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舟：革命与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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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对婚姻不感兴趣，自称“已经娶革命为妻”。“革命”居然是阴性的，而西班牙语里“革命”一词确实是阴性的——La Revolución——那么，他在哈瓦那革命广场，在何塞·马蒂和格瓦拉巨大肖像的注目下，那长达八小时的超级马拉松演讲，就堪称举世无匹的摇滚个唱，一场革命性爱马戏，一个空前绝后的雄性图腾——“革命”像淫荡的女人发出了高潮的呐喊。而现在，取而代之的将是一场真正的摇滚音乐会，滚石乐队宣布将在奥巴马3月访问古巴之后三天，在哈瓦那一座体育场举办音乐会，那标志性的淫荡的血红大舌将席卷哈瓦那。
哈瓦那的革命广场早就举办过摇滚音乐会，对滚石来说，美中不足是音乐会并非在革命广场这个更具象征意义的政治运动中心举办。1997年2月教宗保罗二世，以及2015年9月教宗方济各，也都在这里演讲，只不过当年保罗二世身旁站着菲德尔，如今方济各身旁站的是劳尔。共产主义和天主教逐渐和解，卡斯特罗年少时本来就曾是耶稣信徒，何况共产主义和天主教并非没有共同的敌人，例如资本主义，例如色情或者说性道德的“堕落”——尽管教宗方济各对于堕胎，乃至对于同性恋，都表现出空前的宽容，但天主教依旧扮演了抵御现代社会消费主义和色情诱惑的保守道德角色。
▲ 哈瓦那革命广场的出租车，革命塔下就是卡斯特罗演讲的圣坛。摄影：张晓舟
▲ 革命广场，格瓦拉和何塞马蒂俯视着广场上为教宗方济各而搭建的演讲圣坛。摄影：张晓舟
卡斯特罗“娶革命为妻”，再好不过地宣示了革命的禁欲精神。而古巴确实是一个革命的冰窖，或者说是20世纪历史的活化石。威廉·赖希的《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一书有个有趣的副题：政治反应的性经济学和无产阶级的性政策；后来他又写了《性革命》，阴差阳错地成了西方60年代性革命的理论先驱。格瓦拉和卡斯特罗作为60年代左派超级偶像，显然不仅仅是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偶像，大胡子+粗雪茄+制服诱惑+枪，更是性革命的超级雄性图腾。威廉·赖希的性革命理论自然遭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双重否定，而有趣的是，古巴革命的雄性偶像执行的无产阶级性政策，恰恰却是无性，或性歧视。赖希的性革命理论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夹生饭，最后通向伪科学的“宇宙能”，又落入空洞的“劳动”概念。而“劳动”与性，在乔治·巴塔耶那里，乃是对立的范畴，性的耗费所催生的色情，是与革命格格不入的。古巴革命史堪称一个完美范例，印证了巴塔耶在《色情史》一书中提出的色情理论。
赖希换汤不换药，依循的依旧是实践哲学老路，以“劳动”去协调灵与肉的二元对立。而巴塔耶提出是“禁忌”才使得人类获得社会秩序，人类通过禁欲来换取劳动的效率和成果，闲暇耗费与生产积累遂成为对立的范畴，文明的进步和秩序的维护，需要压抑无用的耗费，但人类却需要通过狂欢与纵欲来释放力比多，越是禁忌越是需要游戏，然而暴力的冲动易于被极权主义煽动，引向群众运动和战争，性的冲动则经国家的规训，引向保守的家庭制度：婚姻和繁殖。巴塔耶由此提出，“色情”乃是最典型的耗费。显然，色情的诱惑和放纵，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机制，还是对国家战争机器，或是对卡斯特罗的“大跃进”式社会主义义务劳动体制，都构成威胁和破坏，色情是对“人力资源”（借用一个当代社会管理概念）的耗费，必须被控制乃至压制，反其道而行，荷尔蒙必须成为原子弹，被引向革命暴力的宣泄。
巴塔耶的理论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不过，其“色情”理论同样也可以延伸并部分适用于分析古巴式的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离不开消费，离不开闲暇，色情的耗费再受压抑也尚存生机，但曾在1968年一夜之间全面取缔一切商业的古巴革命政权不会允许社会有一个闲人，不会浪费每一颗革命的螺丝钉。“社会主义劳动”的乌托邦实践，在现实中即使没沦为惩罚性的“社会主义劳动改造”，至少也沦为所谓“义务劳动”。在劳动前面加上“义务”二字，足以扼杀“劳动”二字在从马克思主义到赖希理论中的光彩，而格瓦拉便是古巴义务劳动的创立者，他要培养的“社会主义新人”，必备条件就是义务劳动——他反对使用物质刺激手段去促进社会主义生产。
▲ 哈瓦那的少先队宣誓仪式——“我们会成为切”。摄影：张晓舟
▲ 圣塔克拉拉，切之城，格瓦拉屹立在广场上，其遗骨也葬在那儿。摄影：张晓舟
▲ 古巴消防车上的格瓦拉。摄影：张晓舟
这是一种全盘军事化的计划经济。例如“支援生产军事组织”，在革命成功后的若干年（卡斯特罗辩称只有三年），这个神秘的组织集中了宗教人士和同性恋者，据官方的说法是为了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准，并给他们一个效劳国家的机会，同时可以享有物质待遇。卡斯特罗否认这是拘留所，但显然很难说这和劳改营有多大的区别。
更出名并且一直延续至今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庞大组织——“革命保卫委员会”，简称CDR。在高度集权的农业落后社会，总有类似的专制制度，这甚至令人想到明朝的里甲制度和锦衣卫，但更近似的是中国政治运动年代的“革命居委会”，以及如今貌似无形然而无孔不入的“朝阳区群众”。CDR从发放避孕药杀虫剂到治安巡逻无所不包，当然更负责监控——你老人家是否偷听敌台了，是否偷情了，是否偷偷上教堂了？CDR是一个发动人民管人民的严密监控体系。古巴朋友告诉我，从前戴个CDR标志在街上游荡挺拉风的，但如今没人搭理，那成了一个没事找事的“二货”标志。但CDR也会与时俱进，比如负责发放张贴教宗方济各的肖像海报，以及协助组织迎接教宗的集会。
▲ 圣斯皮里图斯，一处革命保卫委员会（CDR）的办公室。摄影：张晓舟
在教宗方济各去革命广场演讲那天，我们一大早就赶去，没想到方圆几公里内的道路都已被封锁，士兵在每一条街道站岗巡逻。我们只好回去看电视，在电视上也能充分领略到，古巴的年轻天主教徒（但或许他们只是少系了一条红领巾而已？）还是在用熟能生巧的共产主义集会模式迎接教宗——当教宗的车经过，一排接一排举着鲜花的青少年训练有素地、井井有条地次第奔跑上前，排山倒海的革命极权美学，做作得很自然地，被整合进天主教的圣洁秩序。
还有一个随时随地应招的“社会工作者战斗队”，不像“革命保卫委员会”是个正式的机构组织，这是流动的临时的群众团队，并无正式的名称，卡斯特罗也称之为“反腐败青年志愿军”。卡斯特罗不愧为“司令”，他完全用军事的思维逻辑去管控经济和社会文化，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例如为了打击石油偷盗，把“社会工作者战斗队”派驻炼油厂和加油站，“在哈瓦那有一千人在行动，还动员了另外一千人作为后备军，这让哈瓦那的加油站收入翻了一番”，卡斯特罗最津津乐道的就是这样愚不可及的管理——他把监控当作最好的管理。同理，政府还会发动社会工作战斗队挨家挨户进行节能省电的宣传和监督。卡斯特罗不允许有一丝能源的耗费，当然也不允许有一丝人力资源的耗费——这也成了一种劳动就业手段——归根到底，这是一种倚借道德资源去驾驭和管理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手段，司令摇身一变成为道德学校校长，用“义务劳动”来为全民建立“道德档案”，他宣称：“哈瓦那已经变成了一座壮观的学校”。国家由此变成了一座壮观的兵营，一座壮观的学校，一座壮观的医院，这正是古巴引以为傲的：不单在军事上以弱御强捍卫了民族独立，并且用军事化运动的方式去扫盲（文盲），以及普及免费医疗制度。
▲ 哈瓦那旧城，贩卖教宗T恤与司令照片。摄影：张晓舟
▲ 哈瓦那军事广场贩卖军帽的女人，背后的建筑始于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做弥撒的遗址。摄影：张晓舟
国家包办一切，令人民成为生产和劳动的永动机，没有耗费，甚至没有消费，没有留给色情一丝余地，或者说，色情的唯一出路，是枪，是男性沙文主义的集体暴力炫耀（官方酷爱展示的戎装女民兵形象，事实上也是国家极权主义和男性沙文主义操控出来的）。
古巴是一个没有广告的国家，在电视和报纸上基本看不到广告，酒店的旅游杂志倒是有广告，但那是给外国游客看的。司令感慨：“浪费在广告宣传上的亿万美元可以用来做多少事啊！”
即便是革命后不久的苏联，马雅可夫斯基著名的广告诗，也印在报纸上或张贴在商店橱窗上，例如——“……身体、肚子、智力需要的一切东西，国营百货商店通通都能给你。”虽然莫斯科的国营商店不可能买到马雅可夫斯基酷爱的巴黎花露水，但他仍能在商品上宣泄一种意识形态激情——一种共产主义物欲？而古巴媒体甚至看不到国营商品的广告，唯一的广告明星其实是司令自己，尽管他的名言是“我将穿着军靴死去”，但有一次他有意穿着一双国产运动鞋出席国际会议。卡斯特罗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批判自有其犀利的光彩，例如他同样用“洗脑”一词来形容消费主义，但他却是以共产主义清教徒的标准去要求他人，何止是批判消费主义，他简直恨不得取缔消费主义。物欲和性欲在这里被高度压抑，但他自己明明是一个贪嘴的吃货，他的厨师透露过他至爱的食谱：叉烧、烤龙虾、铁板鳕鱼、肥牛排、希腊式肉饭、法式煎炸葡萄酒鱼里脊。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写到过，菲德尔会为了一道菜的做法而打电话去咨询远在墨西哥的朋友。古巴可能是我去过的烹饪水准最低的国家，不是古巴缺乏厨师或者厨师缺乏天分，你很难要求一个食材和能源经常短缺的地方能够保持稳定的烹饪水平。但旅游业正在改变这一切，私人餐馆要远比国营餐馆好吃，而又远比高级酒店的餐厅便宜。食色性也，在格瓦拉之城圣塔克拉拉的比德尔广场，有一家私人餐馆，你甚至可以边吃牛扒边欣赏尺度极大的流行舞曲MV——一种令人晕眩的热带的肉欲。
而这种肉欲长期被低收入和食品配给制所压抑，被革命清教徒意识所压抑。古巴政府发明这样的革命谚语来教育人民：“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但是请问司令，希腊式肉饭应该怎么做？——在米饭里加鸡汤，以及黄油、果仁、辣椒、橄榄、胡萝卜碎块！卡斯特罗宣称自己的月工资是三十美元，只略高于古巴的平均收入。他总是一副痛恨金钱的样子，他对法国名记拉莫内发誓说：“我将光荣地身无一分可兑换外币而死去。”
▲ 哈瓦那主教大街，教宗来访前，一位街头爵士小号手。摄影：张晓舟
其圣洁不容置喙。有趣的是他说的不是古巴比索，也不是外汇券（CUC），而是包括美元在内的外币，这位民族英雄以此来捍卫其一贯的民族主义革命清教徒形象。外汇券就像是古巴比索和美元欧元之间的皮条客，是吹进这个加勒比海社会主义堡垒的一股咸湿的海风，旅游业的开放自然带来了连锁反应，私营经济和黑市互补，共同支撑起这个被军事化计划经济拖垮的国家。这难免令人想到中国的80年代，而卡斯特罗对中国模式却依旧有一种矛盾的心态，2004年他在批判消费社会时举例说：“如果我想象13亿中国人的汽车消费达到美国的水平，那是发疯。”12年过去，幸好司令恐怕不会再重访中国了，否则他会发疯的。
格瓦拉当然最有资格被印在古巴的钞票上，不管是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还是作为古巴银行行长，但是他恐怕万万没想到他还会成为一种所谓“外汇券”的“形象代言人”。CUC和古巴比索的纸钞样子很相似，外国人初来乍到很容易在找钱时搞混，必须需记住CUC颜色更红，一个更红的格瓦拉，格瓦拉就这样被迫驾驶着古巴货币双轨制的双驾马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驾马车。旅游业势必带动旅游纪念品的消费，而格瓦拉作为早就风靡全球的资本主义时尚Logo，终于姗姗来迟地为古巴赚取外汇。无论是格瓦拉还是教宗，都可以被印在T恤上叫卖，一种圣洁的拜物教？而反讽的是，古巴的旅游卖点，恰恰来自于她未被全球资本主义攻陷的“革命圣地”属性，因而才能赢得“再不去就晚了”的小资猎奇膜拜心理。
▲ 圣塔克拉拉，格瓦拉当年伏击的那列运送巴蒂斯塔政府军的火车车厢依旧停留在那。摄影：张晓舟
旅游业的副产品之一是卖淫，并理所当然地引来了卡斯特罗在90年代后期亲自指挥的扫黄运动。在乔治·巴塔耶的定义中，卖淫并不属于色情，那是一种算计好的性商品，而不是纯粹的耗费——纯粹的耗费才是色情。但卖淫却标志着消费主义的滥觞，古巴社会主义的处女金身被打破——这个比喻稍嫌粗俗，尤其相比卡斯特罗下面精妙的比喻。
说到反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时他指出：“这就像在自己家里却要跟别人的老婆一起过一样。”但问题是：为何不是走出自家，去外面和别人的老婆偷情？
当他企图打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引入市场经济手段时，他又换了另一口吻：“一个女人不能因为住在修道院的卧室就是纯洁的。”关于色情及其魅力，巴塔耶强调过：“我们想要的是令我们精疲力尽，并令我们的生活处于危险之中的东西”，卡斯特罗本来是通过革命的禁忌，来扼杀色情的危险的诱惑，但这又导致了国家经济崩溃的危险，他为此左支右绌，他不得不通过杰出的文学修辞能力和色情想象力，去克服言行不一的矛盾，获得想象的平衡。被革命禁忌所压抑的色情需要出口，卡斯特罗的色情隐喻既挑战了革命语言，又冒犯了修女和宗教，在这里，通过小小的语言冒险，这位左派先知居然一跃成为乔治·巴塔耶色情理论的一个另类证人。卡斯特罗的色情隐喻，是对“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式的以铿锵音节和华丽排比为特征的极权语言的偏移和反拨，当革命极权语言变得像食品配给制度下硬邦邦的面包一样乏味，这种色情隐喻即便不是草莓巧克力，至少也是面包上的盐。
▲ 圣塔克拉拉的私人餐馆，电视播放的MV相当色情。私人餐馆尚属历史短暂的新鲜事物。摄影：张晓舟
极权社会的改变，往往是从语言的缺口突破的。越压抑，越色情。和苏联人东欧人类似，古巴人也是色情修辞专家，其中尽人皆知的一句俚俗格言是：“每个古巴人都喜欢猫，不喜欢猫的不是古巴人”，“猫”在这里意指口交。
革命与色情之间的张力，尤其体现在同性恋。古巴在世界同性恋题材电影史上地位突出，如美国拍摄的关于古巴著名同性恋作家雷纳尔多·阿里纳斯的传记片《日落之前》，以及古巴拍摄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电影《草莓与巧克力》，尽管卡斯特罗不满这部电影，但理由并非其同性恋题材，而是其他思想倾向问题，但他也只是向电影界人士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未下禁令，事实上，正是卡斯特罗自己主动打破了同性恋这一古巴社会禁区，古巴同性恋运动随后在其侄女（也即劳尔·卡斯特罗之女）玛丽拉的推动下方兴未艾。吾国在古巴面前当然可以优越感爆棚，不过，就在广电总局下令禁止影视作品涉及同性恋的时候，古巴刚刚举办过第八届同性恋电影节。近年热门的古巴同性恋电影《最后的游戏》有一个有趣的中国译名——《欲满夏湾拿》。顺便说一下，在奥巴马就职仪式上朗诵的诗人理查德·布兰科也是古巴裔。卡斯特罗坦承古巴党内和知识界都有很多同性恋人士，并指出对同性恋的宽容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他以死不悔改著称，但却承认古巴革命政权在对待同性恋问题上犯过历史错误，这是他罕见的一次公开认错。古巴如今甚至成了同性恋人士眼中的“同志天堂”，我在古巴大街上也时不时见到手挽手的亲密同志。
同性恋是对革命极权社会男性沙文主义的颠覆，并由此带来更强烈的色情效应。对比俄罗斯和中国，古巴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反例：经济的封闭和政治的高压，并不一定妨碍道德风气上的开放。滚石乐队的来访绝不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下一篇古巴系列评论会写到摇滚乐与古巴的关系）。顺便再说一下，首部中古合拍电影《哈瓦那之恋》即将开拍，鉴于广电总局的禁令新规，这部社会主义跨国情感大片想必有望拍成一部哈瓦那旅游环保观光片。
▲ 古巴圣斯皮里图斯，一对好基友。摄影：张晓舟
卡斯特罗对老冤家约翰·肯尼迪惺惺相惜，甚至无比惋惜他的早逝，据说肯尼迪的手下当年赶在在古美断交前夕为他搞到了一批以后搞不到的古巴顶级雪茄。卡斯特罗对克林顿也印象不赖，克林顿有过改变对古巴政策的努力，并且对雪茄也有一定品味——将之用在白宫女实习生身体上，雪茄作为性器的象征或替代品，在美国总统那儿得到完美的体现。而为了健康，卡斯特罗早就戒掉了雪茄烟瘾，这进一步确立了他“娶革命为妻”的革命清教徒形象。
或许这也是为什么他欣赏吉米·卡特，并在2002年将这位退休后更为活跃的前总统请到了古巴。卡斯特罗的阅读面实在惊人，他居然还看过美国色情杂志《花花公子》。不过那是因为1976年的一期《花花公子》刊登了一篇卡特访谈，当被问及是否忠于婚姻从未出轨时，卡特回答：“在思想上出过轨。”其诚实令卡斯特罗大为赞赏。
那么，作为卡斯特罗终身不渝的“妻子”——古巴社会主义革命是否也出轨了，和资本主义偷情？这出轨到底是行为上的，还是思想上的？在行为上，卡斯特罗的“革命娇妻”其实已经出轨，但在思想上，古巴可以说不。
关于古巴雪茄，有一个令中国游客垂涎不已的传说：古巴雪茄是古巴女人用大腿搓出来的。幸好没人说古巴朗姆酒是古巴男人撒尿酿出来的，假如说《红高粱》式的撒尿酿酒，是革命的雄性高潮，是民族主义的壮阳术，那么这个所谓用女人大腿搓雪茄的神话，便既是古巴雪茄（以及古巴旅游经济）的绝佳广告，同时又是一个革命社会的绝佳色情隐喻。这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一个封闭社会的想象。而这正是古巴暧昧的诱惑所在：用大腿搓雪茄的女人，她究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半老徐娘，还是资本主义犹抱琵琶半遮脸的美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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