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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明:加利与文明高歌猛进的90年代

2016-02-18 马立明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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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还是为世界带来过美好的信念——爱与和平、公共利益、全球共治——确实影响了一代人。虽然加利去世,但历史会记住他和那个时代。


2016年2月16日,布特罗斯·加利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今天的读者们,可能早已经忘记了这位老人。但在上世纪90年代的国际舞台上,加利还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由于冷战突然结束,对抗的阴霾一扫而空,全球治理的呼声高涨,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他,作为第一个担任此职位的非洲人,承载了极高的期望。他曾着力营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a better world),但是屡屡碰壁,最终在与大国博弈中败下阵来。

成立于1945年的联合国,是理想主义政治理念的产物,被认为担任着维护世界和平、处理国际纷争、进行人道主义救援等职责。而联合国秘书长一职,不仅需要有极高的政治协调智慧,更是人类理想、道义、善行的代表。自成立起,几任秘书长都来自小国或发展中国家。联合国虽然名望极高,但仅仅是一个国际组织,手中无权无地,需要在各国之间左右斡旋。尤其是美苏冷战时代,联合国根本无法制止两国之间的交恶,甚至还被大国所利用。哪怕如此,联合国依然在有限的空间内做出卓有成效的成绩。最有名的案例是“没有敌人、没有战场”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作为一支道义之师,在1988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在冷战突然结束、世界格局重新重组的90年代,联合国突然变得备受关注。因为无论是东西方世界,对抗的消失意味着“美苏核战”的威胁将不复存在。且不说冷战谁胜谁败,但至少和平时代即将降临,尤其是被“铁幕”分隔开的欧洲,更是一片欢腾。人们变得非常乐观,认为人类一切矛盾都可“和解”,“人道主义”、“爱与和平”的口号空前响亮。人类满怀憧憬地展望21世纪。同时,由于权力平衡被打破,也导致了一些地区间冲突,比如波黑战争、索马里战争等。如何协调这些矛盾,人们都将目光投向了联合国。

1992年上任的布特罗斯·加利,成为后冷战时代的首任联合国秘书长。这位瘦削的、笑容可掬的老人,在上台之后,高调迎合国际上的和平思潮,在民间获得了极高的拥护之声。他的照片被印上了文化衫,被视为和平与道义的化身。虽然来自第三世界国家,但他对全球治理的理解非常深刻,在人权、非殖民化、环境保护、防止核扩散等方面,加利有自己的理解与思路。对于国际政治几个“戈迪安之结”——中东问题、非洲问题,他都有所尝试。潘基文在缅怀加利时指出,这位埃及老人“引导联合国走过了其历史上最为动荡和最具挑战性的时期之一”,“积极致力于塑造联合国在这个新时期的应对行动”……

在那段时光里,国际社会发生了积极的变化:1993年,阿拉法特与拉宾历史性握手,巴以问题迈出历史性一步;1994年,曼德拉就任总统,南非打破了种族隔离;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商业全球化进程启动;1996年,第50届联大全体会议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些成果都离不开加利的努力。那几年,可谓人类文明高歌猛进的时代,是抛离国际权斗、关注个体命运的时代,是关注弱势群体、消灭贫困及饥荒的时代。就如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Heal the World》(1991)所表达的,“如果你真的关心生命,拯救这世界,让它变得更美好,为了全人类”。不少人怀念那个时期,它之所以美好,因为它释放出一种理想主义之光,真正普世的价值观在形成。


▲ 加利(左前)在卢旺达对大屠杀幸存者讲话的资料照片


加利时代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其实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在利比里亚、东帝汶、安哥拉,维和部队成功地扑灭了战火。但是,也有令人遗憾的部分。

第一个打击来自摩加迪沙,联合国维和部队遭到伏击,死伤惨重。尽管美军相助,但在军事上依然陷于被动,发生了“黑鹰坠落”一幕。此事对加利的世界和平梦想来说,恐怕是当头一棒。1995年3月2日,最后一批联合国维和部队撤出摩加迪沙,联合国既未实现在索马里组建一个民主政府的目标,也未实现各部族的和解,加利饮恨非洲。

另一个更大的打击,同样来自非洲。那是1994年的卢旺达内战。由于总统哈比亚利马纳突然死亡,胡图族与图西族之间的民族仇恨一触即发,随即演变为大规模种族灭绝行动,在短短3个月间导致数十万人丧生。这一事件被媒体形容为二战后最惨烈的人道主义灾难。加利本来有机会制止这一切,可是他却反应迟缓、举棋不定,一直没有派维护部队介入。时至今日,这仍是加利联合国秘书长上最大的污点。

给加利带来致命一击的,是美国的态度。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俨然已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并处处以“世界警察”自居。加利的强势,势必损害美国的利益。加利无法连任一事,一个普遍的说法就是得不到美国的支持。加利在自传中也透露过,说美国官员对他讲过“硬话”。而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当时私下说,“加利是美国最不喜欢的人”。

在90年代,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一向微妙。在维护地区和平、反贫困促发展上,不少美国鸽派政治家与加利是目标一致的,很多进步之举,都离不开美国的支持。比如巴以和平协议的签订,就与克林顿的外交努力密不可分。在维和部队摩加迪沙遭袭击之后,也是美军前往支援。但是,美国在打赢冷战后,难以遏制自我膨胀的冲动,鹰派推出“新干涉主义”、“主权有限论”,四处干涉别国内政。美国也想让联合国为它的政治意图服务,但遭到了加利的拒绝。加利曾表示,在第一任期结束之前,奥尔布赖特、克里斯托弗都给加利打过电话,希望这位“丑陋的埃及人”知难而退。更要命的是,由于美国长期拖欠会费,联合国一直处于破产边缘。最后的结果是各方的妥协:加利没有连任,但位置给了同样来自非洲、同样奋发有为的科菲·安南。

一个后话是,在小布什时代,美国终于“摆脱了联合国的纠缠”。2003年,在是否出兵伊拉克的议题上,尽管科菲·安南一再反对,小布什依然绕开联合国决议而悍然出兵。这已经充分说明美国已完全不再尊重联合国了。安南也郁郁寡欢地结束任期。联合国在进入潘基文时代后,已经变得无为而庸碌,更像是一个“大型的国际慈善机构”了。

今日,联合国所承载的人类乌托邦已经远去。在乌克兰、叙利亚的区域危机面前,今天的联合国几乎处于失语状态。针对热点局势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已经很少进行了。但是,上世纪90年代联合国还是为世界带来过美好的信念——爱与和平、公共利益、全球共治——确实影响了一代人。虽然加利去世,但历史会记住他和那个时代。





作者:马立明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评论员,政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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