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迷信成功学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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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往往被用于安慰和鼓舞不断试验的精神。不过，或许可以说，大部分人潜意识里抱有的想法其实是——“成功是成功之母，而失败则是失败之母”，相信一个成功会带来另一个成功。的确，在现实中，“成功”与“失败”的相互关系要复杂得多：如果不清楚自己为何失败，那么仅仅是不断的失败并不必然就会带来最终的成功；而不明白自己为何成功，则成功也很难复制。
在漫长的进化史上，人类这种动物的生存非常依赖于经验——“经验”可能就是最早的“知识”。所以在几乎所有传统社会中，老人往往都是智慧的化身，因为他们拥有比年轻人丰富得多的经验，在遇到小概率状况时，可以凭借经验来从容应对。然而到了工业社会，由于社会越来越复杂，情况瞬息万变，知识的更新也大大加快，既有的经验往往非但无法处理新情况，甚至成为阻碍，而此刻老人学习新知识的速度又比不上年轻人，遂导致现代社会成为一个以青少年人文化为突出特征的社会。
这些都已可说是老生常谈，现在恐怕每个人都知道不断更新知识的重要性，然而，明白道理是一回事，事到临头怎么做又是另一回事。没几个人能不断质疑自己已有的经验，因为那往往令人很不舒服，而且在每件事上都做出冷静的分析判断，会使人的大脑不堪重负，因而更多情况下，人往往凭直觉行事。此时，沉淀在他脑海中的过往教训和经验，就会自动帮助他迅速做出决定：“这个办法我上次试过，失败了，要我重蹈覆辙？想也不要想”、“我之前就是这个做成功的，这次还是这么做！”
这些念头，就是所谓“偏见”——英语“prejudice”一词的本意就是“事前的判断”或“预先形成的观点”（preconceived opinion），即还未着手去接触或实践，就已预判一个人或一件事会是什么样子。那些受自己特殊经验所束缚的人，往往变得不同寻常地顽固，尤其如果他们的思路和做法一再被验证为正确时，那就更是如此了。当情况发生非常规的突然变化时，这就往往为失败（往往还是灾难性的失败）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
这类案例在军事史上尤为明显。因为军事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领域：一方面，这是家国大事，必须谨慎从事，作战的任何一方没有不想获胜的，而此时，指挥官的第一反应通常总是“按照我的经验告诉我的那种可能会获胜的方式来”，从未尝试过的新办法可能太过冒险而遭致惨败；另一方面，作战取胜又常常必须出奇制胜，如果让对手知道你会按上一次同样的打法重复一次，那基本已输了一大半。其结果，在军事思想上，军官们的顽固和创新变革都十分明显，而战争的结果又在事后极为直观地呈现了两者的高下。
在第一次布匿战争初期，罗马人面对迦太基名将汉尼拔完全出乎意料的进攻，几乎处处被动挨打，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们原先太过成功。盐野七生在《罗马人的故事》第二卷中分析说：“他们之所以变得固执，是因为曾经的辉煌业绩让他们跻身于成功者行列。他们变得固执，不是因为年龄，正是因为成功。因为成功，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当情况发生变化需要变革的时候，这种自信妨碍了他们选择其他的道路。”曾瑞龙在《经略幽燕》一书中对宋辽战争的分析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宋军几次失败的事实似乎指出，指挥官喜欢追随以往成功的军事信念，而不能因应时势作出适当的部署调整，为失败埋下伏笔。”
既往的成功越是大，给人带来的印象越是深刻，令人情不自禁地想要再复制一次成功，但却往往忘了情况已发生了某些变化。骑兵出身的魏刚依靠战绩升任法军总司令，过往的成功使他竭力阻挠法军的机械化进程，直至1935年退休前，仍断言军队急需更多的战马——结果是人所共知的：五年后德军坦克长驱直入，法国人被打得溃不成军，举国投降。
在日本，情况更为奇怪：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联合舰队在偷袭珍珠港以及击败英国海军在东南亚的主力，靠的都是海军航空兵，然而，在东京海军省里的高级军官们却不相信飞机能在茫茫大海上炸沉战列舰。他们大多是更早的年代里培养出来的，坚信海上战争取决于巨舰大炮，相信“舰队第一”，以至于明明已靠航空兵取胜，他们却宁可抱着那种已被证明为失败的信念，因为他们之前就是靠这获胜的。当时大西泷治郎海军中将提出废止战舰，1937年就明确主张“海军兵力应以空军为主”，但他的报告被称为“怪文书”，最终被上级命令全部收回销毁；他事后哀叹：“海军如果不被逼得无路可走，就不会去改革那些应该改革的东西。但到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另一个例子是，当时日本海军长期注重夜战，其官兵可说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海军都受过更好的夜战训练。但正由于在夜战上的高水平训练、并靠着这个取得了一系列不凡战绩，结果却导致了日本海军忽视了采纳雷达这一威力巨大的重要新技术。战后，野中郁次郎等学者在《失败的本质》一书中明确指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失败，在战术层面之所以惨败，主要是因为反复使用以往一度曾使他们成功的经验，例如陆军的白刃格斗和海军的舰队决战思想。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日本之所以在1980年代之后陷入长期的低迷，原因也在于它曾是工业社会中的“优等生”，所以要新情况下被迫进行重大改革时才那么困难。
正如邹谠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中总结的，“后来的重大挫折，往往包括在当初的伟大成功之中。”所谓“凡国之亡，亡于所长”（薛福成语）。在所有事物中，成功对人的心智所带来的迷惑性尤其巨大。这就是为什么英国的惠灵顿公爵在率军击败拿破仑之后感慨：“胜利是仅次于失败的第二大悲剧。”他的意思无非是说：有时失败能刺激变革，而胜利反而导致掉以轻心和错误的自我评估，以至为更大的失败埋下伏笔。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中的经历便是如此，《时代周刊》战地记者弗兰克·吉布尼当时评价说：“仁川是迄今以来我们取得的代价最高昂的胜利，因为它促使我们把麦克阿瑟奉若神明，尔后等来的却是彻头彻尾的溃败。”
对一个组织来说，尤其需要提防胜利的麻醉作用。因为胜利总是会带来一种制度化的组织构造，既然一切都运行良好，且被证明能赢，那么整个体制就越加会不由自主地倾向于抵制新的变革——在明明良好的情况下劝人进行变革，可比情况危急时劝他们这么做困难多了。大多数学者现在都同意这样的推定：猛犸象等巨型史前动物，都是被原始人类用长矛等简陋武器灭绝的。因为这些大动物在原有的环境里都是顶级捕食者，能完美地适应原有条件，但正因为它们的一切构造都是为此而进化的，当环境中忽然出现人类这个捕食者时，它们猝不及防，没有足够的时间进化出可以应对人类挑战的机制而最终走向灭亡。
在所有社会组织中，也许企业对环境变化的反应最为敏感，因为那往往决定它们的生死。在最终承认失败时，百思买集团亚洲区总裁唐思杰认为正是由于公司在中国市场曾取得的成功使它过分自信，因为“当你非常成功时，你有时会做出一些违反理性逻辑的事情”。张瑞敏也说过，如何转变海尔的企业文化是他“最头疼的事”，员工很难接受，“企业文化是一把双刃剑：过去帮助你取得成功的东西可能会阻碍你未来的成功”。
不妨重新回想一下“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它背后隐藏着这样一层意思：为了获得成功，人可以不断测试，遍历每一种可能性，直至找出成功的那种方法。这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遍历态世界”。然而随着社会的日益复杂化，现在的情形往往更接近于一个“非遍历态世界”，也就是说，一件事只发生一次，因而之前在一件事上的成功经验，无法应用于下一件事，因为情况已完全不同。既然每一次都是新情况，那就无人能在事先有绝对把握，总是蕴藏着风险，因而只能靠试错和冒险来获得成功，更无法保证每一次都成功，需要既能谨慎，又敢冒险，还要能承受失败。
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如今成功与失败的因果关系已经被割断了：上一次无论成败，其经验就不必然导致下一次的成败。这并不是说经验不重要，但正如有位前辈向我感慨的：“我的经验就是：经验有时并不那么重要。”虽然人的思想和行为，总是在过往的经验和知识基础上不断积累起来的，但对决策者来说，笃信自己成功经验能不断复制，很可能是个危险的想法。尽管每次尝试都要抛开既往重新决策会让人有压力，但它至少有一个好处：允许一个人能有机会不断来过，在每一次上，以往的成功者和失败者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本文原标题：《成功是失败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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