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达里奥·福，也许他才是那个最该拒领诺贝尔奖的人

文 | 云也退

鲍勃·迪伦仍然下落不明，一群人给他拟好了拒奖宣言，把他打扮成一个社会主义者、文艺无政府主义者、非政治的波希米亚人，或者干脆就是“垮掉一代”的孑遗，然后言之凿凿地发布出来。

任何东西成了陈规，就会让人萌发打破它、反其道而行的心；现在，任何人受奖都不如一个人拒奖更带劲。在诺贝尔文学奖史上，不止一个获奖者，因为他一贯的政治立场和言行而被期待拒奖，可是基本上个个都从了。1997年的获奖者，戏剧家和演员达里奥·福就是一个典型，可巧的是他在10月13日鲍勃·迪伦被宣布时去世，仿佛获奖者中的演员名额有限，老人该给新人腾地方了。

达里奥·福不但是个左派，而且极左，1960年代，当红色中国在毛的领导下向赫鲁晓夫的“苏修”发起口诛笔伐时，意大利林林总总的左派政党都为之一振，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又有了希望，革命的未来可期。达里奥·福也在振奋者之列。他那时已是崭露头角的喜剧明星，每年都要推出至少一部新戏，手头写两三个剧本，他的戏多是写权势人物——警察、政客、神职人员——如何出丑的，站在江湖的一边反对庙堂，充满了罗宾汉气息，热捧他的人都是人民大众。

福是有梦想的，他希望能看到人民运动持续高涨，推翻现有的资本主义秩序。1968年全球左翼运动达到峰巅，之后的几年里，福一直情绪饱满，他最有名的经典之作《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之死》正是在此期间写成。对文化大革命，福和其他左派一样，始终看到它激进的一面：在苏联，权力稳稳掌握在老家伙们的手里，上上下下一片死气；中国则相反，西方左派传说着一个“自下而上的造反”的神话，以为中国实现了真正的民主——人民“当家作主”。那时，意大利共产党多次派人访华，中联部的翻译黄文捷，后来也成了达里奥·福作品的主要译者。

福和他的太太弗兰卡·拉梅第一次访华是在1975年8月，他跟一个西方的意识形态朝圣客没什么区别，看到什么都喜欢，特别是艺术家最在乎的一点——表达自由，在他的眼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验实现得很充分，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说，他看到的是一个“新人”，因为这里有“新的哲学”。

▲ 达里奥·福与妻子

但是好景不长，“四人帮”受审的消息传来，达里奥·福夫妇经历了人生最大的一次精神挫折。邓小平实施的改革开放，让差不多已是毛主义者的福心情很复杂。十几年来，他在自己作品里放进了太多跟自己的信仰有关的内容，现在他眼里的指路明灯都扭转航向了，等于宣布过去的路线已经破产。究竟是中国人继苏联人之后也背叛了他，还是他本人从一开始就一厢情愿地误判了时局？

从1975年演出《被绑架的范范尼》后，五年时间里，达里奥·福都比较沉寂。这期间意大利的工人斗争急剧衰减，左翼党派和积极分子觉得苗头不对，便采取更加极端的手段——绑架甚至谋杀那些大企业主和政治家，想用暴力来提振工人大众继续革命的士气。菲亚特汽车集团有多位要人受到过恐怖袭击，总裁阿涅利一连数年被严密保护起来；1978年总理阿尔多·莫罗被极端左翼组织“红色旅”绑架并杀害。干得越激烈，效果越适得其反：意大利全国戒严，左翼运动声名扫地。

达里奥·福终于出了一个戏，1981年年初首演，叫作《汽车喇叭声、小号和咂舌声》，其中虚构了菲亚特总裁被绑架的故事。他在反思极左恐怖行动究竟给国家带来了什么，同时不忘向观众重申，我们国家操纵在大资本家、大财团的手里，所以没有出路。在1980—1981年间，他还有一个更加有趣的作品问世，就是《一只老虎的故事》，他在作品导言中说，这部戏写于这样一个时代：理想的普遍崩坏主宰了我们的日常。

《一只老虎》的故事背景是他访问并赞美过的中国，故事的开端是八十年前的工农红军长征——虽然只是借了一个外壳。在跋涉中，有个受伤的红军士兵掉队了，他遇到一群老虎，是附近山区里的人饲养来防御蒋介石的军队的。老虎能分辨黑白，就把战士保护起来，让他安然养伤。福是这样解释“老虎”在中国文化里的寓意的：

在中国，雌性老虎有一种特殊的比喻意义：一个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抑或一个民族，只要抵抗，就被称为“拥有雌虎（特性）”。当大多数人都放弃了，跑了，逃之夭夭了，或者把斗争丢在一边，变得冷漠而愤世嫉俗，一句话，当人们把自己连同过去做过的所有慷慨行为统统收回去的时候……那些“拥有雌虎（特性）”的人就不这么做。他们会抵抗！

一般来讲，仰望中国文化之神秘的西方人，都会有一些隐秘的知识和信息源，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让中国人都莫名其妙。不过这番话的意图是劝诫1968年一代，不要放弃政治参与的热情。达里奥·福两口子都将这热情倾注给了自己最强的信念。

《一只老虎》是一场独白戏。福写过许多独白戏，唯这部里的独白最长，他要一个人站在台上滔滔不绝地说五十分钟！他这是在倾吐肺腑之中的遗憾，对中国人的遗憾。

剧中山民身上显出了一点无政府主义的味道，甚至可以说是一点鲍勃·迪伦的味道，怀疑一切企图定义他们、控制他们、将他们收编入体制的势力。

可以说这时的达里奥·福已经相当清醒了，他看到在变质了的无产阶级革命中，艺术家式的思想独立，是人们唯一可以保有来抵抗利益集团的引诱和侵蚀的。成为一个毛主义者对于福的经历还是大有好处的，他凭着这一曾经信念保持了对政治的参与，同时，他也没有像中国那个时代的许多艺术家那样，让个人的艺术才华屈服于意识形态的需要。

▲ 国内剧团排演达里奥·福的作品剧照

福跟鲍勃·迪伦都是演员，但是，倘若我的理解无误，迪伦在他最疯狂的1966年，都不曾激烈地幻想过“摇滚乐改变世界”，那个幻想几乎是艺人自毁式的，到了1971年左右就戛然而止。激进艺术和激进政治同进同退。而福在一生中起码有十多年是抱定了“戏剧改变世界”的信念的，晚至1981年，他上演戏剧的舞台都还曾被民间人士用于演讲，因为观众总是爆满，两三千人在台下坐着，没有比这更好的宣传场合了。当然，观众里一定会坐着安全局的人和便衣警察，所以在国内管控最严的那几年，福这个大名鼎鼎的“极左艺术家”就没什么机会演戏。

不过，就在“红色旅”绑架并杀害总理，也是达里奥·福最困惑、最沉默的1978年，他却被授予了殊荣：意大利全国最有名的剧院——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聘他为总导演。这样，他虽然无法排自己创作的左派戏剧，却可以排演那些经典剧目，比如《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之类。他身上的左派光环逐渐消退了不少。1980年代全球彻底右转，里根政府一度拒绝他入境，后来也放松了，让他到美国来访问；撒切尔政府的英国也让他来演戏，不过，福在那里演了他写于1974年的《不付钱！不付钱！》，这部作品本来是反映米兰劳动人民买不起生活必需品的，到了英国就被理解为批判撒切尔夫人出台的保护大企业、大财团利益、削减劳工福利的保守政策。

很多人期待这么一位左派艺术家、讽刺大师兼“工人阶级的贴心人”拒领诺奖，在他之前，只有法国人萨特做到过，萨特在其最后十年里几乎也是个毛主义者。然而达里奥·福不但欣然接受，还专门去定制了一套西服，专门演练如何向瑞典国王三鞠躬。他在受奖演说中把自己称作“江湖艺人”，而给自己颁奖，说明选中他的人是同“江湖”站在一起的，对于他常年挑战政府、警察、教会的权威，揭露他们的渎职、腐败、堕落的行为有着最深的理解和赞许。

一个有趣的问题：要是达里奥·福拒绝诺奖，会对他的声望有什么影响？在意大利国内，从政要、电视台、大小报纸到作家和艺术家圈，对他的获奖呸声一片，电视台只给了他四分钟的新闻，作家都说这个人根本就是个演员，不是写东西的（跟鲍勃·迪伦获得的评价如此相似），有一位获得1986年诺贝尔医学奖的意大利科学家轻蔑地说：“我不认识达里奥·福，他是干什么的？他是意大利人？”比较理性的评价则是：达里奥·福算是个好的戏剧家，不过他属于一个过去的年代——激进左派的时代永远不会回来了。

如果福拒绝诺奖，他的敌人可能会哑一下口，毕竟拒绝一张高额支票不宜被简单地视为“作秀”；萨特说，他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显示了一种战斗到底的精神（不管这里面有多少意识形态迷狂和自我感动的成分），一种抵制一切收编的姿态，就像《一只老虎的故事》里那些养虎的山民那样的姿态。在反对者眼里，福先生屁颠屁颠的表演足够表明了他的虚伪，表明他之前的愤怒都无非来自偏见。不过，不管是接受还是拒领诺奖，福的影响力还是扩大了好几倍的，那之后，他就有机会去保护一些左派组织，给他们当扩音器，1998年，他还公开谴责梵蒂冈对堕胎的禁令。

因为他知道，拥护自己的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是他的人。在他获奖后上演的第一部戏的现场，与政界、宗教界和文艺界的集体冷落形成对照，无数穿着切·格瓦拉广告衫的意大利年轻人把剧院围得水泄不通，高呼着“人民艺术家”的名字。世界上一直存在某些贪得无厌的人，他们控制着世界并不停地拉拢本该和他们成为对手的人，他们试图用钱买下一切：这个事实被福说了出来，而且乐于听到他说话的人都觉得痛快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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