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明：打官腔的国民党已经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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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份，我去了一趟台湾。这是我第一次登上宝岛，赶着参观阿里山、日月潭等名胜。当时，有一位台湾朋友执意带我去看“二·二八”纪念馆。他说，这是台湾民主化进程中最黑暗的时刻，不了解“二·二八”，就不了解台湾。
他很小心地问：你知道“二·二八”吗？我说：当然了解，高考还考过呢！
“二·二八”事件，大陆中学历史教科书有专门的介绍，在教科书上，这是抨击蒋介石暴政的一个素材，充分突出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与残暴。这个数据相信没有水分——死亡人数达到2万多人。我们的必考科目，却是台湾民众心中隐秘的伤疤。
然而，站在台湾本土居民的叙述，就没有这么简单。
1945年，台湾人刚刚结束了长达50年的日据时代，对于国民政府满怀期待，希望回归到华夏怀抱，结果却遭到了国民政府的粗暴对待。一方面，国民政府接管之后大量印制钞票，并将台湾人赖以维生的米、布、盐、糖等民生物资运往大陆以资助国共内战，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国民党大刀阔斧地去日本化，先驱赶长留在此的日本居民，再是废除日语报刊，让众多知识分子变成了“半文盲”。在赶走日本之后，台湾人没有获得更多的自治机会，反而被“外省人”所排挤。台湾上下，民怨沸腾。
在两年后的1947年2月27日，矛盾终于爆发。由于缉私队员殴打烟贩林江迈，并与围观群众发生冲突，进而开枪杀死无辜市民陈文溪。当夜，怒潮席卷台湾。更多的市民围攻了台湾省专卖局。随后，约有四、五百名群众来到行政长官公署，向行政长官陈仪请愿，竟遭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数人。于是事态迅速扩大，游行、示威、请愿很快演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一场“反独裁、反专制、反暴行、争民主、争自治”的运动在全市漫延。陈仪随即宣布实行戒严，派出大批军警在全市大街小巷巡逻。
后来，一场白色恐怖就开始笼罩，一场暗杀活动就开始了。在接下来的两年间，约有2万人不明不白地失踪。一般节奏是，在家中被不明身份的人带走，过几日家里就接到了死亡通知。这种恐怖一直维持了几十年，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败走台湾之后，“本省人”依然不欢迎这个外来的政权。在二·二八纪念馆，就有充分的介绍，在这次事件中遇难的人，包括医生、律师、报人、商人及农民等。纪念馆中非常详细地列出了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并配以照片。知识分子的照片大多可以找到，但农民的照片就比较难以获得，但纪念馆依然很贴心地为他们空出了位置。因为表达不满而被处死的中国人，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是“刁民”、“乱民”，但从民主的维度而言，他们是不畏强暴的斗士。“二·二八”纪念馆，就留出了整整一面墙向他们致敬。
在一个角落，我看到了嘉义议员、台湾牙医师卢炳钦在就义前的家书：
亲爱的秀媚妻：
终于明天将往“他世”，“今世”带给你很多困扰和辛劳，谢谢你了。来世一定报答你，只担心孩子的未来。此事也请你转达“沧海”。其次有关葬仪，很简单即可。不要道士超渡，葬费缩在三千元范围内。
……
请大家多多保重，我之所以不愿逃亡，完全是为了你，为了孩子们。虽然自认傻瓜加笨蛋，但挚爱是可以超过一切的……
到了这里，大家能判断，“二·二八”是一场民主浪潮，是面对“外来”的国民政府，台湾本土民众发出的第一声呼喊。被镇压后，台湾开始进入了戒严时期，此后足足30多年，“二·二八”事件都尘封在台湾历史里，属于言论禁区。
与“二·二八事件”相呼应的，是郑南榕自焚事件。这位《自由时代》的总编辑，在80年代冲破了台湾当局的“报禁”，直面“二·二八事件”的真相，要争取“100%的自由”。他说，“我对于人生的不清不楚，深觉痛苦。”自然，在他一系列活动之后，他已经被当局盯上。他曾说过，“国民党抓不到我的人，只能抓到我的尸体”，1989年4月7日，他在杂志社内倒满汽油，在警察上楼的时候，他点火自焚。在他的葬礼上，数万人送行，这次事件再次引发了台湾岛内的大规模冲突。
国民党的专制时代，从“二·二八事件”开始，到郑南榕事件结束。整整一个循环。在1996年台湾民进党上台之后，台湾历史才变得有所不同。如今，这两个事件，在台北都设有纪念馆，每一个入馆的人，都会感叹台湾今日来之不易。
如果从台湾记忆出发，台湾的每一步壮举，国民党都站在对立面。在即将进行的选战中，国民党与民进党的较量，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国民党带有历史包袱。这个包袱通向台湾最幽暗、最不堪回首的岁月。论执政经验，百年大党国民党在台湾无疑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但是，污点也清晰可见。随着“二·二八事件”真相越来越清晰，台湾本土意识日渐崛起，国民党就越来越尴尬。
“二·二八事件”是国民党的死穴。尽管也有一些台湾史学家尝试论证，国民党在当时局势中使用暴力有一定合理性：比如说当时“留用日人”中，也有一些浪人想从中滋事；又比如一些外省人确实遭到了原住民的袭击。这些历史学家尝试论证，“二·二八事件”仅仅是一次群体暴力事件。但是，这种表述也不能掩盖国民党当年的独裁色彩。在战争年代，有些事或者顺理成章，但放在今天的视角下，则显得非常突兀。
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原因之一是民进党实在太缺乏执政经验。陈水扁、吕秀莲等人，都是政治上的低能儿。忍无可忍的台湾民众，才重新选择国民党。这大约就是亨廷顿说的“民主的钟摆式效应”。又过了8年，马英九的答卷不过不失，但民众再一次厌倦了说话打官腔的国民党。到了今天，民进党重整旗鼓之后，结局也许已不存在多少意外。尤其是许多年轻人在“去中国化”教育下，成为本土价值的捍卫者。而国民党的处境，则更加艰难，既有可能陷入分裂，同时将面临新生政党的挑战。
国民党的问题，不仅仅是“朝中无人”，而是带有历史的逻辑性。在很多台湾人看来，哪怕依然有不少精英坐镇，国民党已经“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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