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舟：古巴人如何看待格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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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也不是没有过穿格瓦拉T恤的纯情岁月。
2000年在马尔代夫，准备坐船离开所住的小岛，码头一位行李生突然指着我的T恤问：你在哪买的？我说曼谷买的。难以相信一个旅游天堂的行李生会对格瓦拉——而不只是格瓦拉T恤——感兴趣？但我错了，他说他有格瓦拉的英文传记，我脱下T恤：“送给你了。”他并没面露喜色也没说谢谢，只是要我在一张纸条上写下地址，其平静和矜持令我印象深刻。我问他是本地人吗？这并非多此一问，因为马尔代夫有不少斯里兰卡人和印度人，果然，他是斯里兰卡人。我是光着上身告别马尔代夫的，后来才从行李箱找出一件T恤穿上。
回国后隔了很久，收到斯里兰卡行李生一张格瓦拉明信片，上面用英语写了两句话，大意是：感谢分享格瓦拉。来自椰林树影水清沙幼的印度洋天堂的这个关于格瓦拉的偶遇故事听上去似乎过于煽情了，一个颇为小资的旅行插曲。但为什么一位行李生要去读格瓦拉传记？那位眼神清澈、神情矜持的行李生，难免令我想到他的祖国当时仍活跃的泰米尔猛虎游击队。格瓦拉这一符号，始终在小资浪漫主义消费与左派政治现实之间飘荡。
很快我又在韩国买了件格瓦拉T恤，有一回在《南方日报》社附近撞见一位两手拎着菜的大姐从杨箕村大步走来，鲜红的格瓦拉从她胸上喷薄而出，从此我就把格瓦拉T恤连同所有摇滚T恤通通转送给了一位摇滚少年。那时候格瓦拉T恤和洋基棒球帽烂了大街，这是山寨全球化的标志，格瓦拉符号通过格瓦拉痛恨的资本主义而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流行。而在六七十年代，尽管格瓦拉的传记（苏联人写的英国人写的都有）以及他的著作通通在中国翻译出版过，但他在中国开始流行却是迟至2000年左右的事儿，格瓦拉除了通过山寨T恤，也通过摇滚乐亚文化和话剧，以及两部电影——塞勒斯的《摩托日记》和稍后一些索德伯格的《格瓦拉传》——而与凯鲁亚克一起，一跃成为文青超级偶像。
但我还是没有和格瓦拉T恤绝缘。那是2007年在墨西哥城，准确地说那不是格瓦拉，而是一头长得像格瓦拉的美洲狮——那是墨西哥美洲狮足球队（Pumas UNAM Mexiko）的标志。我去阿兹特克球场看了美洲狮与蓝十字的比赛，只是觉得这头格瓦拉美洲狮够帅，才买了一件当场穿上，但当身边一群美洲狮球迷纷纷捡起石头狂砸蓝十字球迷的时候，同去的艺术家亚牛劝我赶紧脱下另换一件T恤穿上。在这个暴力犯罪猖獗的国家，足球场自然也是火山口，军警手持冲锋枪守候在球场外，枪口并不朝上或朝下，而是直挺挺正对着球迷。格瓦拉美洲狮被当作暴力图腾，但足球或许也充当了排放社会压抑情绪的闸口，从而转移了更为剑拔弩张的阶级矛盾和政治冲突。
恐怕得亲临亲历拉丁美洲，才能感受到拉美大地上飘荡的那一阵浓烈的格瓦拉味道——与其说是雪茄味儿，还不如说是硝烟味儿。陈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机缘巧合（顶替没有潜水证的周华健），去过厄瓜多尔的海滨胜地瓜亚基尔，本来好好潜水体验五十米深蓝就得了，他却写了一篇《我们需要切·格瓦拉》（还有一篇更好的文章叫《烟城瓜亚基尔》）。有一次陈升向我解释了他矛盾的格瓦拉情结：
“他三十六七岁的时候放弃古巴，不要说放弃古巴啦，现在就算让我放弃自己温暖的床去旅行都很累，你叫我去打游击……他真的蛮帅的。为什么不要跟卡斯楚（卡斯特罗的台湾译名）去抽雪茄呢？所以这也是超浪漫的。我必须承认我没有魄力去睡一个不一样的床、去打游击、去杀别人的小孩，我们没有能耐。
每到一个城市，我都先去做一个事，就是去找书报摊买一份地图。看那里的地图跟我从飞机起降得到的那种辨认是不同的。我记得飞机从中心点起飞之后有一大片一大片的铁皮屋、贫民窟，可是都没有在地图出现，地图只画了一点地方，只有贵族区而已…… （贫民窟的人）不存在的，那些是幽灵户口。他们不是人吗？不是。当时有一点热，我穿着拖鞋在街上走，走了大概二十分钟，脚全是黑的，我就知道那个城市是极重的污染。街上的小朋友，大概有十多个，提着擦鞋桶，一直追着我们。我们后来做了一个很不应该的事情：把所有的零钱都掏出来给他们分。不得了了，两条街之后，好像来了难民潮一样……所以，怎么能不需要切·格瓦拉呢？”（参见《城市画报》2009）
2007年，在坐车从墨西哥城去特奥蒂瓦坎的路上，我也充分见识过这种“幽灵户口”——墨西哥城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三千万，郊外贫民窟的“幽灵户口”不知是否计算在内，绵延不绝的山峰，每一座山都被贫民窟占满，他们究竟是市民还是山民？这些游荡在群山之间的幽灵，聂鲁达该如何为他们命名——“美洲的爱，和我一起攀登”（《马丘比丘山峰》一诗的著名诗句）？是美洲的爱还是美洲的恨？而格瓦拉就在这些幽灵当中游荡。
我还见证了墨西哥三文化广场（特拉特洛尔科广场）大屠杀三十九周年纪念大游行。1968年10月2日，墨西哥奥运会开幕前十天，墨西哥军警在三文化广场枪杀了数百名示威学生和民众。
当游行队伍抵达佐卡罗广场，广场上竖起了马恩列斯的巨大肖像（一如天安门广场熟悉的场景），格瓦拉像也偶尔闪现在游行队伍中，这一次他的形象代表的不再是酷文化，而是革命活生生的血，游行队伍中有人举着被暗杀的左派人士肖像，举着刊登有其被害遗体照片——令人想到格瓦拉那张耶稣般的遗体照片——的报纸。年轻的女大学生在广场上演讲，我只听懂了两个西班牙语词——“同志们”和“谢谢”。广场上到处是临时的摊档，售卖各种左派书刊、徽章，以及盗版唱片和光碟，我买了著名拉美左派民谣歌手Violeta Parra等人的盗版碟，还有两张关于萨巴塔游击队的光碟。墨西哥土产的格瓦拉——萨巴塔游击队的蒙面骑士“副司令马科斯”才是新鲜热辣的左派图腾，有个手持铁锤的蒙面青年呼啸而来，飞速将游行沿途的商店橱窗一一敲碎，这种蒙面暴力行动似乎来自萨巴塔游击队的精神感召，但很难说会得到马科斯的赞同，游击革命难免被扩大化的暴力所污名化。
▲ 墨西哥恰帕斯的酒吧。 (摄影：王雪松)
▲墨西哥恰帕斯的杂货店。 (摄影：王雪松)
但游击革命也难免被观光化。萨巴塔游击队神秘的蒙面骑士形象既是反全球化反自由主义霸权的象征，又是一个时尚符号，同时也是萨巴塔游击队的“公平贸易”产品的商标（他们的咖啡豆甚至卖到了深圳的旧天堂书店），并且带动了其所在的恰帕斯的旅游经济——游击革命的危险恰恰构成了某种类似探险的神秘诱惑——一种深度革命观光旅游？但万里迢迢杀过去，最终却连游击队员的脚印都没见着一个（寻找神农架雪人？），那似乎有把他人的苦难当作自己装逼资本之嫌。因此那次我没去恰帕斯，而选择去尤卡坦半岛干脆做个纯粹一些的游客。如今副司令马科斯几近偃旗息鼓，恰帕斯游击根据地似乎已经沦为革命遗址，我的朋友H作为《蒙面骑士——副司令马科斯》一书策划者之一，这几天刚好去了一趟恰帕斯，她发给我一些她拍的照片：Coca-Cola和EZLN（萨巴塔民族解放运动）一样无处不在——而这不是什么政治波普，就是眼前的现实。古巴几乎没有街头广告，但可口可乐也和格瓦拉一样无处不在，只不过销量远不如古巴国产可乐，有一种价钱不到可口可乐一半的“土可乐”（TU COLA）（这令人想到八九十年代中国山寨可乐群雄并起与美帝争锋的盛况）。
凯鲁亚克普及了美国66号公路，而以格瓦拉的《摩托日记》（台湾译为《革命前夕的摩托车之旅》，大陆译为《南美丛林日记》）改编拍摄的那部电影，也激发了文青们重访格瓦拉摩托之旅的激情。我对一位有此打算的朋友说过：除非你也像格瓦拉一样去麻风村，也找一辆破旧的老爷摩托车骑着，否则就弄成哈雷党殖民之旅了。
这也是为什么去年当我和朋克老炮梅二一起去古巴时，我们会和“格瓦拉深度旅游”保持距离，假如不是为了去圣塔克拉拉看几支当地朋克乐队演出，我们也不会专门去朝拜这座“格瓦拉之城”。
我们和翻译奥斯卡，以及三位哈瓦那朋克一起，坐上一辆活活硬塞了九个人的车。一看是中国人，我们被要求付双倍的车费，古巴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严格执行内外有别的价格双轨制。古巴的高速公路上的车比天上的云还少，显然是因为耗不起油，车很少远行。马车在古巴的多数城镇仍然是重要交通工具，于是到了圣塔克拉拉后我们改坐马车进城，一如格瓦拉时代那样，令人想到格瓦拉给双亲的告别信末尾那句——“我的脚再一次挨到了罗西南特（即堂吉诃德的马）的肋骨，我挽着盾牌，重上征途。”“格瓦拉之城”的马粪味儿远比雪茄味儿更为浓烈。古巴朋克们一路唱起了歌唱格瓦拉的红歌，那是他们小时候唱的歌了，有些忘词而唱得支离破碎。当然，不单古巴，整个拉美的格瓦拉革命歌曲都很动听，我在墨西哥买过一张合集唱片，本来想在古巴寻找古巴产的格瓦拉唱片，但古巴是一个差不多没有唱片工业的国度，我一无所获。
▲ 中国朋克梅二在哈瓦那革命广场。 (作者供图)
然而在古巴，格瓦拉何止是歌声，格瓦拉就是无所不在的空气，而这个加勒比阳光岛国并没有雾霾这回事。古巴人到底如何看待格瓦拉？在古巴，我不能免俗地要问到古巴朋友对三个人的看法：教宗方济各，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我提问的对象大多是青年，个别是中年。没人对教宗感兴趣，对菲德尔，则出于政治敏感避而不答，而对格瓦拉的评价最有意思。
▲ 格瓦拉与卡斯特罗。 (作者供图)
比萨店老板兼机械工程师卡洛斯在被问及如何看待卡斯特罗时苦笑着做出一个“你懂的”表情，在谈到格瓦拉时他说：“他很高大，他想改变世界，OK！但在我小时候，他伤害了我。”古巴的小孩至今每天要在国旗下宣誓：“我们会成为切！”卡洛斯的回答令人想到电影《日落之前》，受尽迫害的古巴同性恋诗人阿里纳斯将房间桌子上的格瓦拉相框调转过去。格瓦拉就如同革命的耶稣，虎视眈眈监视着每个人的私生活，一如在哈瓦那革命广场一栋高楼的外墙上，铁管制作的格瓦拉巨大肖像监视着广场，而那是内务部——一个负责监控的部门——大楼。
在哈瓦那我们碰到一位长得像列宁的朋克大叔，他不是乐手，而是专门负责POGO的“铁托”（超级粉丝），而他的儿子以及儿子的女友则是一支乐队的双主唱。在中国难以想象的摇滚场景竟然发生在古巴——一个朋克老爹为儿子而疯狂。古巴列宁的胸前有一个格瓦拉纹身，他说：“切是我的英雄，他保护我，保护我的祖国。”令人想到李志，在《工体东路没有人》那次现场，他就穿着格瓦拉T恤，唱着唱着脱下格瓦拉，悍然露出胸前一个纹身：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那也是用格瓦拉保卫祖国。
▲ 古巴朋克老爹，列宁的颅骨和手势。 (作者供图)
▲ 朋克老爹的儿子及其女友。 (作者供图)
▲ 朋克老爹的格瓦拉纹身。 (作者供图)
但下一代人就未必这么看待格瓦拉了。在圣塔克拉拉，朋克演出所在的酒吧离比德尔广场的自由宾馆很近，那儿就是当年格瓦拉的部队击溃政府军夺取最后胜利的地方，我触景生情问一位主动要求介绍被采访的少女：你看过索德伯格拍格瓦拉的那部电影么？她说没有，但她认为格瓦拉是“一个好人”。似乎没人会认为格瓦拉不是一个好人，比起被当成“当代最伟大的人（萨特语）乃至圣人”，“一个好人”总算是一个亲切的评价。朋克乐手何塞的评价相当节制：“格瓦拉？作为一个外国人他曾经对古巴做出很大贡献。”注意着两个字眼：“外国人”和“曾经”。何塞的卧室墙上贴着一张已故的拉美左派革命新偶像查韦斯的肖像，但是他解释：“查韦斯是我奶奶的偶像，但我很讨厌他，只是墙上那个地方要改装空调，我随便拿他做贴纸而已。”何塞用一句话表达了他的政治立场：“我既不相信宗教，也不相信革命。”
▲ 圣塔克拉拉摇滚酒吧的墙。 (作者供图)
▲ 朋克歌手何塞（中） (作者供图)
在“格瓦拉之城”，一位当地朋克乐手对着我们的镜头非常冷淡地回答：“我不想谈论格瓦拉。”或许这才是最好的回答——拒绝作为全球资本主义时尚符号的格瓦拉（古巴尚未真正回到国际社会）；拒绝作为左派浪漫主义英雄符号的格瓦拉（古巴仍活在极左革命实践的废墟和阴影下）；拒绝只用意识形态去看待摇滚乐的泛政治化视角；拒绝与“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捆绑在一起的宿命。
格瓦拉对全世界摇滚青年来说都是反抗的偶像，唯独除了古巴摇滚青年。对外面的人来说格瓦拉是神话，对里面的人来说却意味着无处不在的现实，与生俱来无法选择的、充满压迫感的现实；外面的人前来膜拜神话，而里面的人却急于摆脱现实。
梅二也是朋克自媒体公号“敌台”的主办人，十年前在他参与的上海“顶楼的马戏团”乐队最为朋克的那个时期，他在手臂上纹了一个格瓦拉。但如今真的来到格瓦拉革命圣地，他却连一个和格瓦拉有关的纪念品都不要，在格瓦拉雕像和陵墓前也没什么激动之情，与其说是这位老朋克失去了改变世界的政治激情，还不如他早已越过了神话的迷思，而触及了格瓦拉所代表的历史和现实真相。中国乐坛有两大神话，一个是格瓦拉，一个是拉斯塔法里——拉斯塔法里经由鲍勃·马利而进入中国雷鬼青年心中，或者说盘旋在他们的脏辫上。曾有位雷鬼乐手跟我说他信奉拉斯塔法里教，我问他那你知道塞拉西皇帝到底是怎么回事吗？那是鲍勃·马利的非洲之神，但在现实中，塞拉西却是一个愚昧的暴君。
神话归神话，现实归现实，神话之所以能维系下去，恰恰是因为那只是一个空洞的他者镜像，你只是想从中看到自己，而不是对方。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而已。
十年前，瑞典乐队“国际噪音阴谋”来京，这是一支以反全球化资本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著称的车库硬核朋克乐队，而他们从音乐到舞台服装与动作，都经过精心排演打磨，堪称审慎而挑剔的资本主义音乐工业典范。“国际噪音阴谋”的歌词会高唱“共产主义”，乐队灵魂丹尼斯一到北京就去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而在此前他们曾经在广州，在一个地产赞助的音乐节上，演完集体站成一排谢幕，冲着中国观众齐刷刷举起革命的左拳头，而大多观众只是来参加一个节日派对的，革命的铁拳或许打到了棉花上。而随后，瑞典朋克的武汉酒吧演出被取消，原因很简单——乐队的名字听上去简直就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再回溯到1998年，当时刚刚成立的“国际噪音阴谋”就在广州和中国朋克乐队“盘古”同台演出过，但显然他们彼此很难互相喜欢，他们对左派政治的理解也大相径庭。
反文化（counterculture）有时候的问题就是太文化了，以至于沦为一种去政治化的酷文化，把反对变成一种优美的姿态——假如有格瓦拉这样的颜值爆款就更酷了。而在这个凡事看脸的全球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互联网消费社会”，想想吧，假如是宋仲基——而不是李志梅二这种胖叔——挺身而出说他要改变世界，你还会高唱什么这个世界会变好吗？格瓦拉的颜值究竟给世界造成了多大的改变？这张脸令人爱上了革命，这张脸也令人忽略了革命。
那么，古巴需要又一次革命吗？1988年夏天，古巴山区有三个老游击队员在比那尔德里奥省山区被捕，他们阴谋发动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游击革命，而这三位老炮都七十多岁了。西方近年不乏对“古巴之春”亦即民主革命的期盼乃至预言：比方说在某次官方政治集会（包括教宗和美国领导人来访时）或者摇滚音乐会上，突然群情激昂万众一心揭竿而起。但这连一点苗头都没有。在奥巴马来访前几个小时，一个由政治犯妻子组成的人权组织Ladies In White Group示威游行，并被拘捕带离现场，类似的示威时有发生，但规模很小。
▲ Ladies In White Group示威游行。
古巴究竟是否需要又一次革命？我们的翻译奥斯卡的回答恐怕出乎西方民主世界意外，他说：“假如取消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古巴才需要又一次革命。”
▲ 我的古巴翻译奥斯卡。 (作者供图)
假如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么革命就是人民的雪茄，那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呢？是人民的懒汉沙发？
而格瓦拉继续当仁不让地在外汇券上，在观光大街上，在雪茄烟盒上，引领着古巴缓慢的变革：私有经济，外国资本以及古巴官方竭力回避但势所难免的事实——“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那正是格瓦拉从前所要革其命的罪恶现实。里维拉酒店是革命前加勒比著名的夜生活中心，革命后收归国有，成为外地党干部和社会主义国家外宾的度假胜地，如今里维拉酒店再度拥抱外国游客，尽管已经显得破旧，但里卡普里奥来哈瓦那住的还是里维拉酒店顶楼的总统套房。里维拉酒店的雪茄店很有名，精美的盒子上印着格瓦拉，女经理说：“给你们中国人半价！有些中国人一买就是一整个行李箱的雪茄，回中国涨价七八倍卖掉。”
▲ 里维拉酒店，革命前声色犬马的哈瓦那夜生活中心。 (作者供图)
圣塔克拉拉和1958年相比也没多大变化，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多了格瓦拉的图腾：广场，纪念馆，纪念碑。索德伯格实地拍摄《格瓦拉传》的时候，唯一的不便就是得把这些图腾从镜头里抹掉。比如在城郊的河边，被格瓦拉带兵伏击的巴蒂斯塔政府军专列车厢还停留在那儿，经过精心修缮供人买票参观。
▲ 圣塔克拉拉革命广场上的格瓦拉，其遗骨就葬在下面。 (作者供图)
当年格瓦拉身先士卒开着推土机撞歪了铁轨，令政府军火车脱轨倾斜。如今这里居然也为这推土机树碑，火车和铁轨原封不动，但推土机当然不是原物，而是一个重新打造的圣物。格瓦拉的推土机，正是他对城市游击战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贡献，这比“小米加步枪”更具象征意义，不单是以弱胜强——以推土机对抗火车（以及坦克）——还象征着“农村包围城市”，并且充满了“就地取材”无中生有的自由即兴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格瓦拉作为杰出的先驱，呼应或启发着从德波“景观社会”理论，到法国68年五月风暴，再到当代无政府主义的整个左派行动历史。格瓦拉孤军奋战的国际游击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眼里属于“左倾冒险主义”，在霍布斯鲍姆看来则充满了对国际社会的幻想与无知(注1)，但也正因为他在古巴革命夺权之后又告别了国家权力，从而得以以“二十世纪渺小的征人”(注2)的孤独身份，继续成为左派情感与灵感的一大源泉，在艺术的政治与政治的艺术之间飘荡。然而在古巴，他却成为国家机器压迫的象征，一如这辆被国家机器重新铸造的推土机——它再也无法推动历史，只是被牢牢钉死在大地上。
▲ 被格瓦拉伏击的列车车厢。(作者供图)
▲ 格瓦拉推土机纪念碑。 (作者供图)
火车歼灭战现场免不了还有售卖格瓦拉T恤的摊档，一个老头坐在正午的烈日下，任凭我走近他也纹丝不动，眼神空空，仿佛一坐就是半个多世纪。九十年代有一部反面乌托邦电影，说的是格瓦拉没死，而是顽强地活下来，靠叫卖自己的T恤为生。在圣塔克拉拉，你时不时会在街头撞见形形色色的格瓦拉，有的只有一个轮廓，一个空洞的空心的格瓦拉，任何人都可以钻进去立此存照。美国游客到此一游，两指打出一个V，和格瓦拉合影如同和米老鼠合影一样。古巴，就这样从六十年代世界革命的火药桶，变成如今，革命的迪斯尼。（完）
注1：“我相信奥兰多·费格斯所说，1918年时列宁早就放弃了将革命推展到欧洲各地的念头。相反，我怀疑档案所显示的，前苏联的领导人想要在不危及苏联的前提下，像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切·格瓦拉那样进行国际革命，果真如此的话，那么他们就像古巴人一样，对国外的状况充满了幻想与无知。”（霍布斯鲍姆，《我们能为俄国十月革命史下定论了吗？》）
注2：“请不要忘记二十世纪这个渺小的征人。”(格瓦拉给双亲的告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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