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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 | 37例“携子自杀”背后，我们看到了这些...
因马麟医生曾参与一线抗疫工作，网友们更多关注的是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问题。造成悲剧的根本原因难以厘清，但“携子自杀”的细节及带来的父子双亡的悲剧结局却令人唏嘘。
“携子自杀”作为自杀情形中相对特殊的存在，其影射的社会问题、心理问题、家庭关系问题确有探讨的价值。
通过在各类新闻资讯网站中以“携子自杀”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作者收集到37起相关案例。由于农村地区发生的此类事件媒体关注缺位等原因，想穷尽近年来发生的所有类似案件变得十分困难。
尽管如此，通过已有的样本量去管窥“携子自杀”这一行为背后的动机和问题根源，引发社会关注和反思，防止发生更多悲剧，是本调查的出发点。
在统计的37个报道案例中，最终造成孩子死亡的共计24例，自杀未遂的共计13例。发生在城镇的占41.7%，发生在农村的占58.3%。
母亲携子自杀较为普遍，占样本量的81.1%，父亲携子自杀占16.2%，父母双方携子自杀的占2.7%。
37起案例中，孩子的年龄从未出生，到18岁都有。其中学龄前儿童遇到此类状况占比较大。
报道案例中涉及的案发地以南方居多，但鉴于很多地区可能存在相关案例未被报道的情况，地区分布只供参考。
通过对报道中提及的可能原因进行进一步分析，家庭矛盾引发悲剧的情况占比较多，包括夫妻争吵、公婆矛盾、离婚厌世、外遇出轨、留守妇女等。其次，经济方面的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携子自杀”情况的出现，典型情况诸如母亲深陷套路贷最终携子自杀。另外，占比较少但同样值得关注的情形包括产后抑郁、孩子残障、家校矛盾、精神压力等。
问题一：女性携子自杀比例高
母亲一方携子自杀比例远高于父亲一方，由于家庭矛盾造成悲剧占比近70%。案例中所涉及的“家庭矛盾”各不相同，包含有与丈夫不睦、婆媳矛盾、产后抑郁、家庭暴力等多种原因。
诱发女性携子自杀的原因之一是“产后抑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发布的《抑郁症及其他常见精神障碍》报告，全世界目前有超过3亿人正在与抑郁症作斗争，其中女性发病率为5.1%，男性发病率为3.6%。女性抑郁症群体占抑郁症患者总体一半以上，约为65%。有50%到80%的女性，会在分娩后3-7天内，出现产后抑郁的症状。
除了产后抑郁，近年来“家暴”这一话题也被越来越多人所关注。
2019年4月21日，四川攀枝花27岁妈妈携4岁大儿子、一对2岁双胞胎儿子跳河自杀。官方通报称三子多病，家庭不堪重负，亲属多次劝解，该女子仍走上不归路。但据媒体报道，该女子丈夫酗酒、赌博且对其长期家暴，女子离婚未果，遂走上绝路。
在37份样本中，并无直接提到有家庭暴力因素而导致携子自杀悲剧，但根据全国妇联2016年11月关于家暴的调查，全国2.7亿个家庭中，有30%的已婚妇女曾遭受过家庭暴力，平均每7.4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受丈夫的殴打，每年有15.7万妇女自杀，其中高达60%的妇女自杀是因为遭受家庭暴力。除了殴打这类“身体暴力”，“精神暴力” “性暴力”“经济控制”都被认为是家庭暴力。
2008年7月,由中宣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卫生部、全国妇联等部门联合制定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意见》,被视为国家公权力介入家庭暴力预防和多部门合作的巨大突破。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颁布，健全并落实强制报告、公安告诫、家暴庇护、人身安全保护令等一系列制度。《反家暴法》的作用重在预防与干预，也明确规定了受害人可以向基层法院申请人身保护令。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不仅将“禁止家庭暴力”作为基本原则，而且将“实施家庭暴力”作为诉讼离婚、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以实现对施暴者的制裁和对受害者的救济。
在能够被关注到的抑郁问题、家暴问题之外，女性携子自杀案例中仍存在许多“隐秘的角落”。如农村留守妇女，2012年，四川余家村留守妇女唐成芳，因丈夫常年在外务工，村中无亲友等问题，给自己和两女一儿灌下百草枯，由于送医及时，最终被抢救回来。
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历时两年的《中国农村留守妇女研究》，截至2008年，中国农村留守妇女已达4700万人。接近七成的丈夫每年外出务工达9至12个月，44.3%的丈夫每年只回家一次，而98%的留守妇女只能通过电话与丈夫联系，每次通话不超过三分钟的超过五分之一。该项研究在12年前，至今还没有更新的专门对留守妇女状况的权威报告，对于留守女性群体的近况的关注存在缺失。
问题二：孩子患病家庭负担重
2018年12月，孕妇谭丽带着7岁患自闭症的儿子华华在自己家中烧炭自杀。孩子患自闭症，家长不仅要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也要受精神的折磨。华华上学遇到的困难成为压死谭丽的最后一根稻草。
4月2日是世界自闭症日，在中国，自闭症的孩子有个特殊的名字——星星的孩子。据2015年发布的《中国自闭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我国自闭症患者可能超过1千万，0-14岁儿童患者数量超200万。
据《劳动报》报道，75%自闭症儿童在六岁前未被及时确诊，90%以上的自闭症儿童无法接受正常教育。教育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中国有幼儿园29万所，而残疾儿童入学率仅为0.05%。
《中国市场监管报》在2020年的一篇报道中称，我国现有自闭症康复教师只能覆盖1.3%的自闭症人群，剩下98.7%的自闭症人群无法得到有效的康复训练。
自闭症孩子的正常成长困难重重，各地区政府也一直在为“星星的孩子”做出努力。
目前，我国自闭症的治愈面临巨大的挑战。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孤独症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孙梦麟指出，自闭症的破坏性巨大，到现在为止病因不明，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发病原因是什么；致残率极高，如果不及时进行抢救性干预，会有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无法治愈，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根治，只有通过教育康复，减轻病症并融入社会。
在这种情况下，发挥政府的指导作用，各行业积极为“星星的孩子”提供帮助，家长能尽早发现自闭症孩子的病症，这样多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尽量减少谭丽这样的悲剧发生。
问题三：家庭欠债孩子背锅
除了要给孩子治病使家庭不堪重负选择自杀以外，经济压力也是导致父母带着孩子走上不归路的诱因，其中，由于“套路贷”酿成的悲剧令人警醒。
王芹因陷入“套路贷”，被网贷团伙骚扰、威胁，骗取亲朋好友100多万用以还债，走投无路之下，2019年1月4日携3岁儿子服毒自杀，儿子最终死亡，王芹侥幸活了下來，但是她本人涉嫌故意杀人罪、诈骗罪而身陷囹圄。
相似的悲剧也出现在湖南新化一个家庭中，丈夫何力的大女儿身患癫痫病，需要人照顾 ，妻子小戴无法工作，全家生活重担落在何力一个人身上，他曾在多个网贷平台借款，无法还上，于是购买了保额五万元的人身意外险，条款规定“身故”赔付金为20倍，为骗保，何力伪造自己死亡，妻子小戴因不明丈夫“为骗保假死”的真相，选择携女跳河自杀。
2020年全国“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提到“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说明我国还有大量低收入群体，贫困与经济压力依旧是很多人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上述案例中，出于虚荣而深陷套路贷、为改善贫困状况而去骗保，最终搭上了大人和孩子和性命，令人痛心。
究竟是“携子自杀”，还是“谋杀”？
2019年2月，湖南隆回县人民法院依法对一起带儿女跳河轻生的案件进行公开审理。被告人欧阳满凤因家庭琐事与家人发生争吵继而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考虑到儿子只有6岁、女儿只有8岁，怕其死后孩子受人欺负，遂决定带儿子和女儿一起赴死。
欧阳满凤将孩子推入河中，自己也跳河自杀。由于行人搭救，三人无虞。法院经审理认为，欧阳满凤的行为构成了故意杀人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属犯罪未遂，可以减轻处罚，因其犯罪行为得到家人谅解，酌情从轻处罚。法院最终判决欧阳满凤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广强律师事务所律师周筱赟解释说，《刑法》规定了故意杀人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没有“谋杀罪”。
“携子自杀”十分特殊且涉及的动因相对复杂，相关案例涉及的法律条文主要以故意杀人罪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作为参照。《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具体实施细则上则仍然以《刑法》为准。故意杀人罪明确规定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故意杀人的行为，就构成故意杀人罪。
由于生命权利是公民人身权利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因此，不管被害人是否实际被杀，不管杀人行为处于故意犯罪的预备、未遂、中止的哪个阶段，公检法机关都应当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但根据其犯罪实施的阶段与结果不同有具体的处罚与量刑标准。
实际情况中，若情节轻微，如自杀过程中及时终止、或及时被救未造成孩子死亡的，执法人员视具体情况可能不会采取批捕行动。2011年8月北京朝阳区的“携子自杀”案最终的处理结果为批评教育。妻子因与丈夫发生矛盾，在家中带着两个孩子打开煤气自杀，所幸丈夫发现及时，没有酿成悲剧。因为不存在人员伤亡，法院判处力度较轻。
相似的事件还有2009年王先生因怀疑妻子出轨而携子自杀，被救出后民警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父母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其关于孩子的一切行动，应当也必须以儿童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生命权是最高的人权，无论“携子自杀”的父母处境有多困难，其“携子自杀”的理由有多么高尚，都不能回避其“杀子”所应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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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韩柳柳 新闻传播学院2019级研究生 侯雅欣 新闻传播学院2019级研究生 景 雅 新闻传播学院2019级研究生排版 | 黄 雯 新闻传播学院2018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