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社会组织要带着底层意识，服务到底层去| CNC-COVID19专题22

编者按

农民工群体是社会流动的主要群体，由于本身受经济条件、社会保障、信息获取能力、社区支持等因素的影响，在灾害当中属于高风险、高脆弱人群。在此次疫情中，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对46个困境农民工家庭做了动态监测评估，发现困境农民工家庭的需求从早期的防护意识较弱、防护物资匮乏逐渐向生计困难和子女教育转移，这意味着疫情衍生灾害在扩大。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认为，困境农民工家庭在疫情中面临着紧迫的需求，社会组织应该发挥独有的价值，从紧急救助切入，结合社会支持网络建设、政策倡导和公众教育，一方面满足困境农民工家庭紧迫性、现实性的需求，另一方面促进互助包容的社区文化、社会福利与保障政策健全，帮助困境农民工家庭构建可持续的社会支持网络。同时也提出了反思，李涛认为，社会组织应该深入到底层去、扎根到底层去、服务到底层去，在未来才有可能更有效地降低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弱势人群的脆弱性，提升社会抗灾的整体能力。

本文是“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CNC-COVID19）专题的第二十二期，由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组织采写。

▲ 本文谨代表嘉宾观点，不代表本机构立场。

困境农民工家庭需求紧迫

Q

2月26日至3月3日，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协作者）对46个困境农民工家庭做了第二轮动态监测评估。能不能结合评估发现谈谈，在疫情中，农民工群体比较紧急的现实性需求有哪些？

李涛：农民工群体是社会流动的主要群体，现在数量约为2.9亿。该群体本身受经济条件、社会保障、信息获取能力、社区支持等因素的影响，在灾害当中属于高风险、高脆弱人群。我们在2004年发表过一份研究报告，发现农民工流动的方式发生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即家庭式的迁移在成为农民外出务工的主要方式。

家庭式流动，因为涉及到子女教育、房屋租住等问题，流动成本更高，生活压力更大，导致农民工应对风险的能力更弱。这也是我们关注农民工家庭的主要原因。

农民工家庭依然是一个大概念，我们需要从中进一步识别出更需关注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迫于各种原因，这些家庭在现金收入机会相对较多的城市只能靠拾荒、打短工、建筑工、装修工、做小生意等方式维持生计，而且大都是非正规就业。我们的评估发现，这类人群62.9%没有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而签订了劳动合同的人员中，81.8%的雇主没有为其缴纳医疗保险。

我们在2020年1月下旬和2月下旬分别做了两轮对疫情中的困境农民工家庭的动态监测，发现困境农民工家庭的需求从早期的防护意识较弱、防护物资匮乏逐渐向生计困难和子女教育转移，而这意味着疫情衍生灾害在扩大。概括来讲，困境农民工家庭比较紧迫的需求有以下八个方面：

一是，防护意识和能力提升需求。这主要表现在意识层面对新冠病毒的了解比较欠缺，以及防护物资不到位，比如说口罩、消毒用品等非常匮乏，影响出行、复工和就医。

二是，信息获取与识别需求。认知往往受信息影响，大部分困境农民工家庭因为受教育程度低、信息渠道不足等影响，识别信息能力有限，尽管对疫情严重性有很高的认识，但行动能力弱，防护措施不到位，不清楚如何正确使用防护用品。我们线下救援时就发现很多农民工将一次性的口罩反复用水洗过后又重新戴上。现在网络工具发达了，很多农民工都有手机，但受比较单一的朋友圈影响，经常会接触到一些错误的信息，比如说吃大蒜、往鼻子里面抹香油可以防病毒等。除了防疫信息之外还包括政策信息，我们调查发现，六成受访者不了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政策，这使得他们很难为自己争取到权益保障。

三是，生计需求。首先，是最基本的吃饭的问题。第一轮评估时，一些农民工家庭表示，如果不工作一两个月没有问题，但时间再长吃饭就有问题了。“你有工作可以吃老本，我们没有老本，我们吃什么”，这是原话。我们第二轮访谈了解到，一些农民工已经靠在网上借贷，透支信用卡，用支付宝的花呗等方式维持生计，这是非常麻烦的。其次，是居住的问题。现在城市社区疫情防控管理非常严格，尤其是城乡结合部中外来农民工集中的社区。可以看到很多农民工回城之后无法进入社区的新闻。社区进不了，也没有钱去住宾馆，有的农民工就在老乡的面包车上一住十多天。

最后，是出行的问题。出行是谋求基本生计的需要，不出门工作怎么办，生活物资怎么办？我们发现，有的社区规定农民工只能出不能进，如果要办出入证必须要有单位出具的复工证明，但我刚刚讲过了，很多农民工没有单位。根据我们的调查，截止到第二轮评估，大概还有40%多的农民工家庭因为疫情没有办法返城，不是不想，而是只能干着急。他们想早回去，早隔离，早工作，但有些乡村路封掉了，交通工具也停运了。

四是，健康需求。我们调查的农民工当中，认为自己健康状况好的只占到55.9%，大部分农民工存在不同程度的疾病。困境农民工家庭之所以选择到城市打工，其中一类就是因为某一个家庭成员患了大病，只有在大医院里面才能获得救治，没有办法，不得不在医疗条件好的大城市住下来，一边打工一边看病。这样的人群占了一定比例，他们在健康方面有非常强烈的需求，这里的健康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说疫情对他们健康的影响，二是说指即使没有疫情，他们的健康状况也非常糟糕。

五是，社会保障需求。很多农民工家庭缺少社会保障，加上因病返贫，疫情使这个风险放大了，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

六是，教育需求。直到现在，虽然停学不停课，但是部分困境农民工家庭受制于网络/设备匮乏，子女无法正常上网课；家长也没有能力在家里辅导孩子学习，产生焦虑情绪。还有一个教育需求是成年人本身拓展职业能力的需要；困境农民工寻找新的就业机会的能力很弱，这导致他们陷入困境、能力弱、就业难的恶性循环。

七是，情感需求。这一点很容易被忽略。在我们的调查中，将近60%的农民工在接受访问时表露出担心和恐惧。他们的信息来源比较单一，社会支持网络比较薄弱，对疫情的恐惧和对生计的担心会给他们带去很大的心理压力和焦虑。

八是，自我实现需求。我们了解到，将近80%的农民工为了更好的就业、为了在城市治病、为了孩子的教育，在疫情结束后会选择继续在城市生活。在他们的老家普遍没有什么发展机会，而受疫情影响，复工时间不明确，工作能否保住也存在不确定性。一些青年农民工认为不能被动接受安排，也想有更好的机会来实现自己的价值，但在迷茫和困惑中，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因而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这些需求基本被忽视了。

Q

据你观察，政府、社会在疫情中对困境农民工的关注和支持的投入情况如何？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涛：一般情况下，危机发生后，包括2003年的非典，过了应急阶段，大家就开始关注处于困境当中的弱势群体。在疫情中，农民工属于流动性很高的一个群体，自然会受到关注。另一方面，随着疫情对经济影响的凸显，大家也会来关注这个群体，因为这个群体是国家经济建设进程的主力军。

在政府方面，这一次疫情中，政府发布了一些政策，比如人社部出台了针对农民工返岗复工的“点对点”服务保障计划，从地方到中央组织农民工返岗复工，通过专车、专列、包机等方式让农民工返回到务工地打工；国务院也发布了一些针对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政策，包括增加贷款、减免社保、降低增值税征收率、减免房租等，希望多措并举，稳定企业和稳定就业。我觉得这些政策直接面向农民工是非常好的一方面。

但仔细分析，这些政策的重点是稳就业、保经济，政策思路是以经济为中心。而从社会工作角度来看，这样的关注缺少全人的视角，忽略了农民工尤其是家庭式迁移的农民工在就业之外的其他需求，例如健康、教育、居住、心理慰藉等。我认为这是我们的社会治理在灾害管理中暴露出来的一个短板，我们在看待这个群体时始终将其局限在劳动力的角度，而忽略了其作为一个社区人、全人的需要。

政府一方面需要结合危机的特点及时推出一些临时性扶持政策、保障措施，但另一方面更需要从系统层面上去完善整个社会福利以及保障制度，破除户籍制度对流动就业人口的限制。如前所说，整个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高度流动的社会，目前大数据技术、信息化管理手段发达，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已经不像过去困难，就业、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也可以跟上，让政策和服务跟着人流动，真正实现社会改革成果的共享。

从社会组织的角度看，尽管我们的社会组织比起非典的时候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这一次社会组织对于农民工的关注、支持的投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有几个原因：一是在疫情的第一个阶段，大量的社会资源被聚集到武汉，全力支援抗疫一线；近来才开始慢慢关注困境农民工的需要，我觉得投入还不是特别足；二是目前来看，较多的资源还是投向社区防控中，还主要是从防控的角度而不是从服务的角度、全人角度进行回应；三是和非典时候相比，这次农民工似乎被遗忘了。

非典给社会带来的最大的一个进步是“国民待遇”的城乡政策均等化改革。非典后期，时任国家总理亲自到打工子弟学校，在黑板上写下“同在一片蓝天下”，拉开了给予农民工国民待遇、教育公平的序幕，各级部门和社会组织开始加大关注和服务农民工的力度。

但是，在这次疫情中，一些农民工流落街头一个多月了，才被关注。为什么？我认为，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年我们教条式看待特大城市发展政策，将城市功能转型简单理解成缓解人口压力，而我们有些社会组织也因此跟风，减少或取消对流动人口的服务，暂停对流动人口项目的支持。这是官僚化的典型表现，只是简单地执行任务，而不是主动发挥社会组织的使命，站在服务对象的立场上，以人为中心，解救危难，并提出自己对社会政策的思考，协助政府完善公共政策和服务体系，实现政社协同治理。

构建可持续的社会支持网络

Q

接下来，你认为，社会组织在援助受疫情影响的困境农民工及其家庭方面，可以有哪些行动？

李涛：我认为，可以从紧急救助切入，结合社会支持网络建设、政策倡导和公众教育，一方面满足困境农民工家庭紧迫性、现实性的需求，另一方面促进互助包容的社区文化、社会福利与保障政策健全，帮助困境农民工家庭构建可持续的社会支持网络。这是社会组织独有的价值。

首先，在疫情之下的需求回应，一定要从最紧迫的需求开始。例如，针对困境农民工及其家庭防疫知识匮乏、防护物资短缺、返城后居住、隔离、隔离中的心理压力、因收入减少而导致的生计困难、健康、子女教育等问题，各个社会组织都可以结合自己的服务专长，以及所在社区的实际，找到切入口，设计和提供适切的服务。比如说，做社区发展，很多社区里会有流动人口；做社区治理、环境保护，议题涉及的社群中同样可以有农民工；做儿童服务的组织，可以也关注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等。

我认为，在高度流动的社会中，不同领域的社会组织都应该有流动人口的视角，去识别服务领域、服务地区中流动人口尤其是困境农民工及其家庭的特殊需要。我前面讲到的那八个方面的需求，其实是人人都有的，只不过这些需求一旦落到疫情中的困境农民工及其家庭身上，就会马上凸显出来。

其次，任何当下的、因为危机而造成的紧迫性需求，其实都是在危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的，只是危机把它放大凸显了出来。疫情中的农民工为什么会在生计、健康、教育、居住等方面暴露出这么多的问题？背后有三个原因很重要，需要社会组织树立三个视角：

一是发展视角。农民工群体本身的社会支持网络很脆弱，缺少社会资本。我们在扩展紧急救助时，可以把建设社会支持网络这一个视角加入进去，通过正式的支持如有关部门和社区组织，非正式的支持如志愿者、周边的居民、邻里等，链接更多资源给农民工群体，扩大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在援助中促进他们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政策视角。农民工群体在紧迫性需求中之所以脆弱，也有政策缺失的问题。我们在回应需求时，也要带着政策研究的视角，多去了解为什么他们是脆弱的，政策在哪些环节与农民工群体的现实需求产生了偏差，可以通过报告或传播工作将这些意见传递给有关部门，进行政策倡导。

三是公众教育的视角。长期城乡二元发展造成的隔离和排斥，是我们社会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这个挑战在疫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有个农民工回不去社区，我们进行了协调，一直协调到了当地的街道，但社区居民还是坚决反对，街道也没有办法。在非典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有社区贴出告示，说“限外来人口三天之内搬离社区”。我一直坚信，排斥和歧视的背后是我们对这个群体不了解，尽管我们在城市里天天和他们接触，但仅停留在简单的服务关系上，比如买菜、坐三轮车，很少能走进彼此的内心世界进而发生情感上的交融和连接，所以当危机到来时，很容易会产生一些误解和排斥。

为了防控疫情，我们可以做必要的空间上的隔离，但是不能有心灵和情感上的隔离，要不然这个社会就被撕裂了。社会组织可以在所服务的群体和社区中加强公众教育，让公众更好地理解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各类弱势群体的处境、内心世界，更好地理解流动是人的一个常态。我认为社会组织最大的价值之一就在于促进社会合作。公众教育的背后是社会融合、社会包容、社会接纳的概念。

Q

那协作者接下来在援助受疫情影响的困境农民工及其家庭方面，有什么具体规划呢？ 

李涛：我们接下来工作的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继续信息援助，即满足农民工信息方面的需求，帮助他们从意识上、态度上重视防护；同时，从防疫信息延伸到就业、亲子关系、就医等方面的信息。

二是技术援助，即通过各种各样的在线培训，让大家有能力、有知识、有方法做好防护，并延伸至如何寻求支持、如何避免网络诈骗、如何拓展就业渠道等方面。

三是物资援助，我们从2月22日开始已经在线下开展了四批防护物资的发放；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农民工戴的口罩是完全起不到防护作用的，这对他们自己和对他人都非常危险。

四是生计援助，我们已经识别出130多户困境农民工家庭，并已经开始发放一些小额救助款；为了让他们有尊严地获得救助，我们会同时协助接受救助的家庭参与一些力所能及又有意思的志愿服务，比如开展亲子互动、知识分享等。

协作者会加强对困境农民工及其家庭的长期救助工作，这个会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战略方向。尽管从2003年开始，对困境农民工的救助就一直是我们的工作重点，但我认为我们做得还不够系统。经过这一次疫情响应，我们发现，农民工的脆弱性、困境背后是结构性、系统性的问题，不是只靠教育救助，比如发放助学金，也不是做一次健康体检、一个大病救治就可以解决的。我们要回归到个案管理的概念，组织整合不同专业学科的团队，针对农民工家庭的具体困境，系统性地介入，从教育、认知、情感、健康，职业安全、就业、社会支持等多个角度，协助他们构建应对困境和持续发展的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计划建立一个困境救助的信息管理平台，将困境农民工信息全部录入到系统中，持续地、动态地跟进每一个救助的家庭，一直跟进到困境解除为止。我们也希望这个平台能够在新的危机发生时，可以第一时间快速启动响应。建立起这套信息管理系统后，我们也将共享给更多愿意关注和关爱农民工及其家庭的部门和社会组织。

此外，我们会加强赋权增能的工作。我们发现，如果要真正改变困境农民工的命运，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唤醒其自我意识，让他有能力更好地实现自我的表达和社会的参与。在困境救助服务过程，我们鼓励农民工也参与进来，成为社区服务的志愿者；对于有意愿到公益中服务的打工青年、大龄流动儿童等，我们启动协作者学院项目，帮助他们系统学习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直接参与到社会工作服务中，而不再是单方面地接受服务。

如果不能够帮助他们参与社会公益，他们将始终只是被服务、被救助的对象，这违背公益理念，也违背社会组织促进社会参与、赋权增能的宗旨。我们希望更好地推动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一方面使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改变附属和依赖的地位，成为促进社会建设的一个群体，另一方面也突破社会组织行业利益固化的倾向。

Q

协作者开展这些工作的优势有哪些？这些优势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李涛：现在的协作者比起十七年前刚成立的时候，机构更加成熟了。主要表现在：

（1）形成了跨地域联动的救援和服务网络。过去，我们局限在北京一地；现在，除了北京，在流动人口比较密集的几个区域，山东、珠三角、长三角、江西，都有我们的伙伴。这些伙伴之间的跨地域协作，能够大大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救援效率。比如，在需求评估方面，倡导组可以统一设计评估工具，并对各地一线人员进行评估方法培训和督导，之后再开展需求评估和需求汇总，就能够形成个别与普遍指导价值相结合的需求分析报告；再如，在资源筹集与调配方面，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增大能量，同时提升资源使用的效能。

（2）经过十七年的努力，我们把社会工作服务、政策倡导和专业支持“三位一体”的战略服务体系构建完成了。2003年，机构刚成立时，我们就制定了“三位一体”战略服务体系的构建策略。抗击非典的时候，直接救助、能力建设与倡导结合的方法形成了雏形。比如，我们一边为三万多个农民工开展防护用品的发放，一边开展了农民工防疫知识培训、社区骨干和社会组织骨干灾害管理志愿者网络培育等能力建设工作。

同时，我们在援助过程中开展了行动研究，形成了大量的案例，最后出版了一本书叫《农民工：流动在边缘——记录与调查》，还结合抗击非典时拍摄的图片，在2006年进行了全国巡展。也就是说，我们既达到了物质援助，也达到了能力建设和教育倡导的功效。如今，社会工作服务、专业支持和政策倡导在协作者已经形成为三个成熟的部门，在这一次疫情响应中，这三个部门也是协同推进的。比如，社会工作者在一线援助中同步开展行动研究，将如何安全有效地发放援助物资、儿童在公共卫生事件中如何参与等服务经验总结提炼出来，转化为专业支持成果，共享给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

（3）我们建立了科学、规范、严谨的专业服务管理体系。协作者是国内成立最早的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之一，我们成立的初衷之一就是成为社会工作服务典范，推动本土社会工作发展。因此，协作者成立之初就着手构建社会工作服务管理体系，包括依据社会工作通用过程模式建立的服务流程、督导制度和能力建设制度等。无论资助方是否有要求，我们自己都会要求所有服务活动必须严格依照服务流程开展需求评估、过程评估和成效评估。

我一直说协作者的需求评估是“全天候雷达扫描式”的，有没有灾害，我们的所有活动都坚持需求导向，坚持扎根底层，与服务对象在一起。基于对服务对象的熟悉了解，疫情发生第一时间，我们才能够快速研判对服务对象的影响，才能与服务对象有共同语言，而不需要从头建立信任关系。

社会组织要服务到底层去

Q

1月22日起，协作者就从案例总结、非典经历、灾害管理等角度发布了2003年参与非典救援的专题文章，以期为社会组织参与应对疫情提供经验参考，理性有备。抗击疫情至今，已近两个月。据你观察，在此过程中，社会组织的积极表现有哪些？脆弱环节又有哪些？

李涛：我觉得这一次社会组织的表现还是挺不错的。协作者承接的北京市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在疫情期间对北京市448家社会组织做了调查。调查发现有51.79%的社会组织非常积极地参与抗疫行动，仅仅是整合各类资源，捐赠价值就超过了三个亿；此外，它们还开展了丰富的线上线下抗疫行动，其所产生的价值和影响难以估量。这些都是需要被承认的。

然而，我们也发现，在调查的社会组织中，还有将近一半尽管有非常强烈的参与意愿，但却没有能够参与进来。主要原因，一是没有资金、没有物资，在其中占到44.91%；二是想参与但不知道要做什么，在组织服务规划中没有灾害管理、应急救援的知识和能力储备；三是想参与但认为有风险，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四比较有意思，找不到服务对象，不知道应该给谁服务，占比7.9%。所以说，大部分社会组织都愿意积极响应抗疫行动的号召，但参与程度受制于组织的定位、能力、资源和渠道等。

这些原因需要有一些反思。从2008年汶川地震救灾以来，只要有灾害发生，社会力量就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参与响应。社会组织实际上是让社会力量以有序、理性的方式参与响应的重要渠道。如果社会组织构建不起来，这么强大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情绪是难以正向输出到响应行动中去的，于是就容易转化成一系列负面的情绪，如消极、自我否定、焦虑等。这次疫情中的一些负面舆情反映出，我们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发展、社会需求、公众期望之间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

通过这次抗疫行动可以看出，针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危机，需要两方联动：一个是政府的公共服务，自上而下通过提供医疗救治、进行疾病防控来截断疾病传播；另一个则是社会联动，包括各类社会组织快速识别所服务社区中的脆弱人群及其迫切需求，并及时、个性化、灵活地提供有针对性的多样援助与服务，从而形成在社区层面对疫情的阻断和对人的关怀。然而，实际上做得还是比较薄弱，更多依靠的还是行政命令和运动式的战术。

Q

新冠疫情这一课，你认为，能为社会组织发挥其社会功能，支持脆弱人群提升综合灾害应对意识和能力、促进政府和社会持续性增强对脆弱人群的关注等方面，提供哪些新的启示？

李涛：在我看来，本次疫情社会组织有三个认识需要反思：

其一，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底是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个热词，但我们要认识到，这个词不仅仅是国家的走出去战略，也不仅仅是面向世界的，它首先要从我们生活的社区做起。只要有一个同胞处在风险当中，我们所有人就都不安全；只要有一个群体没有保障，我们所有人就都没有安全网。社区就是命运共同体，我们就是命运共同体。我认为，这应该是新冠疫情能够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我们在社区中就要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其二，要反思社会组织的根本使命究竟是什么。我认为，底层意识是社会组织的底色。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什么社区这个词本身就是共同体？我认为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组织，都要回归到最根本的使命上，那就是解救危难、促进发展和维护公平正义。关怀弱小、以人为本，这是社会组织的本分，但在过去一些时间以来，我们忽略了这些东西。

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年来我们很少看到社会组织的主流话语谈解救危难，谈到公平正义，更多的是谈社会投资、社会企业、怎样更好筹款、怎样做得规模更大等这些概念。渐渐地，就把本分的东西忘掉了，底层意识越来越薄弱，愿意投身、扎根到社区中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也越来越少，大家都在往上走。没有了底层意识，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怎么可能肩负起专业和社会赋予的使命？

在这次疫情爆发的时候，一些社会组织找不到服务对象，不知道应该做什么，这多少是因为没有底层意识、脱离底层太久了，眼睛一直盯着的是规模化、创新等话语，成了话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甚至都忘记了穷人家的门在哪里。社会组织无论做什么都要知道，解救危难、帮助弱小是必须要肩负起的责任，不是说协作者因为做农民工所以只关注农民工，不是因为某个机构帮助残障儿童所以只去关注残障儿童，还是应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此外，社会组织主要依靠的是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我们无论从道义上还是法律上都要以承担社会责任为第一要义。

其三，我们要反思对社会组织价值定位的认识。社会组织和政府一样是不可替代的，是社会治理构成的一个部分，如果社会组织没有起来发力，那社会服务的短板就太大了，进而整个联动的机制就建立不起来。各种各样的弱势群体，社区没有办法全部照顾过来；公众有那么多的情绪和力量，参与不进去，社会舆论急剧恶化，公众情绪被点燃起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可以这样讲，社会底层强，社会就强，社会强，政府才能做得更实在；反之，社会底层弱，社会就会弱，社会弱，政府就会虚。

认识到这一点的目的是：一方面，政府要更加尊重和承认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在整个国家体系、社会治理改革当中，给社会组织在方方面面都预留出足够的空间和资源，让它去发展。比如说，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中一定要把社会组织纳入进去，在灾害发生时，社会组织才能快速、直接、顺畅地参与进去。另一方面，社会组织自身要有自信，我们是不可替代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要树立起这样一个职业自信，带着底层意识，只有深入到底层去、扎根到底层去、服务到底层去，公众才能更好地认同和接纳我们，我们在未来才有可能更有效地降低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弱势人群的脆弱性，提升社会抗灾的整体能力，社会才会趋于稳定和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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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涛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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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响应中央关于“加强社会力量组织动员”的决策精神，推动民间力量安全、高效、有序地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社会组织抗击新冠疫情协作网络”于2020年2月2日正式启动。英文名称为China NGO Consortium for COVID-19，缩写CNC-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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