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对话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

┃ 来源：健康点healthpoint  王宇 

2月12日，《流感下的北京中年》（下称《流感》）继续“刷屏”。

机构媒体与自媒体跟进；为作者岳父提供诊疗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专家詹庆元发声，就“人工肺”做科普，并呼吁公众对流感、重症流感早识别早治疗。

“不明病毒”是什么？流感何以致死？对于急危重症患者和家庭，能够顺畅转诊的医疗服务系统是否可期？

2月12日，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贺胜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冬活动强度高于近几年平均水平的流感疫情已经回落。但困惑仍未消除。就此，记者专访了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

致死是流感的特点

记者：

流感何以致死？

冯子健：

致死是流感的特点之一。（参考阅读《流感是如何置人于死地的？》，原载于《南方周末》）一般来说，流感重症比例不高，公众对“流感致死”的感受并不强烈。但由于今年感染流感的患者人数众多，严重病例、死亡病例的绝对数值有所提高。

病死率是衡量流感严重程度的指标之一。2009年流行的甲流，病死率是0.2‰，即10000人里可能有2个死亡病例，与其他疾病相比并不高。而1918年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间，病死率可达2%，即上升100倍。

总体来说，流感以轻型病例患者为主，大多数患者过几天就会自愈。只有极少数患者会非常严重，这其中还有一些患者死亡。是自愈、发展成重症还是死亡？这取决于病毒特点，也与患者自身的体质差异有关。

有一部分人感染流感后，机体免疫反应非常强，我们称之为“细胞因子风暴”。“细胞因子风暴”的目标是清除病毒，但也可能导致患者自身的机体损伤，比如《流感》一文提到的“白肺”。

记者：

有一种观点认为，患者发展成重症，可能是未能尽早做流感确诊导致，您是否同意？公众如何能挣脱“因疏忽发展成重症”的恐慌？

冯子健：

首先，流感发展成重症并非延误造成的。患者的个体反应不同，有些患者的病症是自限性的，3到7天，症状就能缓解；另一些患者可能就会持续加重，像《流感》中作者的岳父，即便使用了“人工肺”这一最高级的医疗手段，也无法挽回。

目前，在重症发生之前，没有特别好的办法能够及时识别这种重症倾向并采取临床干预。不是中国目前的能力做不到，而是疾病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记者：

作者在文章中也始终在反思，没关好窗户，没立刻去大医院，是不是错了？

冯子健：

开窗受寒，抵抗力下降，可能会导致感染、发病。但具体到这个案例，由于病毒感染的原因和途径有很多，也不见得就是开窗导致这样的结局。此外，每个患者自身体质不同，发病后立刻到大医院就诊，结局也不好说。我们不能用一个病例作为对整个疾病的认知依据。

记者：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甄别可能致死的流感和普通感冒？

冯子健：

首先，实验室有丰富、专业的手段甄别流感和普通感冒。包括中国在内，国际上目前普遍使用的有PCR、快诊试剂等方法。其中，快诊试剂成本低，使用便利，可以在门诊使用。当然这个办法也有缺陷，即准确性不够高。但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要求快，准确性就必然要打折扣。

其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在临床上甄别普通感冒和流感是没有太大价值的。因为流感和普通感冒的治疗手段相同，区别可能就在于流感可以在48小时以内使用奥司他韦（即“达菲”），但是绝大多数流感患者，即使不使用“达菲”，症状也能逐渐减轻。“达菲”的目的是缩短病程，减轻症状，或许能阻止一部分患者发展成重症。

不过，重症患者在所有感染者中所占的比例如此之低，如果临床上对每一个上呼吸道感染的患者都做PCR这样的临床实验甄别，通常也要等几个小时才能出结果，对医疗机构和候诊的患者都会造成很大的压力，成本也相对高昂。因此，现阶段对流感的甄别仍然以医生的常规诊断为主。

大流行不可避免 

记者：

今年是1918年导致5000万人死亡的西班牙大流感100年。在您看来，在流感防控上，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冯子健：

流感并非新疾病，是病毒感染呼吸道为主的疾病。特点是每年都会形成季节性高峰，在北半球是冬天高。每年流感的流行强度是不同的。有时我们几乎感受不到，它就过去了；有时会像今年这样，感受非常强烈。以人类现在的科技水平，流感是无法避免的，我们也无法预测病毒变异。

需要警惕的是流感大流行。流感大流行的前提是病毒发生较大变异，人群对其没有免疫力，由此导致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重症和病死率也会提高。某种程度上，大流行是人类的宿命。1918年的大流行有2%的病死率，且发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但从目前的科学水平来看，这是不可避免的。

目前全球流感研究和防控的投入都非常大。世界卫生组织为流感建立了少有的全球性监测网络，中国是监测网络的一部分。公众能够得知流感病毒类型和强度的前提，就是监测网络的建立。

此外，人类为了解决流感困扰研制出疫苗，目前仍是最好的保护手段。中国目前有数十家流感疫苗生产企业，产能可以覆盖1亿人。如果疫苗接种需求进一步提高，中国的产能还可以进一步扩张。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的流感疫苗接种人数并不多。

这次流感暴发给疾控部门的教训也正在此。我们需要利用各种方法，从政策、免疫服务、医务人员教育等方面入手，促进公众接种流感疫苗，特别是高危的老人、孕妇、儿童。发达国家就是这么做的。

记者：

对于《流感下的北京中年》，您有什么看法和评价？

冯子健：

首先，从疾控专家的角度看，这篇文章从个人和家庭的视角观察、感受和记录了这次流感疫情的影响，很有价值。

其次，也促使我们反思自己的工作，有什么办法促进公众接种疫苗。《流感》一文很清晰地展现了目前中国医疗体系承受的巨大压力；此外，在救治成功率不确定的情况下，究竟要不要上代价高昂的“人工肺”？这既是医生的纠结，也是家庭的纠结，还涉及医学伦理，决策非常困难。

此外，如何通过深化医改，减少重症患者在就诊过程中的周折？医改的目标之一，是让患者不需要如此纠结，医疗服务体系就能帮助他解决转诊、沟通等问题。我们要改进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这是改革的目标。

这篇文章对整个过程的记载，包括中年人承担各种社会角色的负担和压力，能引起读者的同理心、同情心和共鸣。我认为写得非常好。

记者：

作为疾控专家，您对流感大流行的应对有何建议？

冯子健：

还是要对流感大流行做充足的应对准备。今冬流感已经给医疗机构造成这么大的压力，如果患者数量再翻倍，重症患者数量再翻倍，我们的医疗服务体系能否承受？那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医生和护士也会病倒。全社会都要做充足的准备。

虽然我们不知道大流行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面貌出现。但我们可以确定，大流行会出现，这是不可避免的。

今年是西班牙大流行的百年纪念，也是一个契机。中国这么大，有这么多的人口，又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包括医疗服务在内的整个社会服务体系，都要尽力快速适应挑战，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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