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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办医遇重大利好,还是凛冬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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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印发的“2018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文件”看点很多,但今天重点谈谈社会办医。


翻看了2014~2018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一个最直观的变化是:文件对社会办医的笔墨在逐渐减少。这种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繁花似锦

对社会办医支持力度最大的文件是在2014年~2015年。


2014年的任务涉及到了社会办医的方方面面,最主要的就是放开社会办医的市场准入,并提到了当时社会办医最大的几个难题:土地、人才、职称评定等,放开了营利性医疗机构的规划布局限制,放开了社会办医院的价格,推进多点执业。最重要的是这一年提到了公立医院改制这个非常敏感的改革。


2015年的任务用940个字写了社会办医的工作,重点任务依旧是审批问题,但这次明确提到要解决社会办医中的各种枷锁问题,并继续推进医生多点执业政策的改进。


2015年也出台了《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办发〔2015〕45号),45号文是对前两年医改工作任务中社会办医的细化。2016年的医改工作任务要求则是继续落实45号文,并没有更多新内容。


实际上,2014~2015年也是社会办医最热的两年。市场不仅冒出了医生集团新型的服务组织,网红医生更是纷纷走出公立医院加入民营机构或者自办医疗机构,医生和互联网医疗兴办新型诊所也走入了大家的视线,投资者对此热衷。


紧接着,独立的检验中心、影像中心、血透中心等得到政策支持,医政医管局增加了相关设置标准。


微妙的管控

不过,2016年是社会办医政策风向的分水岭。


从医改文件的内容看,2017年以后,明显可以看到,政府对于社会办医的态度是倾向于约束的。


例如,2017年提到了一条,就是加强社会办医中非营利医院的管理。具体来说就是:“加强对非营利性社会办医疗机构产权归属、财务运营、资金结余使用等方面的监督管理,加强对营利性医疗机构盈利率的管控。”


这明显是在清理社会办医的一些乱象,很多非营利性社会办医疗机构普遍存在利润转移等问题,甚至提到了要管控赢利性机构的盈利率。客观来讲,这一点很难实现,因为这已经具体插手了机构的运营问题,控制多少、怎么控制,都缺少现实的工具和途径。


2018年医改任务,既能看到放开的要求,也能看到明显的管理。例如,解决跨部门审批的问题。对于一些新型的服务组织比如诊所,文件中更是提到要“制定促进诊所发展的指导性文件,修订诊所基本标准,在部分城市开展诊所建设试点。” 诊所基本标准要如何修订?这里可伸展的空间很大,既有可能真的促进诊所生态,也有可能成为更严厉的管制。


而管控的内容,明显看到国家鼓励公立医院和社会办医合作的形式是医疗联合体、分级诊疗,而前两年提到的公立医院改制的问题也不再提及了。之所以说是管控,是因为医疗联合体的牵头医院往往是大三甲医院,这无疑客观上导致了“大鱼吃小鱼”的格局,社会办医院从基层的获客渠道被打乱,更多情况下,社会办医院成了三甲医院的变相分院,医院的发展实际上是被“扼杀了”。


事实上,社会办医的管控趋向于严格还体现在2017年底《健康报》透露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提到,“明确对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和营利性医疗机构分类管理,政府不举办营利性医疗机构(第八十三条);禁止政府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与社会资本合作举办营利性机构;公立医院所有收支全部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第八十四条)”。


上述倾向明显否定了两类机构:(1)改制的公立医院,通常是非营利性医院,特别是社会资本和政府办医院PPP股权合作的医院是不允许的。(2)政府举办的营利性医院。这将影响公立医院,其通常会和社会资本合办高端国际医院,一旦《基本法》按照以上要求实施,这些都是问题。


笔者熟悉的一位投资者说:“最近正在处理麻烦事,我的投资还不知道怎么撤回来。”


除此之外,医生资源的获得也逐渐难了。最早政府支持医生多点执业,并认为这是促进社会办医的重要方法。


但这两年里,医生多点执业的伦理问题开始多了起来。患者对医生介绍到民营医院做手术不满意,工作室的费用昂贵。公立医院则认为医生挖了墙角。靠多点执业来解决人才问题的模式危机重重。


取暖时代?

最近几起市场动向值得关注,几位巨头合并看似实力强大,背后却非常微妙,我们来看一看市场的举动吧。


首先是华润凤凰医疗于2018年8月8日更名为“华润医疗控股有限公司”,华润医疗对管理团队进行了大调整,不仅百万港币年薪引进香港医管局原董事局主席担任新董事长,还委任原华润三九总裁、华润医药集团总裁宋清担任副董事长、执行董事,并兼任华润健康集团董事长。


两者在合并前,华润的优势主要是收购一些国有企业医院,而凤凰的长项则是公私合作的模式和供应链,最为典型的就是门头沟模式,凤凰涉及到的公立医院居多,并且医疗网络相对于集中在北京和河北。


华润凤凰的更名,意味着凤凰医疗彻底消失。而最近几年,取消以药养医、政府对公私合作和对政府办非营利性医院利润和财务的管控趋向严格(上述医改工作重点中都提到了),都对凤凰的长项是不利的,例如IOT模式、供应链业务。


其次是沭阳县第二人民医院被曝破产清算的新闻。根据看医界的报道,该医院破产的原因是企业破产。


根据报道的信息,沭阳二院工商注册于2015年12月,由江苏众润投资有限公司全资持有,这是一家主业为房地产开发公司投资新建的。


虽然投资失败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但投资3年就彻底失败,说明经营好社会办医并不是仅仅是资金就足够的。该院破产和医改大环境(宿迁当地的环境)、经济环境都有关联原因。


第三件事是企鹅医生和杏仁医生合并。合并后,企鹅医生创始人王仕锐将担任首席执行官,杏仁医生创始人兼 CEO 马丁担任总裁,杏仁医生创始人兼 COO 徐琳将担任新公司首席运营官。


根据媒体报道,合并之时,企鹅医生已在北京、成都、深圳建设23家企鹅医生诊所,背后的投资方有腾讯、基汇资本、医联、红杉资本中国基金。杏仁医生则有 6 家互联网+开放型医疗中心。


根据新华社2018年的报道,王仕锐曾经说,2018年将门店开100家。


杏仁医生的业务主要以互联网为主,也有诊所业务, 媒体的公开报道显示,原杏仁医生马丁的主要思路是告别医生的聘用制,改为合伙共建制。


回看企鹅医生和杏仁诊所的信心满满,以及现在的小心翼翼,即使背靠腾讯这样的投资力量,经营诊所的事情并不像最初想象的那么好玩儿。除了运营本身的问题,基层全科医生的缺乏、多点执业的质疑都是诊所运营的挑战。


可贵唯“慎”

综上,对于社会办医,政府管控有所缩紧。虽然地方态度开放不少,但是真正落地的时候还没有到。


例如:上海近日出台了影响力非常大的《关于加快发展健康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放开100张床位及以上的社会办医疗机构、全科诊所和中医诊所的规划限制,取消社会办医疗机构规划限制。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的设置审批和执业登记实施“两证合一”,实行直接执业登记。


很多文章夸赞“两证合一”简化了审批程序,但实际情况正如一些真正操作医疗机构人士谈到的,“两证合一”的意义并不大,设置医疗机构需要N个部门的多层审批。


博德嘉联林锋教授如此评论:“建医院办诊所,最后都必须要还验收获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而且建医院,涉及的审批部门远不只卫健委,环保,消防,城规,城管等等,各有各规,以前有设置审批,大家觉得很烦很不合理,现在放开,一定是好事,我看未必,医院是建成了,到这验收可就没个依据,到时这不符合医院平面要求,那个过道够尺寸,一堆整改要求,很可能钱打水漂,猴年马月拿到许可证可我另说了,在国外,医生怎么建,可以各异,主要审核的是是否流程能保障医疗安全及质量,是一个系统性的政策配套,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放开。”


个人认为,社会办医总体的环境并非“重大利好”。相对趋紧的政策管控、中产消费能力的下降,加上投资故事越来越乏味,投资环境并不乐观。不过,客观上,资本“投机”机会逐渐在减少,投资者不仅需要耐力长跑,还要找好角度。


原标题:读五年医改重点任务看社会办医趋势:到底是重大利好,还是凛冬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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