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舟：会见奥巴马，卡斯特罗该穿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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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天我在古巴买过一些古巴革命海报，在不结盟运动系列海报中有一张朝鲜的，简洁鲜明，古巴的革命美学还是比朝鲜的更具现代色彩。朝鲜和古巴这对革命兄弟如今成为两极，朝鲜离国际社会越来越远，而古巴却越来越近。古巴甚至成为在朝鲜问题上百爪挠心的奥巴马政府在国际政策上的某种补偿。
2月18日，奥巴马在个人推特上宣布将于3月21日至22日访问古巴。这将是八十八年来，美国在任总统首次访问古巴。
尽管贸易封锁和禁运仍未取消，尽管也不知奥巴马的接任者会不会延续他的政策，但和解是大势所趋。不过，用去年古美建交时希拉里的话来说：“接触不是送给卡斯特罗兄弟的礼物，而是威慑；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的存在不是妥协，而是灯塔。”在“和平演变”的威慑面前，卡斯特罗兄弟如何既得到实惠，又不失民族自尊？——而在这种民族自尊当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占的比例似乎已经越来越小。
我是在教宗访问古巴时去的。我几乎每天都经过马雷孔海滨大道上的美国使馆，那儿如今是古巴的最新旅游景点。而对于哈瓦那人来说，美国大使馆旁的堤坝只是一个钓鱼的好地方。对于世界来说，古巴正在发生巨变，但对古巴人来说，变化却是缓慢的，他们早已习惯了无奈和自得兼而有之的“慢生活”。
在我离开哈瓦那的最后一天，同去的朋克乐手梅二就和古巴朋克何塞，以及我们的翻译奥斯卡一起去美国大使馆那儿钓鱼了，哈瓦那朋克用的鱼饵，是吹成气球的避孕套。
资本主义将就此令古巴受孕，古巴将和美国情人生下一个民主的私生子？历史没那么简单。在马雷孔海滨大道，你能想到的历史场景，就是1960年年底，当美国政府从大使馆大批撤走外交官员、古美战争一触即发时，那绵延海滨七英里的大炮。如今只在美国大使馆附近留下一门作为革命纪念品，一种象征性的革命威慑。但直到离开哈瓦那的最后一天，我才发现美国大使馆对面数百米处，还有一个有趣的革命雕塑，而从这个雕塑可以参透卡斯特罗的思想。
何塞·马蒂居然右手抱着一个幼童，左手直指美国大使馆。死于1898年的古巴独立革命宗师领袖，被卡斯特罗重新包装成一个与时俱进的反美除魔的怒目金刚。
这位被古巴政府穿越时空，硬生生塞到何塞·马蒂手中的小男孩，叫埃连。埃连的父母离异，1998年，他随母亲等人偷渡去美国，和很多偷渡客的遭遇一样，小船倾覆，埃连的母亲不幸遇难，而小埃连获救。自此埃连成为古巴史上最著名的儿童，当时的国际新闻成天都是关于他的滚动报道。埃连的父亲要求自己的儿子回到古巴，于是古美政府和民间人士之间，以及埃连父母双方亲戚之间，进行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古美大战，也就是说：古巴要求美国归还埃连。最终埃连回到古巴，就像一个革命战利品一样被古巴人民高高举起，成为经典的反美图腾。
在古巴，谁的塑像最多？格瓦拉还是卡斯特罗？都不是。卡斯特罗严禁给自己树碑，而格瓦拉肖像虽然四处泛滥，但更多是平面，若论塑像，格瓦拉不及何塞·马蒂。每一个古巴人从小要面对的两尊大神，一尊是何塞·马蒂，一尊是切·格瓦拉。小学生每天在学校宣誓，背后就是何塞·马蒂，而少先队的宣誓口号则是：时刻准备着，我们将像切那样。哈瓦那革命广场上，用金属钢管做成的何塞·马蒂和格瓦拉肖像分别在两栋建筑的外墙上，共同俯视着广场，而革命塔下面则是一尊最著名的何塞·马蒂塑像——他是卡斯特罗惊世骇俗的马拉松式演讲的背景。何塞·马蒂在古巴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但在消费主义时代，它却很难像格瓦拉和卡斯特罗那样拥有符号消费价值，而他自身的思想价值，似乎也因为革命符号的滥用而被淡化甚至消解，何塞·马蒂的诗歌在拉美很流行，在古巴几乎成了人人会唱的革命口水歌，但他的真实全面的思想，在官方选择性的利用下往往被遮蔽。
何塞·马蒂虽然批判资本主义，但也反对马克思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反对左派激进理论，他的思想更倾向于德国思想家卡尔·克劳斯，而绝不是另一个卡尔，他对卡尔·马克思的评价仅有寥寥数语，只在一封信中称马克思为“这位心地善良，办事果断的德国人”，“由于他站在弱者一边，值得尊敬。”但显然，心地善良、办事果断、站在弱者一边的人实在多了去了。
卡斯特罗从何塞·马蒂那里获得的思想资源，或者说，何塞·马蒂最可供卡斯特罗继承和利用的思想资源，是反帝反殖民的民族主义独立思想。尽管卡斯特罗后来声称在1952年的3月20日政变后几天，他读了梅林写的马克思传，但卡斯特罗在游击革命时期以及革命胜利之初非但没有选择共产主义，甚至对和共产党合作都非常谨慎。最早倾向于共产主义的，是劳尔而不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在革命成功后承认：没有煽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要义），是古巴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否则他不可能获得广泛支持。而他的共产主义思想则属于夺权后的“后知后觉”，一定程度上也是冷战形势所迫的战略选择。
2003年，卡斯特罗在接受法国名记拉莫内采访时曾声明：“我首先是马蒂主义者，然后是马蒂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者。”卡斯特罗始终宣称自己最初的政治思想是“马蒂思想”，并念念不忘马蒂的反美思想。马蒂在一封信中曾说：“.......我的责任是通过古巴的独立，及时防止美国在安的列斯群岛扩张，防止它挟持这一新的力量扑向我们的美洲。”这也被卡斯特罗当做自己的使命——尤其是这句“我们的美洲”。
古巴的社会主义艺术，哪怕是革命纪念碑式艺术，也并不排斥现代主义艺术，甚至还加以借鉴乃至与之融合。围绕美国大使馆周边，便部署了强悍而精妙的“反美革命景观艺术”，美国大使馆旁边那门作为纪念碑的大炮炮口冲着美国方向，而美国大使馆对面，则是一个长方形广场，上面有一艘船——革命的诺亚方舟，密集的桅杆林立，从何塞·马蒂塑像的角度远远望去，美国大使馆陷入革命的丛林围困之中，而一面古巴国旗高高升起，远远高于美国大使馆门前的美国国旗。
▲ 孤独的美国大使馆陷入古巴革命的丛林，对面飘扬着古巴国旗。张晓舟/摄影
然而古巴国旗其实源于美国，这又是一段尴尬而暧昧的历史。
1868年古巴第一次独立战争时，部分起义者反对西班牙而主张古巴并入美国，独立战争的总司令塞斯佩德斯反对这种“兼并主义”，选用了一面迥异于美国国旗的旗帜作为国旗，但却遭到反对，主张兼并主义的领袖纳索斯·洛佩斯仿照德克萨斯的三角孤星旗设计——用意不言而喻——的旗帜反而成了古巴独立运动的旗帜，并在立宪大会上成为国旗。纳索斯·洛佩斯得到了美国南方奴隶主的资助，堪称不折不扣的美帝帮凶。以原教旨民族主义来看这是颇为反讽的，但卡斯特罗在这个问题上再次显示出实用主义本色，他看中的是这面旗帜所代表的漫长的、完整的民族国家独立史，他更在乎的是历史延续性和合法性。
任何革命政权都格外重视儿童，因为儿童既是“革命接班人”，又是群众运动无往不胜的煽情利器。在古巴游逛，我曾数次在大街上见到儿童纪念塑像或纪念牌匾，写着该儿童英雄牺牲于此，云云。
假如美国大使馆是“民主的灯塔”，那么何塞·马蒂抱着小埃连的塑像，就是“革命的灯塔”。为什么小埃连会成为卡斯特罗政权的革命图腾？那是对六十年代初期革命夺权后发生的“彼得潘行动”的一次回击。当年在卡斯特罗革命胜利后，累积有一万四千名儿童在古巴和迈阿密的天主教会的参与下被送到美国，卡斯特罗政府一直称之为“反革命绑架”，中性一些的说法应该是“以旅游或移民的方式逃亡”，当时革命政府没有禁止移民美国，也允许出国旅游，中上层人士纷纷离开（卡斯特罗声称流失了一半的医生），当时盛传古巴革命会剥夺父母的祖国权利。热爱文学的卡斯特罗后来在肖洛霍夫的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和《被开垦的处女地》，也看到了关于父母权利的谎言的类似描述。卡斯特罗政府指控天主教会，声称当时教会曾造谣，说古巴儿童将被送到苏联做成罐头肉。教会如此造革命的谣，这倒是很新鲜。当然天主教想必不会接受卡斯特罗的指控。很多父母以为卡斯特罗革命政权不会维持多久，很快可以托人把孩子送回来，不料就此永久分离。
那些六十年代的“彼得潘革命儿童”如今已是老人，小埃连也已经长大成人，他们如今怎么样了？请允许我给奥巴马出个主意：他应该和埃连见一面——最好就在那座雕像下面——把埃连变成古美和解的象征。当然，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解禁政策，再怎么象征也没用。
何塞·马蒂就这样紧跟着美国大使馆，进入热点旅游景区，但其故居却门庭冷落，最流行的偶像，恰恰是最孤独的。何塞·马蒂不愧为古巴的先知，他深知这个国家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历史积弊，那是走不出的百年孤独。何塞·马蒂写给古巴第二次独立战争军事领袖马克西莫·戈麦斯的信，如果把收信人换成卡斯特罗，也毫无违和感。何塞·马蒂反对军人擅权，认为西班牙殖民帝国留下的后遗症就是军人独裁，他更主张由善于管理的文官来领导政治运动和未来的政府。他给马克西莫·戈麦斯写信称：“一个民族的建立和一座兵营的建立是不一样的。”他质疑那种“手执皮鞭，脚踏马刺，欲把人民带到战争中去，结果只是为了在人民头上称王称霸”的“勇敢而幸运”的将领。而不幸，拉美革命历史充斥着这样的“勇敢而幸运”的将领，卡斯特罗正是革命专制的集大成者，古巴革命从进攻蒙卡达兵营开始，最终卡斯特罗用军事动员的手段，建立了一个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革命民族，但却也把国家变成一个“全民皆兵”的兵营。
然而这位革命实用主义者——或者说“实用主义的革命者”——已经在改变，要知道1998年他不单发起了“埃连爱国行动”，还迎接了教宗保罗二世的到来。他的改变首先从个人形象开始，去年在会见教宗方济各时，这位年近九十的革命者终于脱下那一身招牌的橄榄绿戎装，身穿阿迪达斯！这令人想到古巴国家体育训练基地门口的巨大肖像和标语——“菲德尔，头号运动员”。请允许我给卡斯特罗出个主意：他会见奥巴马时应该穿耐克。哈瓦那有阿迪达斯和彪马的专卖店，耐克肯定急死了，卡斯特罗一穿耐克，明摆着是逼着美国取消贸易禁令。
▲ 2015年9月20日古巴哈瓦那，卡斯特罗身穿阿迪与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握手。
古巴的首都机场是以何塞·马蒂命名，在何塞·马蒂国际机场的书店，古美冲突的历史依旧是一大卖点。但在通往机场的路上，我看到一幅卡斯特罗肖像标语牌，我把它拍摄下来，回国后一查，那标语的意思是——“为了美好的新社会”。而以往的革命口号是——“社会主义或死亡”。卡斯特罗曾认为在聚集拉美左派的圣保罗论坛哈瓦那会议上，为了避免分裂，需要达成一个不提“社会主义”一词的协议。他宣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确切的定义。”既然没有确切定义，那凭什么还要搞的死去活来的？
▲ 哈瓦那何塞马蒂国际机场的书店，古美冲突始终是焦点。张晓舟/摄影
▲ 何塞马蒂国际机场的一张海报。张晓舟/摄影
古巴正在走向含混未知的“新社会”。
古巴政府一直声称美国FBI对卡斯特罗发动过无数次暗杀，尽管大部分得不到历史学家和美国官方的证实，但古巴政府居然专门为此弄了一个博物馆，展示这些珍贵的“暗杀卡斯特罗”秘史。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奇葩的博物馆，建议奥巴马前去朝圣。
卡斯特罗还宣称自己喜欢随身带一支装有15发子弹的勃朗宁手枪，并自吹自己想法很准并且运气不错——似乎这把勃朗宁手枪也具有某种护身符功能。然而一穿运动服，手枪就不搭了，如何结合运动服和军装设计，将是服装品牌的一大方向。年近九十的卡斯特罗，也难免和死于青春的格瓦拉一样，成为全球化的消费符号。
我曾经见到一个哥们，大摇大摆地走在哈瓦那旧城街头，他的T恤衫上印着三个巨大的字母——FBI。
▲古巴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小丑角落”，美国总统们，而奥巴马将无缘忝列其中。张晓舟/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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