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烟，不要光拿烟民开刀

耳朵上夹烟，是很多工人的习惯。/ 电影《钢的琴》

禁烟的成本不能全让烟民来承担，更不能完全将烟民群体置于道德的对立面——对全社会而言，最好的结果是烟民们继续保持烟草消费，但最好一根都不抽。
显然，这既不现实，也不公平，更有点不厚道。

时隔一年，郑州东高铁站里那四个让殷律师反感的吸烟室，终究还是关闭了。

2019年5月，这位常常往返郑州北京的律师，发现候车大厅的四个角落分别设有一个抽烟室，吞云吐雾的旅客进进出出，烟味弥漫。不久后，殷律师即以违反《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为由，起诉郑州东站，要求拆除吸烟室。

郑州东站一方则显得有点委屈，他们认为设置吸烟室“具有现实必要性和合理性”，满足吸烟旅客需求的同时，保护了更多不吸烟旅客的健康。

起诉吸烟室是对是错？网友各执一词。/ 北京青年报

在这则新闻下，是网友们激烈的争论。有些人的观点与高铁站不谋而合：“这个律师就是在博眼球、刷知名度。”也有人坚定地表示支持律师：“这个社会就需要这样爱抬杠、爱较真的人。”

就像过去的每一个禁烟话题一样，烟民和二手烟受害者站稳各自立场，向舆论这口大锅倾泻情绪，最后谁也听不到自己最想听的声音。

过去的一年里，法院两次判决均驳回殷律师的诉讼请求，随后的疫情，也让这场针锋相对的讨论偃旗息鼓。

直到上个月，河南省重新修订相关条例，禁烟举措趋严。不久后，根据河南媒体《大河报》的报道，郑州东站内的四个吸烟室已经悄然关闭。

吸烟室可以关闭，烟味却未必就能彻底消散。在候车大厅下方，南来北往的列车短暂停靠，难免有个别乘客匆匆跑上站台，在这小小的间歇一解烟瘾。

三亿烟民，何去何从？/ unsplash

烟可以买，但没法抽

对中国城市来说，禁烟总是处在一种薛定谔的猫式的状态。

相关条例一年严似一年，如果你是一个遵守规则的人，想在迈出家门后找一个自在吸烟的地方，并不容易。

但事实上，彻底落实“公共场所禁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居民楼里噙着烟归来的邻居、办公楼里吸烟的上司、餐厅包间里热情散烟的宾客、火车站站前广场上夹着烟的民工兄弟……在这些场合，身处人情社会的你我，很难将“禁烟”二字大方地说出口。

2017年，同样是在郑州，一位医生在电梯里劝阻老人熄灭香烟，争执之中，老人因心脏病发猝死，而迎接医生的，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麻烦。

这样的规定，能够落实几分呢？/ 华西都市报

2018年，宁波一位男士同样在电梯内劝阻吸烟，被对方打伤；北京一位女士在向餐厅多次反映无果后，准备拍摄视频曝光隔壁桌吸烟的食客，遭到威胁。

《光明日报》援引了这两个案例，表示“法律‘长牙齿’，劝阻吸烟才有底气”，可即便禁烟法规真的足够严苛，怎样施行也是一个大问题。

普通香烟三五分钟就能抽完，这两年流行起来的电子烟更是随时随地都能抽上一口，相对清新的气味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周遭的反感，禁烟又该从何禁起呢？

《南方都市报》曾经报道过一个案例：深圳禁烟督察队突击检查一栋写字楼，在总经理办公室内发现塞满烟头的烟灰缸，总经理情绪激动，与执法人员争执后选择报警，声称未经事先沟通进入个人办公室，侵犯个人利益。

写字楼的独立办公室，能尽情抽烟吗？/ 南方都市报

评论区替这位总经理叫屈的网友，不在少数。耐人寻味的是，对于禁烟现状，部分非烟民和烟民的判断往往截然相反——前者觉得还远远不够，后者觉得已经过头。

疫情以来，国内机场、车站的吸烟室纷纷关闭，社交平台上不乏老烟民倒苦水：“航班延误加上吸烟室关闭，每一分钟都难熬。”

还有人坦言，因为动辄几个小时的飞机或高铁行程完全禁烟，所以更倾向于选择普通列车，因为传统列车的车厢连接处，通常是默认吸烟区，可与此同时，普速列车也应仿照高铁彻底禁烟的呼吁从未停止。

三年前，一位刚刚结束高考的女生从北京乘K字头列车去往天津旅行，短暂的车程中一直被二手烟困扰，遂将哈尔滨铁路局告上法庭，要求该趟列车拆除烟具，取消抽烟区，这起诉讼也被称为“普列无烟诉讼第一案”。

类似话题总是争论频出。/ 中国新闻网

两个群体一再陷入“道德互殴”，非烟民憋屈——凭什么要接受陌生人的健康污染？烟民也有点想不通——全款买的车，一年里却只有一半时间能上路，合法买的烟，面对越来越少的吸烟区、吸烟室，也没了用武之地。

禁烟，不只是个健康问题

既然禁烟，为什么不从生产销售源头上禁止呢？

每当有人问出这个问题，老烟民总是微微一笑：“我们抽烟，也是为社会做贡献。”

英国政治讽刺喜剧《是，首相》中有这样一个关于禁烟桥段，常被引为这一问题的解答：首相问秘书为什么不能彻底禁烟，秘书则解释了烟草产业的重要性。

“烟民是国家的恩人？！”/ 《是，首相》

这当然只是喜剧的调侃，但现实中，小小一支烟卷背后的产业规模，或许确实比普通人想象的要大。

根据国家烟草总局公布的数据，全国烟草行业职工总数超过五十万人，在他们背后，还有全国五百二十多万户卷烟零售户，九十二万多户种烟农户，整个烟草产业上下游涉及2000多万人的生计。

2019年全年，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总额12056亿元，上缴财政总额11770亿元，双双创下历史新高。作为对比，经济总量位列全国省市中游的陕西省，2019年GDP总量刚刚超过25000亿元。

烟草是重要财税来源。/ unsplash

根据相关统计，自2001年以来，每年全国6%左右的公共财政收入，来自烟草行业利税。作为烟草大省的云南，地方财政更是有四成左右来自相关行业利税。

组成这些庞大数据的，是同样庞大的烟民群体。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去年发布的《2018中国成人烟草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十五岁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6.6%，其中男性为50.5%，女性为2.1%，农村人口吸烟率28.9%，城市人口为25.1%。

而中国控烟协会青少年控烟专业委员会2017年发布的《青少年烟草使用情况及对策》则显示，我国初中学生吸烟率为6.4%，男生为10.6%，女生为1.8%。按照人口总数不难得出，中国烟民总数在三亿以上。

当然，在另一个侧面，吸烟造成的经济损失同样惊人，有国际机构评估，在我国，因吸烟导致的健康问题，每年造成的损失在一千亿美元以上。只不过，社会问题是各种复杂因素的交织，利弊从来不能用简单的加减法和一刀切衡量。

儿童能隔绝烟草吗？/ 《这个杀手不太冷》

那答案可以留给未来吗？

中国控烟协会公布过一个2015年的小调查，当年北京市中小学生尝试吸烟率为9.41%，现在吸烟率为3.26%，其中小学生尝试吸烟率为7.1%，且现在吸烟的学生中有近三成尝试吸烟年龄小于惊人的7岁。

依照我们的生活经验也不难判断，现实中未成年人得到烟的难度究竟有多大。近日，有机构发布的《2019年部分城市卷烟销售终端的烟草广告调查报告》显示，在国内接受调查的276所中小学校100米范围内，共计有626个烟店。

抽烟从娃娃开始，由玩笑变成了现实。与之对照的另一组数据，是2019年，中国烟酒类商品零售额增长7.4%。

曾经，人们寄希望于年轻一代长大后，对于烟酒的热爱会逐渐降温，现在看来，这种期望在很大程度上已然落空。

看完这样经典的作品，很难不产生抽一支烟的冲动。/ 电影《花样年华》

一次二十四年前的实话实说

1996年，一档叫做《实话实说》的全新节目出现在央视。当时还年轻的小崔请来五位对谈嘉宾，分别是医学博士、社会学者、电视制片人、相声演员和心理研究员。

面对身份背景迥异的五人，小崔问起各自开始抽烟的缘由——

心理研究员郭念锋说，自己抽烟是从困难时期开始，吸烟是为了填补腹中的饥饿感；相声演员侯耀文说，刚刚参加工作时，有同事邀请自己尝试，随之养成了抽烟习惯；电视制片人陈汉元说，自己从十八岁开始抽烟，最初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想用烟味抵挡厕所的臭味；医生唐光健说，年轻时碍于人情抽烟，之后逐渐戒烟。

五个人中只有社会学者从来没抽过烟。

“从小孩开始做起，绝对不可以抽烟，到那时候，我们国家没有种烟的，没有做烟的，没有卖烟的，没有吸烟的。”侯耀文在节目结尾处的一段畅想，现在看来并未实现。

这段二十四年前的对话，放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基本勾勒出几类中国烟民的画像。

很多时候，我们接触烟草的过程，或是受到家庭影响，或是因同学朋友介绍，或是青春期的特立独行，或者进入社会后的排解苦闷，多多少少受到周围因素的影响，而并不像自己想象中那样全部出于自由选择。 

美国社会学家戴维•考特莱特在《上瘾五百年》中写道：

不论哪儿的广告人都知道，要想吸收年轻的吸烟群，就得把香烟塑造成解决年轻人心理困惑与社会焦虑的东西。那时候的年轻人买烟并不是为了享受尼古丁，而是为了装点自我的门面。在他们看来，香烟象征独立、性感、不服从权威。为了摆出姿态而吸上烟的后果如何，十几岁的年轻人不会去看，即使看了，也是透过一知半解的模糊眼镜去看。

被建构的烟草文化，为人们创造出一种需求，烟民朱自清在1933年的散文《谈抽烟》 有过类似描述：

他的嘴太闷了，或者太闲了，就要这么点儿来凑个热闹，让他觉得嘴还是他的……所以老于抽烟的人，一叼上烟，真能悠然遐想。他霎时间是个自由自在的身子，无论他是靠在沙发上的绅士，还是蹲在台阶上的瓦匠。有时候他还能够叼着烟和人说闲话；自然有些含含糊糊的，但是可喜的是那满不在乎的神气。

鲁迅先生也是烟民。/ 电影《鲁迅》

情景喜剧《我爱我家》里，烟也成了老干部傅明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的写照：

那时侯的条件都很恶劣，经常连饭都吃不饱，搞烟就更困难了，真可以说是少年壮志无烟抽啊。怎么？向困难低头吗？不，我们是用特殊材料制出来的人，就能够抽用特殊材料制出来的烟，这么说吧，凡是点燃能够冒烟的，除了导火索以外我都抽过。

老傅的儿子抽烟，和父亲有多大关系？/ 《我爱我家》

吸烟，成了悠然闲适的象征，成了艰苦奋斗的见证，成了构成一个人社会形象的一部分，烟民的队伍自然也就不断扩充——谁不想加入高雅的行列呢？

以至于到今天，如果想从社会观念层面扯下人们嘴上的烟卷，就变得格外困难了。

男人味，多大程度上是烟味？/ 《让子弹飞》

禁烟的成本，不能全让烟民承担

不久前，中国控烟协会把“脏烟灰缸奖”颁发给了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用以警示后者使用了过多吸烟镜头。

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中的吸烟镜头。

这个从2011年起设立的奖项，还曾颁发给《让子弹飞》《钢的琴》《一步之遥》等著名作品。但大部分网友对此却不太买账，相关新闻评论区内，人们纷纷指责该奖项吹毛求疵。

与禁烟问题不同，脏烟灰缸新闻下，几乎全是揶揄之声。

可见，多数人对影视文艺作品中烟草的忍耐度比现实中更高，彻底将香烟从流行文化中剥离，几乎成为奢望。

“参谋长，烟不好，请抽一支。胡司令，抽一支。”即便是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里，香烟也是重要道具。指望脱胎于现实的影视剧彻底禁绝香烟，不太现实。

很多人或许不知道，仅仅在三十多年前，中国的飞机上还是可以堂而皇之吸烟的。学者葛剑雄在《八十年代乘飞机遇到过的尴尬事》一文中回忆，1981年他刚开始乘飞机时，座位扶手上还有烟灰盒，飞机上偶尔会发香烟。

而这种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自由”最终得以改变，不是因为呼吁，更不是因为乘客的自觉，而是一次惨痛的事故。

1982年12月24日，2311号航班由兰州经西安、长沙飞往广州。当飞机即将降落在目的地广州时，机舱内触发烟雾，降落机场后发生明火，最终二十多名乘客不及撤离，不幸身亡。

事后调查显示，飞机起火的原因是一名乘客吸烟，烟头落入飞机缝隙。次年，中国民航局增添规定，国内航班一律禁烟，几年后，吸烟行为在全球航班被彻底禁止。

飞机禁烟的往事足以说明，吸烟背后，牵扯着经济、道德、法规、社会习惯等种种因素，从接触烟草到消费烟草，烟民是这个长长链条上的一环，禁烟，绝对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他们的道德自觉。而如果简单地进行道德归因，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还可能引起群体的对立。

今年两会，有代表提出，应该仿照其他国家，完善卷烟、雪茄烟等在包装上警示标识内容，因为目前仅靠那句“吸烟有害健康”已经很难起到警示作用。

类似的提案几乎年年都会出现，但这么多年来，中国的烟盒上依旧印着精美的风景名胜、花鸟鱼虫。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三十年前，马季那段经典相声《宇宙牌香烟》：

有书法的，有风景的，有人物的，设计得非常巧、印刷非常精美，栩栩如生……八仙过海一套，你最少买我八盒香烟；金陵十二钗你买我十二盒；苏杭三十六景买我三十六盒；一百零八单将你买我一百零八盒；五百罗汉买我五百盒……

马季饰演的那个满面红光的烟草推销员，某种程度上从未消失。/ 《宇宙牌香烟》

禁烟当然不是坏事，但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认知变革、相关政策调整、产业重新布局、法律法规完善等等。关闭吸烟室容易，但烟民并不会因此消失。

非烟民不该遭受二手烟的折磨，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寄希望于依靠烟民的自觉达成禁烟或将烟雾封闭在私密空间的目的，目前看来也很难实现。把本应对整个烟草文化、烟草经济的审视，下沉到仅对烟民群体的指责，最后也只能造成双方无休无止的口水仗。

一言蔽之，禁烟的成本不能全让烟民来承担，更不能完全将烟民群体置于道德的对立面——对全社会而言，真正的最优解或许是烟民们继续保持烟草消费，但最好一根都不抽。

显然，这既不现实，也不公平，更有点不厚道。

当然，烟民也应该首先做好自己的事——不要用二手烟和烟头麻烦别人。/图虫创意

✎作者 | 曹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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