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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沙龙 | 张丰:未被体制化的女孩是最美的

2016-02-14 张丰 大家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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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ID:ipress  

人们都在努力寻找和自己周围环境不同的东西,寻找一个“他者”。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地方政府努力打造地方特色卖点,并不奇怪。


如今的城市,在日新月异的建设中,正在呈现出千城一面的特色。甚至,连伴随“发展”而来的副作用,也是类似的,比如雾霾,尽管有不少段子想在雾霾中辨识出故乡味,但是人们知道,和建筑一样,每个城市的雾霾也都是相似的。

因此,当我们谈论一个城市的“文脉”时,我们是在谈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代,谈论一个城市的“地方文化”,是否还有意义?

1月30日,“腾讯·大家”大型讲座活动“文脉:一座城市真正的文化遗产” 在成都言几又书店举行。在一个并非周末的下午,能容纳上百人的文化空间挤满了人群,读者们对“文脉”非常感兴趣——至少,他们对寻找一个城市的文脉很感兴趣。


▲ 《腾讯大家》成都活动现场


流沙河先生在“寻找”,他的方向是“旧时代”的教育。晚清,朝廷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下令所有的会馆和祠堂必须用一部分场地来办学堂,否则,政府有权没收会馆一半的产业,于是,全国兴起了一股办学热。流沙河先生出生在1931年,到他读小学的时候,家乡金堂最好的小学,是陈氏崇本小学,而不是政府的公办小学。崇本小学由金堂当地第一大姓陈氏家族所办,某种程度上是私立的。这样的小学采用完全意义上的校长负责制。据流沙河先生回忆,当时在成都范围内的中小学,私立普遍比国立办得要好,原因无他:私立学校,校长可以把他认为不合格的老师辞退,而国立小学,教育部门可以随意安插一些不合格的人进来,教学质量反而没有保证。


▲ 《腾讯大家》成都活动现场,流沙河先生


像崇本小学这样的私立学校,校长的权力非常大,但是这又要求他对学校的声誉负全部责任。校长有权决定人事,也有权决定是否采用国民政府所推行的统一教材。在实践中,校长为了学校名誉,对真正优秀的教师,往往非常尊重,甚至迁就。流沙河先生举了一个例子:教国文的是一位前清举人,第一次来上课,先在讲桌上点燃一炷香,营造一种绝对庄严的气氛。每次上课,他都会边喝盖碗茶边讲,这种气派本身就是对学生的一种熏陶。教室外的空地上有另一班的学生在打篮球,影响到教学,老先生怒不可遏,冲出去把篮球没收,扔到厕所里。对此,校长也无可奈何,只好暂停了这一节体育课。

私立学校采用的是绝对的聘任制,学期结束,校长找到老师,一句“对不起了”,老师就被解聘了。在这样一种风气下,在成都的人民公园,催生了一个独特的茶馆。暂时失业或者等待就业的教师们,聚在这里喝茶聊天,交流职场信息。而一些校长也会到这里纳贤,喝茶,面试,当场向自己看中的老师下聘书。如今看来,这个场景有几分残酷,老师都是好面子之人,竟然忍受这赤裸裸的考验。但是,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个自发形成的空间,却是真正自由而公平的市场,不安、失落和狂喜,都会消散在盖碗茶中吧。当然,真正优秀的教师,是不会到这个茶馆去的,因为还未到学期结束,校长已经把聘书送来,这时,校长往往也是忐忑的,因为教师也有可能对他说一声“抱歉,别的学校早来了几天”。

这种教育方式,是典型民国式的,因为它虽然开始于晚清,但清朝很快就垮台了。国民政府也在着力推广全国一体化的教育,但是尚没有能力实现教育的体制化。这样的气氛,有利于对学生天性的发现与培养,流沙河在小学时就爱上了老师所讲授的古文字课程,而这成为他一生的兴趣所在,一直到晚年仍执迷于此,所以才会有《白鱼解字》这样的著作问世。

所谓“文脉”,就是这种自然、自发的传承。一个城市如果有幸拥有某种独特性的话,也必然体现在这样的自发秩序中。作为一个“重庆崽儿”,冉云飞在成都生活了二十多年。他几乎走走遍成都三环内的所有街道,对那些街道进行社会学、历史学的考察。和很多城市一样,成都也有“人民路”“解放路”“红星路”“建设路”,这样的路名,体现出特定时期权力对城市的规划,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成都也有一些地名,像“盐市口”“牛市口”,是自发秩序的体现,没有人能考证出这些地名是怎么命名的,它是自然形成的,体现着一个城市活的历史。


▲ 《腾讯大家》成都活动现场,冉云飞先生


这样的地名,就是文化的载体。如今的人们,已经很难弄清楚书院街、惜字宫街这样街道,最初是怎样的业态,但是这种地名本身,就是一种顽固的存在,它是体制化所遗漏的,从这个角度看,它也是某种遗产。一个城市的体制化体现在方方面面,周成立的《爱与希望的小街》所写的六七十年代的成都,其实和任何一个北方城市都没有太大区别,那是“政治化”最强烈的时期。成都的东郊作为一个工业区,工人的生活状态和东北某城,没有任何区别。但是,等到80年代,政策稍微松动,这块土地上就会长出个性的花朵。

如今,外地人对成都的印象,比如,“苍蝇馆子”,美味而肮脏,“成都粉子”,泼辣而漂亮,这样的描述,某种程度上也表明,本地文化就是没有被体制化的那一部分特色。成都本地媒体“苍蝇馆子50强”这样的活动乐此不彼,甚至每一个苍蝇馆子都有了属于自己的传说。出版人吴鸿曾专著一书,就叫《舌尖上的四川苍蝇馆子》。苍蝇馆子的生命力在于特色,但是所有的苍蝇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没有被体制化的美味。这些馆子的卫生状况看上去堪忧,但是没人在意。这些馆子的味道让人难忘,但是没法复制。如果一家苍蝇馆子开出分店,多半要被诟病“不地道”。更重要的是,这些馆子,大都拒绝开发票,而发票正是体制化的象征之一。

和美食相比,成都美女也威名远扬,以至于有人称成都为一个“女权主义”的城市,特别是和北方城市相比,成都女孩似乎拥有更多的“主体性”。网上有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显,一位秀丽的女孩正背着自己的男友蹚过路面的积水,而这在某些人心目中,已成为成都女性形象的定格。如果我们放到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来考察,这或许正与成都偏安西南有关,男权中心主义在这里没有取得统治性地位。男权是传统社会的核心特征之一,这也可以看成是一种体制化,毫无疑问,未被体制化的女孩是美丽的。或许,成都的女性,不见得更强,只是相对来说更为独立而已。

在一个大一统的世界,地方性是迷人的。90年代以来,中国人爱上旅游,到各地消费的,就是“地方性”。人们都在努力寻找和自己周围环境不同的东西,寻找一个“他者”。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地方政府努力打造地方特色卖点,并不奇怪。但是,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那种走马观花所看到的就是“地方性”。一个地方的文化,不进行深入的体察,是很难真正触摸的。以我个人来讲,来成都10年,对这个城市还只是一知半解。我只有在喝醉的时候,才能讲普通话,那当然是不地道的、虚幻的,当我清醒,走在城市的街道上,我知道自己是一个外地人。

“文脉:一座城市真正的文化遗产”是一场内容非常丰富的沙龙,参与谈话的嘉宾有十余人。沙龙围绕“文脉”这个话题进行了多角度的讨论,以上几段文字,只是从个人理解的角度,对这场沙龙的部分还原与分析,当然是不够全面的。

我第一次想到“文脉”这个词,是在流沙河先生的“诗经点醒”系列讲座上。这个讲座每次都有人数限制,常常有朋友“走后门”托我报名入场。不少人是想办法请假而来,常常还需要冒着严重的雾霾。流沙河先生所讲的《诗经》,几乎没有使用任何一个文艺理论和文学史中的术语,完全是个人化的,他传递的《诗经》,某种程度上就来自他当年读书的课堂。他唯一借用的理论武器,是文字学的方法,而这和他小学时所受的国文训练息息相关。这个系列讲座,冉云飞每次都去。有一次,看到他专注听讲的样子,我突然想到,“文脉”这个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它没有断,也不会断。


▲ 《腾讯大家》成都活动现场,左起:张丰、孙骁骥、唐映红


有这样感受的不止我一人。媒体人唐建光参加“文脉”这场沙龙后感叹:现在是流沙河先生在给我们讲过去的成都故事,而到将来,冉云飞也会为孩子们讲述现在的成都(大意)。和我一样,他也在这样的仪式中看到了传承的力量。



作者:张丰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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