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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奇帆最新演讲终于讲清楚美国为什么系统算计与中国脱钩?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功成于韧 —— 大变革时代的中国信念”2020新浪财经云端峰会于6月8日-10日举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出席并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最新的统计显示,截至6月8日24时,全球确认新冠患者超过700万人,累计死亡41万人左右。预计今年上半年全球确诊病例将超过850万人,全年保守估计将达到1800万-2000万人,按照目前5.5%-6%左右的死亡率,死亡人数将会达到100-120万人。这个疫情对全球的经济、各国的经济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我就这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疫情发展的三种判断

针对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全世界的经济专家、各种智库发表的判断和预测可谓一波三折,大体上有三种判断。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场暴风雪。暴风雪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经济本身是健康的,城市本身是健康的,国家整个来说是健康的。但是突然遇上了一个暴风雪受到了灾难,受到了冲击。在暴风雪期间经济会受到一些损伤,但风雪一过天气一放晴、冰雪融化,一切会恢复正常。这个观点在2月份时较为流行。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导火索。这场瘟疫灾害,对美国、欧洲以及整个世界经济带来重大冲击,这个冲击可能会持续半年到一年。在这半年里,由于社会停顿、经济断链,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因而疫情成为导火索,会引爆经济系统里潜在的问题、潜在的危机,引发经济衰退,这个衰退的后果可能会达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这些观点基本是在3月初出来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比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后的大萧条还要严重。基本上4月份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这场瘟疫不仅仅是引发经济体一连串反应的导火索,而是一个大炸弹。这个大炸弹不是一时性的炸了就结束了,而是全球性的经济停摆、上游中游下游产业链断裂、各个国家之间经济阻断,各类服务业都停止运行。不管你是好系统差系统,不管你是本来要倒闭的企业还是个优秀企业,统统一股脑地停摆。这个冲击顶得上一次世界大战,甚至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果会比1929年到1933年的经济危机引发的十年大萧条还厉害,是人类这一百年来最严重的灾难之一,将改变人类的历史。

那么,这三种观点的基础在哪呢?在疫情危机的治理。不管你怎么在经济上采取措施来救灾、救企业、救股市,基础还是在病毒灾害的治理。如果不能做到及时果断的封城、迅速建方舱隔离病人以及实施有效的社交隔离政策来控制疫情传播,又不能在一定的时间里拿出疫苗或特效药,这个灾难的基本原因将会一直存在,那么不管你拿几万亿还是十万亿、二十万亿美元在全球进行经济上的救灾,经济也是恢复不过来的,这是一个大的判断,这是对人类的这场灾难的这一个阶段以来的一种判断。

二、高度重视当前发达国家经济社会出现的新动向

在疫情应对过程中,主要发达国家从经济到社会再到政治领域可能会出现一连串的新动向,主要有:

一是大水漫灌之下经济陷入滞涨的风险在加大。为了应对疫情,主要发达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政策组合。一方面增加赤字、增发国债,对民众、对企业进行救助;另一方面通过降息、重启量化宽松甚至无底线量宽来大水漫灌。这些政策如果是在平时,怎么也会有效果。但现在情况特殊,因为疫情阻隔、经济瘫痪、产业停滞,很多企业朝不保夕,货币超发和经济停滞并行,形成滞涨的风险在加大。

二是欧美社会思潮民粹主义思潮在加强。因为疫情,人们不得不社交隔离,时间久了,社会心理发生变化也是自然的。加上经济停滞、失业加剧,老百姓储蓄率不高、朝不保夕,原来的贫富分化、种族歧视等社会矛盾有可能因这场公共卫生危机而激化。在一些政客和媒体的鼓噪下,欧美国内民粹主义声浪进一步升高,一些激进的言论和行为频频以群体性事件的方式表现出来,威胁社会稳定。

三是大选背景下一些政客操弄的“甩锅”闹剧在发酵。疫情发生期间,恰好一些国家进入大选。一些政客为了赢得大选,不择手段、投机取巧将自身疫情防控不力的责任扣到中国头上,甚至不排除铤而走险对我采取极端措施。目前,这些“甩锅”闹剧频频上演,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普通民众的对华态度,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冒出一些政治黑天鹅事件。对此,我们要有所提防。

三、积极应对美国对华脱钩的系列措施

疫情之下,美方正极力将自身抗疫不力的责任甩锅给中国,加上前期贸易战、制造业回流等政策举措和11月的美国大选,中美关系目前进入自建交以来最困难的阶段。特别是近期,美国近乎以举国之力封杀华为,将共计33家中国公司及机构列入“实体清单”,以财务监督为由对中概股进行打压,限制中国留学生赴美读STEM,暂停/限制部分来自中国的持有F类和J类签证的留学生、研究人员、访问学者入境,一些政客甚至叫嚣要注销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冻结中国在美资产;等等。可以说,当前已经出现了美国在实质性推动与中国脱钩的苗头。

美国对华这些措施有其踪迹可寻。201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法案,叫《2015年贸易便捷与贸易促进法》。现在这个法案是美国财政部认定相关国家是否是“汇率操纵国”的法律依据。根据这个法案,一旦被认定为“汇率操纵国”,美国将可从以下十个方面对相关国家实施惩罚:一是断掉与对手国的贸易往来;二是禁止美国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对手国的企业提供服务;三是对技术进行限制,禁止高新技术向对手国出口;四是不允许对手国企业在美国上市,已上市的也要退市;五是在教育和人才培养上脱钩,限制对手国留学生的规模和就读专业;六是利用对SWIFT的垄断地位,将对手国从现有国际清结算系统中剔除;七是利用“长臂管辖”找各种理由对对手国企业进行打压;八是冻结对手国在美财产;九是降低对手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十是采取措施促进对手国资本外逃。

2019年8月,美国财政部一反自定标准和长期惯例,突然决定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社会上又流传美国将因此对中国制裁如对中概股进行退市,引发美国股市暴跌,财政部后来又改口确认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尽管如此,近半年多来,许多美国政客在各种场合看似东一榔头西一棒的甩锅中国、脱钩中国的言论,综合在一起却是来源于一个系统的算计。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一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二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三要守住底线,灵活应对;四是要抓住关键,补齐短板。归根到底要办好自己的事,以更大的力度和决心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加快补齐我们在法治、创新等方面的短板,以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四、坚信当今世界仍有五个“不会变”

不管怎样,我认为未来的10年,世界和中国有五个基本格局五个大趋势不会变。

一是全球化大趋势不会变。人类的全球化事业是过去几十年、未来几十年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中间某一时段会有磕磕碰碰,但绝不会出现全球化终止。从10年、20年、30年长周期时间来看,全球化总是在越来越深入、螺旋式的发展过程中,在克服问题的过程中得到新的发展。即使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苏冷战时期,也不是没有全球化,而是基于美苏两个阵营的各自及相互的全球交往。苏联解体后的近三十年,美国一极独大、主导着全球化进程。这次疫情也必将重塑全球化的表现形态,将形成多极协调平衡的全球化。特别是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进程中,将出现双边、多边FTA与WTO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因此,总的来说,全球化不会停滞,是在曲折中上升。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两会期间强调,中国将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开放、合作、共赢胸怀谋划发展,坚定不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二是世界经济中心东移的大趋势不会变。最近30年、40年,世界经济的中心开始东移,从欧美重心逐步移到亚洲。1980年时亚洲的GDP占世界的20%,2019年已达到36%。尽管亚洲还不是世界的中心,但是亚洲在世界的比重、份量不断地加重。未来10年、20年,这个趋势不会变。因为亚洲的抗灾的复苏能力比欧美的强。不管是我们国家的体制还是亚洲其他国家的体制,亚洲人的文化和抗灾能力比较强。1998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亚洲的国家最先复苏。2008年危机的时候,全球都遇上了世界金融危机,又是亚洲的国家最先复苏,进入加速度发展。疫情后,我也相信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也会率先复工、复产、复苏。亚洲国家过去30年有个趋势,就是每年世界GDP新增的30%在亚洲,预计2030年时亚洲的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可以达到40%。所以,今后几十年,世界经济的中心进一步东移的大趋势不会变。

三是新科技革命对世界的变革的大趋势不会变。新科技革命对世界带来的变革性拉动,不会因为新冠疫情、新冠病毒肺炎而终止、而改变。5G基础上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新能源、新的生命科学,这些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颠覆性的变革、对未来的生产力的拉动,将是极其巨大的、革命性的。这一块现在刚开始。在疫情下它发挥独特功能,疫情过后它更会波澜壮阔。这是第三个不变。

四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不会变。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会因为中美贸易战而改变,也不会因为疫情而改变、而退后,也不会因为一些西方政要、政客有意地抵制跟我们脱轨、脱钩、要撤出中国而改变。我们决不会因为有人搞逆全球化的贸易战而被逼得关上开放的大门,退回封闭的老路,不会的。“在任何情况下,中国开放的大门都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是习总书记在2018年博鳌论坛上的讲话。过往的开放是要素、流量、资金、贸易量的开放,现在除了要素、流量的国际化、规模化以外,更多的是规则、规制等制度型开放,是营商环境与国际接轨,实现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近日,海南自由贸易港总体方案公布,传递的信号正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不会变。

五是中国经济内在的巨大活力、潜力的格局不会变。中国14亿人口的潜力,潜在的经济活力和发展的余地、空间还是非常大的,还没到增长的极限。一般来说,国家的发展在人均GDP由3000美元到1万美元有个中等收入陷阱,一旦跳过这个门槛达到人均GDP 1万美元,往3万、4万将是比较平坦的阶段;而一旦过了人均5万、10万美元以后,会遇到增长的极限,增速会放缓。中国现在正好跳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1万至-3万美元的发展阶段,后面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假设未来15年翻一番2万美元,再下一个15年翻半番为3万美元,那么到2050年GDP规模可能达到42万亿美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发展的潜力、空间很大,我们自身的内循环就可以把中国经济正常的拉动百分之几的增长,而且还可以拉动周边国家、国际社会,包括欧美给它们一个空间,让他们出口到中国来,也是帮别人一起发展。帮别人的也就是帮自己,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定是在互利、互助中发展的。而中国一定能担当这样的大任。我对我们国家疫情后的发展充满信心。

我今天就讲这一些。谢谢大家!

声明:所有会议实录均为现场速记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互联网思想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

来源:新浪网

一文详解美国如何界定“汇率操纵国”

我们来看看美国财政部发布的《2015年贸易便捷与贸易促进法》,判断一个国家(地区)是否操纵汇率有3大指标:

(1)巨额对美贸易顺差


图为2017年第四季度美国与贸易国的顺差数值




中国与美贸易顺差占比额最大,其后为墨西哥,日本,德国,意大利,印度,加拿大,韩国,泰国,台湾,法国,瑞士,英国和巴西。


(2)大量经常账户盈余


图为2017年第四季度与美贸易国的经常账户盈余所占本国GDP的百分比数值


中国第四季度经常账户盈余占中国GDP总额不到5%,最高为台湾,其次泰国。

(3)持续、单向的外汇干预


(即经济体通过买入外国资产促使本国货币贬值)


美国财政部只关心单边干涉外汇汇率——人为的提高美元价值,降低当地货币价值。美国官员不关心其他国家干涉他们自己的货币的流通(比如中国阻止人民币外流)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外国资产的变化,泰铢,新台币,印度卢比和瑞士法郎都在这一标准内。




美国财政部表示,一个国家(地区)如果满足两项标准,或者在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中占比过大,将被列入观察名单。一旦进入观察名单,这个国家将至少连续两次在汇率报告中留在观察名单上,“以帮助确认其相关表现的改善具有可持久性”。

因此,中国并未达到第二和第三个指标,也就是说,中国目前没有达到美国财政部所规定的汇率操纵国的技术标准。

截止2018年4月份荷兰ING银行发布最新裁定报告

泰国处于被贴上汇率操纵国标签的边缘风险。即便美国财政部改变了它如何界定贸易伙伴不公平外汇交易的门槛,也很难在不包括欧元区、日本和韩国的情况下,将中国排除在外。中国留在监测名单上——尽管中国不符合这3个标准中的2个——很有可能使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变得更加紧张。


原文摘自ING研报分子独家翻译

翻译:Lan,Cynthia

校对:Richard

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央行的回应来了


北京时间2019年8月6日,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数小时后,中国人民银行发表声明,主要意思包括四点:1.对美国这一行为,中方深表遗憾;2.这一标签不符合美财政部自己制订的所谓“汇率操纵国”量化标准;3.是任性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4.严重破坏国际规则,将对全球经济金融产生重大影响。

为什么这么说?逐条来看。

一、美方一再升级贸易战的做法令人遗憾

中美两国元首达成共识以来,双方互有积极行动,第十二轮磋商如期举行,原本已经让大家都稍稍松了口气,全球市场也给出了正面回应。

可惜的是,磋商刚结束,美方一些人就再次出尔反尔,谬论歪理和陈词滥调之外,抛出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的邪招令局势陡转,现在又变本加厉、不顾事实,给中国贴上所谓“汇率操纵国”的标签,种种行径,已然离理性和客观的正轨越来越远。

二、为什么说不符合美财政部自己制订的所谓量化标准?

姑且不论美国有没有资格对他国是否操纵汇率进行单边评估,先来看看美财政部自己制订的所谓标准是什么——

1.标准的演变从1988年开始,美国财政部对主要贸易伙伴的汇率政策进行评估,法律依据经历多次调整:最初是《综合贸易法案》,2015年之前主要是《1988年汇率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法》,2016年2月开始又变更为《2015年贸易便捷与贸易促进法》。最后这一法案在汇率操纵问题上对《1988年汇率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法》进行了补充,并对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提出了三条明确的量化指标。一水儿全是用国内法实施长臂管辖不说,认定标准还越来越严苛。

2.最新的三条标准是什么呢?一是该经济体对美国存在较大的贸易顺差,达到每年200亿美元以上;二是该经济体的经常账户盈余占GDP比重超过2%;三是该经济体持续单向干预外汇市场。

如果一个经济体同时满足三个标准,则被认定为“汇率操纵国”;如果只满足两个指标,会被列入观察名单。此外,第一条标准权重较大,如果只满足第一个标准,但该经济体对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占比较大,也可能被列入观察名单。

3.给中国新贴的标签,符合上述所谓量化标准吗?就算对照上述三条所谓“认定标准”,中国也只满足第一条,除此之外——第二条不成立:根据世界银行今年5月的《中国经济简报》,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比重从2017年的1.6%下降至2018年的0.4%,离2%差得很远。

第三条不成立:美国财政部在5月底的汇率政策报告中称:“过去一年中国央行对外汇的直接干预有限”。另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4月15日显示,中国3月末央行外汇占款21.3万亿元,环比下降4.6亿元,为连续第8个月下滑。外汇占款逐渐下降,正显示出央行逐步退出外汇市场的常态化干预,外汇市场供求自主平衡越来越明显。这也与美国财政部此前的判断一致。

那么问题来了,想认定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的理由不足,怎么办?

美方一些人的对策是:改标准!

在美财政部8月5日的声明中,对此前的三条具体标准只字不提,转而采用了《1988年汇率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法》中的广泛定义、声称要考虑其他国家是否存在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标准。

堂堂大国,不仅无视国际规则,自己订的规矩也可以随时按需更改,真是像此前央媒的评论所说,连块遮羞布都不要了。

三、为什么说是任性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行为?

首先,什么是“汇率操纵国”?

“汇率调整”和“汇率操纵”完全不同。前者属一国主权范畴,是一国央行的应有职责;后者是指一个经济体长期、单向、大量地对汇率进行人为操纵,从而对国际市场形成干扰,为IMF和WTO明确禁止。

第二,谁有权评估一国是“汇率操纵国”?今年5月底,针对美国财政部再次公布半年度汇率政策报告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已经明确指出:“一国是不是操纵汇率不是美国定的,有关多边国际机构对于各国汇率一直有权威的评估。”美方多年来对他国汇率进行单边评估,本来就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可笑行为。而作为权威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刚刚结束的对中国第四条款磋商中,指出人民币汇率大体符合基本面。

第三,美国认定的所谓“汇率操纵国”都有哪些?回顾历史,韩国在1988年10月、1989年4月和1989年10月曾三次被认定为汇率操纵,中国台湾地区在1988年10月、1989年4月、1992年5月和1992年12月四次被认定为汇率操纵(注意,这两个地区都曾位列“亚洲四小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处于强势上升时期);而从1992年到1994年,中国大陆曾经五次被认定为汇率操纵方(彼时,改革开放伊始的中国,正在迸发出强劲的经济活力)。而自从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以来,美国再无将他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今年5月28日美财政部的汇率政策报告中,仍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只是与德国、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越南这八个国家同被列入“被观察国”名单。该次报告中同时明确表示:“美国所有主要贸易伙伴都不符合2015年认定的汇率操纵的相关标准”。

可见,虽然美方一直以来蠢蠢欲动想要使用汇率手腕,但是碍于多边国际机构的存在、碍于自已定下的标准,此前多少还是有所收敛的。

但是现在,美方一些人显然已经失去了耐心和控制力,不惜打破多年来每半年度发布一次汇率政策报告的惯例、不惜直接推倒自己刚刚得出的结论、不惜将评价标准视同儿戏,只为了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这一标签,毫无顾忌地将“潘多拉盒子”越开越大。

四、后果和真相到底是什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此前曾表示,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将导致货币战争,有害全球经济。但是美方一些人一意孤行,执意给中国再多贴个标签,执意将一度出现缓和的局面再次推向更激烈的冲突和对立,执意在偏离解决问题正途的歧路上越走越远,将已经伤痕累累的双边关系从“糟糕”推向“更糟糕”。

与此同时,美中这两个最大经济体的角力升级,也势必对全球市场带来新一波打击,不仅会严重破坏国际金融秩序,引发金融市场动荡,还将大大阻碍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复苏,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运行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事实上,中国实施的浮动汇率制度一向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以一篮子货币为参考的,不存在“汇率操纵”的问题。无论是2005年初至2019年6月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升值47%、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人民币汇率大体符合基本面”的评价;无论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人民币汇率言而有信地保持稳定,还是2018年美国不断升级贸易争端以来中国始终坚持不搞竞争性贬值,中国为了维护多边体制的稳定,为了减少对其他无辜经济体的伤害,付出的努力有目共睹。美方横加指责,滥贴标签,失之专业,更失之公理。

结语:中国人不是吓大的

从近的看,1992年到1994年的中国,尚且不惧美国连续五次的所谓“汇率操纵国”认定;从远的看,与1776年建国的美国相比(至今243年),中国的夏朝471年,商朝514年,周朝791年,唐朝290年,宋朝320年,明朝277年,清朝267年——中国人,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

对手越是着急,越是下狠手放大招,越是说明我们是个值得被认真对待的对手,越是从反面印证了我们的战斗力。对手都这么瞧得起我们,我们有什么理由看轻自己?

万物皆可盘,水来有土挡。“潘多拉盒子”放出再多招,我们也有“乾坤袋”能收得掉。


黄奇帆:对疫情下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的三个认识


➤摩根斯坦利公司通过与产业链上的实际决策者——跨国企业们的交流,发现这次危机其实会放慢经贸摩擦以来所谓的产业链搬迁趋势
➤在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市场是王牌,产业链是王中王,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是基础牌,核心技术创新、补齐短板是关键牌,深化改革开放是我们永远的底牌
➤中国的企业一定会突破技术封锁、补齐产业链短板,中国制造的产业链集群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当前,在全球危机下,美国等西方政客针对中国提出了“撤资中国”“制造业外迁”“去中国化”“脱钩论”等等观点。我们要保持定力,以稳定谋发展、以创新寻出路、以开放拓市场,不惧怕西方少数势力对中国的敌视,通过练好内功、广交朋友,努力抓住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新机遇。对这个问题可从三个方面分析。
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手段,“脱钩”“制造业外迁”等都不符合市场规律
当前全球水平分工的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结构,是全球生产要素以市场化方式自由流动、最优化配置资源所形成的,在疫情发生前具有相对稳定性。疫情的发生打破了这种稳定性,跨国公司在全球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时,更注重效率、效益和成本,所以疫情所带来的产业链调整,也必然要符合市场规律,而不会是少数政客的意愿。
美国等国外资企业如果从中国撤资,就需要转移生产基地,在美国或者其他地方重新建设生产设施,寻找产业链配套上的新伙伴。这一过程对这些企业而言成本高昂,有难于逾越的困难:
第一,产业重建所需要的资本投入难以保障。疫情已经持续了四个多月,很多企业的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现金流极其紧张,很少有制造企业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投资重建工厂。各国政府也难以给予这类企业相应的补贴。而资本市场也因为企业业绩下滑,失去了为重建融资的能力。所以,仅仅为了政治目的而让企业冒着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的风险,去搞重建工厂,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也是不符合常理的。
第二,产业重建的配套产业集群无法轻易建立。如果一家企业迁回美国,不仅仅是一家龙头企业的迁址,还必须要有产业链上企业集群的配套跟进。在制造业分工如此细致的市场环境下,一家制造企业通常都有成百上千个配套企业,这些配套企业大多不可能搬迁到美国。而失去原有配套企业,会导致搬迁企业产业链断裂、制造成本急剧上升,这也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
第三,产业工人的成本、素质难于平衡。制造企业的全球选址,不仅要考虑选址地的劳动力成本,更要考虑劳动力素质。与我国的产业工人相比,欧美劳动力成本较高,东南亚等地的劳动力成本尽管较低,但工人的基本素质往往也较差。我国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信息化进程,产业工人既有较高素质,同时成本还有比较优势,因此综合起来在全球占有相对优势。
第四,美国的经济结构制约制造业发展。想要发展某些产业,不仅要考虑上层建筑的主观意愿,还要考虑国家的经济基础,包括金融结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等。美国的产业结构中超过80%为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工业制造品基本依靠大量进口,它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并不适合发展制造业。
第五,制造业发展的基础设施难以配套。从总体上看,美国的基础设施优越,但是这些设施往往都是服务于第三产业和城市人群的。而服务于工业的铁路、港口、信息网络以及工业区所需要的七通一平等基础设施,由于美国工业制造业的衰退而变得很不完备,短时间建设这些设施需要政府或企业天量的投入,这也是基本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洗牌并不会像西方少数政客所希望的那样出现与中国脱钩,而是要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向垂直方向整合,向更多元化和更具韧性的方向发展。
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制造的优势已经被全球产业界所承认,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工业基础设施具有配套齐全、综合成本较低的优势,具备了支撑全球产业链变革的可能。此外,中国本土具有超大的市场规模,这几十年投资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其产品70%以上是销售在中国市场上的,撤离中国等于丢弃市场。这也是确保全球产业链留在我国的决定性因素。
疫情下的全球产业链重构表现为结构性重构而非搬迁式重构
最近20年世界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全球产业链的水平分工结构。但是水平分工导致产业链条环节过多、运输距离过长,造成物流成本高、运输时间长,从而增加全球产业链断裂的风险。一旦遇到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危机,就会打破产业链平衡,从而给全球制造业带来灾难性的冲击。
面对这种脆弱性,产业链重构最合理的方向就是,让这种产业分工能够在某些地域聚集成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产业链集群是在一定地域内既做到全球化水平分工,又实现垂直整合型生产关系,是提高全球产业链抗风险能力的产物。产业链集群的结构性重构,就是要让全球最优秀的企业,聚集到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某一区域,产品收益仍然是由各参与国企业分享。
当前担心疫情引发产业链搬迁之声不绝于耳,但摩根斯坦利公司通过与产业链上的实际决策者——跨国企业们的交流,发现这次危机其实会放慢经贸摩擦以来所谓的产业链搬迁趋势,原因有二:
第一,搬迁意味着新投资,但在全球衰退阴霾笼罩下无人愿投。
经此一疫,欧美经济估计需要两年才能恢复元气。中国以外的拉美、东欧、东南亚新兴市场都具有薄弱环节,风险很高,容易被疫情、汇率、债务等因素引发连锁反应、增加市场风险。因此,跨国企业未来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现金、减少投资,而非搬迁所带来的新资本开支。它们的调研发现,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国以外投资设新厂,或者在其本国加大自动化投入,这些意向当前纷纷被延期。
第二,中国在制造业产业链集群上的优势是无可替代的。
以TMT产业链为例,全球龙头企业几乎都认为,中国复工中所展现的管理能力,进一步验证了中国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制造业优势:在封城之后仅仅两个月内,疫情受控,生产能力几乎满血复活。不论是红黄绿码技术应用,还是体温、口罩、食堂隔断等公共卫生管理,以及员工的配合度,都远胜于其他潜在搬迁目的地,如东南亚等地,后者目前正经历更坎坷的生产停摆、供应脱臼。
摩根斯坦利公司对跨国企业的调研还发现,疫情之后的世界如何,大家当前还都是揣测,但有一点在跨国企业调研中较为明显:疫情促使下一阶段的产业更重视数字基建,即云服务、物联网、远程服务等。中国恰巧正在5G、数据中心、IoT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加速,中国未来的商业基础设施应该会得到加强而非削弱。
所以这一次的全球产业重构一定不是简单的搬迁,而是根据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以及全球各地所形成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生产关系要素进行的结构性配置,并基于此创新出产业链集群垂直整合的产业重构。
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过程中的新机遇
对我国制造企业来说,应认识到目前产业链阻断和进出口订单减少而导致的生产停摆,主要是疫情造成的,与所谓的“脱钩”和“撤资”无关。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优势有底气、有信心,不要放大自己的困难,而是要审时度势,重新思考全球产业链布局的方向,突出中国在制度上的优势,进一步夯实产业链集群化发展的基础设施,积极布局基于新技术的产业生态、推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具体应对措施包括:
第一,健全产业链布局,补齐短板。我们产业链上的短板,一旦面对不可控的政治或自然因素,产业链就会面临断裂危机。面对疫情下全球产业链重构,我们应倒逼自己,运用科技创新实现技术和工艺突破,尽全力将产业链中一部分举足轻重的零部件实现本土化。
拥有产业链集群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撒手锏。越是在当下的全球产业发展格局下,越要健全产业链,抓住关键问题、补齐短板,凸显劳动力成本、供应链成本、营商环境等优势,完善产业链配套设施,吸引更多全球优秀企业加入我们的产业链集群,用更大的开放抵御“去中国化”的错误思潮。
第二,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转向内销。2019年我国货物贸易出口额17.23万亿元人民币,受疫情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出口额下降11.4%,第二季度的情况可能会更差。在全球疫情可能还会有较长时期延续的情况下,一些出口企业会处于订单长时期骤减、资金链断裂的极度困难中。应制定政策,加快启动国内经济循环,鼓励出口型企业把自己的产品根据国内市场的需要进行改造,扩大内销份额。
第三,鼓励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用新技术开发国内市场。我国人口基数、自然资源、GDP水平决定了自身市场巨大,各行各业存在大量基于新技术的市场空间。比如,中国石油每年进口大约4.5亿吨,自产大约2亿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能源需求还会进一步增长,石油进口难道要增加到6亿吨、7亿吨吗?这样的能源结构是不安全的。事实上,我国具有世界最丰富的煤炭储量,每年煤炭产能在50亿吨,实际产量大体在40亿吨,用煤炭代替部分石油作为化工原料是有发展空间的。我们要努力研发煤炭的清洁利用技术,在清洁工艺的前提下,发展煤制气、煤制油,煤化工,释放这一领域的市场空间。
再比如,截止到2019年6月,我国汽车每百人保有17.9辆,与发达国家比还有一定上升空间。尤其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以及汽车产品自身向数字化平台变革,汽车产业依然有着巨大的成长空间,并将极大地带动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我们应该鼓励汽车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努力探索汽车消费新模式,重新思考牌照束缚等问题,通过释放汽车新消费,扩大汽车产业的国内市场。
第四,重视网络空间市场价值,充分发挥跨境电商的作用。疫情期间,阿里巴巴和京东这类的电商企业,其营业额没有出现下降,反倒逆势上扬。这说明网络空间所形成的市场,与传统的市场有很大不同,在疫情期能够部分避免因为物理隔离所带来的交易障碍。所以,要进一步发挥中国在跨境电商平台上的优势,增强跨境电商平台服务不同国家市场的能力。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帮助它们加入跨境电商平台,增加中国的贸易进出口总量,并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提高我国跨境电商平台的服务能力。
第五,努力扩大进口贸易总额,实现进出口平衡发展。面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机会,我国应进一步降低关税、扩大进口,力争成为世界进口第一大国。出口大国不一定是经济强国,但持续稳居进口第一的大国一定能使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成为进口大国,首先,会减少与他国的经贸摩擦,大家都会争相与你合作,从而收获更多全球贸易伙伴;其次,进口大国在很多领域更容易拥有商品定价权;第三,进口大国的货币在全球贸易中也会成为计价货币,变成硬通货;第四,进口大国会推动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致使一部分进口产品直接使用人民币支付,这样也能更好地平衡进出口过程的外汇收支;第五,进口产品的增加不仅会带动老百姓消费结构的变化,还会带动制造业的产业结构、供应结构升级调整。这都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应该看重的。
总之,在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过程中,市场是王牌,产业链是王中王,营商环境的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是基础牌,核心技术创新、补齐短板是关键牌,深化改革开放是我们永远的底牌。
打好这五张牌,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还能够用实际行动回应西方政客的外资撤资论、中国脱钩论、逆全球化等言论。中国的企业一定会突破技术封锁、补齐产业链短板,中国制造的产业链集群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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