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场上吃着炸鸡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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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的记者史蒂文·埃文斯千里迢迢来到首都北京体验生活。和当地普通的上班族一样，他挤进了哄闹的首都地铁，在那儿，他并没有发现像平壤地铁里那样无处不在的领袖画像，相反，他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地铁口和车站经常看见一位熟悉的美国老人画像——肯德基的创始人山德士上校。埃文斯写道：
“北京地铁每节车厢内，都能看到这个伟大企业的创始人。他面带微笑，一双慈祥和蔼的眼睛。在中国，他的面孔无处不在。每天早晨，他目送着赶路上班的人群。工作日的开始，他是指路的明灯；辛勤劳作一天之后，他给千家万户送去温暖。”
埃文斯的观察文章发表在近期的BBC新闻网上，它让我们得以透过他者的视角窥见到一个被我们习惯性忽略的日常事物——肯德基。我们忽然意识到，国人竟然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把薯条、汉堡与炸鸡从一件新奇的舶来品变成了一份如此稀松平常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快餐，以至于连现在的流行歌都能以炸鸡入词。那首传唱一时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不就是“西方炸鸡本地化”的明证吗？通过炸鸡和广场、商业与政治，这首歌的作者有意无意地向我们道出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在中国，炸鸡确实与广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如今谁还记得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吃上肯德基的？答案是1987年11月。那年，肯德基正式进入中国市场，第一家店就开在北京前门。而众所周知的是，在前门的正北方，便是那片空旷硕大，却又因过多的政治与历史承载而显得拥挤不堪的广场。肯德基刚进入中国时，只卖四种食物：原味鸡、鸡汁土豆泥、菜丝色拉、面包。一块原味鸡的售价为2.5元人民币。如果把当时人们只有几十元的平均收入水平考虑在内，肯德基的售价，无疑属于高消费。
▲ 1987年，中国大陆第一家肯德基餐厅在北京前门开业
但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这家价格不菲的“资本主义”快餐店正式开业的第一天就受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热烈欢迎。开业当天是一个下雪天，在前门大街这个老字号聚集的地方，这条曾经经历了义和团的纵火、八国联军入侵、新文化运动、共和国成立等历史事件的著名商街，又一次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然而，如今人们纷纷聚集于此，却已不是为了昔日的战争、革命与理想，而是为满足口腹之欲和好奇心，刚刚进入中国的洋快餐在骚动喧哗之中与过去的革命历史保持了一种深刻的缄默。
消费者在安放着“白胡子老头”标志的三层门店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整座楼层都被象征喜庆的红条幅覆盖，条幅上用中英日三国文字写着“美国肯德基家乡鸡开业”。公安警察甚至也出现在了消费者队伍旁边。原因显而易见，因为排队等待的人实在太多，警察必须到现场维持秩序。当年的食客回忆说，“最后公安出了主意，在外面排队，一次放几个人进去，当时队伍在外面绕了一圈，一排就两个小时。”毫不夸张地说，这里的人气不亚于北京的任何一个旅游景点，人们甘愿为吃一口肯德基付出排队两小时的代价。不少来北京的游客会特地去前门吃一次肯德基，然后与店面门口的山德士上校塑像合影。
▲ 1988年，北京前门肯德基餐厅
据当年肯德基的远东地区总裁王大东回忆，80年代“外国企业进入中国需要有合作伙伴，这个合作伙伴还不能是你自己找，而是政府给你找。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应该去找谁。”在中国遇到的问题是他在美国闻所未闻的。政府牵线搭桥的合作伙伴竟然是北京市畜牧局，理由是畜牧局能为肯德基提供鸡肉，就这样，畜牧局成了肯德基最初的中方股东。资金方面，则是北京市旅游局出资入股。北京的肯德基刚运营没多久就生意红火，利润丰厚，又一个股东发现了商机，要求加入——中国银行主动找到肯德基，希望银行方面拿钱出来作为他们投资。王大东欣然应允。如此，在肯德基中国公司的股权构成里，美方占百分之五十，中方最大的股东是银行，旅游局次之，最早的伙伴畜牧局，成了最小股东。
这种股权构成也暗示着当年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普遍路径：首先必须同政府合作，利润均沾，作为回报，政府则会为外国企业提供他们最急需的东西——数量惊人的中国消费者。肯德基的亚太主席也自己承认说，当初选址在北京而不是商业氛围更好的广州或上海建立专卖店，也就是考虑到利用北京这个国家政治心脏的政治效应，用政治力来带动商业营销。如果用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激进”语言来对此进行描述，或许更能说清事情的本质：政府在和外国商人合谋做生意，赚中国老百姓的钱——这正是近百年前中国沿海城市的买办们所干的事情，他们过去被革命者称为资产阶级买办，属于要被推翻打倒的“阶级敌人”的一种。
▲ 1991年北京前门肯德基餐厅
此后，肯德基等快餐品牌在中国的发展路径都应验了北京的“广场模式”，那就是在各城市具有强烈政治象征意味和社会公共属性的“人民广场”开设分店——那里人流众多。广场，过去曾是政治朝拜的场所，现在则以最快的速度华丽转身成为消费主义和快餐文化的象征。不断的进食代替了过去的政治口号，每个消费者现在尽力都用自己那张被食物塞满的、保持缄默的嘴巴诉说着另一种政治——恰如汪晖所言的“去政治化的政治”。
将炸鸡政治化的观察视角并非偏颇。实际上，考察历史，美国的快餐业就显然是一桩商人与政府“合谋”的生意。自20世纪中后期起，与政府过从甚密就是美国快餐业的一项“传统”。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前，快餐业在美国获得了井喷式的发展，1960年到1973年，肯德基、麦当劳在美国的店面从250家扩张到3000家左右，从作坊式的小餐馆发展成为能够影响白宫政策的一个工业帝国。为了降低劳动成本，炸鸡快餐店派出说客试图游说白宫，降低16至17岁年轻人打工的最低工资，并且希望国会不要通过增长全国最低工资的法案。原因显而易见，在快餐馆打工的大多是些年轻人和学生。
尽管对白宫的游说最后没能让肯德基、麦当劳等快餐企业如愿，但政商之间秘而不宣的经济纽带已经在这期间被快餐业建立起来了。快餐业在美国国家经济中的显著地位让它再也无法被人忽视，而其带来的快餐文化，更是影响、重塑了美国普罗大众的消费习惯。
就像快餐业用数十年时间改变了美国那样，肯德基以及随后进入中国市场的麦当劳等一系列外国快餐连锁店，以惊人的速度潜移默化着中国人的舌头、胃、饮食习惯以及思维方式，“快餐”的概念始被中国人接受。从最初进入中国时被视为所谓高端的奢侈食品，到后来快餐店和快餐文化的普及化，肯德基不再像过去那样“高贵”，而是成为了人们的一种日常食品消费。今天的上班族们早上在肯德基门店里享用一份价格并不算昂贵的早餐，已经是非常习以为常的事情，而它为消费者提供的食物选择，早已因地制宜，大大超出北京前门店最初出售的四种食物。正如史蒂文·埃文斯观察到的，“这里不仅出售炸鸡汉堡，也贩卖米饭和粥。”
肯德基与中国人在近三十年前迎面相撞，撞上了那个被里根、撒切尔夫人和戈尔巴乔夫定义的自由主义的80年代，那个到处弥漫着邓丽君的歌声、录像厅里放映着港台录像带和美国枪战电影的时代。所谓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也从人们啃的炸鸡腿和喝的可乐罐中开始向这个不久之前还醉心于“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蔓延。人们逐渐淡忘了那个离他们并不遥远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开始学会追求更世俗的物质享受，尝试一种快节奏的西方式生活。
有社会学家专门研究过，汉堡炸鸡之所以能在社会主义国家获得成功，恰恰是因为快餐店带有集体主义的集中制特点。说到底，肯德基之类的快餐店无非是一套更庞大而严密的工业生产与消费体系中间的一环。从快餐的制造加工到销售，其中各个环节无一不体现出了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特征，那便是生产分工的细化和批量化。一道菜的制作被分解为多个流程，交由不同的专业人员进行操作，每个人虽只负责其中某一道工序，但经过高度工业化的生产流水线整合出来的“成品”，味道却能精准而统一，仿佛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肯德基鸡块都是由最初的同一个鸡块复制而来。工业化流程制造出的美味彻底格式化了消费者的味蕾，似乎让所有人都享受到了一种无差别的、廉价的美味与饱足感。这难道不是强调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商业美化版吗？
在中国，炸鸡和广场这两种元素可以说从一开始就相得益彰，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了某些社会主义的目标。这种绝妙的搭配让我们确认了一些事情，同时也放弃了另一些幻想。在某种意义上，炸鸡不仅能合法地填饱肚子，也能填饱人们的大脑和心智。至少，它用廉价的饱足感和胖萌可爱的白胡子上校形象暂时缓解了人们心中那积压愈来愈多的、隐隐挥之不去的焦虑。山德士上校和领袖的画像在远处共同遥视着我们，确保我们从源源不断的炸鸡中吃出普遍的幸福感。恰如吃炸鸡那首歌的词作者所说的：“等待一个人的滋味是极其焦虑的，尤其是当你心里明明没底的时候……于是买上一大块炸鸡，吃得满嘴油，故作潇洒，把整个人民广场走一遍。”
▲ 歌手在选秀节目中翻唱《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再次掀起炸鸡热
在《等待戈多》里，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基米尔用嚼舌根的方式来缓解等待时的焦虑，而在广场上吃着炸鸡的中国人则选择用咀嚼食物的方式缓解着某种类似的集体焦灼。在这漫长而焦灼的等待尽头，将是一个沉浸在浓郁的工业化香味中的、被商业与政治两种力量精心设计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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