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蓉：解读“4+7”扩围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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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央广网

带量采购是一种新的招标方式，从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仿制药对应的通用名药品中筛选试点品种入手，国家组织开展药品集中采购试点，以此降低药价，控制医保费用。2018年12月7日，上海阳光招标采购网公示了“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的拟中选结果，有25个药品拟中选。于2017年同种药品最低采购价相比拟中选药品价格平均降幅为52%，最高降幅达96%，带量采购试点落地，在医药行业掀起热议。

今年的9月24日，参加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和使用试点扩围的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上海开展联合招采，并产生拟中选结果，“4+7”试点扩大范围到全国。

“4+7”试点是我国解决看病贵药价贵问题组合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降低虚高药价，探索以市场为主导的药价形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4+7”试点自今年4月1日全面落地实施以来，总体进展顺利，群众受益，效果显著。

近期，央广网邀请到中国药科大学邵蓉教授，为我们解读“4+7”扩围采购带来的变化。

嘉宾介绍：中国药科大学教授、国家药物政策与药产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邵蓉

主持人：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4+7”带量采购是怎么回事？

邵蓉：去年国家推行的“4+7”带量采购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尤其是业界。客观来讲，专谈“4+7”带量采购的话，在这个工作方案的设计中确实非常精妙。首先针对以往的各类分类采购，“4+7”带量采购聚焦了一直想解决的带量采购、量价挂钩、招采合一等问题。在“4+7”带量采购中针对它做了一些如“量”的预设，采购要求、预付款以及使用方面的配套要求。

第二个方面，在以往的采购中，尤其是双信封招标时，技术标开出后，商务标直接是唯低价是取，大家担心中标的低价药品质量没有保障。这一次在“4+7”带量采购时，针对这个担忧做了一些解决措施。首先“4+7”参与招标的品种，必须是通过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品种。也就是在质量上是有所提升和保障的，解决了大家以往的担忧。

第三个方面是业内比较关注的原研药，专利药过了专利期后原研药的“超国民待遇”现象，也就是这些品牌的原研药价格居高不下，仿制药利润空间无法与之相比。去年“4+7”带量采购的25个品种中，有3个品种是原研品牌药，实际上更多中选的是国内仿制药。所以价格整个的水平是往下降的，也是为未来的仿制药替代原研药做了很好的探索和铺垫。

第四个方面，它还有个好处就是“4+7”制度设计时，实际是考虑到以往曾经的招标采购中的单一货源承诺所带来供应保障方面的风险，单一货源承诺的供应，因为不可抗力等一系列主管和非主观因素影响，短缺的风险发生概率较高。那么在“4+7”在制度设计时，考虑了投标企业在“4+7”的11个城市中以往的供货状况，以及它的产能状况，在制度设计中已经考虑了未来供货的保障能力因素，应该说也是进步的。

但是把一个闭环的试点结果，放在开放的社会环境和产业环境中，可能带来的综合影响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主持人：这次“4+7”扩围又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

邵蓉：这次扩围与以往的就招标采购中探索的，我个人主要关注以下几点：

第一，它是针对这25个品种继续扩围，它是销售市场的扩围。

第二，因为是销售市场的扩围它会带来一个量的增加，量价挂钩，“量”在保障并且扩量的前提下，降价一定还会有很大的空间去实现，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参与者特别多，竞争相当激烈，所以基于占领市场分额、投标者心理，以及发展战略上的考虑等，报出了一个让我们都感觉非常震撼的价格。

第三，这次扩围值得一提的是它不是一家中标。原有的“4+7”采购，其实一家中选以后有个备选，那么这次是三家中选，而且需要三家中选企业来选择它供应的市场，然后按照分别不同中选的厂家数，占有采购量的不同的比例，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亮点。

主持人：这次政策推向全国之后，老百姓会说这是药品的一次“集中团购”，我们如何能让老百姓真真正正的能感受到药价的下降？

邵蓉：对于长期的慢性病用药人群，而且药品本身如果没有替代的话，他们的感受是真真切切的价格跌幅，我相信他们一定有非常强烈的获得感。那么对于一些其他老百姓，就是其他患者来讲，他就有一个仿制药和原研药的替代，以及仿制药和原研药之间的关系的认知，所以我们相关的政策配套应当对普通老百姓要有一些宣贯。

主持人：现在药价下降了，怎么能保证这些中选药品的供应和质量？

邵蓉：这也是业内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我想讲我们要关注这几个问题：

第一，风险和获益本身是需要平衡的，不管是从我们的药品的本质属性上来讲，还是说我们产业发展上来讲，应该都是要建立权衡观（平衡观）的。

第二，我们在整个制度中也要考虑到长期和眼前这样一种关系问题。所以您刚才问到的问题是一个，“没有远虑必有近忧”问题，你问到的是未来的一个可持续和健康发展的问题。那么我想在持续发展和持续更新改进的要求下，即产品的质量还要逐步提升的状态下，这个问题确实非常重要。因此在整个的制度设计中，其实也是我们的业界比较关注的，对于产品来讲，单一产品的制造成本之外，还要包含期间费用，它涉及到管理的、销售的、研发的一系列的，尤其是产品持续改进质量保障的这样的管理体系和风险管控体系维护成本的考虑。

目前看，企业转型升级中一定要考虑到，单一产品的生产商本身的风险就会大；对于多种品种经营的，会把这种管理体系和风险管控体系的维护成本，公摊到别的产品中。所以从长远的发展来讲，应当把这个担忧努力不要变成现实，而应当关注长期可持续性发展，也就是说企业它在竞争过程中要良性竞争，同时还要有一个合理的利润空间。

主持人：您刚才也提到了企业的利润，我们“4+7”把药价下降了，仿制药药品的企业利润就变少了，从而带来的就是企业要转型升级，这对我国的仿制药市场的格局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邵蓉：应该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是仿制药的大国，国家科技部门、药监部门等部门一起，从国家层面上，把药品的创新提到了非常的高度。2015年以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推出一系列的促进创新举措，特别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创新和仿制共同发展方面。我们国家从仿制大国转向创新，这几年的起步也让人特别振奋。“4+7”以后用什么来促进创新？当然我相信创新不仅仅是一种主观上的一些想法，它一定要有人才、制度、政策、资金的保障。

以资金为例，我国的产业仿制药的利润拿来用于创新的确实是相当大的比重。除此也还有一些国家重大专项来引导创新，然后再有这几年的投融资的环境的向好（类似于风险基金、天使基金特别的活跃）。因此在您刚才问题中应当关注的是，就是我们的政策如何去鼓励社会资金（投融资环境比较完善）来投资药品创新，但创新毕竟是一个长周期高风险的事儿。如果说近期不出利，会不会投融资环境发生变化？我觉得对未来的格局来讲，虽然仿制药的企业薄利的时代一定会到来，仿制药替代原研，惠及百姓、减少支付压力是必然趋势。但是在整个的过程中还应当基于国情，按照总目标，渐进性行进，实现社会综合效益最大化。对于企业来讲，眼前已有企业在转型创新，或者把仿制药要做大做强，利用规模效应，成本优势来参与市场竞争。

还有一部分企业整个注意力转移到创新上了。我个人觉得基于中国的国情，不要忽略创新中的改良创新。注册品类中的第二类药就属于改良创新，改剂型、改规格、扩适应症等，但是一切都是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我国既要高大上的创新，又要重改良创新，它事半功倍。同时仿制药要提升质量，靠品牌和规模效应来完成我们产业的转型升级。

主持人：我最后问一个老百姓比较关心的话题，现在利好政策有了，怎么能让老百姓尽快的用上这些中选的药品？

邵蓉：这也是业内中比较关心的问题，实际上从产业的角度需要关注的是中选的品种怎么去落地实现企业的目标，国家也非常关注它怎么落地，所以需要出台落地政策。从我们老百姓来讲就看到这样带来的价格变化，我怎么能享受到？并且我还要持续享受到，拿更少的钱取得更打的效益。为此国家药监局、卫健委、医保局，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层面上都发了一些文。各部委在职责范围内都做了一些政策上的要求。比如说药监部门，关注中选品种的质量监控、停产等生产计划改变；特别关注一致性评价的品种，它会不会因为薄利时代的到来，把一致性评价后持续合规的问题变成“一次性”评价。比如说卫健委文件，要求“优先采购、优先挂网，优先采购，要进医院目录，同时要医生处方”等。卫健委在保证这些落地的具体措施中，有纳入绩效考核，纳入重点监控、实时监控，监测使用等措施，其实都是针对这个问题做出的相关举措。

医保局也出台了多个文件，针对刚才您提出的问题做了一些设置。比如关注产业的利益的回款的问题。总得来说，应当说“4+7”工作的探索引起了各部委的高度关注，都出台了相关政策，来保障我们老百姓切实可以用到这些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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