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强：一起强奸案背后的知识生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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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媒体衰落、大势颓然的背景下，一起《南方日报》记者对实习生的强奸案更为之蒙上了一层阴影。尽管坊间意见汹涌，争说人品问题，或称孤案，还有说是媒体风月普遍使然，对职场权力关系的围剿也不绝于耳，这起强奸案却以这样一种不堪的负面丑闻，如最后一根稻草般，暴露了一个也许更深层次的时代意义：与其说媒体的衰落是环境导致的必然，不如说是一个失败的知识生产体系，没有能够摆脱“客观性自由”的幻觉。没有人是无辜的。

▍性骚扰的故事

当然，认真说起来就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按照美国平等雇佣机会委员会(EEOC)的定义，职场的性骚扰范围广泛，涵盖了言语的、非言语的和物理的多方面，如实际和意图的强奸和性侵，非意愿性的性喜好压力，非意愿性的触摸、捏、倚靠和拦截，非意愿性的性展示和姿势，非意愿性的书信、电话和性物品，非意愿性的约会，非意愿性的与性有关的戏弄、笑话、评论或问题，把一个成年人称作女孩、猛男、甜心等，吹口哨，喝倒彩，性评论，工作讨论中转换到性话题，散布他人的私人性生活细节或小道消息，触摸雇员的衣服、身体和头发，馈赠私人礼物，凝视某人，耳边交谈，站得过近或者贴胸，搂抱，性暗示，飞吻、眨眼等脸部表情，以手势或身体动作所做的性姿势等等。

根据美国女权主义学者麦金农的研究，1970年代之前，这些在直接的性侵和强奸之外形形色色、丰富形式的性骚扰却基本不可见。不是因为不存在性骚扰，而是因为不存在对性骚扰的认识。只在她这本划时代的著作《对工作女性的性骚扰》(1979)出版之后，情况才发生改变，因为性骚扰已经构成了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第七条定义的性歧视。麦金农的这一主张被美国最高法院1986年的Meritor诉Vinson(477 U.S.57 [1986])的判决所采纳，认为当使用不受欢迎的性优势或者广义上的言语和性行为不合常理地干扰了一个人的工作或者营造出一个私密的或侵犯性的工作氛围，就构成性骚扰的危险工作环境。

从此，公众才逐渐意识到性骚扰问题的存在和严重性。较早的统计，美国从1993到1999年间共发生了36,500 起职场强奸。一项2011年较新的研究表明，38%的职场女性受到过性骚扰。所有职场非致命暴力案件中，强奸和性侵占2.3%；职场强奸和性侵案的80%受害者是女性。而1994年好莱坞出品的电影《叛逆性骚扰》(Disclosure)，很能反映1990年代美国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这部由黛米·摩尔和迈克尔·道格拉斯主演的著名电影，对性骚扰的诠释也基本遵循了麦金农的理解，即职场中“一种不平等权力背景下加诸非所愿者的性要求”。

▲ 电影《叛逆性骚扰》剧照

处于权力弱势的性别一方，很容易因为职场权力的不平等而被迫忍受或者遭受直接、间接的性骚扰乃至性侵犯。这一经典解释也能道出当下中国社会普遍存在却难以公众的性骚扰问题的关键。利用职场权力，哪怕一点外人不以为然的些微权力，便能对同事或下属进行性骚扰，似乎已经普遍地存在于中国的职场中，不独媒体或者高校。这或许也是成希案发后，许多相干不相干的记者同行为之叫屈的理由所在——不止媒体败坏嘛。

▍集体暴力？

没错，性骚扰也不止权力关系的问题，尽管谁也不会怀疑成希案中一个记者对实习生的实习鉴定多多少少有些小权力。但是，事情似乎也没有这么简单；从性骚扰变成强奸，又是怎样一种驱动才可能如此平滑地完成？好像已经不能用简单的职场潜规则来解释“权力的惊人一跳”。

尤其越在表面上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性骚扰的问题似乎就越超越所谓权力关系，而总是披上许多温情脉脉的面纱，媒体里的“睡实习生”风气到了大学就变成了“师生恋”。似乎还存在着其他问题，或者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些深层次因素，比赤裸裸的权力关系，让性骚扰在这些特定行业或者空间里更不可见，比潜规则还深海得多，而成为《不能说的夏天》——一部以真实案例改编的反映大学教师强奸女学生故事的台湾电影——也更接近麦金农所发现的1970年代之前的情形，“性骚扰是不可说的，也难以形成一个普遍的、分享的社会定义”。这也许更接近成希案的背景和工作环境，如美国最高法院1986年判决对当时“严重和普遍”的性骚扰的担忧，许多成希的同事、同行们还远未觉察他们可能就是同谋。

所以，如何理解麦金农的不平等权力关系在日常的工作场合、在日常的关系实践中变成性侵和性骚扰？是否可以简单地把权力不平等化为性别不平等，然后归于女性天然的弱势？麦金农注意到了男性气概所具有的暴力和侵略性在其中所扮演的转化角色，甚至可以因此解释那些边缘性男性气概的男性同样可能沦为性骚扰对象。但是在一些特定行业，如餐馆业和零售业，后来的研究发现，常常可见青年员工中混杂着嬉闹和性骚扰，他们逐渐成熟后才知晓了性骚扰的抽象意义，但是仍然难以区分工作场合哪些行为是可接受的、哪些是有问题的。

这似乎也很能反映中国当下职场的性骚扰认知，随着美国文化的进入，人们也渐渐接受了性骚扰的概念，却不知道哪些具体行为是或不是性骚扰。

更重要的，如果所谓职场“潜规则”是一个更为普遍的背景，同样处于权力和性别不平等关系下，认可潜规则所包含的合意，似乎也极大模糊了性骚扰的非意愿性。即使在预防性骚扰的法律和文化已经相当发达的美国，最新的研究发现，基于异性恋的男性气概的结构基础是那么稳固和封闭，以至于许多男性并不愿意与同事讨论性骚扰问题，而无从分享或者学习如何避免性骚扰的经验。意味着，职场内部男性主导的权力和性别结构关系本身，可能一直保护甚至纵容着性骚扰行为。

这使遭受性骚扰的受害者往往需要极大的勇气才能克服关键门槛，她或他往往需要面对一个集体而不只是一个加害者，何况在调情和性骚扰之间、在性骚扰和性侵犯之间，还存在着从合意到不愿意的模糊过渡、从引诱到强迫的灰色区间。典型如木子美的态度，成希案后她在微博上讲述了一段自己的受害经历，但是选择了接受，因为她不愿意冒犯加害者的朋友以及“整个圈子”。

职场中的性骚扰和性侵，特别是中小学常见的女童性侵案，加害者往往都能得到各方面的庇护，真正曝光的性侵案则是冰山一角，性骚扰案更不可见。这已经不能用意识缺乏来解释，唯有权力－性别结构背后更深层的原因。

一个通常的解释，从男性气概所推出的，是暴力。换言之，不合意或非意愿，固然是性骚扰和性侵都具有的共性，但是他们之间的区别，前者作为民事行为而后者作为刑事行为，并不能截然划分两者。例如，在美国军队法典中，性骚扰同样被列为刑事罪。从性骚扰到性侵之间的模糊过渡，则反映了两者的连续性——性暴力。成希案中，他在强奸事后的“淡然”恰恰反映了强奸案中最为常见的处理方式：非暴力化的处理。

无论是通过自我论述、安慰受害者，还是朋友和权力网络的遮掩，都在试图把性暴力纳入到一个不制造创伤的“稳定情绪”的进程中。这也恰恰反证了从性骚扰到性侵犯所共有的暴力本质，而且属于集体性的暴力。其极端情形，便是波黑内战期间塞族的集体强奸，体现为战争条件下在执行种族清洗的极端情形下的集体性暴力。在针对穆族或者克族的集体强奸进行时，每一个塞族士兵都不得不加入其中，否则他就会被视作对集体的背叛。

但问题仍然存在。一方面，对性骚扰的暴力本质的强调，又回到了性别不平等意义上对女性弱势实则身体性别的承认和维护，例如当下的中国女权主义者就有不少人主张“不能把反性骚扰寄托在受害者的反抗上”，而是坚持国家监管的政治主张，不是像第二代女权主义者那样随时准备去反击和战斗。另一方面，对男性气概的侵略性和暴力性的简单指责，很容易滑向通过“解决男人问题”来解决性骚扰问题，即以男性整体为目标，承担性骚扰和强奸的责任，反性骚扰也就演变成为针对男人的性别战争。关于男权的神话被转为对男性的治理，从而或者再度求助于国家对男性的监管，或者否定了“美好的性”的可能及其无限扩展性可能对性别规范和两性关系的修复。（乔安娜·伯克，《性暴力史》，2014）

▲ [英]乔安娜·伯克/马凡等/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后者，本来是可以不断协商讨论的，也就是两性之间的协商民主，并且通过巴特勒所说的身体表现的反复而得以呈现性别化的身体。然而在成希一案中，以及无数类似的性骚扰和强奸案中都可见的套路，也是以言语进行的引诱、威胁和压迫，来扭曲、伪装本应是合意前提下的“美好的性”。或许是朱迪斯·巴特勒反复提醒的“主体性陷阱”，造成了我们对性暴力的迷思，让我们忽略了暴力的更隐蔽形式。这些表面上源自所谓人类本性或者男性气概的暴力，如果要从性别关系转化为权力关系，一定有赖于更深刻的社会建构，例如人类的言语生产过程。不仅意识形态的话语在生产着强制、霸权和暴力，自由主义的话语和知识生产也需要进行暴力的检验。譬如，我们不确定，过去二十余年的自由主义话语养成是否应对成希的性暴力负责？

▍符号暴力和性骚扰

因为，集体暴力不止有主观性暴力、客观性暴力两种。前者指的是“由社会组织、邪恶个体、纪律化的压迫性机器以及狂热群众执行的主观暴力”，但也一直存在着一种“可疑的、事实上是症候性的”类似SOS求救的伴生物，以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话语支撑着这种主观暴力衍生的物理暴力和意识形态暴力，“竭力让我们的注意力离开问题的真实内核”。相比之下，后者则隐蔽得多，按齐泽克的说法，需要历史性地理解，如资本主义时代的内在于资本主义的基础性系统暴力。这种客观的强制机制，可能会被“看不见的手”的神话所遮蔽。

而1980年代在中国复苏的自由主义话语，似乎同时混杂着这两种暴力：对主观性暴力的反思和悲情，和对资本主义的基础性客观性暴力的无视。他们逐渐建立了一种话语体系，包括今天各种社会运动所热衷的悲情模式的人道主义话语，以及缺乏对客观暴力的批判。这便是所谓“小清新”、“小确幸”的形象。殊不知，他们恰恰正因此滑入了一种制度性的无意识：如同那些塞族士兵、成希的媒体同仁、中小学性侵案的教师同事，对性骚扰的庇护甚至辩护支撑着内部团结，维系着一个有时正统、有时似乎在反抗的话语－公共体系，也就是我们不能说的阴暗面——那是一种符号暴力，也就是语言暴力。不仅包括饭桌上习以为常的黄色笑话、办公室里的调戏或者威权话语，也包括自由主义话语本身和新闻业背景下的应用。

不过，在成希和实习生之间，居然隔着“师傅/老师”——一个古老的体现人身依附关系的称谓，制造着报社内的权力不平等，也嘲讽着新闻业和高等教育的知识生产。我们知道，人类的知识可分三种：天启（神）的知识、纯粹的知识和实践的知识。只要不是神学系或哲学、数学系的，大学内的大多数学科都有关人类实践的知识和经验，通常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进入报社工作或者实习，本无知识或者方法论的障碍，需要的只是逐渐积累经验、磨炼技巧。

师傅模式的存在，通常只适用于，或者只能让人想起历史上法学教育建立前英国律师事务所的培养制度，或者中国传统的手艺、戏曲行业，那里的知识极不系统化，存在大量默会知识，却攸关职业尊严，需要放弃长时间的人身权利而交换，而且总是伴随着工作场所的超时工作、虐待，几乎就是天然的造成性骚扰的“危险工作环境”。

所以奇怪的便在这里。不是高等教育出了问题，就是新闻行业还处在前现代阶段？事实上，现在的大学新闻教育可能还真有问题，才产生了毕业时进报社居然需要资深从业者手把手教引的需要。他们不像美国新闻学院一般采取职业教育的模式，招收不同专业背景的学士，然后给予硕士班的强化教育，新闻教育者和业内有着密切交流；相反，国内的新闻教育由两套互相矛盾的体系构成，一套是宣传理论、模式和写作，包括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另一套是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也就是说，他们从新闻专业学习开始就很难学会跳舞。而深层原因，真正妨碍新闻毕业生上手的，让他们在报社记者编辑面前保持着一份诚惶诚恐甚至愿意忍受性骚扰，却在于两者知识体系的差异而衍生出来其知识社会学意义上的权力－暴力结构。“师傅”在媒体业的存在，便是维系这种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合法化，肆意施行职场虐待，无限制地要求超时工作，或者索取“肉偿”，例如成希可以随意要求实习生交出八万字的报道，作为一种惩罚。

一方面，他们在大学所学的新闻观，自带着中学教育即开始的辩证唯物主义。在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里，此种最易被底层人民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哲学堪称现代乌托邦，作为“直觉主义和一种试图以极端理性的方式理解现象的坚定意愿的综合”，属于“上升阶级”的理论，固然对历史演进和环境变化有着深刻洞察，却执着于生产关系中心的结构范式内，缺乏对现实社会和现实政治的分析能力。对普通学习者来说，批判性不足，而意识形态的抽象教条化却较深。对更多普通人来说，如果没有经过大学期间的自由主义熏陶，更容易终身迷失在物质主义决定论的线性思维囚笼中，怀疑精神的力量，怀疑自由，反感一切形式的批判，而迷信“存在就是合理的”，倾向于为一切行为定价，从利益－动机论来评判他人和社会。一个乌托邦的哲学一经如此“普遍化”就被固定为托邦了，迷信辩证唯物主义的人民一旦离开革命，就很容易陷入对市场经济的拜物教和宿命论中，和自由主义的市场崇拜倒也契合。

另一面，市场化的媒体，却能在传统宣传之外，以新闻专业主义价值观面对现实，而对现实社会有着另一种报道和理解方式。这种对现实的追求，以深受好评的调查记者为代表，理论上是反歪曲的，也自觉不自觉地在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客观暴力辩护。所以他们和全世界的自由主义者一样偏爱渐进改革，在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市场化道路上如鱼得水，也能在关键时刻发出呐喊，但是他们的大多数人，对即将到来的巨变感知不能。尽管如此，现实的本质对他们，如曼海姆所说，可以检验思想和现实的一致性。这既是他们的职务行为，又很容易在新入行的毕业生面前建立起知识的权威。各个资深记者都可能如“老司机”一般在实习生面前描绘出一幅现实图景的“美丽新世界”，而充满个人魅力。当实习生的瞳孔放大，散发出崇拜的信号，就是那些平常人看来的“小记者”们感受到自己男性气概的时刻。

自由主义的符号暴力也从此滋生。他们面对主观暴力——现实的恶发出SOS呼救的报道腔调，总是与主观暴力如影随形，这也是业内记者因工作关系与权力走得太近而缺乏自省、往往作为资本炫耀而陷入暴力化结构，习得暴力化语言，最终生成语言暴力——所有暴力的具体依靠。更本质的，也被称作“话语权”的这种语言暴力，固然代表他们对现实真相的追求，却更可能把“客观当作自由”，陷入一种“客观过剩”——在缺乏足够的竞争性观念解释背景下，现实的复杂性被无限夸大，同时因为客观报道与主观观点分离的专业主义原则，被如此简单的自由主义信条化约为掩藏这一不可理喻的现实性的幻觉。而且，这一自由主义记者话语权对职场性别－权力关系的直接侵入，一旦突破，人品下降，便可能随着每年一拨实习生的进入而强化着巴特勒所说的述行性操演(performatively enacted)的性别角色，成为圈内暴得大名的“实习生杀手”。

如此权力－性别不平等的结构中，对他们来说，合意与非意愿、性骚扰与性侵的界限几乎就不存在了。在有限却荣光的“专业、自由、现实”等等列维-斯特劳斯的符号效力，将这些自由主义记者的话语权无限放大，并将他们的语言暴力转化为对年轻实习生的性暴力。而同样笃信自由主义新闻价值的同事、同行们早已经在普世－资本主义的简单抽象普遍性中丧失了对客观性暴力的批判能力，也丧失了自我反思能力，反而对这种习惯性的权力关系趋向于集体无意识。虚假的自由主义幻象便成为他们性暴力的庇护所。

既然无力在理想与现实的差异中推动社会变化，他们便不得不选择与现实为伍了。这或许也是一种宿命吧。

【注】本文刊发时略有删节

【作者简介】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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