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对人肉炸弹，除了“人渣”还有什么可说的？

文 | 云也退

恐怖主义在欧洲，眼看着有到处放火的势头，我刚好读完了一部应景的小说《哀伤的墙》，写的是发生在特拉维夫的一起恐怖事件及其下文。小说原作是法文，原书名简单直接，就叫《袭击》，既指有形的恐怖行动，又指人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受到的巨大冲击。恐怖分子是一个女人，某日携带自杀炸弹走进人声鼎沸的咖啡馆。她死后，她的丈夫被警察带走盘诘，无论怎么说，他都拒绝相信是自己太太干的。

我也和他一样不信：怎么可能，一上来就让男主人公的妻子粉身碎骨呢？况且这个男主显然是个好人，作为医生他救死扶伤，作为丈夫他深情而专一。不过，他们夫妇两个都是获得以色列国籍的巴勒斯坦人，长着阿拉伯人的面孔，出了这种惨剧首先怀疑他们，在那里是惯例。

警察将他囚禁起来，审讯中动用了一点暴力，还让人愤慨地搜他的家。不过警察也不是《1984》里的那种冷血动物，他们也很悲愤，他们说，死难者里有11个小学生，你们怎么做得出这种事？你怎么还好意思沉浸在个人的痛苦中，而对无辜者的受害毫无感觉？男主连悲悼还没顾上，就开始死去活来地捍卫亡妻的名誉，真教人心都碎了。

对阿敏·贾法理——男主的名字——来讲，“你太太是恐怖分子”这一指控，不只是侮辱了他心爱的女人，而且也侮辱了他本人，他奋斗十几年终于有了特拉维夫的豪宅，有足够自由旅行的财产和身份，在上流社会里有了一席之地，可他竟浑然不知道跟自己如胶似漆的太太，内心早被什么极端分子团体给偷走了，就像是给他戴了绿帽一样。事发之前，一心一意做个好丈夫的他毫无觉察，压根不知道“整个生命都悬在一根不可靠、感觉不到的细线上。”过往的奋斗瞬间勾销，他作为成功男士的骄傲被羞辱得一无是处。

然而他的骄傲到底没有承受住真相的检验：收到太太临行动前的一封从伯利恒发来的诀别信，他才知道事实确如警察断定的那样。在信中，这个名叫Sihan的女人说，我们巴勒斯坦人没有国家，所以我一直不配生孩子：“没有国家，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孩子可以得享安全。”

阿敏的第一反应仍然出自骄傲：是谁给她灌输了这种可怕的理论？谁给她洗的脑？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这些邪恶的人，他们现在在哪里？他觉得那些人操纵了Sihan，用个简单的类比，就像祸乱朝纲的是狐狸精，而不是被偷走了魂魄的苏妲己那样：“是哪种巫术，让我在她身旁帮她设下的铜墙铁壁自行坍塌，犹如盖在浪花中的沙堡那般？我全然确信的神圣誓言竟是如此不可靠，就跟密医的话一样不可信，这样叫我怎能继续相信下去？”

他在悲痛之下，去伯利恒找那些幕后策划整起事件的罪魁。他明知道没什么用，因为即使跟那些人面对面，也问不出个什么结果——死去的人不能复生，更不可能说得他们痛哭流涕，主动认罪伏法，从此金盆洗手。

“就算大家眼中都看见了我的心碎和我的难过，就算大家在街上让路给我，就算每个人在我目光的逼视之下都低下头……然后呢？这又会改变什么？哪个伤口可以愈合？哪根断骨会接上呢？”但他还是要去，只因舍此之外别无可做的了，他只想见见那些恶人，“跟鬼魂比剑”。这是一场深入虎穴之旅。伯利恒小城遍布眼线，他一路被盯梢，被威胁，被殴打，被劫持，所遇的人都有一点神经质，被仇恨烧红了眼，以虐人为乐。

你觉得对这些人，对人肉炸弹这种事，除了“疯子”“恶棍”“人渣”之外还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吗？可是这位阿敏·贾法理还真产生了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认识，与仇人面对面后，他对他们的评价从十恶不赦的亡命之徒转变成“他们跟我完全不一样”。“我是个外科医生，我认为人生在世必须忍受的苦难已经够多了，身心健康的人实在不应该再找机会去互相伤害”，但这些人却相信“惟有枪管、绑了炸弹的腰带和放冷箭偷袭，惟有这些东西才有发言权。”阿敏开始拥有一种上帝视角：“我所生活的特拉维夫是另外一个世界。我的盲目使我对蹂躏我家园的悲剧（指以色列人欺凌巴勒斯坦人，剥夺他们的土地）视而不见；别人赋予我的荣誉让我看不清恐怖真相，这真相就是这块上帝赐福的美地弄成了可怕的荒场。”

如果不是理解，故事就进行不下去了，因为除非发疯，否则主角没有任何手段或可能继续他的冒险。他的愤怒神奇地转化成忏悔，忏悔他这些年来对自己的根之所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自治区”——的状况的故意忽略。他设法回到了自己的老家，那里很快也要被以色列人强拆了：“所有人都原谅我多年来对他们的忽视，原谅我喜欢闪烁的摩天大楼而非尘土飞扬的山陵，原谅我喜欢林荫大道而非羊肠小道，原谅我喜欢五光十色而非俭朴生活。看到这么多爱我的人，而我却一无所有，只能跟他们分享一个微笑，我这才了解到自己有多贫穷。”

阿敏的这种反思，很动人，但也不出左派思维的窠臼。左派的一个根本想法就是：他们对我们不好，恨我们，根源在我们这里。很多以色列人并不是政治左派，但理解力发达，乐于去听那些跟自己不一样的人的苦衷，他们不赞成恐怖行为，却对恐怖分子的动机饶有同情。《哀伤的墙》反映了这一事实，阿敏·贾法理觉得自己能够理解他的仇家了；他的心因为长时间生活在民主包容的社会里而变得柔软，以至于可以包容那些根本毫无包容心的人。

你可以不同意，但是你要试图理解别人和你的不同——这种来自18世纪启蒙时代的精神是深深感染过犹太民族的，软化了他们自古以来对犹太教外之人的态度。他们的国家建立在对另一民族的军事胜利的基础之上，那些深知利害的右派和国家主义者，对左派的态度有时比对巴勒斯坦人的态度更加嫌恶，因为左派是如此的“不懂事”，成天呼吁坐下来交流，与虎谋皮地去理解价值观完全对立的巴勒斯坦人。

去年，以色列有一部纪录片问世，名叫《超越恐惧》，讲的是刺杀拉宾的极右翼分子阿米尔在狱中的二十年。万众敬仰的总理遇害，这样的事算得上悲惨、算得上不可容忍了吧？可是阿米尔在狱中还能结婚生子，用人工授精的方式有了孩子。他不可能出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渴望“理解”他的人越来越多，纪录片是一个1993年移民以色列的拉脱维亚人拍的，他扛着摄像机跟着阿米尔的太太，想看她究竟为什么如此奋不顾身地投入到一场几乎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爱情关系里面。

▲ 纪录片《超越恐惧》（Beyond the Fear）剧照

反对的声音当然不绝于耳，但在以色列，事实就是一种意见永远是众多意见之一。什么都阻挡不了以色列人理解的冲动，哪怕是“民族感情”这种在我们看来很容易受伤害的东西。

《超越恐惧》拍的主要是阿米尔的妻子拉里莎，观众从片中看到她是如何“超越恐惧”，在舆论的压力下，在别人的视线中，与一个杀人凶手恋爱、结婚、生子的。片子结束，这个不可理喻的女子就变得可以理解了：她的七情六欲，她对男女之爱的渴望，她的忍耐，聪明，舐犊情深，很容易引起每一个普通恋人/妻子/母亲的同理心。

Everything is changing. Let time tell，拥有上帝视角的以色列人都喜欢这么说。当时间冲淡了拉宾总理的血痕，凶手就不完全是凶手，他跟总理一样“走下神坛”。同情是美德，理解带来善意，但它们或许已经在让以色列付出代价。

（本文原标题：《什么都阻挡不了他们理解的冲动》）

【作者简介】

云也退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独立记者，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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