是一根一米多长的木棍，这似乎是明治时代传下来的习俗，只有少数刑警执行任务时才会佩枪。路上常见的警察带的都是木棍，戳在地上，双手握着，很像拖把棍子。关于日本警察有多温和，华人圈里流传着一个笑话：有位华人留学生想包饺子，但没刀剁馅，于是骑车去同学家借了一把。回来的路上，他把刀挂在车把上，戴着耳机听歌。一位警察见状喊他停车。同学没听见。警察跟在他身后追，大声喊他停下来。同学听到身后有人喊，回头一看是警察，于是调转车头，向警察骑过去——结果警察一看，有人车上挂着刀朝他冲过来，转身就跑了。

日本的治安实在太好，去餐馆吃饭把包丢在门口，吃完再拿也毫无问题。我一直喜欢看东野圭吾写的推理小说——在日本住久了，就越发怀疑，是不是全日本的罪犯加起来都没有东野圭吾写的多？

在国内总能看见批评中国游客在海外没素质的新闻，住在日本时却发现这好像不对。我经常看到的中国游客都很有礼貌，愿意且能够遵守当地的风俗习惯。唯一见到中国游客与日本人发生尴尬，也不是因为素质不佳。

那天我在商场买完东西，在退税区退税。因为赴日的中国游客太多，很多大型商场会聘用中国雇员来服务中国人，这样办理起退税更方便。有位中国女孩不知道这件事，她对商场的服务员提出要找英语流利的服务人员，服务员说没问题，请原地等候。就在等待的当口，她突然发现退税人员会说中文，于是高兴地坐下退税。一位日本老先生走了过来，他接到指令，来退税区为这位中国女性做翻译。日本老年人较多，出来再就业的老人也很多，这位老先生就属于此类。老先生个头不高，西装笔挺，看到这位女性已经坐下办理手续，于是站在一旁等候。

这时女孩也发现了这位老先生，但她没有理会，而是继续用中文和退税员交谈。女孩当然也明白老先生是来帮助她的，但是那一刻，她或许就是觉得问题已得到解决，老先生可以离开。但老先生既不方便上前询问，也不知道这位女士是否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帮助，于是还是站在一旁，只是脸上露出了失落的神色——对于想要提供帮助却未派上用场的自己，莫名其妙地等在这里，有一些尴尬。

直到女孩退完税离开，老先生才走开。我也觉得很尴尬，但指责这位女孩素质不佳显然是不对的。或许就是女孩那一刻没想明白，也或许是中日两国人对待这件事的态度不同造成了误会。轻易指责谁总是很容易，但要解开误会，则需要更细致的耐心。

人总是急吼吼地想要得到结论，却不知道理解需要漫长的等待。

回国之后，我有很多事情都忘了。在打开那只漂在海上几个月的包裹时，曾熟悉的味道让我想起了这个国度——狭长的、干净的太平洋上的岛国。人们沉默且有序地生活在这里——这里就是孤岛，这里的每个人也像一座孤岛。每当我回想起来，只记得疾驰而过的洁白电车，低头匆忙走过的人群。人们穿着都好类似，我也从不知道他们要去往什么地方。住在这里的日子里，印象深刻似乎只有我遇到的坏天气，还有只属于我一个人的寂寞。

【注】本文原标题为《一个人的坏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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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更生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书评人，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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