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拿《洛丽塔》来为恋童癖洗地
“她是你们的生命之光、灵魂之火。”
在一张疑似某记者的朋友圈截图中，这句话被用来形容鲍某明一案的受害人（在《南风窗》早前报道中化名李星星）。
这位记者撰写的特稿《高管性侵养女案疑云》一文引发轩然大波，许多读者认为，这篇报道过分倾向于鲍某明的叙述，忽视了受害人李星星的视角。
网传《高管性侵养女案疑云》一文作者的朋友圈。
使用“故事会人格”来描述李星星，并将之类比为《洛丽塔》一书的女主角，在双方年龄、地位都如此悬殊的情况之下，作者“洛丽塔”的视角难免有偏向鲍某明的嫌疑。
将李星星“洛丽塔化”意味着什么？
书中的洛丽塔，是继父亨伯特的“小妖精”“小仙女”，她主动引诱了亨伯特，亨伯特对她有着强烈的“爱情”，并因此对她予取予求、付出一切。
亨伯特努力从理性角度上否认这个女孩：“从智力上说，我觉得她是一个讨厌的普通的小姑娘。”而从感情上，亨伯特描述自己狂热地、卑微地爱着她，因此忍受她的一切粗俗、平庸。
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洛丽塔不仅成了这段关系的起因，还在人格上有了污点。她平凡无奇甚至有点可恶，是因为继父的爱才显得与众不同，偏偏还肆意糟践。这样的一个女孩，有人爱就应该“惜福”。
1997年版本的《洛丽塔》被改名为《一树梨花压海棠》，有色情和美化犯罪的嫌疑。
但洛丽塔真的是“洛丽塔”吗？我们不知道，因为书中所有关于洛丽塔的故事，她的外貌、她的性格、她的欲望和要求，都来源于亨伯特的自述。我们没有别的信源。
在精神病患者、恋童癖亨伯特眼中，他12岁的继女才是“洛丽塔”，别人认识的洛丽塔却未必跟他口中的一个样子。
同理，14岁的李星星也只有在鲍某明眼中，才能是“洛丽塔”，而不是在一位报道案件的专业记者的笔下。
洛丽塔与房思琪
鲍某明的说辞中，他与李星星的故事是《洛丽塔》，而在李星星的视角下，这三年的经历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房思琪在被老师诱奸之后，无法接受痛苦的现实，只能逼自己“爱上”老师，使丑恶的现实合理化。在这个过程里，受害人彻底否定了过去的自己，用“爱上”施害者的方式，让自己免于遭受更深的苦痛。
“我想出唯一的解决之道了，我不能只喜欢老师，我要爱上他。你爱的人要对你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吗？思想是一种多么伟大的东西！我是从前的我的赝品。我要爱老师，否则我太痛苦了。”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鲍某明和他的支持者笃定地将14岁李星星的“爱”当真，并以此为由否认二人的养父女关系，称之为“在谈恋爱”。
可是，房思琪的爱是假的，李星星的“爱”又凭借什么被认定为真的？什么人相信这种“爱”是真的？她的年龄、心理健康状况，在鲍某明的叙述中被省略。
生活中的大人常常不把14岁孩子的话当真，喜欢画画、喜欢听音乐，都经常被认为是“年纪还小，三分钟热度”。可一遇到未成年人强奸案，施害者总喜欢证明受害人是说过“爱”的，是“自愿”的。
就像《洛丽塔》中亨伯特的辩词：
“我为自己感到得意，没有损害一个未成年人的品行，就窃取了一阵甘美甜蜜的亢奋。绝对没有造成什么伤害。……我就这样精巧地构思出我的炽热、可耻、邪恶的梦境，不过洛丽塔还是安全的——我也是安全的。我疯狂占有的并不是她，而是我自己的创造物，是另一个想象出来的洛丽塔……没有意志，没有知觉——真的，自身并没有生命。那个孩子什么都不知道。我对她什么都没干。而且也没有什么妨碍我把这种行为再做一次；这种行为对她的影响微乎其微……”
看，亨伯特也觉得洛丽塔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他甚至还认为自己努力保护了这个孩子的天真。他觉得自己侵犯的不过是他想象出来的没有生命的玩偶。
可这不是真相，这是一位杀人犯的辩词——“放心吧，一个杀人犯总能写出一手好文章。”
《洛丽塔》从来没有将亨伯特的行为合理化，这本书甚至根本没有写真正的洛丽塔，作者从头至尾只提供了两个视角，一个是精神病患者、恋童癖亨伯特的，一个是亨伯特自述的编订者小约翰·雷博士，洛丽塔本人始终缺失。
这两个视角中，亨伯特渲染自己的付出与痛苦，而小约翰·雷则站在社会道德的角度，提醒读者：“我无意颂扬‘亨·亨’。无疑他令人发指，卑鄙无耻；他是道德败坏的一个突出的典型……比科学意义和文学价值更为重要的，就是这部书对严肃的读者所应具有的道德影响……他们提醒我们注意危险的倾向；他们指出具有强大影响的邪恶。”
纳博科夫自己在文中强调过：“我既不读教诲小说，也不写教诲小说，不管约翰·雷说了什么，《洛丽塔》并不带有道德说教。”
这部小说的正文是亨伯特的自述，纳博科夫把小约翰·雷安排为序言的作者。他的观点作为亨伯特自述的补充，互相构成一个完整的、立体的“洛丽塔事件”。
可惜的是，这点精巧的小安排被《洛丽塔》的奇光异景抢走了注意力，很多人根本没有读过序言，他们感兴趣的和接收到的，从头到尾都只是亨伯特的说法而已。
“得出结论是读者自己的事。”在鲍某明一案中，仅仅从李星星角度出发，得出这是一个“完美受害者”的结论，或者仅仅从鲍某明的叙述中，得出“李星星是洛丽塔”的结论，无疑都是不完整的。
但后者显然比前者更让人感到刺耳和愤怒，因为，不管有多少对李星星不利的证据，她在和鲍某明这段关系中非常弱势是事实；不管鲍某明有多少“不是强奸”“在谈恋爱”的手法，都不能掩盖他与14岁小女孩发生关系的悖德性。
鲍某明的行径，已经不足以用“龌龊”来形容。/《天若有情》
这只是一本以恶棍为主角的书
《洛丽塔》无疑是一部非凡的文学作品。2010年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略萨曾如此评论道：“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总是容许各种互相对立的读者层；是一个每位读者可以从中发现不同含意、不同特色、不同主题、甚至不同故事的潘朵拉盒子。《洛丽塔》的情况就是如此，它既使最肤浅的读者群为之着迷，同时又能用提供思想和影射，以及精美的制作来吸引那种有文化知识的读者。”
他认为，《洛丽塔》这本书所讲述的，是“欲望和为本能效力的想象”。
亨伯特终其一生都在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出发点，不是从自己身上，而是从别人、从受害者身上。他引经据典，提及那些爱上小女孩的名人；反复描述洛丽塔身上的美，并把这种美转化成原罪；他满足洛丽塔的物欲、照顾她的起居，显得自己是一位贴心的卑躬屈膝的情人。
这些行为，或者说经亨伯特筛选修饰后描述出来的这些行为，恰如略萨所说，是“为本能效力的想象”。
“十三岁的小女孩跟成年人调情的时候，应该让她走开，而不是给她倒酒。” /@姚晨/《水果硬糖》
纳博科夫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说道：“不是我深感亨伯特与洛丽塔的关系不道德，是亨伯特自己。他在乎。”
正是因为亨伯特自知不道德，又无法克制这种欲望，才会不断为自己想象出一套看似合理的逻辑，不停转移自己的罪恶感。
在那个比亨伯特自己还可恶的诱奸者出现之前，亨伯特认定的犯罪者是洛丽塔，自己是被诱惑的一方；在第二个诱奸者出现之后，他找到了更合适的转移对象，并以正义的姿态杀死了他，以洛丽塔“父亲”的名义。
《洛丽塔》自1955年初版至今，半个多世纪从未少过争议。就在2018年底，文化界还有过一场关于《洛丽塔》的大讨论。
有人认为这是一部讲真爱的作品，有人认为它是以恶劝善的道德之书。作家维舟认为，文学描写并不等于教唆，文学的价值不只在于“载道”的工具性。
希望《洛丽塔》的故事不要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一树梨花压海棠》
纳博科夫本人十分讨厌那些爱对文学作品作出道德评判的评论家们，他本人只想把一个故事讲得漂亮，小约翰·雷博士的道德提醒，也只是让这个故事完整漂亮的手法之一。
他绝没有支持亨伯特，也没有用亨伯特教化世人。对作者而言，他用流畅和谐且风格明显的手法，把一个自私、虚伪、善于伪装取信别人的恶棍写得栩栩如生，就已经达成了文学的美感。
遗憾的是，他大概是做得太成功了——不少读者竟然真的被这位“虚荣、残忍的、却让自己看上去很‘感人’的坏蛋”的个人魅力所折服。他们欣赏的不再是《洛丽塔》作为一部小说的文学美感，而是亨伯特这个人。
时至今日，许多读者还是不能接受一本好书的主角是个真正的坏人。他们刚读完亨伯特的自述，就要迫不及待去赞颂他的深情与付出，忽略这段关系中的不平等和强迫性，也无暇再去思考洛丽塔本人是怎样看待这段关系。
绝不以道德标准粗暴审判文学作品，这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但忽视亨伯特的恶棍本质、坚持将这个故事称为伟大的爱情的读者，大概也误读了“文不必载道”。
原著小说中的洛丽塔是12岁，电影为了降低观众的不适感，将洛丽塔改为14岁。/《一树梨花压海棠》
“无拒绝之余地，便无同意之自由”
《洛丽塔》书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亨伯特感兴趣的是9到14岁这个特定年龄段的女童，他和洛丽塔的关系根本不是什么感人的“忘年之恋”——
“我知道我已经永远地爱上了洛丽塔；但我同样知道她不可能永远是洛丽塔。一月一日她就要十三岁了。再过差不多两年，她就不再是性感少女，而变成一位‘年轻女郎’，然后，变成‘女大学生’——可怕又恶心。”
《巴黎评论》记者采访纳博科夫时提到：“在好莱坞和纽约，四十岁男人同比洛丽塔大不了多少的女孩发生关系屡见不鲜，即使结婚也不会引起什么公愤，顶多是公开的嘘声罢了。”
对此，纳博科夫纠正道：“这跟《洛丽塔》扯不上任何关系。亨伯特喜欢‘小女孩’，不光是‘年轻女孩’。小仙女指的是还是孩子的女孩，不是少女明星，也不是性感小妮子。亨伯特遇到洛丽塔的时候，她是十二岁，不是十八岁。”
2013年5月，美国精神病协会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中将恋童定义为“性取向”，尽管设定了诸多前提，但这一措辞仍然引起公愤。不久，这一定义再次修改，变成“性兴趣”。
也就是说，只要稍微表露出对儿童的性兴趣，譬如在网上浏览儿童色情内容，都算是恋童癖行为，且一经发现马上会遭到严厉的调查乃至检控。
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杨继东分享了自己的经历，在美国，儿童色情犯罪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继东微博
有道德的人无法接受恋童作为一种“性取向”存在，因为在身体条件、智慧意识等各个方面，一个成年人在儿童面前都有着可怕的、碾压式的力量。
鲍某明与李星星也是如此，“谈恋爱”的说法无法说服公众，因为他们发生关系的时候李星星才14岁，她没有成年。
不是鲍某明和李星星的“老少恋”，甚至不是所谓“强者的择偶优势”，那个小孩她十四岁。
针对此案，律师夏楠在微博发言强调，在李星星被鲍某明监护的情况下，即使对鲍某明作出性同意也无效。“无拒绝之余地，便无同意之自由。”
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罗翔认为：“我国现在性同意的年龄是14岁，我个人觉得，14岁这个年龄太低了，有必要提到18岁。”
“美国模范刑法典中性同意有三个年龄，分别是10岁、16岁、21岁。与10岁幼童发生关系是一级重罪，没有任何辩护理由；10岁-16岁是二级重罪，唯一的辩护理由是你确实不知道她是少女；21岁针对的是特殊群体，比如说监护人和被监护人，医生和患者，尤其是教师和学生，这叫利用信任地位。”
从目前的公开信息来看，鲍某明在法律上获罪的可能性并没有他所引起的愤怒那么高，对受害人李星星不利的证据甚至会越来越多。判定“有罪”与“无罪”，是法律的事情，但我们知道，法律只是道德的底线而已。
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应该从她的家庭亲长、社会环境中得到正确的性知识和温柔强大的保护，，可这些东西，都在李星星的生命中缺失了。
《洛丽塔已过30岁：评<洛丽塔>》略萨，1987
《关于恋童癖，我们知道的少之又少》新京报书评周刊，20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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