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轶君：伊朗年轻人都想成为阿巴斯，但最火爆的还是好莱坞片

文 | 周轶君

两年前去伊朗，朋友介绍一个年轻人作我的翻译。他叫米夏，有一份领薪水的工作，无意外地，工作之余梦想成为电影导演。

“伊朗年轻人都想成为阿巴斯，”米夏说伊朗人真的热爱电影，爱极了。他自己却并非阿巴斯的铁粉——大概因为曾在米兰留学的原因，他总是显出见过世面、不随主流鹤立鸡群的样子。当然也还因为，伊朗电影不止有阿巴斯，好电影好导演层出不穷，如因《一次别离》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阿斯哈·法哈蒂（2015年还有火遍寰宇的贾·纳帕西《伊朗的士笑看人生》）。

▲ 资料图：《伊朗的士笑看人生》中文海报

米夏对自己的过去并不隐晦：从德黑兰到米兰，他换过三个专业：采矿工程、工业设计、传媒设计，每个都没能念完。在石油公司做工程师的父亲，威胁要切断经济来源，所以他必须返回伊朗。电影是他新的尝试，也是最后的坚持。他在德黑兰上一个私人导演课程，每周一次。

迄今为止唯一的作品，是在一个免费视频网站上，发表了一段7分28秒的旅行短片，题目是“Fly there，stay”（飞去那里，住下来）。他的老师这样评价：“里面缺少hero（主角）。”成条片里看不见人。

像米夏这样孤傲的人，从米兰回来之后，从哪里才能看到最新的小众电影？“街上，”他说，“大众小众都有的，流水线拷贝私人定制全都有。”

经他指点，我和一个女性朋友上街转悠采风。朋友在当地居住多年，坚信到处都有，一定容易碰上。

街边居民楼屋檐下，凹进去的门洞里，站着一个小伙子，两只手抱在胸前，眼神空空望向前方。我和朋友走过的时候，扫了我们一眼。擦肩而过，在我回头的瞬间，他的右手从左臂下抽出，手里光碟一闪，又迅速塞回。我拉住女伴转回去，小伙瞬时笑容满面，一把光碟塞进我们手里，“稍等——”他跑进看不见的角落，回来时多了一麻袋光碟。这时，旁边两个蹲在地上的路人甲乙，也好像被吹了一口气似的，忽然活了，不知从哪里变出自己的光碟麻袋。

最新最热门的好莱坞片，应有尽有。我帮朋友选了几张，自己留下一张《华尔街之狼》，封面上莱昂纳多高高举起红酒杯，波斯文写着：“高清、配字幕。”

小伙子阿富辛，19岁，平均每天能卖出五十张碟，赚十来个美元。他抱怨盗版影碟业竞争激烈：“你看这扇门里头就有三个。”伊朗人对电影的口味跟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女生喜欢言情片，男生爱看动作片。正说着，两个戴头巾的女生走进屋檐下，左挑右选。

盗版业服务周到，甚至可以“点播”，小众电影价格会高一些。阿富辛说，这几年卖得最好的，是《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成套成套卖疯了。挑光碟的女生不愿跟陌生人讲话，听到这里却“吃吃”笑起来。伊朗政府禁播的《斯巴达300勇士》（丑化波斯历史）、《逃离德黑兰》（丑化伊朗人民），一时间需求大增。“因为禁了，很多人想看看怎么回事。”

近来阿富辛自己中意的片子是好莱坞言情片《安全避风港》（Safe Haven）（2013年的电影，我去伊朗的时候是2014年）。塑料封套背后，一对男女在碧海蓝天下拥吻。“我喜欢美国，年轻人可以自由恋爱，但伊朗没有‘safe haven’。”阿富辛有些得意地提到，自己有“好几个女朋友，不过最近都断了”，他一心赚钱准备报考人类学。

▲ 资料图：《Safe Haven》海报

伊朗的“性禁忌”常跟“西方文化渗透”联系在一起。伊朗已故的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曾说：“公共场合男女混杂，是外国人的阴谋，用来瓦解穆斯林青年的意志。”“外国”很多时候单指美国。

后来有机会见到德黑兰大学北美研究所成员、国际关系系主任马兰迪博士——曾经生活在美国，现在经常用美式英语，在国际媒体上为伊朗政府辩护。我问他怎么看，伊朗政府逢美必反，但实际上德黑兰到处都可以买到美国光碟，年轻人喜欢美国文化。“不，你看到的只是个别情况，你说的不是主流。”他说，“我们并不是‘反美主义’，而是反对一种文化霸权。”我想他也应该去街上转转了。

米夏虽然不是“大片”的粉丝，但他相信今天伊朗人对好莱坞盗版碟的热衷，是因为那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我们的另一个长居美国的伊朗朋友说，每次回国，德黑兰朋友们点名要的是“真的星巴克纸杯、原装可口可乐”。当地有卖仿制的星巴克马克杯，被当作高档工艺品摆在黑丝绒软垫上展出。伊朗可口可乐，来自1979年美国人落跑时留下的配方和工厂。今天的伊朗人想触摸“原装”的世界。

米夏还讲过一个好笑又令人伤心的故事：他在意大利的时候，接待过父亲的同事和他的儿子。这对伊朗父子每天都点名要吃麦当劳。“我劝他们意大利菜好吃，但他们只想吃麦当劳。”一次去乡村，没有麦当劳，不得不吃了一回当地餐。伊朗父子承认非常美味，可是第二天回到城里，他们又要求吃麦当劳。”米夏很生气，当真实世界摊开在眼前，伊朗老乡竟执着寻找臆想中的那一个。他们对那个世界的想象相当狭隘，缩小到美国，缩小到美国流行文化，缩小到芝士汉堡。

▲ 资料图：麦当劳成了美国文化的代表

米夏记得，1979年伊斯兰革命、整个国家闭关锁国之后，真正把伊朗人和世界拉近的是卫星电视。几乎每个家庭都花不多的钱（一百美元左右），“违法”装了卫星电视。法不责众，当局似乎放弃了追查。

按照他的说法，伊朗人本来艺术天分高，阿巴斯虽然在国内受到限制，但国际声望令他成为年轻人偶像，带动学电影电视热潮。“不过今天，谁能拍电影电视，特权仍掌握在革命卫队手中。”经过一家杂货店，他指着一张海报说，这是眼下最火的电视连续剧，拍了好几季，内容是消防员的故事，导演兼出品人来自革命卫队（注：伊朗国家武装部队）。

而伊朗电影在伊斯兰革命之后，曾出现过短暂回暖。1997年改革派总统哈塔米上任之初，气象一新。他缓和报禁，热烈讨论妇女权益、法治与宽容。街上的头巾有了颜色，款式越戴越松。电影人重新开始活跃。米夏记得当时有部电影，男主人公扇了女主人公一个耳光，电影院里有人轻声喊起来：“啊，他们碰到了！”那很可能是革命之后，伊朗电影史上第一次出现两性接触。

哈塔米的政治改革未能成功，在保守派压力、支持者失望之中下台。米夏记得自己最后一次亲眼看见哈塔米讲演，他对朝自己发出嘘声的年轻学生们说：“之后的伊朗总统只会更糟……”

▲ 资料图：伊朗街头

离开伊朗后，我曾电邮米夏，告诉他我在写他的故事，希望核实几个细节。过了好几个月，才收到回复。原来，他辞去了翻译工作，专心学习电影，很长时间没上网。他说，给点时间，有hero（英雄、主角）的新片一定会出来的。

【作者简介】

周轶君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资深战地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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