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孟翰：如何说好中国故事

文 | 蔡孟翰

▍中国故事与知识体系

中国故事没有说好，大概是朝野的共识，但对为何没说好中国故事，则有五花八门的看法，更有一些人认为根本没有所谓的中国故事。如果承认有所谓的中国故事，那么，什么是中国故事？简单说就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放改革成功的经验；拉长时间点，便是近百年多年来，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于是，说好中国故事，就是将中国现代化模式的叙事，说得里里外外，心悦诚服，甚至让外国引以为学习的榜样。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在5月27日IPP微信平台，一篇题为《中国为何没有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故事没说好，主要是中国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因此沦为西方知识体系的殖民地，“拼命地使用外在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结果往往是曲解”。文章进一步解释中国没有自己知识体系的原因，郑永年归咎于由于中国在近代被西方打败，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遂以西方知识为真理，一切向西方看齐，不管左派右派，一切皆以西方价值为标准，绳之于中国，“用西方概念来训斥人”，“很多人像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洗了脑一般”。另外，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不但中国故事没说好，还会影响中国的软实力，使得“中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大国”。所以，建立中国的知识体系，乃是当务之急，乃是最根本的工作。

当代中国，诚如郑永年所指出的，确实丧失了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奉行西方的知识体系。只是源自于西方的现代知识体系，不是一朝一夕打造而成，而是从18世纪以来，应运商业社会（commerical society）的兴起，亦即是今日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工业革命的展开，在欧洲各国各地逐渐发展关于人类社会为何走入商业社会各式各样的知识，这各式各样的知识在19世纪中叶以来，逐渐汇合成现代的知识体系，不但取代西方过去的知识体系，更是席卷全球。

这一整套知识体系的问题意识，起于解释欧洲如何进入商业社会与进入现代，所以，在此知识体系内，关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一直与此知识体系难分难舍，但不能因此将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与此现代知识体系画上等号，而是两者有所区分，也应该有所区分。现代知识体系或许可以譬喻为交响乐团的编制、乐器等等，宏大叙事则有如贝多芬的交响乐或瓦格纳的歌剧。因此，现下，当务之急，应该不是取代交响乐团，独自创造所谓中国的乐团编制，而是专注于谱曲，写出富有时代感，动人心弦的音乐。

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例，今日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等的知识，以及诸多学科汇合而成的知识体系，当然都有关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这些宏大叙事虽然侧重不同，但都可以上溯到18世纪的欧洲；这便是英国剑桥学派伊什特万·洪特（Istvan Hont，1947-2013）在《贸易的嫉妒》（Jealousy of Trade）与《商业社会的政治》（Politics in Commercial Society）两书中的真知灼见。

▲ 洪特的著作

▍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与东方主义

然而，组成这些宏大叙事的知识，不少早于宏大叙事的存在，很多即使没有宏大叙事，依然成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在这些关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出现以前，难道没有关于历史、政治、社会、经济等的知识吗？中国在接受这些宏大叙事以前，没有关于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历史等的知识吗？当然有。今天西方学术界在实践过程，其实也是印证这点，比如说，不会因为社会学（sociology）、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economics）出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而说之前的西方没有社会（society），没有经济（economy）。虽然，在思想史与学术／知识史，须辨明社会、经济等等概念，并非自古有之，而是欧洲18世纪以来的产物。

中国自五四以来，不但放弃旧有的知识体系，接受源自于欧洲的知识体系，更是天真热情地接受关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因为，这些关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一方面解释西方的崛起，另一方面解释非西方／东方为何落后挨打，这便是所谓的东方主义。现代性的宏大叙事与东方主义一直是一体两面，两者本质都是西方认识自己社会巨变的说法与辩论。比如18世纪，孟德斯鸠（1689—1755）在《法律的精神》中，批评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为东方专制，其实并非他对东方研究的结果，他对东方社会的描述分析，多是夹带私货，少有干货。

基本上是他与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弗朗索瓦·魁奈等人关于现代政治的争辩，所以，之后，魁奈写了《中国专制论》（Le Despotisme de la Chine）反驳孟德斯鸠，主张中国的专制是优点，并非缺陷，全书虽然以中国为例子，主要是为当时欧洲，特别是法国现代政治的中央集权化辩护，而孟德斯鸠则是试图在现代政治中，保留封建欧洲的分权政治，认为这是自由的基础。之后，东方专制论的胜出，主要是它合理化西方在18世纪到20世纪中叶宰制世界，压榨非西方人民的残暴事实，而且更相当有效说服被宰治被压榨的非西方国家人民，认命接受落后就得挨打的道理——是你们自己不好，不是我们的错，我们是你们的福音。

现代性宏大叙事与东方主义，这一套买一送一的意识形态，于是塑造现代中国的世界观，形成自我认识与认识西方的陈腐台词。这套台词到了中国，更是往往与历史事实无关，只是自说自话，漏洞百出。比如说，一厢情愿想象西方社会多平等，却忘记西方社会长期与奴隶制互为表里，连本杰明·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1767-1830）在说明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最大差别时，即是奴隶制的有无，因为现代政治没有奴隶，所以古代自由不可能行于今日；当然在康斯坦去世时，美国民主仍与奴隶制没有一刀两断，即便今日美国的高生活水平与物质消费，不是不少来自于世界上其他地区饱受剥削的廉价劳工吗？当然，一般现在就是以“自由贸易”的大义名分，美其名而掩盖事实的另一面。

还有，比如说幻想西方一直很尊重女性，中国则否。历史上，西方对女性的不尊重与蔑视，实在匪夷所思，令人发指，此处举两个例子说明：其一：罗马帝国征服今日英国这个地方以后，制作了这一个壁刻：罗马皇帝克劳狄一世站在袒胸露乳的不列颠女神之后，膝盖压在不列颠女神的大腿上，左手抓住她的头发，右手应是持一把刀准备强奸或杀死她。非常形象，东亚历史上从未有如此蹂躏女性的意象或艺术，而且这幅壁雕在庙堂之上，罗马人眼里是有德行的君主，有真正的男子气概，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亦是普遍如此认为。

在罗马史家李维（64/59B.C.-17A.D.）的著作《罗马史》（Ab Urbe Condita Libri，翻成《建国/城记》更贴近），在第一章就记载罗马如何抢夺萨宾人的妇女，而且是罗马人口成长，走向伟大的基础。在文艺复兴后期，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找来詹波隆那雕刻了这一个历史时刻，名为《强掳/强奸萨宾妇女》（The Rape of Sabine Women），一位裸体强壮的男性将一位裸体无助的女性高高举起。这座雕刻一直在佛罗伦萨市中心的领主广场（Piazza della Signoria），今天仍矗立在那里。我去佛罗伦萨，每次经过仰望之际，不免啧啧称奇，心里嘀咕这雕像若在中国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其实，以强奸或蹂躏女性为主题的雕刻或绘画，可以说是西方美术自古以来的英雄（hero／heroic）传统，乐此不疲，此处不是孤例。

▍做好中国故事

总之，有问题的是，来自西方而且已经中国山寨化的现代性宏大叙事及其东方主义，并非可以遽然归咎于现代的知识体系，况且，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闭门造车，已经是明日黄花。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能参与改善或改造现代的知识体系；其实，西方学术界对现代知识体系，早已不尽然满意，而试图改造，近一二十年来多学科或跨学科的合作，便是其中的一些努力。

然而，改造甚至取代现代知识体系与说好中国故事，就算有若干因果关系，最起码实在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在短期内，即使有若干成效，最多不过也是杯水车薪。更何况，近百年来，中国在全球学术界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里，连所谓的中国学派也没有，在国际关系研究里，清华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算是最接近有中国学派的情况，但仍非广泛受到认知。其实连关于中国历史的诠释，都还在日本与欧美各派各家的笼罩之下，便要取代现代知识体系云云，岂非是一步登天的想法，仿佛天方夜谭？！

说好中国故事的前提，仍是中国故事本身有过人之处，本身就是引人入胜，本身就是“近者悦，远者来”，简言之，就是“以德服人”。因此，与其强调说好中国故事，不如专注于做好中国故事，中国故事一旦做得出色，就算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能为力或志不在于说好中国故事，也会有国外的学者争先恐后，越俎代庖，说好中国故事，这着实不用操心，比如参与说好日本故事的外国学者，有如过江之鲫，《邓小平传》的美国作者傅高义，还曾经写过《日本第一》说好日本故事，风靡一世。一旦由外国学者公知如此一来说好中国故事，既可以迅速外销打入世界各地，又可以风吹草偃，外销转内销，不啻一箭双雕。

中国知识分子今天能做的是“求诸己”的功夫，而不是各式各样的“求诸人”的要求与妄想。何谓“求诸己”？就是反思克服源自西方的现代性宏大叙事及其遮羞布——东方主义，老老实实沉潜于古今东西的知识，不必舍近求远，试图推倒现代的知识体系，更不用异想天开，妄想各种走入中世纪，再开出现代性的怪力乱神。总之，不要是西方文明的外宾，更不要是旧中国旧东亚的外宾，如此而已。

【作者简介】

蔡孟翰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目前委身于日本某国立大学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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