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步是戒杀——现代人类想象的秘密 | 孟悦
“生态与人”专辑
-《今天》126期-
由北岛发起、孟悦主编的“生态与人”专辑，将于《今天》126期与广大读者见面。专辑邀请到陈曦、穆萨、王楠、孟悦、张嘉如等作家、学者，就当下疫情引发的全球生态、道德及政治危机，展开反思和批评，呼唤人文能力的回归。“今天文学”公众号将分期编发专辑文章，与每位读者一起想象生态共同体的构建，摸索人类家园的重建之道。
点击阅读：孟悦《写在前面》、陈曦《重返生命的家园——疫情中的生态书写》、穆萨《气候变迁时代的经济主人公——生态人文解读之一》、王楠《有脉博的树——叩问想象的边境》——现代人类想象的秘密
孟悦
在新冠疫情的蔓延刚刚震惊世界时，我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见到了全球“动物救护运动”的创始人之一，阿尼塔·克兰（Anita Krajnc）。自几年前起，她发起的“见证”动物苦难的运动就吸引了我眼球。她们邀请市民们一起去“见证动物的生命”，夏天在运动物的大铁皮卡车喂水，冬天在屠宰场门口燃起蜡烛、双手合十为被屠的动物死者们默哀。我从网上关注他们“见证”的过程，偶尔去见证他们的见证。虽然是间接见证者，我却开始明确了一个以前不太细想的事，那就是，这世界最大最黑暗的暴力不仅是奴隶制、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更甚的还有人类社会施加给动物的暴力。“见证”，是以陪伴和承受的方式替无声者抗暴发声。在疫情初起的震惊中见到阿尼塔，让我想起那些“见证者”们在寒冬的傍晚向动物死者致哀的诗吟。
当时她一脸认真地拿着本毛了边、夹着无数书签的旧书，题目好像是《托尔斯泰与甘地》，问我道，托尔斯泰有本谈素食主义的书叫《第一步》，不知中国的读者熟不熟悉？问题来得突然，却让我感到有点惊喜。个人一直倾心托尔斯泰，曾想研究他的素食人文思想及在中国的影响，而因太久没写好，这愿望悄悄地褪为一个秘密。如今被她提起，忽然有了价值。我说，
“有位和托尔斯泰的差不多时代的中国人引证过这本书，是位无政府主义者。”
“有意思！他叫什么名字？”
“刘师复。他是托尔斯泰的粉丝，素食主义者……”
“有关于他的文章或书籍吗？”
“有他的传记和研究，但关于他和托尔斯泰的素食伦理，好像还没。”
和阿尼塔的谈话很快转到了别的方向，那以后也再没别的机会见面。可我却常想起这短暂的交谈，托尔斯泰和刘师复之间的这个“秘密”，竟然在疫情初发的震惊中，进入和一个初次见面的动物救助人物的谈话内容，这里面有点什么奇特的东西。
于是就有了下面这篇文章。
“人类想象”的兴起
对生态思考异常重要的议题之一，即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进化、以及与生物大千世界的关系，在一个多世纪前就被提上了日程，但却被二十世纪以来的战争、民族主义、文化殖民和各种政治文化风潮一再旁置，变成了秘密。
《第一步》又译作《向上的第一步》，是托尔斯泰1892年为英国素食理论家霍华德·威廉斯（Howard Williams）所着《饮食伦理》（Ethics of Diet）的俄译本所写的长序，后作为单行本发行。托尔斯泰的文字带我们穿越而至的不是一张饭桌，而是一个正在浮现的思想和文化的新世纪。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物种研究、自然学、宗教和文化的跨国界交流正在风生水起，前所未有的人类想象浮出海面，关于物种的言说和发现、连同人类与生物界的关系，都在经历着天翻地覆的重构。都说十九世纪下半，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掀起轩然大波，奠定了现代的起点。但可能有人不知的是，进化论不仅是达尔文的，至少，席卷了欧、美、亚洲思想文化界的不只是一个进化论，而是数个。它们带出了互相对立的人类想象，相反的物种关系原则，也呈现着不同的生态和未来前景。在托尔斯泰这篇序言点亮的时刻，达尔文主义的批判者们正把具有生态意味的人类想象、进步观、以及物种关系政治等这些现代人文思想的重大议题，推上新世纪的前沿。
此时此刻，托尔斯泰广大的朋友圈中进出着各种各样的文化人物、科学家、宗教人士、作家和诗人。像今天一样，朋友圈的人不一定谋过面。其中有一群醒目的无政府主义地理学家，包括流亡欧洲的俄国地理学家、《互助论》《面包与革命》《托尔斯泰论》的作者克鲁泡特金（1842—1921），及他近旁的法国同行和挚友、无政府主义思想者艾力赛·邵可侣（Elisee Reclus, 1830—1905）及其友人、托尔斯泰的追随者、美国地理学家欧内斯特·克劳斯比（Ernest Crosby, 1856—1907）。同在朋友圈的当然还有托尔斯泰的书信好友、著名的非暴力倡导者、公民不合作运动领袖甘地。也在朋友圈的除了上面提到的素食伦理学家威廉斯，还有英国素食主义作家威廉·弗雷（William Frey）,以及受托尔斯泰影响的一批俄国作家，比如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讨论的尼古拉·斯列科夫（1831—1895）、和素食主义者抒情诗人叶赛宁，可能还有（也可能没有）其他俄国素食主义友人如巴甫洛夫。1
这朋友圈的人物各色各样，却共享一个鲜明的特点，他们大多是达尔文主义的批评者。其中克鲁泡特金和艾力赛·邵可侣是互助进化论的提倡者，而托尔斯泰本人则宣布了道德进化论的理念。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和艾力赛·邵可侣一起被称为无政府主义的文化三杰2，同时又分别开拓了道德进化论和互助进化论的思想前沿。
1908年的托尔斯泰（S Prokudin-Gorsky 摄）
托尔斯泰和赈灾人士
达尔文进化论为人熟知，简化地说有两个关键。一是“进化”，俗语说是人类发展由“猴子变成人”，被视为自然规律、历史真理和政治正义。这说法把人类拉下上帝子民的法定宝座，面临要据在自然界的位置重新界定自身的挑战。二是“物竞天择”，即物种发展的自然选择，经斯宾塞解释为“适者生存”，自然界从此被看作一个任意的、野蛮和残酷的场所。赫胥黎1893年做《进化与伦理》出面反对“强者为大”的社会达尔文逻辑，提出人类要靠道德理念来克服自身的竞争本性，但同时强化了道德与兽性的内在对立。3
在达尔文主义的批评者中，托尔斯泰的同胞克鲁泡特金是最响亮的声音。他从1890年以来在欧洲重大思想文化刊物《十九世纪》（The Nineteenth Century）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提出了另一种进化论原理——互助的进化。克鲁泡特金深切质疑达尔文和斯宾塞越描越黑的自然界图像，那个毫无意义的、残酷的原始竞争场。他用大量研究证明，动物族群（包括人类）内外的“互助和互援”是进化的重要因素。4像陈曦在博士论文《动物的诞生》中指出的，克鲁泡特金对达尔文的质问启发了围绕在巴黎无政府主义团体、包括那里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对人类前景的另一种思索。5若是自然界和包括人类在内的物种进化真相是互助互援的原则，那生物进化的原则对社会制度的改进就有重大意义。6
用今天生态研究的语言来表述，克鲁泡特金实际上在说，推动着自然界生命和种群之进化的互助互援，和人们对更好的社会制度的追求颇有契合。人类社会应该模仿光大的正是生物界的互助原则。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他的法国好友艾力赛·邵可侣。艾力赛参加巴黎公社后流亡比利时，是位杰出的地理学家，研究涉及整个地球史，专注考察人类作为后来的普通物种如何加入已经存在数亿年的生物系统，又如何在和其他物种的相互关系中进化。7在《进化与革命》等文章中，他很自然地从人类族群与其他物种的互助原则出发来反思人类社会政治和制度的变革，把人类能否在自己的社会实现互助互援的原则看作是进化和革命的关键。8
达尔文主义的另一位重要批评者是托尔斯泰本人。他把进化问题提到了生命内在的层面。克鲁泡特金明确了互助做为自然界种群进化的原则及其对社会制度的意义，托尔斯泰谈的却是人类的进化本身。究竟是什么在“进化”？托尔斯泰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与达尔文的真正分野，也和互助进化论有不同的侧重。托尔斯泰在《论生命》（On Life, 1887）等论著中指出，以对外在物态的观察来解释人类进化过程不免一叶障目，就像一位磨坊主因为磨面需要用水而转去研究河流、像果戈理笔下的人物为了证明大象能像鸟一样从蛋里孵出来而研究蛋壳的厚度一样，虽然有理，却远离了生命的本真。9当时的奥地利哲学家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有个到位的概括，达尔文观察的是生物进化的外在形式，而托尔斯泰关注的是灵魂的进化，即生命的内在进化本身。10在斯坦纳看来这也是托尔斯泰身为作家的特点。和摹写生活外在样态的左拉不同，托尔斯泰讲述的是灵魂遭受的挑战、人类生命最深的内在进程。
在托尔斯泰看来，即使在人类政治史上，生命的真实过程也不在社会政治的中心舞台，而是处在边缘和幕后。托尔斯泰和甘地讨论了印度人民受到的殖民压迫：的确，有人类以来就有专制和对专制的服从，这遍布人类的各个社会，但生命的真实却藏在这表象之下，那就是以爱来表达的道德和善。11可以说，托尔斯泰重新定义了人类的进化：道德和善只有爱能够表达，而人类在道德和善方面的进化，才是人真正的进化。达尔文掀翻了欧洲启蒙时代以来高居自然界之上的、不知有其他物种的人文基石，而托尔斯泰使人类的存在再度有了内容。（一年之后赫胥黎也提出道德和进化的关系，但道德却不是进化本身，而是对适者生存进化原理的克制。）
《第一步》问世时，托尔斯泰显然已经想得一清二楚。他指出基督教真正的核心不仅是救赎，即人们进入教会就可以洗清罪孽，而是道德和善的无限完善（infinite perfection）。12所有宗教都讲求道德进化，“人类道德的进化”是“一切进步的基础”。13然而道德进化需要清晰的步骤和阶梯。在这个阶梯上，人类追求灵魂进化的第一步是自我戒律，其中首先包含着不吃动物。不吃动物之所以是第一步，因为动物食品牵扯到一个与道德感相反的行动：杀戮。
“我要说的核心不是吃动物不道德”，托尔斯泰澄清说，“而是有阶梯可循的人类的进化”。对于在“吃牛肉棒的基督教”和生物界毫无意义的“适者生存”那里打过滚的现代人，“人类道德进化”是托尔斯泰带给新世纪的礼物，它以内在完善做为人类进化的内容和一切进步的基础，而以戒杀作为进化的第一步。
《素食主义浅说》
从托尔斯泰所在的那道地平线看去，积极分享和参与这些重大的人类想象和人文命题，把多种进化论、物种大千世界的互助原则、人类道德进化以及与社会变革的关系引入中国的，是二十世纪初的那批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常被看作一种政治面目，实际在这道地平线、这个朋友圈里，却是多元而有创意的思想和文化。
《素食主义浅说》
不知那些“乱读”过上世纪初各种书刊的读者们是否有印象，托尔斯泰的《第一步》最早被刘师复（1884—1915）引在题为《素食主义浅说》（La Vegetarismo，1914）的文章里15；而“素食主义”这个字眼则最早出现在《晦明录编辑绪言》（1913）16，两文皆发表于无政府主义机关刊《民声》。晦鸣社位于广州，于1912年先后为刘师复及同仁所创，是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社团。这份短短的绪言公布了晦明社的八项约定，包括信奉共产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工会主义、反对宗教主义、反对家族主义、素食主义、语言统一（世界语）、万国大同。所有这些主张都似乎与五四新文化并行不悖，唯独“素食主义”一条，没有延续到新文化以继。
看似没什么棱角、甚至没什么意思的素食主义，正是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的一大特点。不仅后来改名为心社的晦明社，另一个松散得多的无政府主义外围团体，即《新世纪》的主编李石曾（1881—1973）等人发起的“进德会”（1911），虽不像心社那样旗帜鲜明，也把不食肉、不吸烟与不做官、不纳妾、不用仆人等一起写进了会章，认真当作最终要达成的目标。“进德”这个古董兮兮的晚清字眼，正是“道德进化”的缩译。在巴黎创刊的无政府主义机关刊《新世纪》1907年发刊，1908年刊登了《互助论》的部分章节，其无政府主义团体“世界会”的主要成员里除了素食者，就是素食主义的支持者。在中国四大无政府主义团体中有三个主要团体创办人食素，包括心社刘师复、世界会的李石曾及稍后的张静江、中国无政府党创办人江亢虎。他们虽然在其他方面见解各异，在茹素方面却完全一致。
“素食主义”凭什么可以和“万国大同”、“反帝国主义”的重大字样平起平坐？这反映的是托尔斯泰的朋友圈乃至心社和世界会成员对于人类进化的一种坚持。这坚持说白了有两点：其一，人类进化是道德进化而不是猴子变成人，其二，进化和革命是两回事，人类的进化不可以简化为社会制度和物质文明的进化。前一点托尔斯泰已经讲得清楚，而第二点，则是刘师复所要面对的辩论。包括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不少进步和革命人士而言，人类的进步只需考虑政治制度、物质文明、文化和教育的进步，不需要兼顾人与动物的互助关系、不需要考虑生命而非社会意义上的进化。在师复《素食主义浅说》的上下文里，和他保持通信关系的俄国世界语同志会的同仁显然就是这么看的——当时师复和心社同仁是世界语在中国的热情传播者，《民声》上的外文乃为世界语。称师复为“中国无政府主义之魂”的克瑞卜（Edward Kreb）观察到，在刘师复的欧洲同志看来，心社奉行素食主义的章法有点过火得“令人困惑”。17若是为了健康则可以接受理解，但若说是为了“博爱”，那就不免有点奢侈，毕竟人类正遭受着强权政治的空前压迫，比动物被杀远为惨烈，所以在当前世界，救人是比救动物更重要的事。18
可以说，《素食主义浅说》是因为师复发现了和俄国同仁在“进化是不是革命”这个大问题上的分歧才写的，虽然他没有这样表述。显然，师复不准备用革命——反抗人类社会的各种强权，来代替人类道德进化。《心社趣意书》曾明确阐明，选择素食是为了“成高尚之人格，保清明之志气”。19《素食主义浅说》则提醒俄国同仁说，素食不仅是为了医学的目的即身体健康，而是为了“博爱”。出于博爱的素食，是为了“改良人格，求人类进化”。20“人格”包含道德自律和原则，和博爱一道属于“人类道德进化”的维度。师复甚至用“好生”来形容人类道德的内涵，表述为“人类之公性”和“本来良德”。21师复所保护和维护的是人类道德进化的必要性、托尔斯泰人文思考的核心。
为了替人类进化的必要性辩护，师复引入了互助进化论的思想资源。他指出人与动物属于“同门”中的“同类”。把“与人最近”者中“痛苦最甚者”撤下餐桌，正顺乎“同类”应有的本能，也合乎动物与人类的相依互存之天地至理。按照他的理解，人类自有史以来便与36万6千种已知的动物在地球上共同生息。而“人与禽兽之可以共同生息于世界之上者，其中实别有至理存乎其间也22，”这“至理”就是进化的互助原则。刘师复对克鲁泡特金的理解相当到位，既然互助是万物进化的原则，是存在于生物本性之内的，那吃动物就是人类对自己“互助”天性的悖反，“无异于肉食兽之自残其类”。而且，既然人与禽兽都是动物，是同类，那么人类族群和动物族群遭受的是同样的强权压迫。救动物而不救人类当然是不对的，但救人类即不必素食之说同样荒谬。“一方面言救人，一方面又滥杀广义的同类（即禽兽）”，岂不“自相刺谬”？23
刘师复的回答可以这么解读：革命或社会政治变革（救人）不能取代人类的进化（素食）。因为对互助进化论和道德进化论都情有独钟，师复带进中国视野的是不同于五四新文化的政治和道德前沿。对于他，世界和中国要面对的核心问题既不是赫胥黎式的人性克服兽性，也不是鲁迅式的青年必胜于老年，而是彻底的反强权，或着说，反最广义的强权。在他这位《新世纪》和《互助论》的忠实读者看来，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界生物族群已经在互助的进化过程中，而且人类也已经有了道德进化的途径。世界上唯一破坏互助原则、逆反道德进化的，是各种形式的强权和制度：从帝国主义、到已成为战争代理的民族国家、到对同类的压迫等等。互助原则和道德进化的进一步实现，意味着既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强权、种族和性别压迫，又要反对人对动物同类的暴力。“素食主义”之所以会和“反帝国主义”、“世界大同”并列于晦明社章程，因为它代表着不可简约的人类进化维度。即使晦明社八条约定中的其他七条都划归“社会变革”，“素食主义”却属于人类本身的进化，而且是第一步。
读着师复的文字我不由扼腕，为什么如此重要的问题却不见更多人讨论，大家的关注都去了哪里？不仅如此，人类道德进化论和互助进化论都已兜兜转转地来到中国，但和我们熟悉的五四新文化却没什么关系。新文化先驱者鲁迅、周作人、胡适、陈独秀笔下那些充满了进化论气息的论述，细读之下，并不见“互助”和“进德”展现的前景。陈独秀接手的新文化运动阵地《新青年》，以德先生、赛先生、十月革命而知名，而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邵可侣、刘师复、《新世纪》，虽然代表着对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进化，却悄然不闻。没有他们声音的五四新文化，似乎漏掉了很重要的什么。
暴力与进化
可能会漏掉的，是一种重要的人类想象，革命和进化的分野，认知暴力的机会。
在后两点上，艾力赛·邵可侣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和比他稍后一点的刘师复一样，邵可侣对素食主义者的看重，实际上坚持的是革命和进化的分别。在邵可侣这里，坚持进化和革命的分别有重要意义，那就是去除生命意义上的暴力。在他看来，人类已经习惯的暴力不是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变革可以抹除的，而必须通过进化的实践来去除。艾力赛·邵可侣和托尔斯泰在一点上相同，对于他们，暴力就是暴力，没有其他的名字。
暴力的第一个场所是屠宰场。托尔斯泰花去相当篇幅摹写屠宰场。一头“好看的、黑色但腿上有着黑白的斑点、年轻、匀称、健壮、充满活力”公牛的被杀，尤其漫长而痛苦。它的尾巴被绞纽起来，狠狠地下拽，剧痛使它窜起，眼白变得血红，却没有进到等着杀它的地方。于是它的尾巴又被绞纽起来，狠狠地下拽。当它终于进到那个槽里，杀它的利器却没有命中，一切周而复始。它被屠戮的整个过程都有知觉，当头被割下时，腿脚还在抽搐。屠夫们内心的挣扎说明“人们是多么本能的厌恶杀戮”，而同时，人们又如何因为种种原因，放弃了自己的天然感受”。24
短短几年，大洋另一边的美国已率先将屠宰场和养殖业纳入了工业化进程，成为暴力的另一个场景。是社会主义者刘易斯·辛克莱1906年的《屠场》让世界看到，芝加哥附近那片浓烟滚滚的烟囱群，实际不是钢铁厂而是屠宰业。怀着美国梦来到这里的立陶宛移民径直被带到一片“直接天际，宛如一块巨大幕布”的黑云之下，意识到他们所闻到的是血腥，所听到的是无数只动物的声音。
工业化的屠宰和养殖是典型的生命政治体制：机械化的流水线改变了屠宰的程序：托尔斯泰笔下那些负痛挣扎的动物们如今倒吊在轧轧运转的链条上无法挣扎，被整齐有序、按部就班、准确无误地割破喉咙、开肠破肚乃至大卸八块。而底层的、没有其他选择的劳动者处境，像《屠场》所揭示的那样，和动物“原材料”并无两样：剥削、奸污、恐吓、任其死亡，被否定了自身的本性。
艾力赛·邵可侣没能读到《屠场》，但却描画了第三个暴力的场景，那就是对其他种族的暴行——他在《论素食主义》（On Vegetarianism，1901）一文中特别提到八国联军屠杀中国人的场景。26艾里赛先是谈到大街小巷的屠宰场，谈到他曾经从几个人不顾一位老妇人的哀求合力宰杀一头猪的情景中，第一次目击了人们对另一个生命的暴力屠戮。他们通过操控和强制猪挣扎的身体而完成了屠杀。而在他的有生之年，这同样的暴力已经从杀害动物转向了杀害其他人类族群。他看到八国联军士兵用类似的逻辑，通过操控强制着华人的身体来完成屠戮，“把华人用他们自己的衣服和辫子绑在一起投进河里”，使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浮出水面，还“逼着囚犯挖坑然后再在坑里枪毙他们”。“这样的刽子手究竟是谁？”他问道。——“正是我们自己。”但为什么人们会用类似对待屠场中的动物的方法对待另一些人类族群？为什么那些“受过母亲呵护、在学校里学过怎么说‘正义’和‘善良’的人们”、那些可能就住在街角“哪天说不定就能碰见”的人们，会“享受”这样的暴行？为什么有人挑起战争、有人有意图地对另一种肤色的人民施暴？答曰，因为人们还在为了吃而杀戮。
邵可侣和克劳斯比合著的书
屠宰场的暴力和帝国主义的暴力不仅相像，在艾力赛·邵可侣看来，两者还是因和果的关系。实际上，对动物的施暴是对其他人类种族施暴的根源：
也就是说，在艾力赛看来，对生命施行的暴力是一样的，不论对人还是动物。一种暴力会引发另一种暴力，针对动物的暴力会扩展转移为针对其他弱小族群的暴力，会导致和助长着对人类内部其他族群的暴力。而这，就是他所说的“因果关系”。这里，艾力赛用简单语言指出了两个有理论意味的概念，一是暴力的根源，即为了吃而操控和杀戮动物，一是暴力的转移，操控动物身体的杀戮可以转移为操控弱小族群的暴力。
暴力的根源及其转移，是许多社会革命者和资本主义批判者三缄其口的秘密。但却惊人地成为《屠场》那个时代新兴屠宰工业的技术核心。学者淑金（Nicole Shukin）抓住了这个技术核心，那就是为了宰杀动物而发明的机械化的流水程序。28这里，暴力不再是个人和族群的行为，而是经由某个技术来转移为一种操控动物身体、防治它们挣扎的体系。这种操控被杀者身体的技术体系在历史的下个时刻，润滑无痕地转成了对一切身体、特别是劳动者身体的操控体系。她做了个你想不到的研究，福特主义和屠宰场系统的关系。汽车大王福特曾深受“干净利落有效”的工业屠宰场的启发，后来干脆把屠宰流水线翻版为生产流水线，成为大工业资本掌控和利用劳动力的生产体系——福特主义。
也许正因看到暴力的根源和转移，艾力赛和巴黎无政府主义者同仁们才没有以社会革命取代人类进化。相反对于他们，暴力是个必须由人类进化来解决的问题。在艾力赛看来，停止吃动物代表的正是人类作为物种下一步的进化任务。这一次的进化要求“把动物当作朋友而不是肉来享受”，意味着从“种群竞争中的毁灭者的角色”中退出。29选择素食主义意味着人类能够和周围其他的生物一起和平地生活。“我们要把自己所有的这片地球变得尽可能地美好，不仅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的动物”。30
对于他，人类的进化必须由实践达成。从接触过的资料看，法国巴黎无政府主义是互助、互援、平等、非暴力等价值的最热忱的实践者。这是非常有特点的一群，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有敏感的政治立场和时代关注，有人有巴黎公社的经历，有人有社会主义的过去，有人有街头运动和流亡的经历。他们当中不乏科学人士、知识分子和作家。在二十世纪的起点，实践互助主义、社会教育、女性主义、素食主义和简单生活方式是他们共同的重心。如法国革命女性路易·米歇尔（Louis Michel，1833— 1903），巴黎公社的参与者、女权主义者、作家、素食者。同为素食者的还有艾里赛同为无政府主义地理学家的哥哥艾利（Elie Reclus）和侄子保罗·邵可侣（Paul Reclus，1858—1941）。31
李石曾、吴稚晖等巴黎世界会的中国同仁们曾“与法无政府党人游”（师复语），邀保罗·邵可侣、社会主义者南逵（Alfred Naquet，1834—1916）和里昂市长霍欧礼（Herriot）为世界会的参与者和常客，以法无政府刊物Les Temps nouveaux（其主编 Jean Grave（1854—1935）是邵可侣一家的密友）为《新世纪》的源泉，深知进化是实践的道理。李石曾以创建豆腐工厂、推动勤工俭学作为无政府主义“互助”实践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社会变革不能取代的人类进化实践，素食主义是不少无政府主义者多年的坚持。正因此，世界会同仁张静江在抗战爆发后，从一位不彻底素食者变成了彻底素食者，以表示和一切暴力的彻底断绝。
托尔斯泰和刘师复将素食主义确立为人类走向自身道德完善的第一步，李石曾则追随艾里赛·邵可侣的反暴力实践，把不吃动物当作防止人类走向退化的最后防线。他们共同守护的是一道物种共生的地平线，一个没有强权和暴力、不同物种和族群和平互助的视景，一条人类走向无限完善的途径。
结语
一个世纪过去了，人类的进化似乎仍然是今天的秘密。随着美国生活方式全球化，人类为了口腹之欲每年杀掉700亿动物。而同时，素食主义却无法进入中国思想人文领域的伦理和政治想象，不仅如此，戒杀、护生、卫生（保卫生命）、好生、同类、良德等概念也从代表人文价值的词汇库里悄然失踪。我知道，有朋友会提醒说，因为有国族、阶级、贫富、性别和种族政治，人类作为物种不能成为普适的想象单位。有人觉得关注民族国家和人类族群间的政治、平等与正义才是正事。然而，人类进化这件事是否就不再成立、不再重要？在政治分析中分开的生命，在历次疫情中却紧紧联系着：新冠病毒不认识族群、性别或国籍；引发西班牙流感、SARS、MERS、依波拉、猪流感禽流感的病毒也不。也许，每天面临屠戮的动物和日渐消亡的生物界都还在等待，等待着我们更多的人共同迈出那向上的第一步。
2020.5.16
1 Daria Aminova, “5 Russian Vegetarian Writers,” Russia Beyond, 2 May 2018. https://www.rbth.com/arts/literature/2016/05/02/5-russian-vegetarian-writers_589231
2 Reg Carr, Anarchism in France, The case of Octave Mirbeau,（McGill-Queence University Press, 1977）, 10.
3 服自身的竞争本性，但同时强化了道德与兽性的内在对立
4 克鲁泡特金，《互助论：进化的一个要素》（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14页。
5 见陈曦博士论文对李石曾的翻译、巴黎无政府主义的实践和动物观的研究（The Birth of the Animal: The Politics of Interspecies Culture in China, 1900—1959,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19）。她的研究对我很有启迪。
6 同注3，第2页。
7 John P. Clark and Camile Martin, Anarchy, Geography, Modernity: Selected Writings of Elisee Reclus（PM Press, 2013）; Joseph Ishill ed., Elisee and Elie Reclus: In Memoriam （Berkeley Heights, N.J.: OriolePress, 1927）.
8 同上。
9 Leo Tolstoy, On Life and Essays on Religion（trans. Almer Moud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3-4.
10 Rodolf Steiner, “Darwin and Tolstoy, A Public Lecture Given at Berlin,” 1904年11月3日。引自https://southerncrossreview.org/92/steiner-tolstoy.html。
11 Leo Tolstoy, A Letter to a Hindu: The Subjection of India, Its Cause and Cure（1908）， Section 2.
12 Leo Tolstoy, “The First Step.” 引自https://ivu.org/history/tolstoy/the_%20first_step.html同上。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刘师复，《素食主义浅说》，《民声》第7号（1914），第74页。
16 引自《晦明录编辑绪言》，《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第269-270页。
17 Kreb, Edward S, Shifu, The Soul of Chinese Anarchism. Rowman & Littlefield, 1998, 103.
18 同注15。
19 《心社趣意书》，《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集》上，235页。
20 同注15。
21 同注15。
22 同注15，第75页。
23 同注15，第75页。
24 同注12。这里和以下的引文皆系笔者译自英文。
25 辛克莱《屠场》，第二章。
26 Elisee Reclus, “On Vegetarianism.” Clark & Martin ed., Anarchy, Geography, Modernity: Selected Writings. Oakland: PM Press, 2013, Ch. 13.
27 同上，第159页。
28 Animal Capital: Rendering Life in Biopolitical Time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29 同注26。
30 同注26。
31 见Paul Reclus,“A Few Recollections on the Brothers Elie and Elisee Reclus.” Anarchy Archives: A Online Research Center o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Anarchism.
作者：孟悦，任教于多伦多大学东亚系，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化史和生态人文领域的教学研究与写作，著有数种中英文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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