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恩大逃亡，野蛮践踏了日本的文明监视体制？丨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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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恩的法国律师说：被解放了 斗志昂扬

2019年12月30日，日产汽车前董事长戈恩（65岁）在保释期间成功从日本逃亡到了黎巴嫩。

2019年4月25日离开拘留所时的戈恩（新华社）

黎巴嫩有“火凤凰”之称。日本有“日之出”之称。这回“火凤凰”对决“日之出”，发生在告别2019年的最后一天，使得全球的跨年活动都黯然失色。惟有此对决宛如大片，刺激人的想象力与好奇心。这一事件，也还在持续发酵中，不断有最新消息披露。

这回“日之出”有胜算吗？还真的不好说。只有600万人口的“火凤凰”则显得自信满满，说能经得起太阳的烧烤。日本政府施压国际刑警组织，要求黎巴嫩政府逮捕戈恩。黎巴嫩政府证实1月2日接到了国际刑警组织要求逮捕戈恩的“国际逮捕通缉令”。但黎巴嫩法务大臣发表谈话说要依据黎巴嫩法律采取必要的措施。这就暗示了将戈恩引渡给日方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东京地方检察厅1月2日搜查了戈恩位于东京都港区的住所。并要求东京警视厅搜查一课协力技术侦查（该搜查一课被视为全球侦办技术含量最高）。

由于戈恩逃亡黎巴嫩途经土耳其机场中转，该国司法部门开始行动，拘留了飞行员和机场工作人员等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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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恩的此次逃亡计划从去年10月份开始筹划，雇用了民间保安力量。分成几个小组在几个国家行动，在日本也有日本人协力者。原黎巴嫩军干部否定了该国军队的参与，但承认这是一场“极为高度的作战”。

戈恩本人2日通过法国媒体表明，此次逃亡计划，所有的准备都是他自己一手操办，家族没有一个人参与其中。这显然是为他的妻子辩护。

戈恩拥有四本护照。法国两本，巴西和黎巴嫩各一本。有三本护照均在律师团手中看管。但据称，保释后戈恩在法律上有义务携带护照。东京地方法院就将保释条件变更为可以携带一本放在上锁箱子里的法国护照，钥匙由律师团保管。黎巴嫩方面认定戈恩为合法入境，表明他用了一本法国护照。如是这样，就是谁撬开了箱子，取出了护照。

戈恩乘坐一架远程喷气式商务飞机从关西国际机场起飞。当地时间是12月29日晚上23点10分。通过俄罗斯领空，到达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30分钟后，再乘坐小型飞机飞往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戈恩一举跨越三个国境，来到9000公里外的黎巴嫩。

抵达贝特鲁后的戈恩和他的妻子卡罗尔（法国电视一台）

法国经济财政副大臣2日强调，假定被告进入了法国，法国也不会将其引渡给日本。自己国家的国民不向国外引渡，也适用于戈恩。

现在的最大疑点是戈恩是如何乘坐私人飞机离开日本的。机场相关人员对此也是疑惑重重。因为在日本，即便是乘坐私人飞机出境，也要接受和普通乘客同样内容的安检。随身行李要通过X光机的检查，大件行李要开箱，搭乘人员通过安检后，还要接受出境审查。免除安检只有一条，外交官的随身行李可以免检。这是依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在戈恩逃离问题上，是否适用了豁免权？如果是适用了豁免权，那么这其中谁是外交官？

请来一支乐队到戈恩家中举行圣诞晚会。晚会结束，让戈恩藏在大琴箱里，开往关西机场。对海关人员说有急事，再看是乐队的器材，依照日本人“甘い/凡事都往好人好事想”的思维定势，对乐器的免检可能性不能说没有。如是这样，是海关出入境人员犯了大错。

戈恩的胜利大逃亡，也极大地刺激了日本人。他们也在网上炸开了锅：

逃亡者戈恩有问题，但促成逃跑的关系者问题更大，照戈恩的说法，日本的人质司法制度太奇怪了。

警察、检察、法院、辩护律师都是一帮蠢货。

逃跑是为了逃避开庭，从这一时点看戈恩有罪被确定。放弃清白自己的机会而逃亡，戈恩也是大傻瓜。

日本检察在世界面前丢丑了，只有在权威堕落的寸前再逮捕戈恩。

民间保安公司能干出将嫌疑人放入琴箱的做法，发生在发达且拥有主权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这显然是对日本主权的威胁，日本司法被人舔了。

允许保释的审判官也应该免职。

律师团应该代替戈恩出庭。

逃亡＝认罪。

再次证明有钱能使鬼推磨。

希望拍成大片得奥斯卡奖。

当天日本的新闻报道

当天的《朝日新闻》说：长期担任日产公司的领导人，活跃在世界上的经营者，竟然是这样一个人？简直令人无语。

当天的《每日新闻》说：完全按照预定计划实施了。日本的检察们被渗出了血，前功尽弃。

当天的《产经新闻》说：海外都在评判日本的人质司法。显然，日本的司法屈服于外压了。

戈恩在2018年11月，乘坐日产的私人飞机抵达东京羽田机场。办完入境手续后遭到逮捕。对这位经营之神来说，这是他人生的最大屈辱。如何报复这个屈辱，这位破坏规则，野性狂气十足的戈恩，可能已经在思考如何反其道而用之，是否也能从羽田机场乘坐私人飞机出国？本来，辩方是要做无罪辩护的。但能看透日本司法的的戈恩认为此举胜算极小，所以他最终下决心出逃。

一个具有国际名声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出逃成功，这对日本的冲击是巨大的。人们在拷问日本整套的国家安全体系和司法体系，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今年7月就要在东京举办奥运会。奥运会成功与否，检验着这个国家的情报实力。滴水不漏，应该是城市安全的绝对要求。戈恩出逃竟然是在24小时监视体制下，是在港区高级住宅前装有摄像头的情况下，是在有专人盯梢监控的情况下发生的。数月前的秘密策划，乐队来日的目的，乐队成员的身份确认，从东京到关西机场的5小时，关西机场最终行李和人员的放行，私人飞机的匆忙起飞等，这一系列行动竟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也是令人不敢相信日本是个安全国家吗？

多少年前就有说日本是犯罪者的天堂，是绑架者的天堂，是出逃者的天堂。现在看来这个体制还是没有任何改变。而且随着来日观光人数的一再攀高，又麻痹了日本有关部门一些人的神经，认为天下太平，人心归善。所以在日本，新干线不安检，大型文体赛事也不安检。相信人，善待一切，确实体现了文明，体现了日本人优雅心性的一面。对一个重量级的保释对象，能同意在家里举行圣诞音乐晚会。举行音乐晚会也算了，演奏人员都是从国外派来，这一点日本人竟然也OK了，试问这种监视体制还不够文明吗？但问题往往也出在这里。因为人心并不总是向善的。文明被逆袭，也是人类文明史的常态。这回日本的文明监视体制就被逃跑的野蛮给逆袭了。

戈恩逃亡后的声明

对有能量的，而且背后有政府和政治参与的司法对决对象，即便被保释了，但如何防止逃跑，这方面日本人没有多少考量。日本的裁判所没有用电子设施（如电子脚铐或电子手铐等）锁定被告人的24小时位置，让世界感到震惊。这是法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最常规手段。其实，在戈恩申请保释的时候，这个手段也被提出，但最终没有采用。裁判所没有以此作为保释的一个条件加以限定，律师也拍胸脯说戈恩不会逃跑。

从这个角度看，戈恩身在日本是他最大的福气。因为一旦用上电子追踪器，监视效率就达100%，逃亡的风险降为零。但是日本的裁判所和检察部门还是利用人工监视。日本人的思路可能是，用上电子镣铐，对戈恩这样的对象可能有失人权的尊重。为了体现文明司法，还是采用了柔然性较强的人工监视。但这就是日本人思考的误区了。从现代文明看，用上电子镣铐才是对人权的尊重。人工监视，被监视者心里不爽是肯定的，而且监视者本人对执法的理解不同，多少会伤害被监视者。所以，人工监视才是对人权的最大侵犯。

日本人的天真还表现在收取了15亿日元的保释金，好像就万事大吉了。因为如果一旦有违反保释条例，这15亿日元就不会归还给对方的。15亿日元，在今天的日本人的眼里，绝对是大钱了（这也表现出日本人的小视野小格局）。在理论上说保释金应该是这个犯罪嫌疑人不想逃走的金额总称。但是对在海外有巨额资产的戈恩而言，15亿日元是个不疼不痒的数字。这个15亿日元的保释金额是否妥当，日本司法也有必要再讨论。现在很多文章都说日本司法界没收了15亿日元的保释金。准确地说应该用“没取”二字。在日本法律中“没取”是刑罚的一种，与“没收”不同。

这次逃跑事件，日本入国管理局受到的耻辱也是空前的。日本人持有护照率只占人口的23%。不出国是常态，所以对出入国，日本人并没有太多的经验。还有日本的搜查当局，在处置像戈恩这样的国际名人时缺乏经验，在尊重与惩罚之间，在严管与松弛之间摇摆不定。

戈恩

在戈恩逃离日本引起骚动的12月31日，那位说出“所有的罪恶都是来自上了年纪的商业经理”这句话的原“活力门”社长堀江贵文，在“YouTube”上对戈恩发出动画煽情：原本今年1月与你（戈恩）见面的，但现在只能取消预订的料理店了，什么时候我们能在黎巴嫩见面，我已经空出了时间。显然，他是戈恩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因为他自己也有类似经历，被日本司法审判过，保释过，对日本司法的憎恨心境恐怕也是相同的。

井上久男，这位日本经济记者在2019年出版《日产对决戈恩——支配和暗斗的20年》。这位作者已经预料到，对日产乃至整个日本来说，胜也独裁者，败也独裁者。

这就如同戈恩在法国的律师，2日在巴黎说，被解放了，斗志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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