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克飞:不懂英国历史,你不会懂他们搞脱欧公投的底气
文 | 叶克飞
有人说,英国脱欧公投纯粹是一场利益之争。诚然,政治离不开利益,但如果仅仅用利益来考量政治,我们的视野也许会变得狭窄。相比欧盟内部的话语权之争、欧盟这一超国家机构与成员国的利益拉锯,还有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恐袭阴影带来的种种政治角力,我更倾向于从历史寻找英国人的公投动机。
这次英国脱欧公投其实并非第一次,早在1975年6月5日,英国人就曾以公投方式,决定英国是否留在当时的欧共体。
近代以来始终奉行“光荣的孤立”政策的英国,在二战后仍不改初衷,不愿深入欧洲事务,也不赞同欧洲超国家机构的做大,只希望维持各国间的合作。因此,在欧洲一体化进程实质上启动后,英国长期缺位。1951年的欧洲煤钢共同体,1957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英国都未加入。
60年代,陷入困境的英国也曾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但此时法德和解,法国领导欧洲一体化,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认为英国的加入会带来威胁,因此拒绝,甚至扬言只要自己在任,就不会让英国加入。1967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合并为欧共体,英国仍然缺席。直到60年代末,西德崛起,法国需要英国加入以牵制西德,事情才出现转机。1973年,英国首相希斯重启谈判,并最终于当年成功加入欧共体。不过,即使是在英国经济形势极其严峻的当时,英国国会仍仅以微弱多数通过决议。
而且,英国加入欧共体后不久便出现了“背叛”行为。1973年10月,中东战争引爆石油危机,对欧洲经济造成极大冲击。在英国人看来,与欧共体的“捆绑”显然加剧了风险。也恰恰是在这个当口,希斯代表的保守党政府在1974年大选中落败,新上台的工党政府宣布进行脱欧公投,但支持英国继续留在欧共体的选民达67%,脱欧未成。
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此相安无事,此后的英国与欧盟一直若即若离。尤其是在货币联盟方面,奉行自由主义的英国持坚决反对态度,至今未加入欧元区。它也没有加入申根协定。
对于英国的种种行为,有人将之归结为英国人的岛国心理,认为它远离欧洲大陆,所以对强大的欧洲大陆国家心存警惕。历史上但凡欧洲大陆出现强国,英国必然联合其他国家进行压制,以免一家独大。至于一个统一的欧洲,让英国沦为“欧罗巴合众国”的一个“省”,更是英国所不容。
从政治博弈角度而言当然如此,这种心理多少也能解释此次脱欧公投。但正如我在开头所言,我们不能唯利益论。被视为保守主义之父的埃德蒙·伯克曾说过:“国家的作用若过度扩张,就会变成自由与自主的敌人。同样,若国家的作用过度削弱,也就会变成自由与自主的敌人。”
▲ 难民危机席卷欧洲
这个理论贯穿于英美保守主义发展的整个脉络,涉及政治、经济等多个领域。英国人之所以对欧盟这一超国家机构的扩张心存警惕,显然是基于成员国政府自身权力的削弱。自撒切尔夫人执政以来基本保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始终维持低监管力度,强调“大市场小政府”,遏制国家权力的扩张和其对经济的干预。而当欧盟日渐扩张时,维护国家主权,不使国家政策被欧盟左右,也成了英国的一大要务,拒绝欧元和申根便基于此。
换言之,在英国与欧洲一体化的长期拉锯中,英国人始终强调的是独立与自由,因此警惕超国家机构的扩张和对经济的干预。而且,相比1975年公投中67%的留欧支持率,我更重视另一个数字:65%。这是那场公投的投票率,每三个有资格的选民中,就有两位投下自己的一票。如此之高的投票率,本身就是英国人自治意识的体现。
在我看来,英国毫无疑问是一个伟大国家,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推动了世界文明进程。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强大源于他们超凡的自治能力,如社会各级自发形成的自我管理系统,抗拒集权统治的能力,而这正是许多其他传统大国最为欠缺的特质。这种特质恰恰也可视为脱欧公投的意识形态渊源。
此前苏格兰独立公投时,身边有人嘲笑英国的没落,认为它连自己的领土都无法掌控,反而面临分裂危机。其实这是对英国历史和局势的误解,苏格兰人多半是凯尔特人后裔,与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颇有隔膜,苏格兰与英格兰历史上也故事多多,寻求独立的意愿从未消失。何况,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可以通过投票表达自己的意愿时,被嘲笑的肯定不应该是他们。
即使是此次脱欧公投,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民众倾向也各有不同。如苏格兰人在投票前就多数倾向于留欧,许多人甚至呼吁一旦英国脱欧成功,苏格兰将再次发起独立公投,并在成为独立国家后继续留在欧盟。
苏格兰的亲欧看似与英国人的疑欧情结相冲突,但要注意的是,苏格兰提出加入欧盟,其前提是独立,加入欧盟是一种利益行为,而非主观驱动。北爱尔兰的情况同样如此。换言之,无论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还是凯尔特人,“自治”于他们而言都已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意识。而英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也基于这种精神。
若让我列举“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1215年签署的《大宪章》肯定位居前列。《大宪章》是日后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法律基石,它创造了“法治”理念,第一次以法律文本的方式规定了人权,并宣告“国王在法律之下”,王权应当受限,影响极为深远。
▲ 1215年6月15日,约翰国王与反叛贵族在温莎附近签署大宪章的雏形《男爵条款》
13世纪,英国开始出现国会,到14世纪中后期,国会两院开始出现。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颁布《权利法案》,以法律形式明确制约王权,开创了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先河。责任制内阁和现代政党政治也在英国发端,两党制和反对党都堪称伟大发明。
▲ 1689年,威廉三世签署《权利法案》
近代科学实际上发源于英国,牛顿、达尔文自不必说,工业革命也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重要节点。18世纪60年代,英国率先进入工业革命时代,并在19世纪30年代诞生了绅士阶级。
政治上的制衡传统,宗教改革中的种种坚持,早在13世纪便发展的大学教育,中产阶级的迅速扩大,科技文明的急速发展,几种力量的交汇,使得英国成为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国家。在这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英国诞生了无数伟大政治人物,从国王、贵族、神职人员到知识分子,一起推动着历史进程。尤其是19世纪,帕麦斯顿、迪斯累利、格莱斯顿和女王维多利亚交相辉映,开创了英国最为辉煌的时代。尤其是四度出任首相的格莱斯顿,提出自由贸易,取消保护关税制度,实行文官考试制度,实行不记名投票选举,种种举措,无一不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而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与契约精神,无疑也是现代经济的灵魂。
▲ 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
也就是说,维系现代社会的各种基础架构,几乎全部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创造,其他民族只能亦步亦趋,即使有所改良,也万变不离其宗。法国人引以为荣的启蒙运动,各种成就其实就脱胎于英国革命。比如伏尔泰所主张的君主立宪,孟德斯鸠主张的“三权分立”和“权利制衡”主张,卢梭的“人民主权说”和“社会契约论”等,均可在大宪章及其他英国文献中找到原型,也均可在英国历史上找到实践记录。可以说,没有英国,就没有现代文明。
这些英国人习以为常的传统,会使得他们能够敏锐感知自由的被侵犯。比如欧盟经济政策与保守主义自由经济政策的相悖,就成为英国人“疑欧”情结的一个宣泄口。更明显的则是欧洲一体化与英国人自治精神的冲突。英国不希望超国家机构的壮大影响国家主权,与“国家不可干预地方自治”的思维一脉相承。英国有“地方自治之母”之称,市民社会传统深厚,法治精神深入人心,实行地方自治不但有传统,亦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历史上的英国地方自治,逐渐强化了市民人身自由、土地保有权自由、独立司法权、自由贸易权等,并最终演进为成立地方自治政府等制度。即使是工党,也在1997年执政后对英国宪法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向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和伦敦下放权力,这些改革措施也恰恰是在各地通过公民投票得以批准实施。
早在中世纪前期就已呈现自治特征的英国地方统治,已然出现了对王权的制约。地方自治的意义与议会的出现和发展不差上下,恰恰是二者的合力,使得英国走向宪政。即使是当年的海外殖民,自始至终也体现着英国传统。比如其对外扩张的演进是由商人的个人行为发展至国家行为,国家以保护者的面目出现;英国商人走到哪里,就把法治精神带到哪里;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往往采取间接模式,强调合作,因此反弹较小,当地传统社会也得以保留,印度是典型例子,同时,也因为这种殖民模式,英国殖民地诞生了大批强大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比之下,法国、西班牙等其他殖民国家在这一点上要比英国逊色得多。
无论是苏格兰独立公投还是这次脱欧公投,本质都是自由主义和自治精神的体现。
当然,还有一种精神似乎与自治精神以及“疑欧”情结相冲突,但同样是英国人的传统,那便是源于中世纪崇尚手工业实践之风的实用主义。1975年的那次脱欧公投,就被认为是实用主义战胜了疑欧情结。只是,在欧洲一体化进入瓶颈期,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恐袭危机阴云不散的今日,二者的天平会不会出现另一种倾斜呢?
【注】本文原标题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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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克飞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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