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渡：她们才是真正改变台湾历史的力量

文 | 杨渡

历史总是要有一段时间的距离之后，有了更全局的视野，才会逐渐显现它的意义。而生活于当下的人们，只是在奋斗与挣扎之中，很难明白这些奋斗与挣扎到底有什么意义，对长远的历史又有什么影响。

鹿港反杜邦运动三十周年的现在，再回顾当时的青春吶喊、街头狂飙、酒后结义、意气风发等等，固然有恍如一梦的美好回忆，但更多的是看清它在台湾社会发展历程中的宏观意义。

三十年前的此时，台湾仍在戒严时代，美日从一九七○年代初开始输入台湾的污染工业，逐一浮现后果。

桃园县观音乡大潭村的镉污染，台中三晃农药厂的地下水污染，乃至于二仁溪的燃烧废五金等，让台湾民众充满对化学工业的无知与恐惧。再加上一九七四年印度的波帕尔农药厂事件造大量村民的死亡，被扩大报导，更加深民众的恐慌。

而工业污染，对彰化村民还有一个无法说出的阴影──台塑。只要经过彰化那路段的人，一定无法遗忘带着化学气味的空气。

偏偏那年头，罗大佑的一曲《鹿港小镇》风靡一时，那一句“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却又失去他们拥有的”，勾起人们对失落的农村家乡的感情，而鹿港就成为一种感情的投射。遥远的乡愁，对城市文明的厌倦，对“路上一块斑剥的红砖写着这么几句话”的记忆，为反杜邦带出文化的力量。

更何况，无论杜邦的环保保证多么卖力，但当时政府的公信力低落，很难得到信任。因此环境运动一开始就以一种“自力救济”（多么遥远而熟悉的名词啊）的形式而展开了。它意味着保护环境不能靠政府，得靠自己。

而鹿港和其他农业乡镇很像，年轻人出外工作，家乡人口老化。然而鹿港还有一点不同是它的庙宇香火鼎盛，“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依旧团结，庙前的旅游伴手礼小店生意兴隆，还可以支撑地方经济，外围的近海渔业和养殖业也还很发达，他们怕污染的工业一进来，渔业生计就全完了。有这样的经济支撑，才能让当地发动抗争的时候，出得起游览车的费用，和参与者的便当钱。

当然还得要有足够的抗争参与者才行。而“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则为此提供了不失温和却坚定爱乡爱土的老人家。这些老人家一站出来，连一向强悍的镇暴警察都不知道该如何反应才好了。

除了这些在地的社会土壤、文化底蕴和经济条件之外，整体的台湾社会已经完成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出口贸易占了台湾经济的最重要比例，而外汇存底也不断增加，中产阶级人数升高，成为社会主体，文化上更是现代而多元，台湾社会其实已经做好了从戒严体制向现代性社会转型的准备，只是受到威权体制的压制，民主化改革无法开始，基本公民权无法实现而已。

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包括台大学生调查团）从台北到鹿港来参与反杜邦运动的原因。人们期待的不只是一场环境运动，而是台湾社会转型的出口。

鹿港第一次游行的那一天，老人家站在街头，前面排着满街的镇暴警察，他们排成一列，手拉手，不许民众通过。可是游行的老人家走上前去，望着镇暴警察年轻的脸，忽然笑起来说：“咦，你不是某某人的儿子吗？”

那镇暴警察害羞了，低声地招呼说：“阿伯，你也来了哦。”

然后那老伯拉了警察的手笑说：“让我过去啦！”老人走上前去，警察的手自然就松开了。然后，美丽岛事件后的第一次群众上街游行的禁忌，就这样打开了。

自此而后，林正杰的抗议司法不公的“为司法送钟”，以及各种街头示威，就重新开始了。

一九八○年代的台湾，在戒严体制下，民众的公民权利无法得到实践，生存权、集会结社权、工作权、环境权等受到压抑。特别是在美丽岛事件后，群众集会游行特别敏感，几乎无人敢于挑战那一道群众集会的最后防线。

然而起源于鹿港的反杜邦环境运动，却以其民间单纯的环保诉求，与政治无涉的特性，打破禁忌，敲开了戒严体制高墙的第一道缺口。现在回想反杜邦当时，那的确是充满勇气与干劲的年代，也是许多苦闷的心灵寻求突破的缺口，而共同努力的结果。

几个月后，也就是一九八六年十月七日，蒋经国在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说出了石破天惊的宣告：解严，解除党禁报禁。台湾自此步上民主化的新阶段。

一九八六年，历史上最值得记忆的一年。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两岸开放探亲，都从此开始，可是有谁知道，在那微妙的历史时刻，是鹿港小镇那些“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用那些黝黑而皱纹深深的手，抚摸年轻警察的手，然后打开了禁忌的大门，一个民主化的时代之门，因此开启了。

有一度，我被视为是鹿港反杜邦的“幕后黑手”，因为是我建议了李栋梁成立“彰化县公害防治协会”，让公害防治与环境保护可以不因一场环境运动结束而结束，可以恒久地存在下去；一生未曾和人“义结金兰”，结拜义兄弟的自己，李栋梁是唯一的结拜兄弟；台大学生“自由之爱”成立反杜邦调查团，也是我的建议，并帮他们连系了鹿港方面的接待；台湾第一份环境公投的文宣出自我的手笔。

这些，都是让“有关单位”认为我是幕后黑手的原因。杜邦公司的公关公司约我出来谈一谈，但被我拒绝了。拒绝的理由倒是说得很清楚：“这已经不是一个环境的议题，而是台湾社会转型的一环了。”

而当时我是《时报新闻周刊》的记者，以致于多年后，台大新闻研究所做新闻记者研究时，我当时参与社会运动的理念与作为，也变成一种应该被研究的记者典型。（详见《黑夜中寻找星星》一书）

可是我必须说，一九八○年代，真正改变台湾历史的力量，是那些“妈祖庙里烧香的人们”。那么温柔敦厚的，老人家的手啊！是他们改变了这一块土地的命运，改变台湾转型的历史。

（作者注：李栋梁是鹿港反杜邦运动的领导者，他当时是县议员）

【作者简介】

杨渡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台湾诗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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