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专辑】寻章摘句八篇 | 格非
视野：格非特别专辑
-《今天》126期-
格非
息夫人
——清·邓汉仪《题息夫人庙》
据徐承烈《燕居琐记》记载，明末时有一巨公，与泰州人邓汉仪相善。明亡时，汉仪劝他殉节，巨公不从。后来，汉仪游楚归，巨公问他有无近作，邓汉仪即将《题息夫人庙》一诗呈览。巨公读罢愀然不乐，遽患心疾而卒。
诗中“息夫人”一典，或出于《左传》。春秋时，息侯与蔡哀侯都娶了陈国国君的两位女儿。息侯夫人息妫出嫁途经蔡国，哀侯与息妫相见时或有非礼之举，息侯一怒之下，引楚军攻蔡，俘获蔡哀侯。楚文王因闻息妫美艳，索性一并灭息。息妫归楚后侍奉新主，文王问她为何终日愁眉不展，息妫答曰：“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
我以为，这个故事引得后人津津乐道或者聚讼纷纷的关键，实源于息妫的这句答语。她既非慷慨赴死以全名节，也不是全无心肝，媚新主以邀荣宠。顺从之中不忘旧主，无言之抵抗情见乎辞。这句话说得很实在，本无暧昧之处，却将后世对此事的议论置于暧昧之中。不论是王维、刘长卿，还是杜牧，基本上都是在叹惋与同情之间打转转，其背后最重要的评价尺度，自然是所谓“临难不苟且”的道德铁律。为了让息妫的形象更完美一些，好事者敷衍出息妫与守城门的丈夫相遇，并给予她再度自杀的机会，就毫不奇怪了。
邓汉仪的这首诗写于明、清易代之际。那时候，关于士大夫死节问题的争论，正甚嚣尘上，愈演愈烈。死与不死固然是清浊的分界，就连早死和晚死也会成为月旦人物的依据。要理解这首诗的写作背景，钱牧斋临难之踌躇反复，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解。邓汉仪仅凭这一首小诗而名载史册，亦非无因。末二句“千古艰难”与“岂独”的对应，寓意含蓄、深邃，并生发出无尽的感慨，其讽喻的对象，除了明末“巨公”之外，也指向芸芸众生，甚至包括作者自己。死之艰难，居然被当做一个问题提出来，在“慷慨赴死”的神话面前，也足以动人听闻。
颜习斋在读《甲申殉难录》至“愧无半策匡时艰，唯余一死报君恩”时，竟凄然泣下，废卷浩叹不已。痛定思痛之际，他评价人物功过的标准，已从“能不能死”悄然过渡到“是否有益于世”了。正因为如此，王昆绳才会说他“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
叔向的担忧
——《左传·昭公六年》
公元前五三六年，郑国子产命人“铸刑书。”按照杜预的解释，所谓的“铸刑书”，指的是将国家的法律条文铸于鼎上，“以为国之常法”。将国家法律公然铸于鼎上，目的无非是两个：其一是使法律彰显于光天化日之下，从而结束“刑不可知”的神秘化历史；其二，凸显法律不可改易的威严。子产铸刑鼎，在历史上意义重大，有学者将之视为中国第一部成文法的正式发布。
然而子产的这一做法却遭到了叔向的严厉批评。叔向是晋国著名政治家，孔子尊称他为“古之遗直”。邻国铸刑鼎一事，竟然让他移书子产，据理力争，可见此事非同小可。这封信开头就说：如果我原先对你的政治主张还抱有期望，那么这种期望现在已经停止了。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叔向认为，“民知有辟（法），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国将亡，必多制。”子产的回信不卑不亢，倒也很值得玩味。他说：我不能遵从您的意见。我不才，不能像您那样长远地考虑子孙后代的事情，我的目的在于救世啊！
在那封著名的信件中，叔向似乎倾向于将法律看成是一种不得已的手段。从表面上看，他的观点确有维护“礼制”的动机。但他真正感到担忧的，是“铸刑鼎”的后果——对法律的条文的种种利用，会使法律本身变成一纸空文，然后统治者必须用更多的法律条文加以补救，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关于这一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引用叔向的观点时，把话说得更为明确：“禁令益多，防闲益密。有功者以阂文不赏，为奸者以巧法免诛。”
实际上，叔向所要维护的“礼制”本身也具有法律的性质，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还高于子产的“成文法”，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以礼为本，以法为末这一信条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两年前，我去哈佛访问，黄万盛教授曾向我提及，有一位韩国留学生写了一篇博士论文，题目似乎就叫做《礼：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宪法》。可惜的是，这篇论文我至今没有读到。
发生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这场礼、法之争，也使我联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在西方，现代小说恰恰是伴随着对现代法律的质疑和批判而诞生的。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到加缪，都是如此。
坑灰未冷
——章碣《焚书坑》
唐代诗人张碣的这首诗，因毛泽东的重视，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颇多学人引用。后两句语调冷峭，也很有幽默感。如今，“坑灰未冷”已近乎习惯用语，形容事变之速，常有出人意表者。
秦始皇灭六国而有天下，期望江山长存，帝祚永续，所虑亦不可谓不周。正如方孝孺在《深虑论》中所指出的，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秦得天下，变封建而为郡县，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不意亡秦者实起于陇亩草泽之间。方孝孺的这番议论，与章碣《焚书坑》的寓意如出一辙。
作为一种极端化的政治尝试，“焚书坑儒”在历史上留下笑柄，自不足怪，但这件事本身却并不那么可笑。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从中解读出来的，是一种人类企图消灭过去的记忆，让历史重新开始的冲动。类似的狂想，其实一直存在于古往今来的人类意识中。塞缪尔·约翰逊曾提到，在克伦威尔所召集的一次人民议会上，有人就十分严肃地提出，焚毁伦敦塔保存的所有档案，以便抹掉对过去的全部记忆，让生活重新开始。美国作家霍桑还写过一篇寓言故事，题为《大地的燔祭》：世界各地的人聚集在美国西部的草原上，燃起一堆篝火，烧掉包括书籍在内的所有与记忆相关的物品。博尔赫斯认为，和秦始皇一样，所有废除过去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因为人会做梦。即便没有书籍，人类也会梦见过去的一切。
不过，秦王朝虽二世而亡，却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它的丰厚遗产。比如，以法家思想为中心的政治变革影响深远，在“变法”的旗号下试图借尸还魂的后继者，代不乏人。李贽认为，后代的政治家在指责“暴秦”刻薄寡恩的同时，并不影响他们私底下悄悄地使用“韩非之法”。当然，秦王朝对后世最大的馈赠莫过于郡县制的施行。这一制度垂两千余年而不能改易，足见其生命力。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多少人打算感谢它。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就曾发表过这么一番著名的感慨：
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乎！
灌夫骂座
——司马迁《魏其武安侯列传》
《史记》妙文，读之脍炙人口，常有手不能释卷者。诸多篇什中最令我啧啧称奇、百读不厌的，当属《魏其武安侯列传》。此文人物传神，事迹精微，世态人情亦无奇不备。另外，此文独有的平行映衬、互为镜像之叙事法，实为天工人巧，咀讽涵咏，意味深长。
魏其（窦婴）和武安（田蚡）皆有外戚门第背景。魏其忠信而沾沾自喜，武安险谲而纨绔恣骄；魏其奋迹戎行，以平吴楚之乱而名显，武安一无所能，倚宠怙势而身贵；魏其贵时，武安逢迎伺酒，跪起如其养子，武安势炙，魏其失意息影门墙，竟遭杀身之祸；魏其有一姑妈窦太后，武安有一姐姐王太后；魏其有窦太后而不知倚重，反而屡屡得罪，武安则因椒房之亲而横行无忌，连武帝也无可奈何。
由于采用了对举映照的叙事方式，作者写魏其，实际上也在写武安，反之亦然。魏其为正笔，武安就为陪笔，反之亦然。一正一陪，一明一暗，如此分分合合，一路写来，犹如三月望桃花春水，杳渺飘忽，让人茫然不知其际涯。景帝崩而窦太后亡，武帝立而王太后起，原先两人在伯仲之间，至此彼此消长，冷热悬殊，一篇合传似乎已有收结之势。不料斜刺里忽然杀出一个灌夫，又搅得风生水起，原来好戏还没开场。文章也奇峰突起，波诡云谲，叙事散朗多姿，实有鬼神不测之妙。
灌夫骂座的故事，想必读者耳熟能详，此不备述。毫无疑问，灌夫的酒后一怒，是整个故事急转直下的关键。魏其与武安的正面对决，似乎势所难免。即便如此，魏其如洞悉时变，及时收手，仍可免祸。然而魏其明知灌夫不能救而必救，朝堂对决不惜孤注一掷，救之不得，竟然祭出所谓先帝遗诏，明摆着是自己要往死路上走。灌夫不过是时常惹祸的一介武夫，魏其何以会锐身相救？倘若一定要细较个中关节，最好的办法是将文章重读一遍。
作者的文字确实有一种迫使你随时重读的力量。比如说，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汉武帝在对待二人恩怨上的真实态度，如果你弄不清始终没有出场的淮南王为何也是故事的一大埋伏，如果你对韩安国、籍福等汉代人物微妙的言辞感到困惑难解，除了把这篇文章重读几遍，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尼采与音乐（上）
——尼采
青年时代的尼采迷醉于狄俄尼索斯的智慧——它既是尼采哲学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栖息地，而音乐则是哲人孤独旅程的第一推动力。对早年的尼采来说，音乐不仅仅是一种欲望和娱乐的方式，同时也是一种预示着幽暗命运的深刻激情。在尼采看来，人的世俗欲望可以分为不同的等级，被他排在第一位的是音乐的即兴发挥，紧接着是瓦格纳的音乐，再往后才会轮到我们这个世界最大的“真理”：肉欲。尼采本人喜欢坐在钢琴前即兴地弹奏，后来还一度尝试作曲。他所创作的音乐作品被瓦格纳称为“可怕”，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瓦格纳仍然将尼采视为自己最重要的知音。比如说，瓦格纳在1872年6月25日给尼采的一封信中就这样说道：“除了我的妻子，您是生命给我带来的唯一收益。”
不用怀疑尼采在音乐方面的精深休养。事实上他的音乐趣味也非常宽泛——除了瓦格纳之外，他迷恋舒伯特、贝多芬、舒曼，当然还有瓦格纳艺术上的死敌勃拉姆斯。他对勃拉姆斯的重视，也是导致他和瓦格纳友谊破裂的原因之一。我们或许也可以从尼采对欧洲近现代音乐创作所产生的影响来描述他与音乐的关系。举例来说，理查·斯特劳斯所创作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名闻遐迩，而马勒也一度将自己的音乐作品命名为《快乐的科学》。
不过，在尼采那里，“音乐”一词也许还有更为深邃、复杂的含义。有时候，它是“艺术”的代名词，而艺术则是人类面对虚无、没有任何目的的世界的最后慰藉；在更多的场合，音乐被尼采描述为一种“解放的力量”，是我们了解世界隐秘和真相的主要途径。对此，列维斯特劳斯也表达过类似的见解：在音乐中也许存在着人类最后秘密的钥匙。
对于音乐的研究和思考，在尼采的哲学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在研究古希腊戏剧的过程中，将语言和音乐进行了区分。他认为舞台的戏剧语言是理性的、阿波罗式的；而来自合唱队的音乐则属于狄俄尼索斯的智慧，暗示着另一个世界的真相。那是一个秘密、危险和幽暗的世界——至少在尼采看来，这是自苏格拉底以来的理性主义故意忽略掉的一个世界。
当然，如果我们要寻找一个最合适形象来说明尼采和音乐之间的关系，这个形象只能是塞壬。
尼采与音乐（下）
不论是康德、叔本华、尼采，还是海德格尔或阿多诺，他们都习惯于将所谓的“真实世界”形容为幽深浩渺的海洋。在康德那里，这个世界被称为“物自体”，到了叔本华，它被表述为“意志”，尼采则是“狄俄尼索斯”，而海德格尔和阿多诺则分别将它称为“存在”和“自然”。然而这个世界并非空洞无物。在幽暗和沉寂的最深处，永恒的歌者塞壬一直在发出令人魅惑的歌唱。
塞壬是恐怖与美丽的复合体。它显示出希望和诱惑，也预示着倾覆和毁灭的危险。由于塞壬的存在，水手和航海者永远处于两难的悖论中。面对歌声的诱惑，你当然可以选择回避，远远地绕开它以策安全，也可以无视风险的存在，勇敢地驶向它。据此，人的生活也被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安全的生活和真正的生活。
早年的尼采一直试图寻找第三个选择。他最终找到的一个差强人意的象征性人物，正是奥德赛。奥德赛所发明的办法，是命人将自己绑在桅杆上。这样，他既可以聆听塞壬的歌声，又不至于因诱惑的迷乱而葬身大海。而在《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再次讨论了奥德赛这一形象。与尼采所不同的是，阿多诺认为奥德赛所选择的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正是为尼采所批判的苏格拉底式的“理性”。也就是说，奥德赛是比苏格拉底早得多的理性主义的源头之一。
文明、宗教、理性乃至科学为人的生存提供了越来越多的保护，同时也是对塞壬歌声的远离和忽略。“祛魅”一词生动地揭示出这种保护所遗漏的部分。尼采曾多次感慨说，假如我们听任理性的指引，对塞壬的歌唱充耳不闻，那我们可怜的生活中就只剩下了两样东西：生意和娱乐。
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尼采同时代或稍后的小说家们似乎也遇到了同样的悖论和虚无。和尼采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深深地浸透在所谓“后塞壬时代”的悲哀之中，只不过他选择的道路与尼采完全相反。尼采选择了非理性的“超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则选择了非理性的谦卑。托尔斯泰所发现的自我拯救的道路是“激情”。他和海德格尔曾经不约而同地宣称，没有激情，生活其实毫无意义。《安娜·卡列尼娜》就是塞壬神话的另一个版本，作者在安娜身上寄托的激情正是对卡列宁式“安全生活”的悲剧性反抗。卡夫卡似乎把塞壬变身为不可企及的城堡。对于理性的反抗，可以是激情、癫狂、乃至于游戏，卡夫卡则贡献了一个新概念，那就是孩子气般不管不顾的任性——这正是卡夫卡寓言的最大隐秘。
《新五代史》
——赵翼《廿二史劄记》
欧阳修撰《五代史记》（后世称为《新五代史》）的出发点之一，在于他认为官修的《五代史》（薛居正等撰，史称《旧五代史》）繁琐失真，未能起到垂戒后世的作用。欧阳修一反薛史的作法和体例，重褒贬，尊义理，深得《春秋》和《史记》笔法之精微，历来为史学界所称道。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曾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反之醇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赵瓯北也称赞此书“寓春秋书法于纪传之中，虽史记亦不及。”
五代之篡弑相寻、奇祸相续，几至于朝不保夕，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巨创深痛恐无出其右者。五代于中原历梁、唐、晋、汉、周诸朝，在其它地区，也有吴、南唐、前蜀、后蜀、闽等十国之割据政权。以中原而论，历时五十三年，易五姓，有十三君；在这些君王中，被弑而不得善终者，竟有八人；长命的王朝不过十多年，短的也就三四年而已。推究考辨这五十三年的历史，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乱世的由来，也就是说，这样一个骨肉相残、人伦夷灭的时代是如何造成的。如果说，“唐肇五代之乱”是一个历史共识，如果说，安史之乱所导致的藩镇割据是五代的源头之一，那么，对唐代的政治、文化和典章制度本身加以检讨就十分关键——这恐怕也是宋代政权一反唐弊，在政治制度方面开出新局的原因之一。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对制度方面的考量尤为留意。此前他与宋祁在编撰《新唐书》时，对典章制度的重视众所周知，细大不捐，论辨不厌其烦。由于五代实无任何稳定的“制度”和礼乐文章可言，所以，当他发出“呜呼，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这样的悲叹时，其内心的沉痛可想而知。但我觉得，欧公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最为关心的荦荦大端，仍在道德层面。所谓礼乐崩坏、纲常道绝、世道人心鱼烂而不可救。这与后来黄宗羲、顾炎武总结明亡教训的思路一脉相承。用钱穆的话来说，所谓乱世，先乱在我们心上。要挽救时弊，首先得匡风气，正人心。
不过《新五代史》最让我折服的地方，莫过于它的春秋笔法：辞近义远，褒贬精审，确乎当得起赵瓯北所推许的“简严”二字。
安重诲
——欧阳修《新五代史》
明宗李嗣源是后唐的第二个皇帝，李克用的养子。在位七年，于五代之君王中最为长世。此人虽以谋反弑君而登上大位，但历史上对他的评价还不错。欧阳修借助于所谓的“长老”的称誉，说他为人纯质、宽仁爱人，不近声色、不乐游猎。在位时兵革稍息，年屡丰登。其实正面评价只有一句：爱民恤物，有意于治。至于说他宽厚待人，欧公虽也附和，但也不忘了立刻加上一句：果于杀人。
明宗自己就是以养子的身份弑君而当上皇帝的。问题是，他自己也有一个养子，那就是潞王从珂。也许明宗内心要拼命忘掉自己是如何当上皇帝的吧，他把养在身边的这个潜在祸患也一并忘掉了。从珂的反骨，早已被枢密使安重诲看在了眼中。当时，枢密使的职位与宰相差不多，他的实际权力很可能还高于宰相。这从安重诲矫诏杀宰相任圜，而明宗竟不能究一事，可以看出端倪。
安重诲自幼追随李嗣源，为明宗的江山做了无数大事，可谓尽忠劳心，鞠躬尽瘁。但安重诲一生中最想做的一件事，其实是为明宗剪除作为肘腋之患的潞王从珂。此事功败垂成，直接导致了后唐的覆亡。安重诲明敏谨恪，自奉甚俭，但恃功矜宠，势动天下。他擅斩马延，诬杀宰相倒也罢了，居然还在皇帝身边安排了谍报。到了后来，甚至连皇帝都怕他。河南县给皇帝献了嘉禾，他说是假的；夏州人献了白鹰，皇帝居然要偷偷运进宫中，训诫左右“勿使重诲知也”。潞王当上河中节度使后羽翼渐丰，重诲遂加快了除灭从珂的步伐。他用的办法，竟然是遣亲信杨彦温领重兵直接下手，事败之后，又不得不杀彦温以灭口。这就犯了大忌。当明宗说自己贵为天子，竟连儿子都不能庇护时，重诲危矣！不久后即被罢官，与妻子一并被扑杀于家中，儿子崇绪、崇赞旋亦被杀。
安重诲的悲剧，读上去也颇有喜剧性。用今天的话来说，重诲把皇帝的事完全看成了他自己的事，他要为皇帝除奸，可皇帝却“吾儿吾儿”地叫得亲切呢！他在临死前犹耿耿感叹：“我固当死，但恨不与国家除去潞王。”对于这个人物的悲剧，欧阳修只用了八个字来概括：独见之虑，祸衅所生。从这八个字，也可以看出，当时朝廷的礼仪和典章制度溃烂到了什么程度。
从珂后来果叛，明宗子嗣被悉数杀尽。从珂本人当了几天皇帝后，很快被石敬瑭攻陷都城，自焚而死，余骨葬于道旁，其土一陇，路人皆为之悲。
作者：格非，原名刘勇。1964年8月生于江苏省丹徒县。1981年入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5年留校任教。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2001年调入北京清华大学中文系，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作品和著作有：《江南三部曲》《隐身衣》《望春风》《雪隐鹭鸶》《文学的邀约》等。《隐身衣》于2014年获鲁迅文学奖，《江南三部曲》于2015年获茅盾文学奖。其作品被翻译成近20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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