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孟翰：日本军国主义源于《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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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史》与《三国志演义》
写到这里，读者可能很纳闷，《日本外史》在导读上篇与中篇里的分析诠释，看来是一部日本以及东亚政治思想史上的大部头著作，因而并非一般人都会爱读的书籍，可是却为何能从幕末到明治日本一直都是数一数二的畅销书呢？原因除了是，《日本外史》以基于朱子学的尊王攘夷与时代精神契合，进而带动时代风气以外，最重要的是《日本外史》对于幕末明治的日本人，甚至一直到二战结束以前，其实就是一部日本版的《三国演义》。
此话怎说呢？简单说，就是读《日本外史》等于复习《三国演义》，如同《三国演义》换成了日本的人物与情节，读《三国演义》等于为阅读《日本外史》做了内容上与思想上的预习。《日本外史》正如书名中外史一词显示，既是野史，因为非正史信史，究其实，更似演义小说。《日本外史》与《三国演义》是一体两面的存在与阅读体验。由于《日本外史》读来有如读历史小说，有如读幕末明治时期日本人早已熟悉的《三国演义》，所以《日本外史》一书才得以大行于世，读书人几乎人人手里一部《日本外史》。
日本人非常喜爱《三国演义》，日本男性尤其沉迷阅读《三国演义》各种的日文翻译版，狂热到漫画，卡通，到电玩都有《三国演义》，对三国里的人物与战役，朗朗上口，牢记于心。日本人对《三国演义》热爱，并非是二战后的现象，而是可以上溯到江户初期。事实上，日本收藏的《三国演义》明代刻本种类数目为全球之冠，今天要研究《三国演义》版本源流，如果不来日本，不可能有扎实的研究成果。
▲ 电子游戏《三国志》11
早在庆长九年（1604），德川幕府的儒者林罗山，在《罗山林先生集》附录卷一的藏书书目中，即有记载《通俗演义三国志》一书。之后，各种明清版本的《三国演义》陆陆续续来到日本，但却一直没有翻刻本或加了训点的原文翻刻本[1]。所谓训点，就是在原文汉文旁边除了加上句读以外，更有日制符号与介系词，方便日本人阅读时将汉文的句型倒装回日文的文法，这样的阅读方法就叫训读。在江户时期一直到今日，日本人读汉文（文言文）多是采取训读法，而非直读。
到了元禄四年（1691），湖南文山翻译的《三国演义》，由京都的书商栗山伊右卫门以《通俗三国志》的书名出版，这亦是第一本翻译为日文的外国小说。根据京都大学金文京的研究，这个《三国演义》的日文译本，并不完全依照原文翻译，而是有加油添醋之处，这些译者加上的部分，往往与日本著名的军记小说《太平记》相似。之后，到了天保七年至天保十二年（1836-1841）之间，出版了《绘本通俗三国志》，将原来的片假名改为对一般人更为易读的平假名，同时加上日本风的插图，使得《三国演义》在日本更加普及。此外，歌舞伎早在宝永六年（1709）于大阪就上演过《三国志》，而人形净琉璃（木偶戏）亦随歌舞伎之后，在享保九年（1724）上演了《诸葛孔明鼎军谈》[2]。因此，可以说在《日本外史》首次出版以前（1836），《通俗三国志》在日本社会的传播，已经相当普及，并且渗透到其他艺术娱乐领域。
▲ 三国人物浮世绘，歌川国芳绘
《三国演义》不同于正史的《三国志》，而是继承朱子《资治通鉴纲目》的正统观，以蜀汉为正统，以魏为僭国，这在《日本外史》导论中篇已经详细讨论过。再加上前述，言及在日本流传的版本，并非《三国演义》的原文版，而是翻译为日文的《通俗三国志》，《通俗三国志》增添的语言，又往往与军记小说《太平记》类似，所以，读者读来不很费力，可以将两者联系起来而有亲切感，使得《通俗三国志》在日本更加容易广为接受喜爱。
《太平记》是一本关于日本南北朝之争的小说，小说中亦是寄情于南朝，大力推崇南朝楠木正成（1294-1336）与新田义贞（1300-1338），成功刻画了两位忠臣的伟大形象，深入人心。这亦是日本人从江户时期起，就特别喜爱诸葛孔明的原因，战前甚至有一首著名的军歌《星落秋风五丈原》追悼歌颂忠臣诸葛孔明，便以日本著名诗人土井晚翠（1871-1952）同名诗的第一部分为歌词。因此，从《太平记》到《通俗三国志》，可说是在朱子《资治通鉴纲目》正统观与名分史观的延长线上延伸，以及在日本社会里新一波的扩散。《日本外史》便是继承《太平记》与《通俗三国志》的后起之秀。
▍《日本外史》与日本军国主义
《三国演义》在史实与创作之间，两者比例是所谓的“七实三虚”， 就是七成是史实，三成是虚构。《日本外史》即使不是七实三虚，亦是八九实，而一二虚，就是最多只有八九成是史实，其他则是虚构，捏造或夸大不实，但《日本外史》虚构的历史实有明确的政治的意图，而非纯粹只是为了文学表达或娱乐效果而虚构。赖山阳虚构历史的目的，即是倡导朱子名分史观与正统论下的尊王攘夷，更经由此虚构历史，宣扬日本忠于天皇，不屈服外敌，而是勇于对抗中国/外国，建构关于日本民族历史光荣武威的迷思。这点与世界上许多民族主义的国家建构过程，其实大同小异，不足为奇。以下举两点示范赖山阳如何经由虚构捏造扭曲历史，传达其政治意图。
其一，卷四，《北条氏》言及元朝派兵侵略日本，乃因日本多次严拒元朝要求臣服元朝，又数次斩元使，导致元世祖震怒，派兵十余万侵略日本，而最后元军全军覆没，在《日本外史》中，如此叙述：“大风雷，虏舰败坏，少贰景资等因奋击，鏖虏兵，伏尸蔽海，海可步而行，虏兵十万，脱归者三人，元不复窥我边，时宗之力也”[3]。
《日本外史》对战役多有叙事，此处却简略不详，先说大风雷（台风）败坏元朝的船只，接着就说与元军力战，杀死元军多到海上布满尸体，都可以在海上步行了，结尾说十万元军，只有三人逃离。这段短短不到60字描述，不但简化整个战争过程，而且以文学笔法夸大元军死亡情景，媲美《旧约·出埃及记》摩西劈红海一段，尤有甚者，移花接木，将《元史·外夷一·日本国》中没有逃离日本的残留十万军队中，只有三人逃会中国，扭曲夸大为元军全军只有三人逃回。
《元史·本纪十一·世祖八》至元十八年（1281）就说：“余军回至高丽境，十存一二”，实际上东路军与江南军合算，元军全军大概十五万人左右，以此计算，最起码有一两万人逃回，就算以十万计算，也有最少一万人逃回，总而言之，绝对不是三人而已。网野善彦在《蒙古袭来》一书中，提到日本战前流行三人逃回的说法[4]，但他没指出这个荒唐的说法，其实就是源自赖山阳《日本外史》“虏兵十万，脱归者三人”这段。同时，赖山阳这段强调大风雷的作用，亦成为日后元军被神风歼灭的说法。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夸大扭曲的历史，赖山阳在《日本乐府》里，竟然亦有诗附和，继续推波助澜，《蒙古来》：“蒙古来吾不怖，吾怖关东令如山，直前砍贼不许顾，倒吾檣，登虏舰，擒虏将，吾军喊。可恨东风一驱赴大涛，不使羶血尽膏日本刀！”他恨台风摧毁了元军，所以，不能使所有这些畜生的血滋润日本的刀。这段诗与上述《日本外史》那段互为表里，合读之下，再读此诗，怎能不令日本男子热血澎湃，士气高涨，为尊王攘夷的大义名分抛头洒热血呢？！这就是《日本外史》的扭曲夸大历史的目的，这亦是政治军事浪漫主义的文学表现。
其二，在《日本外史·丰臣氏中》卷十六，记载日本丰臣秀吉派兵侵略朝鲜，在日本即是所谓的朝鲜出兵或文禄·庆长之役，在朝鲜，则是壬辰·丁酉倭乱，在中国便是万历东征。日本迅速横扫朝鲜半岛，之后，明朝派军到朝鲜，先由祖承训大破小西行长，再由李如松攻下平壤城，是为平壤大捷。李如松乘胜追击，然而，在碧蹄馆之战，反遭包围，惨败，李如松几乎丧命。此后，两军战情胶着，于是明朝倾向与日本讲和。
万历二十三年（1595），讲和有了进展，明神宗颁发敕谕给丰臣秀吉，册封他为日本国王，丰臣秀吉聆听敕谕时，如此反应：“读册于秀吉之傍，至曰封尔为日本国王。秀吉变色，立脱冠冕抛之地，取册书，扯裂之，骂曰：吾掌握日本，欲王则王，何待髯虏之封哉！”，这段丰臣秀吉拒绝明神宗的册封，固然属实，但撕裂册书一事，则是完全虚构捏造，因为，明神宗的敕谕原本今天就存放在皇居的宫内厅里，丝毫无损，千叶县佐仓市的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亦有复制本，我曾亲眼看过。尽管如此，撕裂明神宗册书此一虚构历史，在战前日本是很普遍的历史认识，即使今日恐怕仍有人持有这个虚构的历史认识，信以为真。
▲ 明神宗敕谕
这段虚构的历史，亦在《日本乐府》中出现，而且是最后一首，寄托深远，将《日本乐府》《日本外史》两书宗旨呼之欲出-洗刷足利义满接受明代册封为日本国王的奇耻大辱，激发日本人的爱国心，鼓励为日本奉献牺牲。《裂册书》：“史官读到日本王，相公怒裂明册书，欲王则王吾自了，朱家小儿敢爵余，吾国有王谁觊觎。叱咤再喋八道血，鸭绿之流鞭可绝。地上阿钩不相见，地下空唾恭献面”。此诗如同《蒙古来》，高调激昂，有不可一世之气势，而且文字竟然与《日本外史》的文字差不多，可见历史写作与文学创作，对于赖山阳在《日本外史》里，界线很暧昧模糊。
这首诗激发爱国心，无可厚非，但在激发爱国心的同时，亦明显流露如同后来日本军国主义狰狞凶残的一面，请看这两句“叱咤再喋八道血，鸭绿之流鞭可绝”，就是说再到朝鲜国（朝鲜的行政区域分为八道）杀人喋血，鞭打到鸭绿江的水都停了下来，如此的不人道。这实在亦是从朱子学脱逸而出，不在儒学藩篱了。这同时呈现如同赖山阳强烈工具理性的思考（势权机利的现实主义）与高度政治化中立化的道德观如何容易异化变质，同时，赖山阳在《日本外史》与《日本乐府》两书充满了政治浪漫主义的气息，对已经容易异化的赖山阳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更是容易走火入魔。
小岛毅在《靖国史观——重读日本思想》[5]一书里，曾经为赖山阳辩护，指出赖山阳在另一本书《日本政记》里，对丰臣秀吉的朝鲜出兵是持批判态度，但是我以为赖山阳的批判，主要是检讨日本为何战败，而不是纯粹站在道义上来讨论是非对错。所以在《日本政记·后阳成天皇》卷十六，他的评论，即是从“兵所以胜负者，机也”说起，中间说到“不得已而斗者必胜”，接着顺着说“朝鲜与我隔绝大海，本不相干涉，彼未启衅于我，而我无故击之，是以我将士无怒彼之心”，结尾，他说：“其国人皆怒我而拒我，我何以胜之？”。
请注意他最后归结在“何以胜之”（如何能打胜战），而不是以儒家自古以来的义战论来讨论，在此他已经再度脱逸。当然，赖山阳的论证尚属清明理智正派，但这种行走边缘灰色地带的国家理性政治思考，在一个责任不明确的政治体系里，就容易糊里糊涂地暴走上“超国家主义”之道，这就是日本大正昭和初期的写照。
尽管如此，赖山阳对日本朝鲜出兵的反省，仍是相当深刻，在《日本外史·丰臣氏下》卷十七卷末，外史氏的评论里，他提出一个结构性的解释，说明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有不得不然的原因，原因就在于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方式在“分赃”，将土地大量授予支持他的人或有战功的人，这问题导致丰臣秀吉下面的诸侯很多都是贪得无厌，等到国内统一后，没有土地了，不得不往海外抢夺土地。这个解释至今仍相当有说服力。
原文如此议论：“然吾粪土授之，彼亦粪土受之，未尝德我，而以为当然。彼之所求无穷，而我之所有有尽。以有尽供无穷，其势不得不取之海外以赛之”。真是伟见！文字利落，刚劲有力。虽然，赖山阳，在我看来，与日本后来走上军国主义之路，推动大东亚战争大有关系，但日本从明治末年，日俄战争以后，对世界与东亚形势的判断，则是越来越不靠谱，完全缺乏赖山阳在这段评论里展现的睿智与洞见。
▍走上军国主义之道
然而，赖山阳另外一个主张，对日本军队的训练与战术，后来的影响，甚大甚为不智，则是在《日本外史·北条氏》卷四卷末外史氏的评论里，他提倡日文所谓的白兵战或中文里短兵相接的白刃战（close combat）。赖山阳这个影响在机关枪发明以后，竟然更加成为日本陆军训练的重点与战术的核心，不得不令人啧啧称奇。
但是回来看赖山阳的评论，就可以看出蹊跷。虽然，赖山阳在《日本外史·北条氏》中对日本与元朝的战役语焉不详，但是在卷末外史氏的评论却是略有着墨，他说他看到元寇图卷，元军以砲礮攻击日本军队，而日本军队只有日本刀，但“挥刀奋前”之下，元军亦无法回击，因为“不暇发焉”。他从这个经验总结说：“盖是时，我未有火器相敌，吾是以知，兵之胜败，在人不在器，我长技自有在为可恃也”。
这就是美化歌颂武士道与膜拜日本刀的原点，主张精神胜利论，小看热兵器的威力。所以，后来日本在二战中，1942年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以来，日本军的“白兵战”都是沦为美军的打靶而已。后期日本战事完全不利时，更是一股脑采取玉石俱焚的“玉碎”以及神风特攻队，对战情毫无助益，亦可以上溯到，受到此段评论中，日本刀的膜拜与日本精神至上论的误导，其中玉碎与神风的意象，都是在上述讨论的《日本外史》篇幅里即有之，想来触目惊心，百多年前的书面文字，竟然在百年后以人命无谓牺牲的悲剧上演。
在幕末对军事国防议题执牛耳的松代藩（今长野县长野市）儒者佐久间象山（1811-1864）对于热兵器-火炮无比重视，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制造大炮枪械，甚至还模仿易经，推其意，发明出一个新的卦-礮卦，大赞礮之为用，与赖山阳形成强烈的对比。佐久间象山还进一步将礮与政治改革结合，所以他说“革故以新”。
《礮卦》：“六五，革故以新，已日乃孚，终用誉命”[6]，因此，他在最后说，“后世知者，易之为礮，铸金为弹，合药火之，碎坚及远，以示有备，外邦以畏，中国以肃（按：此处中国指日本），盖取诸睽。”[7]
他自己后来在《省諐录》里，就说的更直白了：“予礮卦之著，不但有益于武学生徒，兼有俾于国家武备”[8]，又批评魏源的《海国图志》不懂铳礮，“皆类粗漏无稽，如儿童嬉戏之为，凡事不自为之，而能得其要领者，无之”[9]。以此观之，赖山阳对日本刀的崇拜，不无文人纸上谈兵之嫌，值得警惕。
后来，深受赖山阳《日本外史》启发，而写了《近古史谈》一书的幕末著名儒学学者大槻磐溪（1801-1878），评论朝鲜出兵一事时，就在赖山阳的议论的基础上展开，于是比赖山阳更加脱逸不醇，认为盖世之雄如丰臣秀吉，发兵侵略朝鲜，是势在必行的，而且如果他年轻一点，早五六年出兵，肯定可以瞬间灭掉朝鲜，说不定早于满洲人而征服中国了。他大大推崇古今东西扩大军事扩张领土的政治人物，如丰臣秀吉，忽必烈，亚历山大，与拿破仑。他认为秦始皇汉武帝还沾不上边，这样赤裸裸，嚣张的政治与战略思考，可说几乎是军国主义的前奏了。此外，这本书是还是日本战前中学的汉文教材，可见从《三国演义》，经由《日本外史》，再到《近古史谈》对战前日本影响有多广泛深入。
且看《近古史谈》在征韩之役一条，以下将此段评论全部抄录，他评道：
“太阁征韩之役，世多有议焉者。余则谓，以盖世之雄，立无事之朝，咄咄不堪髀肉之生，则外征耀兵，亦势之所必至，特主将不得其人，加以暗地理，而公之龄亦从颓矣。假使其事在五六年前，而公自任亲征之劳，则转瞬灭韩，旦暮过江，明社之倾，未必不在觉罗氏之先也。故余尝厉论宇内英雄，定为四杰。曰，丰太阁（按：丰臣秀吉）。曰，忽必烈。曰，厉山王（按：亚历山大）。曰，那波烈翁（按：拿破仑）。而秦皇汉武不与焉。猗与！伟哉矣！”[10]
从明代中国到江户日本，从《三国演义》到《日本外史》，一本在中国只是带有朱子学正统史观的历史小说，没有明确的政治意图，没有时代的紧迫感，还是在分分合合的天下大势观里转来转去，还是逗留在对英雄好汉，忠臣孝子的赞叹唏嘘。虽然情节引人入胜，文字流畅，人物刻画鲜明，令人爱不释手，然而，最后不过是茶余饭后的娱乐闲书，如同“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罢了，有对人生历史的乐天豁达，却缺乏政治思想的深度与张力。
然而，《三国演义》到了日本，两百年后，却转身间，化为《日本外史》，成为一本有政治企图与愿景的小说化历史，一本培养日本民族主义与激发爱国心的政治，历史与文学经典。在思想上与情绪上，最后却无意间导致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与暴走，实在令前人再世亦难以想象，令后人如我等难以捉摸历史的吊诡。
无独有偶，四大奇书的另一本《水浒传》，在中国亦在近百年开花结果，致使中国与日本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而在日本，《水浒传》这条上梁山泊的路，就被曲亭马琴（1767～1848）驯服后，牢牢锁在《南总里见八犬传》里了。回顾既往，到底，哪朵绽放是“恶之华”（Les Fleurs du Mal）？（未完待续）
（后记：此文写作前，曾与台湾“中央研究院”陈宜中教授在书信上讨论过，在此铭记致谢。）
▲ 重订日本外史/赖山阳 著、久保天随 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9
注释：
1、上田望 ，“日本における『三国演義』の受容（前篇）－翻訳と挿図を中心に－”，《金沢大学中国語学中国文学教室紀要》第９輯、2006年3月，第2页
2、金文京《三国志の演義世界》，東京：東方書店、2010年5月，278-283页
3、賴山陽，《賴山陽全書 全集 上》，東京：國書刊行會，1931。在此导论上中下里，所有賴山陽著作，皆引自賴山陽先生遗迹彰显会编纂，国书刊行会出版的《賴山陽全書》。以下赖山阳著作不再另外标注。
4、 网野善彦，《蒙古袭来·上》，东京：小学馆，1992，275页。
5、 小島毅，《增補 靖國史觀——日本思想を読みなおす》，東京：筑摩書房，2014，230页
6、 佐久间象山，信侬教育会编纂，《象山全集 上》，东京：尚文馆，1913，711页
7、同上，712-713页
8、同上，13页
9、 同上，15页
10、大槻磐溪，若林丈（注释），近古史谈全注释，东京：大修馆书店，2001.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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