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关于红黑榜使用情况的调查》显示（共回收232份有效问卷），在知道红黑榜的215位学生中，约97%近一年选课时参考了它，超过55%的人受其影响较大。红黑榜在很多同学的选课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它的存在，对于南大师生而言是一件好事吗？
图文 | 未来编辑部·新潮学生
苏子涵 张 灏
潘筱楠 周婧欣
刘思何 凌云杰
指导老师 | 白净
编辑 | 苏子涵
排版 | 朱珂影
每年选课期间，一类名为《选课红黑榜》的文件会在南京大学学生间流传。它们形式各异，通过QQ群、微信群、南小宝等不同渠道传播，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包含南大历届学生对上百门选修课的评价。根据课程类型，文件往往细分为体育、军理、经典悦读、英语、数学、通识、思政等若干表格，每张表格包含课程名称、授课教师与学生评价，学生可匿名且自由地表达对所选课程和老师的观点。评价普遍较好的课程成为“红榜课”，反之则为“黑榜课”。新潮《关于红黑榜使用情况的调查》显示（共回收232份有效问卷），在知道红黑榜的215位学生中，约97%近一年选课时参考了它，超过55%的人受其影响较大。红黑榜在很多同学的选课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红黑榜中，学生评价是选课者衡量一门课好坏最重要的标准。一份红黑榜的使用规则中写道：“评价时尽量客观详细写出授课方式、给分等方面的具体情况，不要仅用‘快跑’‘快选’；描述给分情况时最好选择平均分、普遍得分等具有普遍性的分数来进行描述。”新潮综合两份红黑榜，在去除评价数低于5条或严重两极分化的课程后，依据评价体现的情感偏向性将课程分为红榜课与黑榜课，并分别进行词频统计。
关于红榜课的评价中，“老师”“很好”是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词，不少同学会用“老师人很好”“我爱X老师”等字眼表达对授课老师的喜爱。“期末”“基础”“上课”“重点”等课程相关描述词频也较高。
在黑榜课相关评价中，词频最高的“给分”出现了107次，其次是“老师”与“快跑”。尽管使用规则强调不要仅评价“快跑”，但一些同学难以避免此类情感色彩浓厚的表述。综合两张评价词云图后可发现，期末考核形式与打分情况、老师授课水平与风格、课程对无基础者是否友好、平时作业量、是否划了准确的重点是学生普遍关注的方面。在回答问题“你觉得什么样的课属于红榜课程？”时，96.28%的人选择了老师给分高，授课质量高（80%）、平时作业少（77.67%）的课程也受到学生欢迎。镜像问题“你觉得什么样的课属于黑榜课程？”的答案与前者类似，给分很低（96.74%）、授课质量低（83.72%）、平时作业多（79.07%）的课程是学生最不喜欢的。值得注意的是，红黑榜中不少课程评价两极分化严重。对于同一门课程，有的同学称“快跑！事多分低！”，也有的同学认为“老师给分超级好！！！快选！！！”并留下了自己的分数。当“快跑”与“快选”、“给分一般”与“给分很好”出现在一门课的评价中时，选课者难免会感到困惑。上学期课程补退选期间，南大生物强基班的陈乐康在参考红黑榜后更换了英语读写课。然而两个月后，他发现自己不过是“从一个坑跳到了另一个”。据他回忆，按照红黑榜的描述，原先那位授课老师较严厉，有不少劝退的评价，因此他决定退课，补选了一门红榜课。“后一位老师性格感觉很nice，课堂氛围很棒，老师和学生关系比较亲切。”但他的专业课任务本就不轻，红榜课偏多的小组作业成了他额外的负担。此次换课经历使陈乐康对红黑榜的态度发生了转变：“红黑榜主观因素还是比较大的。”新闻传播学院的龙盼对此亦有同感。在他看来，红黑榜是学生过分关注给分的一种体现，准确程度有限，因此他从未据此选过课。通常，他会在学期第一周留意课程内容及考核形式，一旦认为不合适，便立即退课。新潮《关于红黑榜使用情况的调查》中，57人认为红黑榜对老师的评价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而不相符的原因之一在于，填写红黑榜的同学其实只占选课者的一小部分，这使它无法反映学生的整体评价。以思政老师李林的马原课为例，该课共有13条评价，综合思政课课表及停调课信息可发现，仅在2019-2020学年第一学期，李林就至少向两个班级共200位学生授课。红黑榜中课程的评价数一般不会超过15条，而在南大，军理、经典悦读、思政等都是选修人数接近乃至超过一百人的大课。评价数和选课者数量间的差异，说明了红黑榜统计样本的不充足。新潮的问卷调查也显示，并非每位学生都愿意在红黑榜上评价老师。相比之下，每学期全体学生必须完成的匿名评教的结果，更能综合体现出课程质量与老师教学水平，但该结果并不对学生开放。
学生喜好的主观性加之评论数的有限性，使红黑榜难逃片面性，可能会对选课者产生误导。艺术学院教授周游告诉新潮，他上学时也曾评过这类榜单，如今回过头看，觉得这是一种纯粹的娱乐行为。他认为，一方面，在不考虑自身真实需求的前提下，简单地用别人的眼光与体验代替自己做出判断，是有失偏颇的。另一方面，学生对一门课的评价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曾经我讨厌的课，可能使我终身受益，而这种长远的能力与成长的获得，在一个视角、一时之间是难以判断的。”不过，不够客观并不意味着红黑榜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使用得当，师生都可从中获益。龙盼提到，学生了解课程的途径很少，红黑榜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某门悦读课的红榜老师戴亮则指出，红黑榜有助于老师发现自身问题，“要接受同学们的批评。因为教学不光是老师向学生的教，老师和学生的整体才能构成教学活动。”他自比为销售，学生则是用户，“如何把我的课打造得令大家喜欢、能引起大家的兴趣？这时候我就像是销售一样……要关注学生们的需求，不断调整自己，因为时代在改变。”作为从教不到三年的“青椒”，李林认为无需否认自己在知识和教学技巧上可能存在问题，他完全能接受一些学生对课程的不满。但李林并不认同红黑榜中“常点名”“给分低”的评价。他一学期点名三次左右，当无故旷课的学生较多时，他也会检查出勤情况。学生的最终成绩由课堂表现、出勤分、期末考试成绩按1:3:6的比例构成，若学生在实践中表现优异，如提交了观后感或读书报告，李林会酌情加分，“我并不觉得给分低。”在南大任教超过二十年的体育老师王方表示，体育课按平时表现（10%）、体育健康考勤（10%）、身体素质测试（20%）、2400米/2000米长跑（20%）、专项课基础考试（40%）打分，学生考得不好时，还会提供补考机会。学生们对分数很敏感，根据《南京大学普通全日制本科生学籍管理细则》，马原与大学体育是通修课，属于学位课程学分绩计算范围，因此得分的微小差距可能会影响学生的学分绩及排名，进而可能会影响大类分流、评奖评优、保研等。这也是许多学生将给分情况视作衡量课程红黑的标准的原因。学生对课业负担轻的课程的偏爱也与学分绩有一定关系。一门课作业少，相当于不会占用太多课余时间，可以更充裕地完成其他课程的任务以获得更高的分数。历史学院的小游常用红黑榜排除掉那些任务繁杂的课程，如果所选的课任务过重，会影响到专业课的学习，她便会毫不犹豫地退课。不过，采访中许多同学都表示，选课时在给分和课业之余，他们会考量其他因素。小游觉得，上课的收获不仅是知识，老师讲课的方式、风格、思路会启发她，而这对她来说也很重要，遇到收获很大的课程时，即便任务繁重，她还是会坚持下去。陈乐康称，如果不考虑任务轻重，他更看重老师的性格和授课风格。新潮关于红黑榜的问卷调查也说明了这一点。
作为老师，李林不希望学生过分在意成绩与绩点，他认为“付出和回报一定要划等号”的想法是将上课当成买卖，尝试实现等价交换，“这实际上是一种市场（交换）逻辑，把某种意义上那些看不见的，或者无法以量化方式加以衡定的东西，包括对知识结构的充实，对视野的拓展等，化为冰冷冷的所谓的等号……有些东西是无法量化的。”周游与李林观点相似，“（有的学生）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利益，实际上背离了自己学习的初衷。”在教授悦读课时他希望的，是把自己学到的、体验到的、领悟到的知识与思维方式尽可能教给学生，给他们启发。虽然教材多年不变，但周游每次都会重新备课，尝试提供学生不同的认知视角。李林则期望通过教学引导学生的兴趣点、拓宽他们的思维，所以上课时他常讲些西方哲学史，帮助学生拓展知识面。遗憾的是，与他互动的寥寥无几，李林对此很无奈。当重视给分情况、授课质量、平时作业量的学生，遇上以启发与教导学生为目标、对学生有一定要求的老师时，双方各有期待，也各有难处，矛盾在所难免。红黑榜反映的，其实是老师和学生在理解“什么样的课是好课”时的差异。周游认为，想得高分并非学生之过，其背后是当下学生评价体系的问题，高分不代表拥有了更强的能力、问题意识与批判思维，他希望能取消那些唯分数论的制度，让学生回归本心，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课、学习、探索。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南大校长吕建提出《关于建立多元综合评价机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建议，其中包括以高考改革和研究生招生考试改革为抓手，引入更加多元、开放的综合测评。注：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林、周游、戴亮、王方、小游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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