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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沙龙 | 野生,是我们的共性

2015-12-16 大家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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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6日下午,第43期腾讯·大家沙龙“你我都是野生动物:史航新书分享会”在创见国际孵化器举办,这次沙龙邀请到旅日作家李长声、著名编剧史航以及网络作家猪蹄蹄小朋友,与到场的读者朋友分享一个个关于各自故乡的小故事。


先说说书里感人的事儿

史航:感谢诸位的到来!感谢腾讯·大家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方便,也感谢创见国际孵化港的组织。我刚才在这里转了一圈,看见门口有大恐龙,这里很容易记住的。

我们在这里是因为一本书而来,要聊的不局限于这本书,我是这本书的两个作者之一,我叫史航。我是负责写这本《野生动物在长春》中的文字,这是一个绘本,非常出色的绘画是由我的朋友画家吕欣完成的。来陪我聊书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李长声老师,他是著名的日本文学研究者。这个椅子对李老师是很大的体验,因为不像我和猪蹄蹄小朋友泡吧,他不怎么出没这样的地方。另外这位是网络文学的参与者,她的名字比较长,叫猪蹄蹄小朋友。

我们是代表老中青三代人,重要的特征是我们都是长春人,他们两个彼此刚认识,我很有幸认识他们俩。我们来聊《野生动物在长春》,你我未必都是长春人,也未必都是东北人,像东北人未必都是活雷锋。

但是野生动物是一个挺好的词,所以我们拿这个来做定位,其实可能涉及每位的青春、同学、家乡、校园回忆,这会找到我们之间的共性,我向你保证。

从一开头来说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话唠的人,很容易说很多。我先从最简单的一个事情、一个回答开始,解释一下这七个字,然后听听两位对这个书的基本印象,然后我再跟进。

《野生动物在长春》,其实我们三个人都是长春人都不在长春。李长声老师主要在日本,猪蹄蹄小朋友跟我一样是客居在北京。为什么说是在长春呢?说是野生动物,其实是一种植物有时候就在这儿,但是藤爬到很远的地方,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爬过来的,但是顺藤摸瓜我们根还是在长春的。即使不是每年都回去,但是长春给我们的印记是别的地方取代不了的。所以是在长春的道理,哪怕是漂到很远的地方,也是在长春。

说我们是动物的,书中的主人公都是有点动物的习性,就是简单地寻求温暖,简单地好逸恶劳,简单地觅食,就是这样很简单的本能的状态。其实还可能有点共鸣。

野生这个词是很奢侈的,没有人真正敢说自己是野生动物,去两趟青藏线,去一趟丽江、大理,或者去过国外几个大瀑布,包括在北海道逛一段,都不能说自己是野生动物,到哪儿都是上车买票的人。为什么说是野生呢?我们希望状态中间有想自由就有自由的因素,比如想着我的同学他们可能现在当一个保安、老板,都得在自己的岗位上,但是我希望他们是野生的感觉,所以写这么一个系列的小说。

先问一下李长声老师,您看过这书有什么基本印象?

李长声:能来这里见大家非常高兴,托了史航的福。三个人,李长声、史航、猪蹄蹄小朋友按照年龄排的,老中青。

史航给了我这本书之后我就开始看,现在翻了好几遍了。用一句套话是图文并茂。因为这个题目就特别好,让我想起了日本的一个词是食草。但是食草动物也可能是野生动物,像你刚才说的自由不自由了。如果能很自由地在草原、森林地生活,都属于野生动物了。

我离开长春也比较久了,大概跟史航一样,史航是1988年来北京读书的,我是1988年去日本的,所以我们都不在长春的。但是我是长春生、长春长,一直到1988年离开长春。

这本书特别有意思,我说说里面哪些好、哪些不好。我读了特别感兴趣,当然画得非常好、非常有意思,把大家真得都画成了野生动物。这个画,其实不仅仅表现了文,而且使文深画,深画我写成图画的画,深画了史航的文,我觉得特别棒。

再说一句话,因为我是在日本对日本浮世绘比较感兴趣,在这里有的图也把浮世绘元素包含在里面。也和日本现在的管道艺术,日本现在也特别时兴工厂管道艺术,也是特别时髦的。

我特别喜欢的草履虫王铁是大龄青年,有一摞日记没有人看,然后交一个女朋友,请她看。我觉得这是这些故事里面最惨的故事,这是一个最惨的故事。

然后我觉得最有魅力的一个短片是横纹树蛙于天晶,后来跟她老公离婚了,她一直想看她老公手机里面的记录。离婚之后她老公问她,还能为你做点什么。她就说,想看看他手机。他就把手机给她了,她把他手机上的通讯录全部删光了。我觉得这个是最妙的短片,以为她去看记录,去探索一个离婚原因。我看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看离婚的原因,看老公到底是怎么样,结果她把他通讯录全部删掉了,让他在离婚之初不要跟任何人联系,这是一个特别妙的短故事。

我最受感动的是最后一部分,就是环尾狐猴去捉蛐蛐。有一个人在那里,后来他发现是一个盲人一直在听,他就非常感动,后来就不再捉蛐蛐了。这个是我最被感动的故事,这是我的读书心得。


猪蹄蹄小朋友、史航、李长声


史航:确实有一点不好意思、不公平,因为在座诸位基本上手里没有这本书,所以凭空讲的时候大家听着一头雾水,所以我再补充两句。

因为这个书这里面有25个故事,都在我的鹦鹉史航微博上。但是每个故事其实很短,我把其中一个故事是李老师提到的,我想念一下之后,然后把这个人说一下,然后再提这本书,要不然大家一头雾水。

比如刚才说的日本画的故事,那个人叫抹香鲸。我是把任何一个认识的人都给冠上任何一个奇怪的动物的名字,但是也没有什么理性,不是因为这个人脑袋大或者皮肤好就管他叫鲸鱼,只是突然想起鲸鱼就扣上去。抹香鲸田发胜是我的一个朋友,我先念一下是怎么写的这个故事,当然是瞎编的。

抹香鲸田发胜一直在自来水厂工作,他网名就叫“终归大海作波涛”。是啊,所有的自来水,如不被蒸发,下落便应是如此。自来水厂惠及长春所有居民,其中有一家,住着发胜喜欢过的姑娘。发胜望着那些静静流淌的自来水,想着哪一滴会让她喝到或用到呢?那一滴可不可以不流入大海呢?

这是一个都不像故事,只是一个念头的140字的故事。我先说一下画的感觉,这个画是自来水厂的工人穿着工作服、戴着头盔,站在万丈波涛之上,也站在自来水管之上,底下是长春市的夜景,就是他在工作。自来水在一点点流淌,而他马上用一个天文望远镜在跟踪着自己送出的自来水,就看有一滴会不会被自己喜爱的人看见。

但是有一个很残酷的画面,其实李长声老实说后面草履虫的故事悲惨,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悲惨,因为什么呢?他心爱的姑娘穿着日本式的泡完澡的衣服在那儿喝茶,还有一块小蛋糕。为什么日本式的衣服呢?因为刚才是日本的画风画的,如果你眼神好一点的话,会看到她洗完澡了,她的床上不是空着的,她已经嫁人了,总之有个男人了。那个男人,如果你们看这个画面是特别猥琐的没毛耗子的形象,叉腿坐在那儿,等一会这个姑娘也会上床会跟男人啪啪啪的。我们小说没有写这么残酷,但是画家吕欣把它画成了很让人幻灭的画面,这就是生活的本质。我也不知道田发胜看见这个故事会不会难过,但是田发胜是我高中特别好的朋友,我要讲两句。

这个故事为什么要写这个人物,而不写别人呢?我没有写李长声老师,也没有写猪蹄蹄。为什么写田发胜?他是我高中同学,一开始文科班男生特别少,互相都飙着。当着这么多女生面,你办一个杂志,我办一个杂志,互相都不服,两人都是主编。我们班里有大概三四个文学杂志,我就叫好望角,他叫归去来兮。我觉得他的肯定完蛋,归去来兮应该是马上垮台的,果然办两期就不行了,我办了五六期。我们一边竞争着,只有中学毕业后才成为好朋友。为什么?女生都散尽了,不用在面前显示谁更帅了,女生都走光了就剩我们了。

我上大学的时候他没有上大学,他在做各种倒爷的买卖,他倒麻将、气枪,搞各种奇怪的东西。有时候从长春到南方去,路过北京朝我借点钱再去倒。但同时他心雄万夫,他瞧不起钱钟书,认为钱钟书的学问不行。他佩服陈寅恪,他后来娶妻生女,女儿就叫田寅恪。他家里有特别多的书,但是他看得很多,都盖了章。

这个人结婚就很有意思,他谈过很多次恋爱,最后结婚是在一个外省的招待所。他就看见一个女孩留着两条大辫子在拎着暖水瓶,是招待所服务员。他看背影,觉得女孩特别古典。他冲上去就跟人家认识,就求婚。人家就嫁给他,就跟他回到了长春这个省会大城市,然后是个贤妻帮着做生意。前两年他来找我,你回来,我把我所有的书都送给你。他弄一个卡车,把他的藏书全送给我了。什么理由呢?他说我要老看这些书就跟你一样是个破知识分子,就没有办法挣钱,就对不起我老婆,也对不起孩子。我孩子已经上小学了,以后都需要很多钱,所以我把书送给你,真就不看书了。他真的把书送给我了,包括二十四史,就是特别好的版本的书。诺贝尔奖,一个台湾的一整套能摞那么高的全送给我了,我就厚颜无耻地全接收了。然后他做买卖了,现在他买卖做得很大、很不错,真挣着钱了,家里不只一辆车,也很好。他觉得他对得起身边最重要的人了。

这个人的生活带有很多感慨,我看见他能想起咱们很多熟知的电影,能想到《孔雀》、《立春》,也有可能想到《左耳》或者别的故事。他是可以这么活或那么活,不知道有没有道理,但是他那么活着挺好。

这本书里写了很多人,如果涉及到别的故事就讲别的人。我想记住这些朋友,我记住他们的方式首先要记住名字,再记住事。我不能说把他们的名字全写到手上,或者全写到我家墙上,这也不行。什么办法呢?就写到故事里,我这么自恋的人会记得他们,因为我老看自己的书。我也想让他们的一生不太为别人所知,像猪蹄蹄有很多粉丝关注,但是猪蹄蹄当初上学的时候很多同学们比她更聪明、更好看、说话更冲、打仗更猛,但是现在就是平平常常过着自己的日子。我们这些出来嘚瑟的人,特别想有机会把他们放在我们周围被别人周围,我选择了这种方式,猪蹄蹄可能选择了她的方式。

猪蹄蹄小朋友:大家好!我是猪蹄蹄。我今天过来的时候史航问我,说我在微信里面口音没有那么重。我说你的书都叫《野生动物在长春》,我就是说东北话的。我这个人表达能力很一般,我就说两句东北话。

这个书其实是我今天刚拿到的,本来之前约了史航老师拿书,但是有点事没有拿成。刚才坐在外边看了一会觉得特别有意思。有些画的画面的细节特别好玩,看不着就不给你们讲了,就眼馋你们。

特别喜欢一个故事,给那么念一下,长颈鹿戈萍。这个戈萍长得像什么呢?她是个长颈鹿,长得挺非主流的,一头红毛,涂个绿色的眼影,看起来应是个很纯真的姑娘。就是很像我们在理发店里见过的姑娘。

长颈鹿戈萍跟松鼠臧春和传了很多纸条,现在准备接吻了。他们去老虎公园找了个树林,戈萍想俯下来亲春和,他不乐意,女孩子哪能那么主动?他沿戈萍脖子慢慢爬上去。爬了两节自习课的功夫,到了,刚亲上,就有小鸟喊“看见了”!戈萍瞪春和:“你满意了?”春和骚眉耷眼的往下爬。

其实像刚才说的,很多里面的东西不像是我们认为的一个完整的故事,一定要有起因、经过、结果,就是像史航老师说的,就像你同学今天早上出门遇到的一件事,或者是你高中的时候遇到过的一件事。可以认为它很无聊,但是有小的趣味在里面。

史航:我们所有的人是无声无息消失在人海,你用什么方式找到对方,我不知道。你不能真登个寻人启示,那就不是事了。但是把他们的名字写进作品是一个找人的方式,不仅让他们知道我能记得他,我作为史航、作为作者、作为同学能记得他,而且还能想象他的生活,在关心着他们的生活,这是我比较关心的事情。

你要说这满纸画的是什么东西呢?用一个最不好听的词,我画的就是“衣冠禽兽”,因为他们都穿着衣服。比如我要画李老师白头翁是一种鸟,李老师的嘴就变成是尖的,毛也多一点。但是穿着还是这样的衣服。他们就像是一些再不想长大的孩子都得进社会、都得填简历、办身份证。其实想起日本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吉卜力工作室高畑勋的一个动作叫《百变狸猫》,又叫《平成狸合战》。狸猫的家园都被毁掉了,只好到城市,他们在地铁里打瞌睡,他们黑眼圈狸猫眼只好去上班了。我的这帮朋友们以为可以自习课混到地老天荒,但是对不起我们都毕业了,不可以不毕业的。毕业后就变成了这样的穿着衣服的野生动物。

我有一种感觉,我小的时候那么多童话,但是我知道哪个童话都有结尾,哪个游戏都有结束,哪天放学都得回家,回家都得写作业,哪个暑假都得结束,头一天晚上猛写作业第二天要交,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这本书对于我来说是一本特别惆怅之书,越写越惆怅,每一个都写成纠结的疙瘩,这里面的人物故事也这样。

请问李长声老师,你写过作文吗?

李长声:写过。因为文化大革命我是高一了,1968年高一,所以我对高中同学记忆不太多。因为我是逍遥派,革命不革命的在家里,所以跟高中同学不是很熟。熟的还是初中同学,我是长春三中的,因为一起念了三年嘛。

如果说作文,我从初二开始。初二老师是岁数比较大的,那时候看着都很老了。他特别喜欢写诗,主要是写绝句。当时正好有个王力出版了《诗词格律十讲》,那时候就推荐给我,因为他书法也好。我们有三五个同学就特别崇敬、崇拜他,跟他学诗、书法。但是我没有长性,就半途而废了。其中有个同学练得很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大字报进一步成为书法家了,后来搞非常好。

受了他的影响我就开始比较偏科,那时候对数理化有意地不关心,年轻嘛,就故意偏科,然后我就偏向语文。高中我考到了师大附中,那时候语文特别好挺自豪的,那时候的数学快要大零蛋了,幸好文化大革命不需要考试了,就躲过了一劫。




史航:幸亏文化大革命了。以前有个英国电影叫《希望与荣耀》,二战的时候一帮小学生的故事。中间的小孩上学的时候,一到学校那边看见所有同学都在马路上扔书包特别高兴,喊着“感谢希特勒”,因为学校炸停了不用上课了。这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样,有的时候时代是一群孩子的幼儿园,不管对于大国家是怎么样,对于我们来讲是那样的日子,比如放风的日子或者是放心的日子。

我记得我生平刚开始写诗的时候是小学,就是五言的打游诗。第一首诗是比较无聊的,但是也体现了我直到现在的文学风格。有一天元宵节我跟家人走散了,一个人在长春街头。一个小孩丢了,不想哭,于是背着手在写诗。一个小孩大概9岁了,茫茫长街行,举头见孤星,孤星似街灯,伴我长街行。

但是关于这首诗,我爸爸是吉林大学教哲学的,后来又搞心理学,他认为我这样写下去是没有出路,小资产阶级味道太重,注重个人情感,不关心天下大事。不像后来的少女猪蹄蹄。

我后来写诗风格就大改,当时特别好的有一个哥们叫刘亚男是一个哥们,他画画特别好,是钢笔画,是两只剑齿虎在撕咬一只麋鹿,就是很残暴的场景,我们都喜欢看这种血腥的场面。他画完我就写,那时候好像也初中了。

就写了“野草乱蒿蓬”,就是蓬蒿倒着写蒿蓬,觉得特别高雅,因为特别难念。下一句就是“麋鹿受围攻”,这完全是大实话了。下一句话不知道说什么,“剑齿虎”三个字就写不进去,因为是五言。如果说两个剑齿虎后面就没有办法写。因为它们是兽,就写“二兽苦争食”,辛苦地在争食。最后一句话是“生存需竞争”,就押上韵了。但是朋友马上指出你有两个“争”字,二兽苦争食、生存需竞争,这个诗非常不完美,重复用了一个“争”字。但是我的印象很深,就是写这样的诗。

我那时候写诗的事没有什么用,后来我初中开始写小学。第一部小说是神州飞侠客,开始看《书剑恩仇录》那种金庸小说了。神州飞侠客非常像评书似的,昆仑山中引蛟龙,风云际会逞英雄,名噪一时飞侠客,遁迹江湖渺无踪。我那时候不知道名噪一时是贬义词,就写名噪一时的猪蹄蹄小朋友终于见到了。但是那时候觉得名噪一时肯定很牛,就想名噪一时,所以把名噪一时当成了褒义词,后来也被人指出来了。

我的创作生涯是每次刚离地半尺就被人拽下来了,指出中间有硬伤,这是很悲惨的命运。后来写生活是《中学生活启示录》,其实跟这个书有关系。那是我初三要写这个的东西,我想就可以把我所有的喜欢的女生写进去,然后就讨很多人的欢心。然后就写《中学生活启示录》,但是那些女生觉得这个名字特别每意思。那时候琼瑶比较很火,有《窗外》这样的小说了,所以叫《初夏的云,初夏的风》,觉得这样比较好。后来大家问我谁是云、谁是风,我也说不清楚。又不舍得具体限定在第一排或第三排的女生,就是老想多获得几个人的注意。最后被他们问烦了就很伤感,就是觉得你们怎么不理解我呢。最后的书名叫《没有河,也没有岸》。但是这个书写出来,多年之后大约在这个世纪有另外一个朋友要写书没有书名,我说咱俩是绝配,我有书名没写书,你有书没写书名,我送给你吧。后来有一个朋友写书叫《没有河,没有岸》,就把书名送给他了,这是我短暂的小说生涯。从《中学生活启示录》直接到了《野生动物在长春》,就是这么一个跳跃,很尴尬的跳跃。

序言中也说到,长春每年都是在冬天回去,下着雪觉得长春没有什么变化,现在回去变化很大,就是夏天有时候回去长春变化特别大。我记得的长春快要被覆盖掉了,就像我以前记得猪蹄蹄穿这件衣服,但是以后永远穿别的衣服,她说没有这件衣服,慢慢五我也就糊涂了。到底有没有穿过这件衣服,我的记忆就被岁月,岁月是个橡皮擦,岁月赶走了我的家乡。岁月是个黑板擦、橡皮擦,把我的家乡擦得不是这个样子了,我的家乡像是一个列车停在站台上,岁月是一个一吹哨、一拉汽笛就走了的,马上就要开走了。

这个时候我就有点焦虑,就是不仅我要记得我的同学,比如这里面有四分局、比如这里面有四分局、红旗街、欧亚商城、鸣放宫、地质宫,那些地名都要写进去。包括东北人、长春人还知道老韩的豆腐串、地院雪糕,我都要写进去。就是我不写这个,也不知道写在哪儿,也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写别的书。

这个书写了100多则,第一本才出了20多则,所以明年还会出两本,后年还希望接着出。但是总之我的书像是圣诞树,要把所有记得的东西拼命往里面挂,别人怎么笑话我,我不管。像有个香港导演叫陈果,陈果说,我拍一个电影别人都笑话里面有很多东西,你们不知道,我永远很慌,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钱拍下一本电影,所以永远当遗书一样做最后一部电影,所以我所有想说的话都塞在这里面。我就是这样来写这个东西的。

说到这儿,我就想稍微奢侈一点。因为在座下面有长春人吗?估计不容易。所以我能说你们每个人特别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你们来听我们讲长春的故事。我们每个人说一件关于长春的记忆,就是地方和东西,不是人了。一会会谈每个人认识的长春人或怎么样。

李老师你离长春最远,你1988年去日本也很久了,你能记得长春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或一件东西是什么?

李长声:刚才史航说长春都变了。其实我在长春经历了两次变,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春就都变了。比如长春过去最大的马路,就是最宽、最长的,当然没有长安街的时候在中国是最长、最宽的,叫斯大林大街,两旁都是槐树,到了春天的时候满树槐花飘得像雪一样。后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全死掉了,后来种了松树,这是长春第一次发生变化。

第二次变化,就是史航经历的现代化。那时候再回长春觉得不是长春了,树没有了觉得还是长春,但是后来楼全变了,就是根本找不到过去我家住的地方。那时候印象比较深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说在这个书里画到的鸣放宫,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总到鸣放宫开大会。那是日本的一个神社,我以为被拆掉了,居然还存在。后来我到日本对神社有一点知识,知道了什么是神社。

史航:其实刚才说的鸣放宫特别好玩,他就是一部短暂的长春史。一开始长春的记忆跟伪满洲国有很大关系,是神武殿,光复了之后不是日本神社了,改做他用。就像李老师说的斯大林大街,在中苏友好的时候叫斯大林大街。更早的时候,在1945年光复的时候叫中正大街和中山大街,以中间的人民广场为分界线,也就是蒋中正和孙中山。斯大林是我最憎恨的世界历史人物之一,多年以后现在终于改名人民大街了。但是人民大街的名字非常常见,哪个城市都有人民大街。斯大林我很讨厌,但是斯大林大街又是所有的记忆都在里面。

我刚才说的神武殿,后来在建国1949年之后,因为我们是大跃进要大鸣大放,所以叫鸣放宫。那时候开大会,文革也开大会,对于我的记忆来说,我是1971年出生的,我的记忆是在那儿看电影,那是我的天堂电影院,那么多电影在那儿看。而且那时候有电影时,全家只有一家票《少林寺》,于是全家人最后爸爸、妈妈、哥哥把票让更给我,然后我进去后,爸爸、妈妈、哥哥在门口等着,等着电影看完了出来陪我回去,路上就急着问我讲什么,我就跟他们讲《少林寺》是在讲什么,所以一家人靠一个人看。

而且那时候我跟我哥哥有一个记忆,不敢画假票。怎么进去呢?一米是很重要的标准,一米以上就要票了。所以我们那些鸣放宫的孩子,可能是所有长春的孩子,或者七十年代的孩子有一个绝技,学卓别林压着步、腿弓着、身子向往仰着,像《纵横四海》中间周润发、张国荣偷画的时候路过红外线下腰,就是那么过去。我们所有路过那个杠,就这样过去。然后管票的大叔冷冷地看着我们非常艰难的杂耍。

那时候电影院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觉得哪个城市的电影院在哪儿,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最重要的地方就在那儿,那是他的轴心。我这个月底想回长春在聊《野生动物在长春》,家兄史今正在辛苦地奔走,为能不能出钱鸣放宫聊一次。这是我的梦想,也是他的梦想。小时候想混也混不进去,得凭票。现在可以在门口把着门收票聊这个书,在那儿聊。在哪儿都不如在那儿聊,就是重新占领了那个地方。

其实在长春,对于我们这些地方是很重要。你们虽然有国际主义精神,我们聊长春还是为了唤醒你的家乡,你家的斯大林大街叫什么名字,你家的鸣放宫叫什么名字,这个是更重要的事情。岁月赶走了我的故乡,也一定赶走过你的故乡,你现在看看它在哪里,回忆一下更重要。

猪蹄蹄说一下你在长春的精神坐标。

猪蹄蹄小朋友: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地标的东西,我们当时大学跟北京现在廊坊大学城似的,在长春周边有一片啥也没有,只有大学的一块地。我大学也在那个地方,就是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我有一个同学跟我一个宿舍,我们俩在大学时都是朋克,就是看啥都顺眼,就是老师、同学、社会全是大傻X,就是这种的。就是我俩在一块玩,也不愿意搭理别人。有一天晚上挺冷的,长春11月初已经零下了。晚上七点多钟上了选修课出来,就我俩。我兜里就一个饭卡、钥匙、手机,没带钱。她说,我请你喝酒去。我说,行啊。大学的时候那边请喝酒肯定是到附近小饭馆点俩菜喝点酒,都是这种。我就跟着她往外走,走到学校的商业区,她领着我进了超市,然后她在超市的货架底下一瓶酱油瓶子那么大的一斤装的二锅头,拉着我就往门口走结账。我说,你请我喝酒?她说,我这不是买酒了嘛。我说,可是我没吃饭呢,大冷天的,你不能我跟你干喝一瓶二锅头。她说,我觉得你说得对,回头深后有卖糖葫芦的大妈,买糖葫芦就不算了。糖葫芦以前一块钱一根,那时候刚改到二块。一般是上面的都是正常的两块钱的糖葫芦,底下有一些边角料的山楂,就是不入档次、不穿串的,小个的串底下有两块、一块的。“大姐,给我拿那根一块钱的糖葫芦”。拎着一斤二锅头,领我爬上了我们隔壁校区美术学校的天台。

史航:11月份吗?

猪蹄蹄小朋友:对啊,朋友们呢,11月份呢,长春老冷了。然后外面天台上没有什么遮挡物,那风飕飕的。我俩就坐在一个墙角上,就着一根一块钱的糖葫芦,喝一斤二锅头,最后还是我给她抗回去的。这个事是我在长春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事,那个天台啊,我记它一辈子。




史航:我觉得朋克跟糖葫芦原来距离不像我想象的那么远,中间就隔着一瓶二窝头而已。其实她已经说到我下面想说的话题,就是朋友。我们离开长春又交了很多朋友,但是长春交的那些朋友都重要,因为可能是我们最早的记忆、最早的惶恐、最早的焦虑,分享的时候是跟他们分享,以后见什么事都不算事了。但是算事的时候,是跟他们分享一些焦虑。

其实《野生动物在长春》,为什么写这个小说呢?是源于我写了第一个故事才有信心往下写。就是你们手里有这个书可以看看第一个故事,一个叫海狸李莽雪,还有一个犀牛庞波的故事。

李莽雪是在长春人民银行工作的,我哥的同学,有点龅牙,就像海狸,我们平常就叫她海狸。犀牛,其实长得不像犀牛,只是我突然想起犀牛了。忽然很想念犀牛庞波。庞波是长春市国家税务局朝阳分局中最容易脸红的一个男士,他是个文艺青年。他上网的时候就叫“三轮车夫”,因为他看越南导演陈英雄的电影《三轮车夫》。他在税务局的环境中间完全是异类,新来的人也可以支使他、欺负他,因为他特别容易脸红。现在也特别容易脸红,我就好奇他居然也结了婚、生了孩子,我不知道他结婚、生孩子的时候脸红成什么样,完全是大姑娘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他俩在一起很好玩,他们俩其实不算熟,但是我就写了第一个故事,写他们俩。

第一个故事地点跟长春动植物园有关。这个画面是中国山水画的格局,中国山水画的格局有两个小背影,一个是海狸的背影,一个是犀牛,并肩坐着。就像看见一只小熊、小猪坐那儿,我们经常忽然间发现动物的背影特别有人性,比人还有人性,因为很孤独。于是地点选的是长春动植物园,吕欣的画风是很有意思的。第一个画是海狸开车,旁边车上挂着手串,就是完全像我们现在的生活。放着一个蛋糕,旁边的“禁止喂食”笼子旁边戴袖标的管理员,连他们用的钞票都画的不是毛主席,是猫主席,是个动物银行的状态。

但是这个故事讲什么故事呢?

海狸李莽雪忽然很想念犀牛庞波,今天是庞波生日。他去桂林路买了蛋糕,然后买票进了动物园。管理员说不能向动物投掷或赠送食物,但是花十块钱可亲密接触。李莽雪交了亲密接触的钱,看见小孩子们轮流骑庞波。他走了。半小时后动物园广播:“无名氏先生为犀牛庞波点播一首《朋友》。”

这个《朋友》不是周华建的《朋友》,而是臧天朔的朋友,“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如果你这么享受幸福,请你忘记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如果你正承受不幸,请你告诉我。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有新的彼岸,请你离开我,离开我。”这个词是我特别喜欢的。

这个故事是挺感伤、惆怅的故事,有的动物由于命运的需要就留在动物园里面,等着大家喂食。有的动物就奔波,像人一样,就开始成为百变狸猫们。但是他们的想念只能变成了一个隔着铁笼就是两种,我可以骑你,但我不可以问候你,因为你是动物,我是人了。这个是我第一个的基础,后来的故事跟这个风格并不像,后来可能是城关跟租录像带人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妈妈开家长会的故事,就是全是人的状态,没有管在动物园里动物的感觉,也没有沿着一个人脖子爬上爬下的。可以说我的小说风格并不统一,但是这个股市对我来说很重要,让我知道不管动物、不管是人,反正你是你、我是我,我记得你,你记得我,就是这儿开始的。

我们现在聊得自己记得的朋友,像田发胜一样。李长声聊聊你的朋友吧,挑一个有意思的长春人。

李长声:我离开比较久,跟同学很少联系。我记得的朋友应该是下乡了,讲讲下乡的时候。下乡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我们是高一的,正好1966年入学,1968年下乡,等于是高三下乡。

那时候有个同学特别刻苦地读书,我们那时候很多同学不是那么革命,很逍遥,特别爱读书。他特别坚信毛泽东主席说过大学还是要办的,他有相信大学还是要办的。他不仅要读一些政治书以及他喜欢的书,而且学英语。最后他以英语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吉林大学,现在是在美国了。我当时特别佩服他,他这么坚信果然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那时候我对上大学一点都没有信心,所以后来我是去当兵了,跟这个同学联系比较多,对于他的一些想法还是比较佩服。




史航:在这儿我要再说一个最新的感受,《野生动物在长春》这个书里面有20多个故事,我写的100多个故事最新的故事是113故事,这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呢?今年初中同学聚会三十年了,正好三十年,1985年到2015年。

同学见面感慨就不说了,我们老师来了,班主任当时管同学管特别严,很多女士很恨他,像你这种朋克就会不高兴。有些女生说,我们表决,我反对把老师请来,有这样的比例。我们几个男生以及还有别的女生在游说,三十年这个坎挺不容易的,把老师请来吧,见一次吧。但是她说,我说不定会走啊,就是这样子。

最后老师来了,他说我不在座位上说话,我要到前面说话,就是对着所有同学站在那儿。我第一个反应是老师腿是一直哆嗦的,他都70岁了。他说:我头发黑着,同学们我是染的。我在这儿说,我后悔了,我特别特别后悔,我管你们太严了。有同学说,是,你要不管,我们班里早能成几对了。他说,对,我错了,我现在后悔成啥样没法说出来。他说,我就这么说吧,我现在要是能回到当初,我能成为全世界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不去了,我70岁了。我就想跟你们说一句话,你们不要再五年、十年聚一次,你们可以不用喊老师,但是你们应该每年都聚,这个很重要。

听这个话我也很感动,我们同学们也有感动。后来我回去之后就写了一则故事,就写一个同学参加完三十年同学会好几天回不过神,单位新来的小青年教他看穿越小说,他看了说没意思。说我要是能穿越,我也穿越。你穿越到哪儿?汉、唐、宋、明?都不是,不用那么远,就往回穿55年,那时候我老师念初中,我想带他逃一次学,他这辈子过得太严肃了。

这也是我真实的想法,如果我遇到我从前的老师就带他逃一次学,是这种感觉。这是一种出发,好多故事写完了是一种弥补。有的时候我们阅读、评论、翻译,但是为什么人还手欠要写个故事、写个段子、写个剧本呢?就是我们不是要看别人的故事,然后说“对啊,那是我”。我是单独从兜里掏出一个故事,像门上的招贴画一样钉在墙上,这是我想干的事。

像我曾经第83个故事,就写到了自己的父母,因为我的父母去世很早了,爸爸1991年,妈妈1997年。我爸爸是吉林大学哲学系的老师,教信息学的。妈妈是医大二院(吉大二院)的大夫,同时也是大学老师,她管肺功能。所以我小时候老开玩笑说我没心没肺,小时候都被我爸妈摘走研究去了,我爸爸管心理学,我妈妈管肺功能,所以没心没肺。我父母去世很早,有时候遇到事会想到他们。有时候编一个故事说夜鹦鹉史航在飞机上打了个盹,空姐送餐的时候才醒来。看到那些塑料的小刀叉想起从前小时候爸爸黑顶鹦鹉史昕和妈妈红顶鹦鹉孙桂珍,出差偶尔也坐飞机,就是八十年代坐飞机,如果有这种小刀叉一定带回来,那是史航一个人的玩具,都不给他哥哥玩,那是八几年。

于是史航就把小刀叉揣在了自己的兜里,透过飞机舷窗,因为飞机在飞嘛,看着窗外云层里站着父母孙珍和史昕,父母朝他点点头,没有反对。这是我写的一个故事。

这是一个没有什么道理,带一点感情,带一点画面的故事。其实我就在想,因为他们去世了这么些,他们活着我不好意思或不敢把他们写进去,不是他们会揍我一顿,他们也会不好意思。人世间好多是这样的,能让自己最亲近的人不好意思事,我们就不干,所以很多时候会不流露感情。

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喜欢一个女生,我写了情书放在牛仔裤里,忘掏出来了。我妈给我洗了,把情书洗成个纸疙瘩。我妈妈本来是内科医生,结果以外科手术般的精细把纸疙瘩复原成蒙阅读的情书,读完了跟我爸商量,说这事你得管。我爸运了半天气找我谈了半天,聊了很久别的事,都聊到他小时候的事,各种事是忆苦思甜。最后快要吃晚饭了说了一句话,就是你要管理好、控制好跟女同学的关系,说完就溜到旁边去了。

后来我中间写故事我哥史今和我嫂子张冬勋,还有他们的女儿、我侄女史晓僮的故事,就写史晓僮学习成绩急剧下降,物理、化学。然后她妈发飙了,跟她爸说,孩子不是我一个人的,你去管,你必须跟她说。史今犹豫半天去了,然后回来说,咱家孩子还不错,我说的都听了,她答应改,她答应马上改。实际上史今到了史晓僮屋里说,你屋里太乱了,你能不能收拾,你不能收拾我帮你收拾。史晓僮答应一会收拾了一下,就是技术性的撒谎。

我为什么写我这哥这个故事呢?其实是瞎编的,是想到了我爸妈的故事。就是我们家都有这个特点,就是挺怵跟人谈心,或者对别人进行指教的,所以就兜这么大弯子。我父亲1991年去世,因为他年轻的时候身体就不好。那时候就一个月的时间,知道消息赶回去陪他。那时候我本来是在干什么?我在游山玩水,第一次打算出远门,我去四川玩,去西安。去四川玩得特别痛快,去九寨沟、成都。到西安第二天接到电报,我妈妈让我回来。我妈妈瞒着我爸爸拍的电报,我爸爸说别拍电报,没事,就是小航第一次出门,尽量让他玩久一点。不要打乱他计算,就是这意思。那个意思经常有同学来看我和看我爸爸,因为我爸爸跟我高中同学挺好的,我爸爸的摄影特别强,就去帮拍个照片。

有一次有一个女孩跟别的来了以后,那个女孩喜欢写诗,喜欢纪伯伦,黎巴嫩的诗人,然后字也写得很好。她走的时候,我爸吭吭唧唧的意思是这个姑娘不错,你们可以多联系,大概这意思,就是多交流文学、多谈文学。

我爸跟我说的到顶就是说到这份,就这样了。后来隔了好多年,当然人家同学早就嫁人、有孩子了。有一次聊天说起,我爸爸当年还推荐了我一下,就像《三国演义》徐庶走马荐诸葛,像推荐诸葛亮推荐过一下。她一愣,因为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老爸看上你那儿。他说,你漂亮。她就是我们班比较漂亮的,但是我爸也不是那么肤浅的人,一定找到别的理由来推荐。

她这么一问我有点感伤,我并不了解我爸,不知道他心目中的儿媳妇应该什么标准,他会因为什么推荐一个人,因为谈吐,因为外貌,因为穿着,或者因为什么东西?不知道。其实我不了解我爸,我爸特别照相,在吉林大学照相导致他到去世一直是讲师,不是副教授,也不是教授。为什么?评不上讲师,没有教学成果。我们开教学会议的时候,我们都坐着开会,他是站在那儿照相的,他像个校工,我们是教师。很多时候是他当班主任照相,老被别人想不起来。好多时候,我都是在暗房里找他,他是个永远在服务大家的人,大家就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也不用那么着急,他脾气特别好。

包括他去世的时候哲学系送的挽联,上联我忘了,下联是绝顶忠厚老实人。我看了很感动,但是又觉得一丝淡淡的屈辱,就现在来说被这么评价不是好事。后来有一次我跟我哥聊天,因为我们家着过火,把我们家所有东西都烧光了,书、文稿、明信片等等都烧光了。然后找到一些照片,翻的时候说咱爸拍这么多都是空镜头照片。我说,咱爸挺奢侈。因为那时候八十年代有相机都不容易,如果今天拍照,李老师单独拍一张算不懂事,咱们三拍一张,因为要不然浪费。你怎么能一个人拍单人照呢?全部拍这一张。我爸能拍空镜头,到江南能拍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小鸭子,拍一个树上冒的芽,他拍空镜头。我哥说,这么说咱爸跟咱们想得不一样,咱爸挺浪漫的,只是我们作为孩子不知道。

我一直觉得他特别古板,他写字从来不真连笔,我说我爸写字特别做作。撇不是真撇,捺不是真捺,连笔不是真连笔,假装连笔。我小时候觉得特别做作,其实想到这些事的时候,其实我每写到一个人都是一个机会,我就想这个人,就像是一个神棍在算命一样在想这个事。

刚才突然我一个人说了很多,不好意思。今天来的有国际主义朋友的精神,特别希望你们问我们三个人问题。问之前要说一个话,我出这个书特别大的梦想、野心,就是你们每个人写你的家乡,就是野生动物在沈阳、野生动物在大连、野生动物在海口。因为只有这样做,每一个人才能是这个书对你有丁点改变了,你还是回忆了。有一句话是“这么年轻就开始回忆”,其实真的几岁就可以回忆。王朔的《看上去很美》写了几岁小男孩的生活,但是他要不写,可能以后就不知道那时候六七岁的男孩子怎么生活的。

同学时代的性格延伸到现在,其实是写当代的事。但是我们按照从前你的性格写的,并不是回忆,是回忆中你的性格投放到现在。所以其实有点幼稚,就是我把每个人想象得幼稚,是一些幼稚的有爱的长春人的软弱的琐碎故事。

这本书要不是有我哥们吕欣画,我是根本没有勇气出书的。我上一次独立署名出书是《明镜高悬》,是1998年,中间隔了17年。中间帮着一帮人一块出一些书,就跟老六(张立宪)出一些书什么的,还有《魔山》话剧改编。。

我一直觉得我的文字是没有资格出书的,就在于对不起树、纸浆,你没有独特性。恰恰昨天止庵跟李长声老师聊互联网环境下为什么还要写作,写作为什么还要出书,讲了一些道理,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事情。

我自己只能说我托福,老六和吕欣的福,尤其是这些画能把大家黏住,顺便大家记得这些文字。我这些故事还会往下写,哪怕以后来不及出这么多书了,但是故事还要写。因为每个人有个性,我也45岁了,天性就是这样子。我们每个人的性格,其实台上这三是不一样的星座、不一样的性格,但是我还是很高兴。可能人生中在这一下午有一些关键词是合在一起的,就是同学、老师、家乡这些事,这个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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