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拐28年终复仇，但爸爸妈妈已经见不到了
许多关于寻亲的报道和叙事，都停在了认亲这一环。团圆带来喜悦，但对始作俑者的追究，却常常因为年代久远、中间人过世等原因变得艰难而模糊。
幸运的人或许可以放下，但杨妞花不是，她一定要抓住余华英。
28年以后，杨妞花再次见到拐卖自己的人贩子余华英，还是5岁记忆里的那张颧骨凸起、长而凶狠的脸，毫无表情。
这张脸，曾经威胁她“再哭闹就把你扔下火车”；曾经用滚烫的开水浇她的头；曾经因为她要上厕所而连踹她十几脚……这张脸，她记得清清楚楚，一刻也没有忘记。
如今，杨妞花坐在原告席，那个人就坐在被告席。“面对她，我不再有那种恐惧感，我知道我长大了。”庭审一周后，杨妞花接受新周刊专访时对记者回忆道。
不顾一切地忍耐、顺从、“耍心眼子”逃离、吃苦、赚钱以后，杨妞花终于长大了。
认亲
找到自己亲人的那一晚，杨妞花哭了整整一夜。
那是2021年5月的一个深夜，有人因为她发的寻亲视频联系她。“一开始以为是又一个找错的，因为记忆中我没有堂妹。直到她说，她的堂姐是去买织毛衣的签子时丢的，我才激动起来。”
杨妞花告诉新周刊记者，在那个“决定性时刻”，她几乎就确定自己找到家了，因为其他人是不知道这个细节的，她没有说过。
彼时她5岁，跟着父母和姐姐在贵阳生活。看姨妈她们织毛衣，她也想学，便拿着一双筷子让四姨给削成一对织毛衣签子。四姨怕扎到她就没给削，但答应给她织条围巾。
四姨的围巾才织了一小段，某天，父母不在家，经常来往的邻居阿姨说带杨妞花去买毛衣签子，5岁的她毫不怀疑地和她出门了。当时阿姨“一家三口”已经在杨家附近住了好几个月，阿姨的女儿和妞花两姐妹玩得很好，平时也经常一起上街。
这位邻居就是人贩子余华英。据她后来供述，当时他们物色男孩无果，才决定拐走杨妞花。
余华英带着她转乘了几趟汽车、换了身衣服，搭火车到了河北邯郸。她一直以为阿姨在带她买毛衣签子，上了火车才发现她变脸了。毛衣签子不可能买了，从此，年幼的杨妞花离家越来越远。
堂妹找到她的当晚，她就联系上了亲姐姐桑英——一个存在于她记忆中的名字。除此之外，她还记得杨兴民（父亲）、阿布袋（苗语中对外婆的称呼）。没多久，血液比对也确认了。
她立刻借钱，从河北邯郸回到了老家贵州织金县，见到了二十多年不见的外婆、舅舅。
因为她的走失，她的家在1995年冬天彻底变了天。爸爸放弃工作、背着棉被在贵阳的大小车站找孩子，八九个月后无果，后来酗酒因病离世，母亲也在第二年离世，去世时分别才34岁、32岁。失去父母后，比她大3岁的姐姐早早辍学跟随舅舅出门打工去，如今已远嫁江苏。
从2012年开始在“宝贝回家”登记、采血寻亲以来，她一直在猜测，找到家人后会揭开怎样的真相。
闺蜜总开玩笑说“你会不会是走丢的富家千金”，她自己则经常偷偷失落：有时候觉得自己是父母不要的，“或者生了儿子忘记我了”；有时候又想起，记忆中父母的眼神是有爱的、自己应该是被拐了；转念又想，那怎么这么多年没人找我？如此反反复复。
后来她才知道，家里不是没人找，就连年迈的外婆一听说有相似的孩子，都会逼着舅舅去看看是不是她们的妞妞。DNA打拐库（“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DNA数据库”）到2009年才建立，但父母已经去世多年，姐姐对“打拐库”不太了解，另外也不希望，找到妹妹之后只能告知父母去世的消息。
站在葱郁清冷的大山里，面对父母的坟茔，她“没有了任何幻想”：“我不甘心，特别不甘心，我一面也没见到他们。父母的两条人命、我和姐姐的人生都因为人贩子改写，我一定不能放过人贩子。”
在为祭拜父母燃起的烟雾中，杨妞花把心里萦绕了9年的目标“找家”擦除，换成了——抓住人贩子。
追凶
2021年，杨妞花报了案。她以为记得人贩的名字、长相，抓住应该不难。
但和很多拐卖案面临的问题相似，这起被拐案发生在1995年，根据1997年《刑法》相关规定，刑事责任追诉期限最高为20年。时间已过去了26年，她的案件过了追诉时效——所以这一年，邯郸警方接受了她的报案材料，却并没有立案成功。
（图/《失孤》）
向阳对新周刊记者回忆当时再次见到杨妞花的场景：再次来到贵州的她憔悴而充满忧虑，父母离世的消息仍压在心头，第一次的立案失败也让她变得急切且不信任警方。
他说起一个小插曲——杨妞花6月5日报案，6月6日拿到了立案通知书，才过了两三天她就打电话去投诉。向阳只好解释，开展调查需要时间，还拍了出差去邯郸和云南大姚县调查的机票给她。
虽然过了追诉时效，但因为杨妞花咬住不放，加上邯郸警方前期调查发现，余华英2004年在云南大姚县因拐卖2名儿童判过刑。根据相关法律，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这意味着杨妞花的案件可以从2004年计算时效，她的案件得以正式立案。
用时1年，才走到立案，杨妞花也累，但床头上一家四口的老照片，提醒她，“我不能不坚持，我不甘心”。
因为杨妞花有明确记忆、拐卖中间人尚在世，破案的有利因素很多。6月30日，立案不到一个月，警方就抓住了人贩子。接到电话的杨妞花“声音都轻快了起来”，一下子有了笑声。
她决定请个律师。前期她一直靠自己网络搜索和志愿者的帮助推进着，这对只读到小学六年级的她来说是吃力的。如今抓到人要进入诉讼程序了，不能再单打独斗。
“跟我一样情形的朋友一般请的是援助律师，但我不是，我想自己花钱请律师。”杨妞花在电话里坚定地说，“自己请的用着放心。”
有了律师，她开始明白可以将余华英“严惩”到什么程度。
她本人曾作为方言翻译协助过警方调查走访，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她得知余华英拐卖的孩子有7个（最终查实11名，不含2004年审结的2名）。但今年初，贵阳市南明区检察院以“拐卖儿童罪”对余华英提起公诉时，检方提供的量刑建议书，是有期徒刑14年。
杨妞花不满意，“2004年她被判了8年，服刑了5年就放出来了，如果这次只判14年再减减刑，没几年又出来了”。
根据现行法律，拐卖儿童3人以上就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属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可以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她委托律师申请案件提级管辖，由贵阳市南明区法院移交到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同时提起了880万元的附带民事诉讼。
“赔偿金额本身并非目的，我也知道余华英赔不起。”但有了这个附带民事诉讼，她除了是这起刑事案件的受害者，也是民事案件原告，可以全程参与案件审理。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后，杨妞花也迅速提出了第二次附带民事诉讼，确保见证余华英审判。
一审时，她坐在原告席，28年后再见余华英，她质问道：
“余华英，你还认得我吗？是我把你送进监狱里的，也是我把你告上法院的。”
洗去污名
杨妞花仍结结实实地恨着人贩子。
一审结束后，她回到邯郸，照顾孩子、接待采访，帮忙大娘家张罗儿子定亲的事儿，每天更新微信朋友圈招揽生意。在邯郸，她和闺蜜开了一家小小的美容店，和老公、3个孩子生活在一起，逢年过节会回贵州。
过上这样一个普通90后的生活，杨妞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聊起前几十年，光是“挨打”“打我”“怕被打”等字眼，她就提起了30多次。她至今仍然很害怕走夜路，也常常梦见“奶奶”打她，在梦里还一直想着如何应对。
刚到邯郸养父家时，聋哑人父亲一开始并不喜欢她，因为奶奶擅自做主，把他攒的娶媳妇的钱用来买了个孩子，养父多次比画着要送走她。
小时候奶奶还喜欢她，听信中间人的话，以为她是被遗弃的孩子。会跑很远的路去给被烫伤的孙女找药，孙女放学后还送她去住得很远的老师家补课；平时念叨着以后要找个上门女婿，这样自己走了才没人欺负她……
后来她成绩越来越好，一直保持在前三名，奶奶反而开始纠结，“想我学得好，又怕我长大之后会离开她，所以她常常用很沉的木头拐杖打我，凌晨4点醒来也会把我踹醒”。
再加上周围人、亲戚教唆说“孩子读了书长大了会跑”“养不熟”，原本准备好钱、送杨妞花上初中的奶奶，后来强行中断了她的学业。直到她离家打工、奶奶病倒，挨打的日子才有了尽头。
但最可怕的，还是长久以来背在身上的恶名。因为奶奶经常“宣传”，从小村里就知道她是买来的，人们称她“南方野兔子”。长到十多岁，村里又传“买她是为了给她爹做媳妇”。
“我开始对我奶奶、我爹特别排斥，但是我又不敢离开那个家，害怕到了别的地方可能会更可怕。”提起那段时光，杨妞花总是用“害怕”来形容，对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来说，“缩起来”是她唯一能做的。
被说得越多，她越自卑，越相信自己也许真的是没人要的孩子。杨妞花说，外出打工的几年还好，工友们只是疑惑她为什么从来不给妈妈打电话，以为她父母离婚了。但只要在村里，她就抬不起头，那是真正意义上的“低着头活着”。
到19岁谈婚论嫁时，她仍然很为自己的名声而自卑：“我告诉媒婆，只要男方同意我就不会拒绝，我太想有个家了。”她向新周刊记者回忆道，相亲过程中，她还暗示了男方，要是想娶她，一定要打听清楚。她害怕男方知晓她的名声之后，因后悔娶她进门而打她。
这一切，都是因为余华英拐走了她。
在她认亲、人贩子被判刑后，周围人包括之前久不联系的工友都知道了她的身世。
老家的亲人们告诉她，她爸爸曾经是高中毕业考上大学的高材生，在煤矿、纸箱厂上过班，后来自己做点小生意；母亲则性格雷厉风行。她长得像爸爸，性格像妈妈，从小就嘴甜，跟外婆很亲。最重要的是——爸爸妈妈都特别爱她。
她记得自己走失时，穿着一件自己特别喜欢的衣服，用手一按就会发出“唧唧唧”的声音，后来被人贩子带上火车前换掉了，想必也是亲人给她买的。
她一遍遍得到确认：自己不是没人要的孩子，是一对夫妻的掌上明珠，是有人思念着的妹妹、外孙、侄女。
伴随着相认的亲人的讲述，她知道的本应该属于她的爱越来越多，遗憾的窟窿越来越大，她也就越恨余华英。
“我所有的不幸都是人贩子带给我的……即使她被判了死刑，也只能让我多年以后提起时，内心有一点安慰，但对她的恨意从未减少过。”她声音沙哑，咬字却格外用力，好像这些话早就在心里默念了无数遍。
也是这从未减少的恨，让她在经历了漫长的28年后，终于迎来了正义。
如见证她每一次回家、认亲的向阳所说，“她寻亲的愿望比一般寻亲人更迫切，做事坚决，无论有没有条件，想方设法都要达成。”
怎样才算“好好生活”？
很多人劝杨妞花：好好生活，不要抓人贩子了，父母若是在天有灵，也会希望她们过得好，和解、平静才是更利己的活法……
“可要是在抓人贩子和过得好之间选，我会选抓人贩子。因为如果我不抓到她，可能我这辈子都过不好。”杨妞花毫不犹豫。
她一直都在“好好生活”，抓人贩子就是她“好好生活”的内容与目标之一。也许是继承了考上过大学的父亲的DNA，也许是被逼到了某种程度，杨妞花说自己从小就很会“耍心眼”、讲策略。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博得更好的生活与处境。
她向记者如是形容自己的“心眼”，可能因为讲述了太多次，语气像是在讲自己如何获得更多玩具一样寻常。可这不是什么心眼，只是绝大多数孩子都不需要学习的家庭自保技能。
“我从小就知道，奶奶凶我的时候，不能顶嘴、不能抬头、不能让她看到我的眼睛，这样她可能就不打了；更不能哭，因为她会打到你不哭为止。”
13岁时，她特别想离开家、出去打工，她就去找了和奶奶关系不好、但很有正义感的大娘（奶奶的大儿媳）帮忙，最后大娘真的扛着所有压力把她放了出去，但要她承诺不能不回来。后来杨妞花向大娘讲起自己的记忆，大娘也鼓励她去寻亲。
去江苏电子厂打工的这些年，她挣的每一分钱都交给奶奶，直到奶奶生病了糊涂了，她才给自己攒钱，所以她与养家的关系至今也保持得很好。不过，如果奶奶没有去世，此次诉讼奶奶也许还会被追究。
杨妞花19岁结婚，嫁给了相亲的第一个对象，婚后先确认丈夫不打人，胆子才越来越大——“一直到生了第一个孩子，我才有安全感，才告诉他们我的真实身世、我的记忆，我可能是被拐的。”
电话那头，杨妞花语气平静。她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终于确认，新进入的家庭是安全的。不仅如此，婆婆听了毫不介意，让她趁现在父母可能还在，一定要去找亲人。
她也很会赚钱。生完第三个孩子后，她从微商起步，开始做生意，如今有了自己的美容店、房子，还有一门服装生意。
这些年认亲、抓人贩子、给亲生父母修坟、帮助其他寻亲家庭，杨妞花用了不少钱，家庭都支持，丈夫也陪着她回过贵州、去亲生姐姐家。这次她来参加庭审，丈夫就在家带孩子、收玉米。
她说，“现在的一切幸运，是我们夫妻共同努力创造出来的，是我一天打两份工打出来的”，与抓不抓余华英无关。
拥有了爱，也无法抵消恨；幸运，也无法消除不幸。不是所有伤痛都能够被治愈。
杨妞花说，等余华英终审判刑以后，她将彻底不再提这个人。她要过自己的生活：赚钱、养育孩子、保护家人；做志愿者，帮助和她一样的寻亲的人早点找到家。
现在，每当有人喊她杨妞妞（贵州亲友的称呼），那感觉就像爸爸在喊她一样温暖；每当有人喊她李素燕（河北邯郸的名字），她又会像一个成年人一样，要求自己成熟、阳光。
这两个名字她都认可。自我介绍时她会说：“我是一个在河北长大的贵州人。”
[2] 她拐卖了11个孩子，亲儿子都没放过，中国新闻周刊
[3] 拐卖11名儿童人贩子一审被判处死刑！南明公安辗转半个中国将其绳之以法，贵州法治报
[4]杨妞花的复仇 28年后送人贩上法庭，红星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