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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作家,决定住进精神病院

赵皖西 新周刊 2021-11-04


“身在旷野的人啊,面对黑暗孤独,你一定会害怕,会绝望。但是,你一定要相信,野地里,一定会有一束光为你而来,陪你走出无人旷野。”(李兰妮语)


作者/赵皖西

 

第三次电击治疗后,李兰妮失忆了。病床车轮在走廊滚动的声音,脑海中漫天白纱、船漂海面的记忆,都如同零星碎片般被淹没。大概一年的时间,她才慢慢恢复过来。

 

长期服用各类精神类药物,也对李兰妮的神经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她常常觉得自己脑子里没有词,形容词不见了,名词也隐身。

 

这是李兰妮被确诊为抑郁症的第十八个年头。2003年她被确诊之时,精神障碍疾病在中国的研究甚少,公众普及度低,身边无人能提供切实、有效的支援。

 

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如今精神疾病在我国的疾病总负担排名中已经居于首位。公众对于精神疾病的认知度、警觉性依然不高,歧视、污名化广泛存在,医疗资源不足……精神疾病仍然没有得到社会的足够重视。

 

据北京“精神卫生发展论坛”报道,2012年中国重症精神病患者有1600万人,相当于欧洲几个国家的人口。92%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没有接受治疗,总人数估算为1.58亿人。 


没有精神健康,就没有健康。/《飞越疯人院》

 

精神疾病不仅严重影响患者健康、家庭安宁,往往还伴随自杀问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3年调研报告显示,全球每年有近百万人自杀,自杀者中约50%可诊断为抑郁障碍。


数字背后,是巨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和社会问题,也是一个个在疾病深渊苦苦挣扎的人。“几代中国人的精神障碍堆积至此,集体无意识将会打上幽暗的印记。”李兰妮说。 

 

前段时间,患病十八年的李兰妮决定住进精神病院。


黑狗

 

2003年4月1日傍晚,当电视里传出张国荣跳楼自杀的消息时,李兰妮正在四处求医。

 

那段时间,她的大脑越来越迟钝,似乎已经跟躯干脱节,情绪持续低沉。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就像毕加索的一幅画,头、四肢、身子、两个眼珠子,浮在空中,各飘各的;有时候她又觉得自己“像堆积着次等木炭的烤炉,火郁在炭灰中时灭时燃,烟气堵塞结成块状”。

 

有人说她可能有抑郁症,李兰妮不相信。从小到大一直外向、独立、强大的李兰妮怎么会得抑郁症?张国荣的死唤起了李兰妮对于抑郁症的警觉,让她觉得“哦,原来世上真的有这种病”。但她仍然难以接受自己“抑郁症患者”的身份。

 

为了寻找病因,之后的十天时间里,她在广州的珠江两岸连跑两家医院,连看四个科室,心脏科、心血管科、消化科,包括中医。无果,只能又去看精神科,最终三个精神科医生中有两个都认定她有抑郁症。她只能认命。

 

治疗的第一步,就是吃药,这是所有精神病患者都要跨越的坎儿。抑郁症病人很难将自己的痛苦准确表达出来,但药物却让一切折磨显形。在当时的日记中,李兰妮记录下服用抑郁症药物的种种副作用:

 

“服药后,头皮、脸皮至颈部火辣辣地烧,强烈的恶心,从食管到胃部一阵阵痉挛。手脚冰凉抽筋。眼睛发矇,眼眶发热潮湿。强烈的晕眩感,全身控制不住地震颤,打摆子似的忽冷忽热。极口渴,舌头干得焦痛发麻。喝水不能解渴,反引发呕吐。小便困难,坐在马桶上怎么也尿不出来,冷汗直沁。四肢、头颈的血管里鲜血在沸腾,像锅炉里的热气烤得皮肤筋肉干痛。有时候恍惚觉得头很大很大,大得没有边儿;有时候觉得屋子像一个喝醉酒的怪物乱摇晃,天都让它摇进来了。”

 

每次医生都安慰她,吃三个月药就能好了,再吃半年你就不用吃了。“于是我盼哪盼哪,好不容易盼了半年,病情还没好转,还得吃药,吃完一年又复发。”李兰妮便一直在这种无限循环中艰难度日,没有一天停过药。


未经历过抑郁的人无法想象抑郁的痛苦。/《你好,疯子》

 

2009年,医生说她这种情况,应该不是单向抑郁症,而是双向躁郁症。两者用药不同,但是李兰妮吃所有双向躁郁症的药都会过敏,全身上下长密密麻麻的疹子,连手心、眼睑周边、鼻翼两侧、耳朵缝里都是疹子。其中有一种药,她吃了十天,直到心率降到一分钟只有 42下,人都起不来了,医生才给她停药。

 

除了药物治疗之外,李兰妮还试过各种精神疗法,认知疗法、信仰疗法、谈话疗法……大多没有显著效果。住进精神病院,电击,是她的最后一搏。

 

“电击休克之后,我曾经有大半年都处于一种很恍惚的状态,脑功能退化得厉害,记忆力不能集中,而且脑子里头没词,不太会组织语言,有点像那种刚学会说话的孩子。”这时的李兰妮,就像一艘在荒海上漂流的孤舟。

 

出院回家之后,她的抑郁症再次爆发,体重从102斤降到96斤,整天没力气,全身疼痛,没有安全感,一天到晚抱着狗儿子周乐乐,把头枕在它脖窝的软发上,跟它说话,说自己断片了,告诉它活着比死更艰难。乐乐也听不懂,但它感受到了妈妈的情绪和心理变化,只能同情地看着妈妈。

 

有时候,保姆带周乐乐出门散步,李兰妮也要跟着,路上遇到别人跟她打招呼,总感觉这人是见过的,却认不出是谁。差不多一年时间,她才慢慢恢复过来。


狗儿子周小乐乐是李兰妮在野地里的一束光。/受访者供图

 

电击也有一定的正面效果。以前李兰妮总觉得发虚,照片上的影像是模糊的,仿佛自己的灵魂正处于一个特殊时空。连续两三年时间,她站在16楼,把一只脚晃出去,恨不得往前一步就“走”了。现在从一楼往上看16楼,她会很害怕,腿肚子发软,再也不敢爬到上面往下跳。

 

“我的电击至少可以告诉未来的医生,这里有一个切实的电击病例,你也别嫌少,能救一个是一个。你不行动,说再多深刻的理论和哲理,都没用。你必须行动,就像救人似的,你真的要伸出手去把他拽起来。”就这样,李兰妮多年来拖着边缘的身体,用细腻的心思、坚强的心智,独自面对抑郁症这只黑狗,独自面对这个世界。

 

入院

 

除了抑郁症患者、精神病人,李兰妮还有另一重身份——一名作家。

 

2008年,李兰妮写下《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记录下自己与抑郁症顽强搏斗的经历。书籍出版后,新疆有位读者给李兰妮打来电话,说自己抑郁几年了,但不能跟家人、同事说,他觉得自己太孤独太难受了,只好找一个陌生人聊聊。

 

在新书《野地灵光》中,李兰妮提及这件往事。“我告诉他,你必须求助。要跟父母兄弟姐妹或者同学说,要找到合适的医生来救你。他说:没什么救不救的。跟你说,是你能理解。不说了。以后不说了。”此后,再没接到这人的电话。生死难测。


李兰妮新书《野地灵光》研讨会。/受访者供图

 

这件事或许在李兰妮心中埋下了一颗不安的种子。2014年,在中国作协全委会上,作家同行们讨论创作要扎根生活。李兰妮开玩笑说,“那像我这种人,就应该扎根到精神病院去”。有人随即附和道,“你可能混得进去,但出不出得来就不一定了”。玩笑过后,“去住精神病院”的念头印在了李兰妮的脑子里。

 

有一回,中山大学研究生院请她去做一个有关学生心理健康的讲座,对话环节,有辅导员提问,有学生重度抑郁想自杀,却怎么也不肯住院,如果真的自杀了,责任谁来负?老师抑郁了又有谁来管?

 

李兰妮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按理说,该吃药吃药,该住院住院,可是,吃药几十年,我不还是抑郁吗?我没有住过精神病院,怎敢大言不惭说‘该住院住院’?”

 

李兰妮觉得,于公于私,她都该去住一次精神病院。于私,自己的病情多年没有好转,她想尝试一下物理治疗;于公,了解住院病人的治疗效果如何,以后能把自己的真实体验告诉抑郁症群体,让年轻一代了解被遮蔽的信息,少走弯路。

 

她原本想把北上广深的精神病院都体验一遍,因为超一线城市患精神疾病的人肯定很多,而且南北的情况应该有所不同。亲友们都反对。李兰妮独立一人从深圳去往广州惠爱医院,之后又住进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它们都是全国精神病学专科医院排行榜的前十名。


北医六院连续十年蝉联全国精神病学专科医院声誉排行榜榜首。/wiki


住进惠爱医院前,她把存折、银行卡、户口簿、住房证,通通从深圳转移至广州。为了防止自己住院期间不慎卷入斗殴局面,被人揪住头发暴打,她把头发剪得比任何时候都短。

 

尽管已经下定决心,但李兰妮还是心里打鼓。住院之前,她上网看了很多有关精神病院的资料和吐槽,印象最深的是一则段子:“你越跟护士说你没有精神病,他们越是觉得你有精神病;你越不听话,他们越要把你关起来。只有你老老实实,非常听话,他们才会觉得你好了,可以出院了。”李兰妮心想,自己一定不能大喊大叫,不能往外跑,要听话。

 

北医六院入院前一晚,二十多年的好闺蜜田惠平打电话来苦苦相劝。上世纪90年代,田慧平带着患有自闭症的儿子北上求医,在精神病院里住过三四个月,当时精神病院的治疗、管理滞后,病情没有好转,人的尊严都无法得到保证。通话最后,闺蜜给她下了最后通牒,“如果我这么劝你,你都要去,以后我们就断绝关系”。


精神障碍问题影响上亿家庭。/《海洋天堂》

 

当晚,李兰妮辗转反侧,第二天,她还是决定住院。李兰妮说:“别人给我预留了一个床位,我也承诺了要去,却突然不去了,在我的做人原则里,不太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国内精神病院床位大多紧张,特别是在北上广深这样的超一线城市,更是一床难求。据网上可查数据,北医六院现有病床213张,广州惠爱医院有1920张,这对于全国上亿的精神病患者来说,杯水车薪。精神科医生同样极度缺乏。2017年,中国约有29000名精神科医生,平均每10万名精神病患仅有1名精神科医生。

 

“宝贝”是李兰妮在北医六院认识的一名病友,她家就在医院旁边,每年4月份,她的病情都会失控,每天去医院问有没有床位,答案都是没有。最后情急之下,医院只能把她放进男病房,“比如说一个男病房里头住7个人,可能就会塞一两个女的,其实女生很不方便,但是没有办法呀。”李兰妮说。


病友

 

在精神病院里,李兰妮被赋予了新的公民身份。病人之间用病床号、绰号、微信号、小名、代号相称。李兰妮也不再是李兰妮,在惠爱医院,她叫48床;在北医六院,她是24床。

 

病友木姐得的是抑郁症木僵症,头发灰白、面部浮肿,顶着一张没有表情的“扑克脸”,让李兰妮想起希区柯克的《惊魂记》中旅店男主的老母亲侧影。


为了治病,李兰妮看了大量有关精神疾病的研究、书籍和电影。/《惊魂记》

 

木姐的老公每周末来探视,每次都带来好菜好饭,在众人面前秀恩爱。木姐却十分厌恶老公碰她,从始至终不屑理他。她先生太喜欢表演了,李兰妮心想:“像木姐这种人,之所以内心冲突得厉害,就是因为她不太会变通,不能随大流,她心中有自己的一种原则。但如果碰上像她老公那样虚伪的人,为了孩子又不好离婚,于是可能就得病了。”

 

和木姐同龄的豆姨,年轻时在幼儿园当幼师,练就十八般武艺,下快棋、弹钢琴、打乒乓球、篮球投篮,样样精通。退休后,她率领一群娘子军跳广场舞,编排动作,四处参赛,拿过北京区一级的冠军。但是她的丈夫、孩子却认为她什么都不干,父亲生病住院,她也顾不上。家庭矛盾最终激发,她服下安眠药,被送进精神病院。

 

木姐和豆姨的致病原因,和婚姻、家庭关系密不可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3年调研报告显示,中国现有40%(约7400万)的老年人有程度较高的抑郁症状。


其中,农村女性或许承担着更大的精神压力。另一份2015年的调研报告显示,部分省份在扭曲的城市化模式下,两代妇女被迫忍受分离,扛起乡下生活重担,有抑郁症状的比例高达39.8%。苦心养育的儿孙无法给她们带来希望。

 

而对于住进精神病院的年轻人来说,李兰妮隐约觉得,他们的病根多少跟父母、职场有关。

 

朱莉亚是位90后,本该郁郁葱葱的年纪,却举止迟钝、反应缓慢。家境优越、学业有成的她,毕业后进入某国企工作。单位人事复杂、同事勾心斗角,单纯的朱莉亚长期处于压抑的环境中,最终患上精神障碍。

 

留学生“小澳洲”在澳洲读完两个学位,工作一年多后,得上精神分裂症。在跟“小澳洲”交流之后,李兰妮认为,留学生在海外,既要考虑学业和工作,又要想着恋爱、婚姻,融入当地社会,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耶鲁大学在2013年发布的一项研究也佐证了她的猜想,研究表明,45%的中国留学生称自己曾出现过抑郁症状,29%的人称有焦虑症状,发病率之大令人警惕。


全球青少年精神发病率都处于上升趋势。/《壁花少年》 


事情总体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在某医学院读大三的高儿,因患有抑郁性木僵症,休学了8个月。医生建议给他做电击,高爸高妈不同意,怕他脑子坏掉。但听说李兰妮做过三次电击,病情有所好转,于是答应医生,去电一次。

 

“有一天,我正在洗衣服,高爸突然冲进来,非常激动地跟我说:我儿子笑了。八个月了,他第一次笑。”李兰妮当时坐在那儿,手还是湿的,但心里顿时生出一种欣慰感。

 

病友荣荣住院期间也没闲着,她自制精油,在网上做微商,荣荣妈每天快乐地跑去传达室,拿快递、寄快递。朱莉亚的病情后来有所好转,出院了。她畅想着出院后,去巴西看快乐的桑巴舞。

 

还有的病人,出院时特意在微信群里留言:“谢谢二楼的医生护士,你们用爱心挽救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有尊严地生活。我们是一群心灵受伤的人(不管什么原因),所以要修复,有你们的支持与引导,我们定能走向光明的未来。我感恩。”微信群里的病友纷纷点赞、发表情包附和。

 

“重要的是一种场上意识,”李兰妮说,“当现实和你的内心冲突过于巨大,你才会住进精神病院,你要把住院的阶段化为你的精神财富,用在你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它可以提醒你,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寻找支援,如何去帮助别人。”

 

“只要有这种场上意识,即便你复发、出院之后又回来,那也没关系,总有光明在你前方。闯过眼前这一段黑暗,光明在等着你。”


李兰妮在住院期间拍摄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三个李兰妮

 

在独自与病魔战斗的十几年里,李兰妮没有任何“战友”。

 

母亲同样患有抑郁症。在精神疾病高发季节,母亲会出现幻觉幻听,通宵失眠,经常给李兰妮打电话,倾吐负面情绪,说自己很想死。前几年李兰妮还听着,后来她直接告诉母亲:“妈,我实话告诉你,我太想死了!这样吧,你也觉得活着没意思,我也觉得活着没意思,要不我和你手拉手一起去跳楼,谁不跳谁孙子。”电话那头的母亲又说:“我才不跳呢,我不会那么傻的。”

 

由于从小生活在部队大院中,李兰妮的童年一直属于集体,她没有什么“家”的概念。小时候跟爸爸住在边防海岛,岛上刮台风,把房顶上的瓦片全掀了;岛上有时没有菜吃,他们就往饭里放一点盐。后来有一年,李兰妮的父母杳无音讯,她和同学们在学校里头没人管,吃不饱,就到山上去抓蚂蚱,把蚂蚱烧一烧吃。日子也就这么过来了,“我多能活啊!”

 

长大之后,她也习惯独来独往,尽量不求人。上世纪80年代,深圳刚刚设立经济特区,百废待兴,她独自一人前来闯荡打拼。开会的时候晕倒,被同事送到福田急救中心,她独自苦撑,没让家人过来伺候,自己签字出院。

 

患抑郁症之前,她曾得过癌症,“人在阵地在”的军营熏陶再次起作用,让她历经3次手术和5次化疗,依然如芦苇般坚挺地活着。

 

广州新冠肺炎疫情时期,芳村被暂时封锁,没办法去医院取药,她从没想过给谁打电话,帮她取药。李兰妮说,她害怕别人说她是疯子,也自卑、焦虑于没有回报他人好心的能力,于是她常常拒绝他人的帮助。


医生曾说,李兰妮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会求助。/受访者供图

 

这世上仿佛存在着三个李兰妮,写作的李兰妮、生活的李兰妮、生病的李兰妮。生病的李兰妮撑不下去了,另外两个李兰妮便会适时出现,拉她一把。一切“战斗”也就顺理成章地发生在她身体内部。

 

住进精神病院后,有谣言说李兰妮疯了,神志不清,甚至有人说“深圳出了一个住精神病院的作协主席,是这个城市的耻辱”。

 

出院之后,她将自己的住院经历写成书,过程极其痛苦。脑海中很多恐怖、沉重的恶性事件,原本不敢去触碰的,都在第一时间跑出来,像电影一样反复在她内心上映。

 

支撑她坚持下来的想法很简单,她心疼精神病院的孩子们。虽然自己没有孩子,但是看到医院里的年轻人,她就想,假如他们自己或者父母有精神病学方面的知识,或许不至于走到这一步。“我写就是想告诉大家,我是这样子走过来的,精神病院是这样的,你们不要怕。”


[1]《旷野无人——一个抑郁症患者的精神档案》李兰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06

[2]《野地灵光——我住精神病院的日子》李兰妮.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08

新周刊·瓦特深度工作室出品

作者:赵皖西

校对:吴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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