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白玉：剩余价值与穷人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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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和贫穷有过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着贫穷的记忆，记忆就像宋冬在佩期展厅里伫立的“A Word in A Well”，一个熠熠生辉的装置，它由拆迁下来的老北京平民区特有的绿窗棂、廉价的金箔纸组成，内部是曾经点缀许多人家客厅的老式顶灯和洁净的镜面，它炫目得像万花筒，仰视它的时候也可以照见自己——一个穷人的后代。
在宋冬这里，艺术是生活的碑，是活过的证据，每一个作品纪念着穷困、节俭、家园与社会，是人的智慧、依恋与爱。
《剩余价值》是宋冬继《物尽其用》《穷人的智慧》大型个展后的三部曲终结篇，所有作品的材料都出自旁人随手而掷的垃圾废料、窗框、玻璃、瓦片、水龙头，以及景德镇上烧残的瓷片。它们因艺术家对物的认知与赋予，带着雅致的气息，陈列在各隅与参观者有着精神的相联，一些不被轻易唤起的旧时代的情感，贫穷不是寒瑟，不是尴尬，贫穷是几代人共同应对的日常，是父母亲人携手给孩子曾经撑起的一个温暖天地。
▲ Doing Nothing Doing Chinese Cabbage, 2014
宋冬的父母皆是1949年以前的清华毕业生，富裕的世家子弟在时代变更里变得所剩无几，他们经历了各式各样的生活，从有到无，从无到有，他们积攒东西，如世上的任何穷人群落一样被贫穷的记忆牵制着，不管拥有多少都会觉得惶恐，只有旧物添满整个屋子，生活才能有安全感。他母亲经年积攒肥皂的碎片，累积叠加，成一个色彩斑斓的大肥皂球，不是乐趣，是本能，为的是已经成名的儿子在未来不可测的生活里以备不时之需。起码他一生都有足够的肥皂使用了，这是一个母亲隐秘的爱。
“我的主业是生活，业余做艺术。”的确还有什么能够超越生活本身成为一个人最重要的人生标的呢，艺术家成了生活的记录家，人们可以彼此参照，瞧瞧我们的生与死，脆弱与卑微，在贫穷面前的智慧与强大。
宋冬是声蜚国际的知名艺术家，无数艺术大奖的获得者，多个艺术院校的教师，他的展览足迹在全球都能得到广泛的回应——“我们的父辈也是这样生活的”，总有观众会对他这么说。但他近年常常说：我其实愿意用如今的全部作为代价去换我的父母仍旧活着。他曾用自己的手的光影投射在父亲的身体上，影子一寸寸地抚摸着父亲的脸，无言的沟通，多数父子俩代人的沟通莫不就是这样的方式：注视着牵挂着，却并不能直接触碰，是中国式的温情。
▲ 物尽其用，赵湘源，2005
小时他生长在北京胡同里，家里不到六平米住着父母姐弟四人，他总睡在大衣柜的顶上，邻居们将煤球，白菜，各式杂物堆在公共院落里，是有意无意的圈地方式，当孩子长高，必须添置一张大床，就要在旧墙外砌一个歪歪斜斜的新墙，假意是为了支撑旧墙，等一年后，把旧墙拆了，就不知不觉多出十厘米的空间。再如鸽子笼，其实原本是为了人的居住，可私建住宅违法，搭鸽子笼就能随意得多，人可以向鸽子借地；生长在床中间的大树，满屋叠架的木板床，都是人在穷困下的策略。当他在十年前和母亲共同创作《物尽其用》时，生活策略成了穷人的语言，人类的美学。
他的母亲赵湘源于2006年凭借《物尽其用》以艺术家身份获得光州双年展大奖，在三年后，为了救一只树上的小鸟，她从高处坠落不幸去世。母亲辞世使宋冬的回忆里有着剧烈的痛点，唯一的安慰就是母亲生前他能和她共同完成在纽约MoMA的这个展览：“她总说，要不是做一这件事，我不会活那么久。”
▲ 宋冬和母亲赵湘源获光州双年展大奖，2006
母亲是靠旧物和更早去世的父亲作为紧密的精神联系，甚至当他们从胡同平房搬到一个三居室时，她仍然是带着所有积攒的东西把它们装满整个房间，中国百姓非常害怕空屋，所有物品必须触手可及，守护和珍惜物品，也是活着的理由。早年他也嫌拥挤，他母亲一边攒，他一边偷偷地扔，母亲离世后他就像继承了这个家庭传统，什么都开始留，巨型仓库里的旧物，是扑面而来的时光财富，是他与父母亲能够重温的共处。
人不管多抗拒父辈的生活，以为渐行渐远，最后还是往来处去，他也觉得不知不觉中活成了父母的样子，花盆碎了粘起来用，工人随手丢几张纸他马上捡回来，从有手机以来现在是用到第三个，又老疼惜早年扔掉母亲的那些旧茶叶，“留到现在做枕头多好啊，可以有茉莉味的，还有铁观音的”，人在“有用”和“无用”间的取舍，原来不是靠商品价值的界定，是人对物的情感认知。这种认知从《物尽其用》开始带着强烈的叙事性，将整个家庭的人与物的关系展露在公共领域，《穷人的智慧》时开始将叙事融入到“借权美学”中，到《剩余价值》就是一个碎片化的“去叙事性”的呈现，窗户，地漏，水龙头，瓷砖，都是隐形式现实主义因素。他创造了一个词语：抽象现实主义。作品看上去是抽象意义的，但是它们是从现实生活里剥离出来的。
▲ 物尽其用，纽约现场
2015年在景德镇第一眼看到那些烧坏的瓷板素坯时他的强烈感觉是：它们等了我五百年。从明代开始景德镇开始烧瓷板，一直都有这种废弃素坯不断被扔掉，他如获至宝搬捡拾回来，用砂纸去抚摸，将它们打磨圆滑，赋予它们宋瓷的颜色，煅烧之后瓷板会有百分之十五左右的缩小，他认为缩的那部分，就是瓷板的精神价值。他将它们取名为《草图》，它们永远不是成品，而是充满未知性，可能性，有无限的可能。在作品的实与虚，有与无的关系里，传达着他几十年来的创作线索，人的生活也无法做绝对的价值判断，人总是会重新去认识熟知的过往的事物，在其中发现陌生，新鲜，过去和未来是无尽的联接。
物证即是人证，他有幸在艺术家的身份下能够完成并享受这样的课题，物在冥冥中为他寻求一个“我”，“我”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是老师，“我”又在学生和后代及芸芸众生的脸孔和故事中不断地去印证一个完整性，对此他内心对这个世上的世俗生活充满着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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