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假期,让上海又迎来了旅游高峰。不只节假日,这座城市的日常似乎都被高品质、高流量、高能级的演唱会、音乐节、文艺演出、动漫展、文博美术大展、重大体育赛事等活动填满。在活动琳琅满目,每条道路都可以city walk的上海,应该怎么玩?
上海学者许纪霖认为,中国城市的文化C位正在向上海转移。这两年,上海确实正在出现一些新的城市文化,包括文艺、餐饮、街区等,都有新的表达。进而言之,上海在生态、文博、文学、城市营造等方面,也一直是中国城市的表率。
新周刊·九行上海文旅专题【“沪”动指南】,总结新上海的特征,讲述年轻人如何影响与引领上海文化,今年上海哪里“最上海”?作者 | 萧奉编辑 | 曾宝气
大上海,还是小上海?这是个问题。
上海滩固然很大。它是中国人口最多、经济规模最大的城市。光是一条五光十色的大马路(今南京路),就串起了十里洋场的繁花似锦和半部中国近代史的风云激荡。自开埠以来,上海就像是一颗越来越大的恒星,引力越来越强,人们如毕飞宇在《上海往事》里说的那样永远做着上海梦,好不容易上岸进城了,“却反而掉进了大海”。外滩繁华的夜色,仿佛渲染出这座城市的底色。(图/unsplash)
上海也很“小”。被称为“上海女儿”的作家程乃珊说,“小”是大上海的精度,上海人的日常闲话就喜欢说“小乐惠”“小弄弄”“小悠悠”,有事没事“搓搓小麻将”“抿抿小老酒”,一辈子追求“小洋房”“小汽车”“小花园”“小公寓”“小房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上海有一档很火的装修节目就叫《室雅何须大》。要给上海下一个定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似乎怎么说都行,似乎怎么说都不够。上海是中国当下city walk潮流的源头。差不多一百年前,上海大马路就有了通冷气、装电动扶梯的百货商场,它平等地对所有市民开放,即使爱凑热闹的小市民们每天都来“白相”(玩),只逛不买,这些商场也无任欢迎。于是,city walk就成为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程乃珊说得到位,这是跟中国人传统的休闲完全不一样的爱好,茶馆听戏、琴棋书画都是在封闭场所里进行的,而上海人荡马路是全开放式的。上海也是一个会过日子的城市。许多人还记得前两年做核酸的时候,有些上海人会穿得整整齐齐、得得体体下楼排队,一点都不马虎。那是上海滩“老克勒”们留下来的派头,衣服永远要妥帖。老克勒木心最懂此道:“一套新装,要经‘立’、‘行’、‘坐’三式的校验,立着好看,走起来不好看——勿灵。立也好走也好,坐下来不好看——勿灵。立行坐三式俱佳,也不肯连穿两天。‘衣靠着,也靠挂’,穿而不挂,样子要废掉,挂而不穿,样子要死掉。”如此这般的讲究,也是因为上海乃中国最早出现职业群体的城市。中国第一批银行经理,第一批电话接线生,第一批百货商店售货员,第一批速记员,第一批护士……都出现在上海,他们是中国最早过上城市化生活的人。一家家生活方式类店铺涌现在上海街头,以更年轻的方式延续着这份对生活的在意。(图/unsplash)但上海并非只有耽于享受的个人生活,它的城市精神正如它的地理位置,不南不北,不偏不倚,自有其调和南北而自成一体的“上海范儿”。1911年的南北议和,在上海;1919年北洋政府与护法军政府的和平谈判,还是在上海。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陆最具活力的文化批评流派,不在南,不在北,恰恰也在上海。现在呢?这二十多年来,一直有论者认为,上海文化似乎有些落寞了。“五十年河东河西,谁来再给京派、海派重新梳梳辫子?离开上海时,我满脑子晃动着形形色色的上海人:怀旧的、通达的、忧愤的、精明的、高傲的、怪异的……什么时候上海再出一个张爱玲呢?”1993年,一位北京作家到访上海后,感到颇为失望。历史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在上海出生和成长,从1980年代开始便留心上海文化。本世纪初,他也曾痛心地指出,上海文化只剩下一种文化,就是“小资文化”。小资文化的形式极多,最核心的特点是“非日常”,与一般平民的生活没什么关系,只是为了制造身份区隔。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上海成为了世纪初全球化浪潮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然而,在许纪霖看来,那时的上海文化是萎缩了的:“这几年上海是发展了,成为全中国、全世界异域文化展览的码头,但上海自家的文化在哪里呢?”上海静安寺。(图/图虫创意)
文学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家屈指可数;作为曾经引领中国电影的重镇,已经很久没有一部拿得出手的作品了;戏剧上也乏善可陈,越来越肤浅和商业化。对比上海文化的黄金时代,上海人许纪霖不能不感到失落:“要知道,过去的上海,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公认的全国文学、电影、话剧中心啊!”也许历史总会有轮回,当我们再次来到一个二三十年代,上海文化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许纪霖认为,这几年文化中心的C位重新回到了黄浦江边,“孔雀东南飞,许多科技、人文、创意和艺术精英从北方南下,驻窝在张江、前滩、徐汇滨江、苏州河畔”。这几年上海引人注目的city walk、咖啡浪潮、学术酒吧、动漫展、大型演唱会、话剧表演、脱口秀、艺术展和电影节,或许就是这一文化复兴进程的第一批结果。在年轻人口中,这座城市更常以“魔都”的代称出现,它有一种令人着迷的魔幻气质。(图/unsplash)
这个新的上海文化与人们口口相传的那个老上海,有什么因缘?作为第三代上海人,他印象中的上海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一代年轻人会给这座城市带来什么样的可能性?带着这些疑惑,我们在上海采访了许纪霖。以下是他的回答。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紫江学者,多年来从事20世纪中国思想史和知识分子研究,以及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新周刊》:我们从杜亚泉先生说起,你的家族是随着他来到上海。他与许家是什么关系?许纪霖:我是上海第三代移民,原来老家在浙江绍兴,爷爷那辈来了上海。杜亚泉是我奶奶的伯父,现在来看,关系似乎很远,但那时候我们说一个大家族,亲族之间的关系是很近的。在清末民初的时候,杜亚泉已经是很有名的文化人,办过学校,办过报馆,1904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后来主持商务编译所理化部,还兼任过著名的《东方杂志》的主编。他在商务印书馆组织编译了很多博物、理化、算学等科学类的图书,可以说是近代自然科学最早的启蒙者之一。杜亚泉在上海扎根之后,就把我们全家都带出来了。我们是一个典型的绍兴家族,我爷爷往上历代都是做师爷的,我奶奶那边家族也出了很多文人。那时候中国人很注重家族、同乡关系,一个人出来了往往把一家子都带出来,所以当时理化部有很多绍兴人,国文部大部分是常州人。杜亚泉的堂弟杜就田是我的曾外祖父,当时也在商务印书馆的《妇女杂志》做主编。我外婆的父亲叫钱桐,上海本地士族,钱镠的后代。他当时跟着同盟会的钮永建一起闹过革命。入民国以后,钱桐做到中将,是武人也是文人,画得一手很好的扇面画,担任过国民政府内政部古物陈列所主任,后来1930年代故宫博物院创立,他负责守备处。钱桐有个儿子叫钱端壮,著名的数学家,侄子钱端升则是中国政治学的泰斗。所以,我身上的渊源挺典型,一边是上海移民的后代,一边是上海士族的后代。《新周刊》:所以你成长在一个很典型的上海移民家族里,报馆和出版系统的知识分子也是近代上海很重要的知识阶层。你小时候家里的氛围是怎么样的?许纪霖:过去我会觉得,我的成功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但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我越来越发现家族里的文化基因是很重要的,你的很多东西都可以在祖辈那里找到一些源头。我虽然是学者,但我个人是比较敏锐的,对时代的变化和各种新鲜事物,我都很关注,所以我骨子里有一种新闻人的基因。我大学毕业后差点就进了报社,当时新民晚报点名要我,如果不是学校挽留,我可能就像杜亚泉一样去做媒体了。不过,杜亚泉其实更像一个思想家,他用思想家的思维来搞杂志、做书,才能对那个时代的变化有敏锐的认识,提供极强的分析力。现在快100年过去了,回过头去看,他做的很多事情还是能够启发我们这个时代。在这样一个文化家庭里,长辈们都比较开明,大人小孩会一起看报纸、谈新闻,几个表哥表姐都是读书种子,家里读书的氛围非常浓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接受了这些熏陶,无意识地接受了家族的文化遗产。《新周刊》:你小时候住在山阴路,在整个上海来说,那里是什么样的地方?许纪霖:我从出生到三十岁,都生活在山阴路。这里以前是公共租界,虹口区,今天的鲁迅公园附近,当时是日本人的地盘,整个街区都有一些东洋文化的痕迹。我们家在大陆新村,当时这里住了不少绍兴人,家里保姆也是绍兴的,从小我妈做上海菜,保姆做绍兴菜。值得一提的是,大陆新村9号是鲁迅住过的地方。我们家住3号,所以我一直开玩笑说,我是鲁迅的邻居。鲁迅就是绍兴人,所以我觉得自己从小就受到鲁迅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我开始写文章的时候,很多人以为我是60岁的老头,看到本人后吓一跳,实际上当时我模仿的就是鲁迅的文风。我现在更愿意称自己是绍兴人,其次才是上海人。上海本来就是一个移民迭代累积的城市,大部分所谓的上海人,祖先其实都不是上海的,这才构成了上海的独特风格,非常多元,绝不单一。《新周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上海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城市?许纪霖:在上海,你经常会感觉不到这座城市的特点,可能太习惯了。但是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就隐约感受到上海人是比较高傲的,比如我那时候到闵行的外婆家——那时候闵行还不算上海,他们就会说“上海小客人”来啦,简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我们去外地亲戚家,他们也都是当大客人来招待。当时我就觉得“上海人”的确有点不一样,很容易让人养成“高人一等”的意识。后来很多人说上海人看不起“乡下人”,实际上那不是指真的农村,只要是不够现代、不够开放的地方,在上海人看来都是一样的,哪怕是其他大城市。《新周刊》:那么老上海人眼中的“上海”,在什么范围内?
许纪霖:在内环里。小时候我从内环到闵行的外婆家去,要去徐家汇转车,到了徐家汇,就到了上海城市的尽头了。过了徐家汇,那边的人也认为自己那里不是上海,把进内环叫去上海。甚至说,今天的徐家汇,以及我们采访所在的中山公园附近,还有西北角的五角场,这些内环的边缘地区那时候已经算是乡下了。不过,今天的“上海”概念已经扩大了。浦东陆家嘴就不用说了,你们新周刊所在的虹桥开发区,现在已经扩到青浦了,那么繁华,肯定是上海。所以,上海是一个内涵基本不变、外延在不断扩张的城市,它在文化和地理意义上还在继续生长。当然,对一些上海人来说,他们还是认为只有内环里的上海是真正的上海,特别是浦西,浦东那边都不能算是上海。《新周刊》:你说“上海最大的特点就是没特点”。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上海的文化?许纪霖:这句话有一个语境。中国好多地方都有鲜明的特色,因为它的文化、族群相对单一,所以特色就很明显。而上海是纽约式的城市,它是一个海纳百川的地方,内在文化非常丰富多元,你很难用一句话、一个字来描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上海的特点就是没特点,它有着全球化都市的共性,它和纽约、巴黎、伦敦、东京一样,都是同一个层面的城市,里边各种地域文化、各色人等汇聚一堂,哪一个点都不足以概括全部。上海开埠以后,最早的一个外来文化是新教文化和天主教文化。新教文化给上海带来了敬业精神、企业精神和契约精神,天主教的拉丁文化则带来了浪漫主义的艺术和生活态度,两者构成了一种看起来冲突但实际上已经调和的关系。香港和上海有一点像,但香港的新教文化比较强,相对单调一些。而上海除了新教文化和天主教文化,还有犹太人文化、东洋文化、俄国文化等外来文化,要丰富很多。另一方面,上海的本土文化也不是单一的。最根本的是江南文化,上海本来就是江南的一部分,以前是江苏省松江上海县。江南文化由许多个大同小异的地域文化组成,但它里边有两个传统:一个是理性传统,重视教育,会做生意,和新教文化是呼应的;一个是苏州评弹、绍兴越剧等文化艺术,爱谈才子佳人,追求浪漫和享受,又和天主教文化对上了。同时,上海还有很强的福建文化、广东文化、安徽文化等,来自中国各地的移民使得上海文化极其混杂而丰富。除了传统文化,上海的红色文化也很深厚,我家所在的虹口区过去就是左翼人士活动的地方。上海文化有一种内聚性,它能够把所有这些文化融合起来,形成海派文化,绝不散装。其他一线城市也有各地移民,但是东北人、河南人、山西人等可能只是各住在一个地方,彼此缺少交流,也没有怎么融入到城市文化当中去。上海则很少有某一个地段集中居住单一族群的,通常都是八方移民杂居,但大家公开场合的生活方式却是很上海的。比如很多人在公共场合上只说普通话,他们并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是哪里人,他们希望迅速被这个城市承认和接纳。当然,我们没必要美化上海。过去的闸北区(已并入静安区)和杨浦区,民国的时候都是沙场,是穷人和工人居住的地方。这座城市还有霓虹灯照不到的角落。《新周刊》:今年王家卫导演的电视剧《繁花》是以199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的。作为上海人,你认为里边的上海是否还原了那个时代的气氛?许纪霖:我和很多老上海人都喜欢《繁花》,但我的一些新上海人朋友似乎不太喜欢,他们觉得《繁花》里的人老是叽叽喳喳,特别是进贤路那些小女人怎么这么庸俗,《爱情神话》才是他们眼中的上海。这个现象很有意思,新上海人大多数是中产白领和金领,不是弄堂里面成长起来的,他们可能都没怎么接触过上海的小吃,所以对上海的传统是比较隔膜的。他们想像中的上海,可能就是梧桐区的上海。真正的上海,既有《爱情神话》的小资文艺范儿,也有《繁花》的小市民生活,后者可能更接地气。《繁花》的原作者金宇澄是老上海,他非常了解上海的弄堂生活和市民生活,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更加能够让上海人有同感。市民生活是上海非常重要的东西。市民和公民不同,公民会为一些宏大理想、抽象理念去抗争,市民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日常生活讲究契约精神,对公共利益可能没有公民那么在意,但他们不能接受自己的私人生活权利被侵犯。这就是市民阶层,你不能说这是庸俗,如果每个人都能在意自己的私人权利,这个社会就有正义感了。《新周刊》:胡歌今年在一次活动上说,上海人的生活方式有一个关键词叫“适宜”,如何理解?许纪霖:上海人说的“适宜”,是一种身心舒畅的感觉。用现在的话来说,“适宜”是一种“情绪价值”,它更加注重自我感受,不是别人说好就是好。你告诉我某个东西多好,我得身临其境去感受一下,我的感官和心情如果觉得舒服,这就叫“适宜”。《新周刊》:上海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再艰难的时候也没有放弃过。你曾经提到一个细节,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资短缺,粮票很宝贵,唯独上海人会用半两粮票去换一根油条。许纪霖:上海人的确注重生活。我一直开玩笑说,上海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特别是对女性来说,上海的生活非常方便和适宜。我有不少朋友的太太都是北京人,一开始老觉得北京多好,不想来上海,结果来了两年,不愿意走了,再回北京去也住不惯了。因为上海是一个在生活上对人非常友善的地方,就像广州,上海还更洋气一些。如果你想要一个安稳的、 有秩序的生活环境,上海无疑是最佳的选择。这座城市有一种自觉的文明氛围,自觉排队,自觉让座,说话小声点,别打扰到别人。在公共场所讲话大嗓门,会受到侧目,还会被人提醒。《新周刊》:但是上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常遭到一种批评,认为它缺乏创新的动力,也许是太注重生活享受了。许纪霖:以前确实是缺乏创新,这十年来有一些提高。中国的独角兽企业分布,北京最多,上海次之,再往下就断层式下降了,所以上海的创新产业其实不弱的。再进一步的话,我认为上海要吸引更多民企进来,民企才能提供真正的创新动力。以前上海人最高的理想就是做一个高级经理人,对做老板没什么兴趣。所以上海的本土企业很少能做成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那样的独角兽,现在拼多多很厉害,但它也不是巨头。上海人的创新,不一定做强,不一定做大,但一定要做好。所以上海人很善于做细分领域,比如携程、小红书、B站等,都是在上海出来的。企业不一定都要做成帝国,帝国就要打仗,上海这样也挺好。别指望上海变成硅谷,硅谷让深圳去做就可以了,上海就做纽约。许纪霖:我想还是上海的内在品质发生了变化,它变得越来越精致。今天上海的商场、咖啡馆、餐厅、酒吧都越来越精致化,越来越注重文化品质。而这种变化是因为高度竞争,企业和商店必须要有独特性、有腔调,才能在上海站住脚。以艺术产业为例,今天中国的艺术中心已经不在北京,转到上海了。北京的798已经衰落了,现在上海黄浦江的徐汇滨江地区,沿岸十几二十家美术馆,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艺术中心。包括上海的电影和戏剧,这些年的影响力都越来越大。这些变化是两批人推动的。一批是白领,他们的趣味和品位在提升,主导着这个城市的文化品牌;另一批是年轻人,上海的年轻人非常具有创造力和表现力,B站在上海诞生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现在引领上海文化的年轻人,比100年前那一代人更加年轻、更加草根。以前还是学术精英为主。现在的90后和00后,他们身上有一种我不太熟悉的东西,那是代表着未来的、生机勃勃的气息。有人可能会说二次元文化很小众,但是这些小众文化,恰恰是现在上海文化最有活力的一部分。因为它们不需要太多的文化资本,年轻人就是展现自己的个性,追求跟世界同步的爱好,就够了。他们不再像上一代年轻人那样追求名牌,更愿意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个性。所以现在上海最时尚的不是LV这些大牌,而是小众品牌,越有文化品位和设计感,越受年轻人的喜爱。《新周刊》:现在最能体验上海生活和上海文化的地点是哪里?第一个是多伦路,在山阴路鲁迅公园附近,一条三四百米长的小街,当年鲁迅、丁玲、郭沫若等一大批文化人都住在这里,有十几座洋房故居,包括白崇禧公馆、汤恩伯公馆、孔祥熙公馆等,还有石库门,都很值得一看。多伦路上的老建筑——孔公馆。(图/图虫创意)
第二是一些小而美的创意区,通常都有很多美食和艺术场所。比如陕康里,陕西路和西康路交界处的一个地方。这里有座锡克教堂,太平天国时期有一支英国洋枪队驻扎于此,后来做了公共租界巡捕房。衡山路一带也可以走走,不要只盯着武康大楼,周边随便走走都有故事。第三是我现在居住的中山公园附近,有一条不亚于武康路的网红街叫愚园路,每年圣诞节这里都是人山人海的。因为这里很洋气,有很多洋房,一大批名人故居,汪公馆就在这儿。现在整条街开发成了一个很有品位的地方,沿街都是有情调的咖啡馆、酒吧、首饰店等。愚园路。(图/视觉中国)
所以说,上海是最值得city walk的城市,随便走走就很有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