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巴黎圣母院的火灾而高兴，就是为圆明园报仇吗丨大家

《吕氏春秋》和《孔子家语》中记载了一个寓言。说楚国的国君丢失了一把珍贵的弓。臣下很着急说赶快找。可楚王很豁达，说：“楚人丢的弓，被楚人捡到，没啥遗憾的。”

这似乎表现了楚王宽阔的心胸。

可据说，孔子听说了楚王的话，觉得他的心胸还不够广阔。孔子评价说：“为什么一定要说‘楚人’呢？应该把‘楚’字去掉，有人丢了弓，有人捡到了弓，才没啥遗憾的。”

楚王代表了国家的视角，弓在一国内一失一得，国民总财富没有增减。这样看，楚王是个爱国主义者。

孔子代表了人类的视角，弓在全人类中一失一得，人类总财富没有增减。孔子是个人道主义者。

孔丘（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后代敬称孔子或孔夫子

在我看来，这两种态度，代表了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分歧。很多的争论，都源自这两种视角的不同。

这不，这两天看新闻，法国的巴黎圣母院烧掉了。著名的塔尖在浓烟中倒塌。一片惋惜声中，也有不同声音。

比如有个叫做“叫我金主编”的自媒体号，就表达了自己“欣慰”的态度。这位“金主编”，据说曾是中国知名媒体凤凰网军事频道主编，《凤凰军机处》节目的策划者和主持人。

网络截图

这位金主编认为，法国人在一百多年前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烧掉了中国的圆明园，如今风水轮流转，终于等到法国国运衰了。巴黎圣母院的火灾，让人“欣慰”。

类似的评论，在这次巴黎圣母院的报道中，并不罕见。

和楚王一样，金主编似乎是个爱国主义者，公而忘私。国仇就是个人的仇。圆明园就是我的园子。你以前烧了我的园子，现在你的院子着火了，活该吧！

金主编忘了，清王朝用民脂民膏建的花园，平民是不得入内的。就算是后来重修的颐和园，庚子年间扶清灭洋的义士们也是不得入内的。为皇家的损失叫屈，还真不拿自己当外人。

不过，我还是认为，圆明园的毁损确是一大损失。但这不仅是中国的损失，更是世界的损失。别忘了，在建造圆明园时，也有许多欧洲设计师的参与，大量参照了欧洲建筑风格，才造就了中西合璧的园林典范。圆明园，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毁于一旦，当然令人痛惜。

问题是，圆明园的毁损，怎么会让人为巴黎圣母院的火灾而高兴?

巴黎圣母院遭遇大火

一说到中国近代史，就是“落后就要挨打”，如何被列强欺辱。这当然是事实。可问题是，如果历史全从民族屈辱来看，会淹没掉许多民族之外的图画，当个人的经验，性别的经验，宗教的经验，甚至世界共同的文化经验，都被淹没在民族话语的洪流中时，狭隘在所难免。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霍布斯鲍姆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尤金·韦伯的《从农民到法国人》等研究，对民族主义，进行了发人深醒的探讨：

学者们发现，在欧洲传统社会，人们只和自己的亲属、邻居、乡亲发生联系，组成一个个面对面接触的真实共同体。在十八世纪之前的欧洲，没什么人认为自己是“法国人”或者“德国人”。人们只知道自己是个普罗旺斯的“农民”或者莱茵河边的“渔夫”。居住地之外的世界，对他来说没有意义，更不会去效忠。效忠于一个遥远的王室，与许多千里之外的陌生人，分享同一种身份，需要巨大的想象力。只有在现代社会，通过标准化的教育、新闻报纸、电影电视的熏陶教育等，这种想象才能成为可能。通过现代国家的努力，实现统一。就这样，人们开始觉得自己与数千万陌生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人与人有了认同。

社会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身份认同。这些认同可能是职业的，宗教的，性别的，或者地域的。比如，古人只知道自己是个“农民”，是个“基督徒”，是个“男人”，或者是某个村镇的居民。

民族认同和其他的认同之间，充满竞争。随着现代民族主义的崛起，人们被教导：其他的认同都不再重要，只有“法国人”这一身份认同，才最重要。资源有限时，你应该优先帮助你本民族的同胞，所有国境之外的居民，都是“其他人”，即使他们的职业、宗教和性别可能与你一样，即使你可能会觉得和这些外国人更谈得来。

民族主义的崛起，是一个民族认同挤压了其他认同的过程。是一个民族国家建立自己权威，取得对普通国民控制权的过程。从此，农民和渔夫变成了“法国人”、“德国人”。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开始大过对其他一切团体的忠诚。

在亨廷顿和罗斯托等学者看来，民族主义能增加国家的凝聚力，促进现代化，有积极的作用。诚然如此。但是，民族主义情绪若是走到极端程度，再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结合，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达尔文在十九世纪创立了进化论。他发现生物的进化，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虽然达尔文从来没有说这套法则也适用与人类社会。但他有不少粉丝，对这套科学理论加以发挥。从赫胥黎到墨索里尼，从希特勒到日本帝国的军阀们，不少人认为，人类也遵从丛林法则。只不过，生存竞争从生物个体之间的竞争，被偷换成了民族之间的竞争。

进化论

在这些人眼中，世界只是各个民族国家生存竞争的舞台。讲道理没用，得看谁的拳头大。这导致了一种对“强大”的崇拜。

崇尚“强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一百多年前，让一些欧洲人认为自己是优等民族，理应奴役“落后”的劣等民族。在一战时期，让多个欧洲国家用残酷的战争来进行竞争，数千万生灵涂炭。在二战中，让纳粹认为犹太人应当被灭绝，让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强大的大和民族应该统治亚洲。

虽然，大清已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现在中国经济获得巨大发展，不再有过去的外部威胁。但是很多人，却学会了以前欺负人的人的思维，还在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思考。

极端民族主义的思维，不认同世界的共同价值，不承认有属于人类的共同文化；永远在民族历史中充当受害者，在狭隘的情怀中自娱自乐。对金主编这样的人，看上去“爱国”，其实是在害国。

而且，这种心态，还真不是我国的传统思想。中国文化的创造者孔子，就绝不会认同。从“失弓”的故事看出，孔子是一个真诚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事业，不仅仅限于他自己碰巧出生的鲁国。

孔子也绝不会如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崇拜“强大”，在他看来，动拳头只是“霸”道，而真正的“王”道，应该包容一切人类的美好价值，悲悯一切人类的苦难。这一点，和写《巴黎圣母院》的雨果，不谋而合。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孔子的学说，能成为思想财富。数千年来，《论语》在日本、韩国、越南，甚至远在美国的波士顿，被当作经典反复阅读。孔子说：“仁者，爱人。”因为，在他心中，有一种超越个人身份认同的人文价值。这让他关怀体恤一切人类——无论是华夏还是夷狄。他关心的是人类文明的兴衰，而不是传统社会的王朝更替。

法国在现代历史上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诸多现代思潮共同的发源地。现代民族主义，起源于法国大革命。而超越一切的人类价值，同样也发源于法国。这里诞生过爱国主义的源头《马赛曲》，也滋养过启蒙思想的巨人们。

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之所以伟大，正因为体现了一种类似孔子的情怀。它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而是关于普通人的悲欢离合。它悲悯人类共有的苦难，歌颂人类共有的情感，描绘全世界都能感同身受的喜悦与挣扎。和《论语》一样，《巴黎圣母院》是属于全人类的思想财富，而不仅仅属于某个人类团体的私产，无论这个团体是民族的、阶级的、宗教的，还是性别的。

雨果（Victor Hugo，1802—1885）

在二战中，面对纳粹对巴黎的占领和掠夺，法国诗人艾吕雅写下《勇气》一诗。此诗刚被作家廖伟棠引用：

不要呼救啊巴黎

你是过着一种无比的生活

而在你的惨白你的瘦削的赤裸后面

一切人性的东西在你的眼底显露出来

……你将解放你自己巴黎

像一颗星一样战栗的巴黎

我想，如诗中所述，巴黎对世界的贡献，正在于她“无以伦比”的文化价值，超越国家权力对“人性”的思考。这种人道主义态度，从人类角度观察人性的脆弱，并在这脆弱之上看到光芒；批判暴政与迫害，并在这苦难中保持希望——这正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的信念，也正是启蒙主义的人道价值能够不断超越国境，成为现代文明基石的原因。

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和《论语》一样，正由于对人类共同境遇的关怀，才能成为“世界名著”，而不仅仅是“法国名著”。

巴黎圣母院的火灾，和圆明园的毁损，都是人类共同遗产的损失。而人道主义情怀，让《巴黎圣母院》的作者雨果，在一百多年前，强烈谴责本国军队火烧圆明园的暴行。雨果在1861年写到：“一天。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抢掠，一个放火。可以说，胜利是偷盗者的胜利，两个胜利者一起彻底毁灭了圆明园。”

我想，这种谴责，透露了雨果人道思想背后的爱国情怀。无疑，雨果是热爱祖国的。正是这种热爱，让他抗议法国政府的侵略行径，同情被欺辱的弱者。也许，只有人道主义，才能让人在爱自己祖国的同时，不变成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氓。只有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才能让人有勇气像雨果和孔子那样，用批评自身所属人群的方式，来爱自己的人民。也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有勇气正视罪恶与错误，才能配得上雨果和孔子式的批评。

人道主义关怀，让孔子与雨果——尽管一中一外，一古一今——在面对人类文明时，显得如此相似。正如孔子和雨果都相信的，我们首先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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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巴黎圣母院与圆明园，民族的与人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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