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秦皇岛市委党史研究室“我和我的祖国”大型征文三等奖获奖作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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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脚屋”之变
上小学的第一天，语文老师在破旧小屋改成的教室里教我认识“祖国”这两个字。老师说每个人都要多读书，将来都要为祖国作贡献。小学的西头，有一家面积不大的新华书店。隔着1米多高的柜台，我这个矮小的小学生只能往里“眺望”眼馋的小人书。每次路过那里，书架上连环画《海军少尉巴宁》的精彩封面都会深深吸引我——少尉巴宁头戴平顶大盖帽，胸佩黑色高倍望远镜，双手紧握军舰栏杆，目光深邃，果断刚毅……也许从那时起，我就有了长大后要当海军守卫祖国的念头。
高中毕业后，我终于圆了海军梦，被海军批准入伍，成为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1988年10月，我随舰第一次去祖国的南沙群岛守礁。素有“太阳海”之称的南沙，高温、高盐、高湿，且多台风，环境条件异常艰苦。初到南沙永暑礁，中午最热时，舰艇甲板温度达到60摄氏度。对于我这个新兵来说，一下子进入与世隔绝的孤礁独堡，心里难以承受。到永暑礁的第二天，我乘小艇为南沙第一代高脚屋——竹棚高脚屋补给食品。只见以竹竿作立柱、篾席为墙、稻草铺顶的简易竹棚高脚屋孤零零站立在海面上。高脚屋里面积只有8平方米左右，空间十分狭小。竹棚高脚屋内不能煮饭、烧开水，一日三餐全是罐头。由于气候恶劣，战士们常常会得关节炎、口腔溃疡、肠胃病，我们形象地称竹棚高脚屋为“南沙海上猫耳洞”。
第二次去南沙群岛守礁是在1996年，我已在海军某舰任部门长。再次踏上祖国这块熟悉的海洋疆土，我看到的最直接的变化就是竹棚屋被第二代高脚屋——铁皮高脚屋替代，以铁竿作底柱、铁皮围墙、钢皮封顶。虽然守礁官兵的生活空间扩大至30多平方米了，但铁皮屋内酷热难耐，白天太阳直射到铁皮墙，就和蒸桑拿一样。第二代高脚屋被我叫成“海上钢亭子”。那时，我收不到家信，看不到报纸、电视，打不通电话。战士们有情绪、烦躁的时候，就反复看上礁时带来的书籍。每到夜晚，官兵们坐在小板凳上，伴着满天星光，一边吹着轻热的海风，一边跟着书的作者去经风历雨，探寻人生的真谛。在这沧海孤礁上，有了书籍陪伴，南沙高脚屋的生活少了一份寂寞。
2004年，我出任海军某舰舰长。第二年5月，我奉命率舰去南沙巡逻、守礁6个月。这是我第3次去南沙守礁，再次“领教”南沙火炉般的炙热。舰上带去的蔬菜，10多天后就开始烂了，后期只能吃罐头和冷冻食品。但最苦的，还是精神上的寂寞。有人戏称南沙“养猪猪跳海，养狗狗发呆”。虽然这时士兵已经住上了南沙第三代高脚屋——“水泥礁堡”，条件有天翻地覆的改变——这种由钢筋混凝土构筑的礁堡已经成为海水收集、菜园种植、卫星通信、数字电视、室内空调、文体活动室等设施于一体的“海上战斗堡垒”。但在6个多月守礁的日子里，每天的工作和生活依然单调、艰苦：24小时不停发电的舰艇柴油机的阵阵震动和轰鸣声，舰艇摇摆发出的吱嘎声，海浪冲击礁盘的浪花声，时刻侵扰着战士们。这次上礁，我带来了母亲送我的家乡牵牛草在礁上试种。不久，牵牛草在南沙开出有淡淡香气的花朵，在南海的狂风暴雨中越长越好。南沙湿度非常大，守礁战士最易患风湿性关节炎。我的膝关节早就严重风湿，疼得厉害时，走路是手叉着腰，小碎步向前，上下舰艇舷梯得一阶一阶地挪。这个时候，看到那透射着强劲生命力的牵牛草，感受着那种努力向上攀登的精神，我仿佛听到了母亲在老家为我祈祷，对我叮嘱，抵御海风、坚守祖国南沙高脚屋的志向在我胸中生根开花。
2010年2月，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人虽然离开了部队，但我仍心系祖国南疆。近几年，得知南沙岛礁海军官兵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昔日留队的战友守礁护礁斗志昂扬，我心潮澎湃。如今南沙永暑礁、美济礁、渚碧礁等岛礁都建成了第四代高脚屋——“南沙军事前哨”。现代化的第四代“高脚屋”成为了捍卫祖国南海主权的军事前哨，飞机场、灯塔、医院、海洋气象观测站、岛礁科学研究中心和生态建设实验基地等设施增强了南沙岛礁国际公益服务的能力。新建机场为各国提供了通信、导航等多方面的服务，飞机经过南沙时会更加安全；大型灯塔导航，为船只经过南沙时避开礁滩提供了方便，渔民在附近海区作业更有保障；海洋观测站和岛礁研究中心为南沙地区提供更加精准的海洋生态、水文气象和海啸预警等服务信息。
高脚屋的变迁也是祖国繁荣富强的一个缩影。以海为家，以礁为国，作为炎黄子孙，我能多次去南沙守卫“家国”，亲历祖国南沙高脚屋的四次巨变，见证改革开放后祖国和军队的强大，无限自豪。几十年来，我的命运一直和“海洋家国”紧紧地连在一起。我心中总有一叶风帆，一直向往着南中国那片蔚蓝色大海。我梦里也总有一片轻舟，一直期盼着一批批高脚屋守礁官兵的平安归航。
作者：王剑飞（三等奖）
三代人的住房变迁
父亲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女儿出生于上世纪90年代。新中国成立70年，我家三代人的住房从“居者有其屋”到“居者优其房”，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父亲居住了大半辈子的茅草屋
父亲和母亲结婚后从爷爷奶奶的手中分得一间半茅草屋，我至今还有印象——泥巴垒起来的土墙，窗户就是在土墙上掏几个不规则的洞，再插上几根木棍，没有玻璃，没有塑料薄膜，任凭风吹雨打。屋顶上铺的是稻草，平时最害怕的就是刮风下雨，尤其是多日的阴雨。外面下多大，家里就下多大，家里全摆满了接雨水的盆盆罐罐，等雨停以后，家里还在不停地漏。此时父亲就会爬到屋顶上，在漏雨的地方再塞些稻草。而由于经常刮大风，掀翻稻草屋顶是常有的事，于是在屋顶上压上大小石块，或者预知大风要来了，全家出动用水桶或脸盆担水洒到屋顶上将稻草浇湿，以防大风天气将茅草屋掀翻。但如果风太大或洒水不及时，草屋被掀翻是常有的事。印象中，我家茅草屋每年都要被刮翻好几次，而放置在茅草屋上的石块有时不慎被风刮下来伤了人。
而随着家里人口的增多，茅草屋己经不够住了，父亲又开始搭建更大的茅草屋。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年代父亲修建了三次茅草屋，每一次全家老少齐上阵，从几公里外的地方挑着湿泥巴垒墙。茅草屋没有一两个月是建不起来的，刚垒起来的土墙由于还比较潮湿，需再等几个月才能入住，而土墙晒干后便开始起裂缝，“嗖嗖”地漏风，毒蛇、老鼠等动物会从墙缝里爬进屋里，让人害怕极了。更糟糕的是，风吹雨打久了，土墙壁淋雨后倒塌了，一旦遇上水灾，整个土房子大半截泡在水里，茅草屋全部坍塌，只能重新再建。茅草屋里也没有像样的家具，除了几张睡觉的木床，一张吃饭的四方桌及几条板凳外，再无其它。父亲的茅草屋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陪伴父亲过了大半辈子。其实不仅我家，那个年代村村户户都是这样，后来随着大包干的推行，乡村窑厂的增多，将茅草屋换成了瓦房，但仍然是泥巴垒起来的土墙。至今父亲仍留着半间茅草屋，那是历史的记忆。
我从小平房到四合院
在茅草屋住了20年后，上世纪80年代初，我告别了父亲的茅草屋来到了城里工作，单位临时借给我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平房，做饭的炉灶摆在门外，房子中间拉块布帘，里面摆张床，外面摆张桌，吃、喝、睡以及招待客人，全在这间小房子里。由于房子太小，我不仅没有任何家具，亲戚朋友来了连站的地方都没有，这一住就是七八年。1993年，单位给所有成了家的职工每户修了一套25平方米的四合院，告别了那十几平方米的平房，一下子多了十几个平方米，宽敞多了，同时有了一个小院落。我们找来板材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小厨房，这样，那两间平房的面积就大了。客厅除了吃饭招呼来的客人外，还搭了一个小床，以防远方的亲戚来。那年春节，我们到一朋友家去做客，朋友家住的是楼房。那年头，我们这个小县城楼房极少，只有有钱的单位才给职工修住宅楼，还通有暖气。这是我们第一次到有楼房的人家里，非常羡慕对方。回家后，女儿问我：“爸爸，今天我们去的那家，不仅有暖气和阳台，还有上厕所的小房子，不用去外面，哪像我们家，冬天取暖生炉子，上厕所要去外面。我们啥时候才能住上那漂亮的新楼房呀！”我将女儿抱在怀里说：“很快会有的，等着吧。”
这一等就是4年。1997年，单位集资修楼房，每家要出2万块钱。那时候的2万块钱可是个不小的数字，家里满打满算只有3000来块钱，而且那个年代也没有房贷，只有靠亲戚朋友借。为了实现女儿的心愿，尽管妻子有些犹豫，我还是从东家借到西家，终于凑够了2万块钱。这是我们平生第一次住楼房，尽管只有40来个平方，但一厅一室一厕一厨，我们很满意了。一次，我去学校接女儿回家，听见她正对同学说：“我们家住新楼房了，太好了，你们家住了吗？”见对方摇摇头，女儿脸上露出了笑容。这栋房子一直陪伴着女儿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名牌大学，而那时的家具再普通不过了，三人沙发、台式电脑、一个小冰箱……
女儿的豪华住宅楼
女儿大学毕业后在某沿海城市成家立业，两年前他们买了一栋楼房，130多个平方，装饰得豪华气派。由于他们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除了首付后，按期还房贷，一切显得轻松自如。花园式小区温馨而美丽，上下楼有电梯，小区内有停车场，附近不远有幼儿园，还有一所中学。楼下商铺林立，便利店、大型购物超市方便快捷，应有尽有，步行不到50米就是公交站，乘公交3站地就到了地铁站，而乘坐地铁不到40分钟就到了飞机场。家里的书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摆设的新潮家具让人眼花缭乱，仅空调就有4台。我问女儿咋安装这么多空调，女儿一笑，一间房子一台，为的是冬暖夏凉，一切方便。立式双门大冰箱、高清晰液晶光纤电视、手提电脑、厨房现代化……窗台上的鲜花一盆盆惹人爱。
茅草屋、平房四合院、现代化的生活住宅楼，三代人的住房变迁史，不仅生动而直观地见证了新中国70年来时代发展的进步，也凝结了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美好阐释。壮丽70年，阔步新时代。
作者：汪志（三等奖）
石井
早晨洗漱的时候，我面对唾手可得的自来水，忽然想起家乡那口消失多年的石井。
石井可是全村人的命根子，一百多口村民及家禽、家畜用水都靠它供给。井深十余丈，井壁由方石砌成，井口直径不到两米，探头向下望去，井水宛如夜空中一轮圆月，若隐若现，泛着幽光。井水冬暖夏凉，清澈甘甜，是一泓当之无愧的山泉水，而美中不足的是地处偏远，在离村大约一里多地的山回路转处，村民吃水十分困难。
石井虽然偏远，但这里也是最聚人气的地方。白天，每每有山里山外的人路过，总会在这里小憩一会儿，喝一口甘甜的井水，抽上一袋旱烟，然后，或进山砍柴，或下地劳动，或外出办事……匆匆忙忙地各忙各的去了。清晨或傍晚，来这里挑水的村民总会络绎不绝，伴随着“吱吱呀呀”辘轳的转动声，有的在奋力地打水，有的一边耐心地等待，一边唠着家长里短。轮到谁，谁就匆忙走上井台去打水，而其他的人依旧照谈不误。
尽管如此，在我的记忆中，村民们好像从没有因挑水的事发生过口角或红过脸，有的是互相照应、互相帮助。无论是谁，遇上老人或妇女在打水，都会主动上前搭一把手，于是刚才还有些吃力的手顿时轻快起来。不一会儿，一桶清澈见底、约重四五十斤的水就从井里打了上来。
打水，表面看没什么大不了的，看似很简单，只要有一把笨力气就行了，其实不然，是需要技巧的，必须既快又稳才行。快，是为了利用辘轳把手在旋转过程中所产生的惯力，让打水者更省力一些；稳，是保证水桶在上升的过程，不至于左右摆动，撞击井壁。这样，既能延长水桶的使用寿命，又保障打上来的水不会因一路上磕磕碰碰最后只剩半桶。所以说，有经验的村民们在打水时总是得心应手，一气呵成，既快又稳的。
如果打水是技巧，那么往井台上拎桶就着实需要一把力气了。打水时，当水桶底部高过水井口时，打水人右手要用力地压住辘轳把手，左手则需快速将水桶拉到井台上。拎水桶，也是在打水时最危险的环节，如果人的力气小，右手一旦压不住，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以至于不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妇女和未成年的孩子们，家里是不让他们去打水的。
当然，挑水也有学问。挑水时，步伐必须稳而快，如果一步三摇的话，一担水到家时能剩一半就不错了。一个娴熟的挑水工，挑水的动作是十分优雅的。当两桶水打好后，只见他顺手拿起放在井台上的扁担，往肩上一放，一哈腰，此时已将扁担两端的铁钩钩在桶梁上，然后一挺身，两桶水便轻松地挑起，一前一后，伴随敏捷而有节奏的步伐一上一下，犹如两个顽童在欢快地压着跷跷板。而水桶里的水，虽然不停在闪动，但就是溅不出来，一担水挑到家里，依然是满满的。
记得那时，家乡人除了挑水的艰辛外，还有“两怕”，一是下雪路滑，二是农忙时孩子自己在家。
冰天雪地的冬天是家乡人最难熬的季节。遇上风雪天，挑水就会十分艰难，故有“风大两桶沙，雪大难进家”之说。尘土飞扬的天气会使两桶本来清澈的水变得浑浊不堪；漫天飞舞的大雪会使井台结成明晃晃的冰丘，让挑水的路十分难行，稍不留神，弄一个人倒水洒不说，还有摔伤的危险。
而好奇，永远是孩子们的天性，大人越不让碰的东西，孩子越感兴趣。每当夏季，淘气的孩子们总趁农忙时家里的大人不备，拎着水桶去石井打水玩。可是无论孩子怎么聪明，终归是瞒不过家长的，那消息就像风一样，刮进家长们的耳朵里。正当孩子们玩得开心之时，家长就会风风火火地出现在面前，跑得慢的，一旦被家长抓住，挨上几巴掌是避免不了的；跑掉的孩子，将会在要吃饭时悄悄回来，此时大人的怒火已消了一半，想动手，看着眼巴巴的孩子只能罢了。当然，批评一顿还是必须的。
回想乡亲们挑水的情景，与其说他们勤劳能干，倒不如说是过去艰苦生活环境和贫困磨炼出了他们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品格，以至于他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在怎样的生活环境里，都能从容面对、阔达乐观。
1983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温暖了神州大地，党的富民政策惠及到了家乡这个偏远山村。当一口机井在村头钻出白花花的井水时，全村人都来围观，那场面比春节还热闹。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爷爷激动地说：“别抽了，别抽了，都白瞎了……”钻井队的工作人员笑着说：“大爷，您放心吧，井下的水深着呢，越抽井水越旺……”从那以后，全村人再也不为吃水的事发愁了。
1991年，村里修建了水塔，铺上自来水管道，实现了足不出户就吃上“甘甜井水”的美好生活。如今，每当回乡望着那口已用石板封严，曾养育过几代人的石井，我依然肃然起敬。据说，它是太爷爷那一辈，动用全村的劳力，整整苦干了一个冬季才挖成的。
“吃水不忘挖井人。”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应用敬畏之心用好每一滴水来之不易的饮用之水，因为每一个幸福时光降临都需许许多多人，甚至几代人默默地付出与无私奉献——
宏伟的“南水北调”工程，从1952年，毛泽东主席在视察黄河时指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儿水来也是可以的”，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南水北调”的伟大设想，到1978年，“南水北调”工程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从2002年12月27日破土开工，再到2013年5月31日东线一期工程江苏段试通水圆满成功。这一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梦想，这一长达10年举世瞩目的民心工程，曾有都少人为之殚精竭虑，曾有多少人为之挥汗如雨，又曾有多少人为之举家迁移、默默付出……
无论如何时过境迁，家乡那口石井依然在我心灵的深处，若隐若现。因为，它曾与人们的幸福有关。
作者：胡明廷（三等奖）
我家的电话
说起电话，我永远忘不了一件事。
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任教于一所农村初中。那时电话还是稀罕物，寻常百姓家是很少有这玩意儿的。我任教的学校有一部电话机，安装在校长室，放在一个木匣子里，平时锁着，只可接听，要想往外打就必须开锁。学校规定，教师没有特殊或紧急情况，一律不准用学校的电话，再一个就是一律不准用学校的电话打长途。
一天，我忽然接到电报，远在青海的丈母娘过世了。由于我当时正送毕业班，无法脱身，只得让妻子独自回青海奔丧。那天，我将妻子送到上海，夜里近11点钟妻子终于挤上了上海开往西宁的列车。回校后，我有一百个不放心：妻子这一路47个小时的旅程顺利吗，丈母娘的丧事怎么处理的，妻子什么时候回来……左思右想，还是打个电话问问吧，于是，我向校长室走去。来到校长室门前，却怎么也没有勇气进去，学校是严格规定不准打长途的呀！犹豫再三，我终究没进去，还是转身返回了。回到办公室，我怎么也定不下心来，于是又向校长室走去……如是反复数次，在校长室前转了好几圈，终是没好意思开口。现在，每每想起此事就五味杂陈，内心感受无法言说。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某天传来好消息，邮局出台政策，凡有十户以上人家集体装电话的，每家不仅初装费优惠，还送一部电话机。学校工会将我家等十余户人家报了上去。很快，邮局人员就上门布线、安装了。
装了电话机，虽然花了数千元初装费，每月还要花百余元的话费，有点儿心疼，但一想到从此以后打个电话再也不用求爷爷告奶奶了，有个什么事情随时可以与外界联系，还是满心欢喜，兴奋不已。果然，此后每当有什么急事，与同事、领导及亲朋好友联系起来就方便多了，特别是逢年过节，通过电话向远在青海的亲人拜个年、问个好是我家年节里必不可少的保留节目。电话，不仅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且还增强了人情亲情味儿！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添置了手机。说起那只手机，还有一段小故事。那年，我调到另一所学校担任副校长，当时校长室的其他成员都有手机，就我没有。校长几次三番地动员我买手机，理由是联系工作方便，如果我买的话，就带我到他一个开手机专卖店的朋友处弄个进货价。禁不住校长一而再、再而三的劝说，我终于花了4000余元在校长的朋友处买了一只诺基亚手机。
那时候，手机尚未普及，我将其挂在腰右后面或左前面的皮带上，挺气派挺有面子，走到哪儿都能遇到羡慕的目光，到乡下走亲戚更是如此。有了手机，不仅联系工作、联络亲朋好友更加方便快捷，而且在某些场合还发挥了“公用电话”的功能，谁有个急事难事需要电话联系，借用我的手机是家常便饭。在学校里，寄宿生们常常用我的手机与他们的家长联系，解决了许多困难。至今，学生们回忆起这些往事仍然十分感激。
跨进新世纪后，手机已是寻常之物，绝大部分普通百姓都拥有了手机，妻子也配备了一部。而我的那部诺基亚已经显得老旧，无论型号还是功能都已落伍，再拿出来使用不仅跟不上潮流，还可能会被人家说“老土”，于是就换了一部三星。到前年，我第五次换手机，换了一部华为智能手机，开通了微信和移动支付等功能。妻子前后也换了3部手机，儿子五年前拥有手机，去年也换了一部新手机。
而家里的那部座机早在七八年前就申请停掉了。它的唯一“功能”就是我在填写各种表格时，在“宅电”一栏里填上它的号码，此外就一无用处了。如今，它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蜷缩”在客厅一隅，蒙上了一层灰尘。偶尔，我看上一眼，它似乎在默默地诉说着什么。
由当年装电话机时的兴奋激动，到停掉座机、走马灯似地换手机，想想心里就有太多的感慨，有许多话想说。
我家通讯工具的变迁，从一个小小的侧面折射出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其实，这些年来我家变化的何止是通讯工具，衣食住行等各方面与当年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每念及此，我心中就充满了感恩之情，感恩社会，感恩时代，感恩脚下养育了我的这方热土！
作者：熊益军（三等奖）
我和我的祖国征文获奖作品
《七十根琴弦 》 王继麟
《我为铁路人而骄傲》 王宝文
《岁月悠悠话变迁》 母宗美
《大水汤汤之永定河》 冯艳华
《心中有一把壶 》 刘 干
《当我打开集邮册 》 杜铁胜
《我的多彩祖国 》 郑 伟
《秦皇岛》 袁文科
《高脚屋之变》 王剑飞
《爷爷的收藏路》 李一琪
《我家的电话 》 熊益军
《三代人的住房变迁》 汪 志
《石井》 胡明廷
《我与青龙共成长》 姚全双
《中国颂 》 谢奇芳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 李清臣
《祖国交响曲》 李阳波
《关城风采 大美中国 》 李海洋
《我看见》 孙 洁
《歌声飞过70年》 顾 新
编辑：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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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勍 侯红玲
终审：张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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