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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专辑】北京:最后的迷信 | 西川

西川 今天文学 2022-05-10

视野:西川特别专辑

-《今天》130期-



《今天》130期近日面世,策划有“视野:西川特别专辑”、“毛焰作品小辑”、“此地与彼岸”等栏目。其中“视野专辑”收录西川自选的多篇文章,全面呈现作者对诗歌写作、文学评论、视觉文化、当代艺术等领域的研究和思考。“今天文学”公众号将分期编发新刊文章,敬请关注。



北京:最后的迷信(节选)

 

2005年西川获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北京现场”(Beijing Case)项目基金。此项目由7位(组)德国艺术家与3位(组)中国艺术家共同完成。西川负责调查北京的宗教建筑。7月至10月间,西川实地走访了北京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等宗教场所20余处。调查过程中所收集的资料与拍摄的照片曾于10月底在北京大山子798艺术区0工场画廊举办的“无形的城市”展览中展出。本文系西川为此项目所撰写的调查报告,用德文和英文发表于GregorJansen主编的Totalstadt-Beijing Case一书中。该书2006年由科隆Verlag der Buchhandlung Walther König出版社出版。

 

 

一、数字的变迁

 

北京曾是辽代(907-1125)的南京、金代(1115-1234)的中都(位于明、清北京城的西南),但不是辽、金的唯一都城。北京作为中国的首善之区始于元朝(位置稍北于辽金故都)。至元四年(1267)正月,刘秉忠、赵秉温、段桢、张柔等受命营建新都城宫城。他们对元大都的总体设计基本上遵循了《周礼·考工记》的规定:“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元朝北京称“大都”,其南北、东西干道各九条,每区域内平列胡同二十二条。胡同之间距离7.7米。元时规定:大街阔二十四步,小街阔十二步,胡同阔六步。当时一步等于5市尺。因此胡同宽度当为9.3米。

 

元大都城内共有胡同410条,元代灭亡后北京城址略微东移,胡同数量增至明代的460条。至清代增至970条。1944年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记载当时大小胡同共3200余条。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时,胡同的数量再增至7000余条(一说9000余条)。但是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胡同的数量又下降至3900条。据王军《城记》,二十一世纪初的一两年里,北京的胡同曾以每年600条的速度消失。

 

我在此之所以首先谈到胡同的数量,是由于胡同数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北京城宗教建筑的多少。传统上,每条胡同内都会有一两座宗教建筑。即使1949年以后许多宗教建筑失去了宗教功能,但建筑本身一直存在,直到九十年代大规模的城市拆迁开始。宗教建筑原在北京旧城圈(即二环路)内占有相当大的规模。据说无论你站在何处,以你所站地方为圆心、以100米为半径,画一个圆圈,你总能发现一座或多座寺庙。

 

辽、金、元三朝都城与近郊寺庙的分布奠定了北京部分庙宇的基础。明、清两朝北京居民的身份与居住区域和民族与居住区域的分布,又对老北京庙宇的地域结构产生了影响。在明朝解体(十七世纪早、中期)和清朝解体(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代,西方宗教在北京的传布也改变了北京宗教建筑的地域分布。北京城内的宗教建筑涵盖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新教、东正教)、萨满教、摩尼教,乃至民间信仰的小宗教。各宗教在北京可谓应有尽有,和平共处。

 

据民国十年(1921)统计,北京城内外共有天主教大堂60座、新教耶稣堂53座。这一数目在后来激进的社会历史潮流中迅速下降。目前北京地区天主教教堂共17座,其中6座位于城内。分布于城区和远近郊的耶稣堂共10座。

 

穆斯林在北京的居住史可上溯到辽代。现存文献《岗上志》记载牛街礼拜寺创建于辽圣宗统和十三年(995)。元中统四年(1263),大都回族2953户。按每户5人计,约15000人,占当时元大都总人口十分之一强。当时已有清真寺35座。这一数字在很多年里变化不大。1938年北京城及近郊的清真寺共有38座。到二十世纪末,北京地区穆斯林人口已达20多万,拥有的清真寺多起来,达到68座。

 

北京城内外最多的宗教建筑当然还是佛寺、道观。特别是佛寺。明代中叶,城内外共建佛寺630座,其中营于西山的寺庙370座。在清代乾隆十五年(1750)绘制的《京城全图》中,明确标出的内外城寺庙共1320座,其中关帝庙116座,观音庵108座。1928年北平特别市登记在案的寺庙共1631座,其中佛教寺庙551座(包括267座关帝庙)。至1930年,增至1734座。此后寺庙的数量逐年下降,至1941年降至783座。但是,有关北京寺庙的数量见于不同材料,往往是矛盾的。据北京市文物局1958年统计,当时全市尚存庙宇2730座。这可能涵括了曾经作为宗教场所但当时已不再作为宗教场所的所有建筑,或者是不同的统计有不同的统计范围所致。

 

现今城区内依然作为佛教寺庙被维护的大约只有30来座(不包括远郊区县),另外尚有若干座道教和其他民间宗教建筑。

 

北京旧有“九坛八庙”之说。九坛指天坛、地坛、社稷坛、日坛、月坛、祈谷坛、太岁坛、先农坛、先蚕坛。都是皇家祭祀之所。“八庙”指的是什么,则众说纷纭。一说指的是北京八大禅寺:贤良寺、法源寺、广济寺、广惠寺、拈花寺、柏林寺、龙泉寺、旃檀寺;一说指的是八座比较著名的喇嘛庙和道观:隆福寺、护国寺、妙应寺、普渡寺、雍和宫、白云观、东岳庙、朝天宫。也有说是指八座神庙,也有说是指清代八所皇家寺庙,等等。

 

我在这里没有提到那些半宗教性质的建筑,例如孔庙。

 

目前北京的宗教建筑大约可以分为三类:1. 依然用于宗教活动的宗教建筑,包括所有的清真寺、天主教堂、基督教堂(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封闭或挪作他用,现已恢复其宗教功能)和部分佛教、道教庙宇。2. 用于旅游的宗教场所,例如变成了民俗博物馆的道教东岳庙、变成了古钟博物馆的佛教大钟寺、变成了古玩市场的佛教报国寺等。此外还有作为道教全真教祖庭的白云观,既是宗教道场,又在门口售票。3. 被居民占用的废寺,这类废寺主要原属佛教和道教。1

 

 

二、拆迁问题

 

一方面,北京城市面貌的变化令人惊叹。另一方面,始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北京城市拆迁,由于其规模之大、对老建筑的破坏之烈,如今已经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和尖锐指责。据说在拆迁过程中,房龄100年以下的建筑,如无特殊理由,不予保护。于是大片大片的胡同、四合院被推成平地,为新的房地产开发项目让出地盘。许多古老的宗教建筑自不能幸免。把一座旧城变成新城,当然忤逆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怀旧情怀,也激怒了西方对于异国情调的向往之心。因此,据《环球时报》2005年12月21日报道,在2005年底,北京掀起了一场“文物保护风暴”。人们所谈论的话题不仅涉及野蛮拆迁,还涉及北京3500个文物保护单位中60%的古建筑被不合理占用的问题。

 

不过,关于北京旧城的保护问题其实相当复杂。尽管传统中国社会相当守旧,但历史上的中国汉族人,对于保护老建筑其实并无特别的心思。朝代更迭的标志性行为之一,便是新朝的主人焚毁旧朝的宫阙,然后大兴土木,营建自己的宫阙。北京的紫禁城之所以被保护下来,实在应归功于满族人。满人1644年从东北进入山海关,进而夺取明王朝的天下时,其文化落后于汉人的文化,因而欢喜这样一座现成的皇宫。

 

尽管德国汉学家雷德侯教授(Lothar Ledderose)在《万物》(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一书中列举了中国土木建筑的种种好处,例如中国人在营建房屋时常用的白柏木具有四倍于钢材的张力和六倍于混凝土的抗压力,但土木建筑的天然寿限大约是一百年左右。据芝加哥大学艺术史学者巫鸿教授说,中国人并无特意保护旧建筑的习惯,中国人保护的是营造的技艺。这一情况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东亚得到了印证。日本的伊势(Ise)神宫系日本神道教神宫的祖庭,但伊势神宫每20年挪移一次,也就是再造一次。这一传统不知始于何时,据说起源时代相当古老。

 

现如今有关是否应该保护老建筑和如何保护老建筑的争论,其实是在一个悖论上展开的。将老建筑作为文物标本保护起来的意识来自西方的博物馆观念。也就是说,是西方的博物馆观念被知识分子们运用到了面对中国老建筑的态度上来。这就像人们穿着西装唱京剧或开着汽车寻古董。如果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努力可以被视为一种进步的话,那么接受博物馆观念当然也是一种进步。不过这后一种进步和前一种进步如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据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总体规划处的温宗勇先生说,北京的城市规划部门曾经以美国为榜样,打算在较短时间内将北京改造成一座现代化城市。这种心态是百年来激进革命的必然结果。百年来中国的变化,从五四,到新中国,到文革,到市场经济,其现代化进程始终伴随着“遗忘”,因为长久以来,中国人深感历史负担过于沉重。直到近五六年前,当人们吃饱了喝足了,衣食足而后知礼,而要消费怀古之幽情时,才发现旧东西已近于绝迹。北京的城市规划部门这时才意识到保护老城区的重要性,遂将城市发展的榜样由美国置换为欧洲。

 

于是,2000年11月,北京市划定了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占北京明清古城总面积的17%。2002年9月北京市颁布《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则》,又划定了第二批1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在这总共40片保护区中,有30片位于总占地60.06平方公里的老城区之内,占老城区面积的21%。

 

不过,保护区虽然划定了,保护区内的拆迁并没有完全停下来。施工队拆毁旧房子后再盖起新古董,似乎是中国传统所允许的。但是在新时代,老式平房遇到了新问题。新开的平安大道虽然建成了老北京的模样,但由于新古董房前没有留下停车场的位置,致使临街的铺面房常常面临租不出去的难题。租出去的铺面房如果变成了饭馆,来吃饭的客人便只好把汽车停在马路上。

 

汽车工业的发展要求拓宽街道。中外汽车制造商们和销售商们都明白这一点。街道拓宽了,街道两旁的房屋不能还像从前那样低矮。于是平房不得不变成楼房。这是个比例问题,也是个美学问题。一般说来,保护老建筑的成本高于建造新楼房的成本(新楼房既可以少占地,又可以容纳更多的人)。这是个资金的问题,也是那些尖锐指责北京没心没肺地破坏文化遗产的人们所很少关心的问题。

 

要在北京的核心城区(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等)过一种有质量的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是极其昂贵的,只有有钱的中国人和有钱的外国人才过得起这样的生活。一般北京市民如果是生活在从前的四合院如今的大杂院中,其生活质量很难称得上“体面”。即使是为了拥有一个私家洗手间,许多人也乐于搬进楼房中封闭的单元房,然后再沉浸于对往昔艰苦生活的甜蜜追怀。文化道德在面对生存道德时往往会低下头来。

 

北京现有固定人口1400万,流动人口600—700万,平铺在地面上的传统四合院无论如何也容纳不下这样庞大的人口。除了人口问题,北京也是一座长期超负荷运转的城市。它被定义为中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等等。这么多的“中心”加在一起,不大可能在乎那些本来寿命有限的老房子的命运。所以保护老房子的问题不仅是保护老房子的问题,它牵扯到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整个文化生态。

 

中国人的城市观念原本不同于西方。西方的城市多为经济生活的产物。但当初北京被选择作为中国的首都,却是建立在一整套传统理念之上的。中国的古书《公羊传》上说:“京师,天子之居也。”因此北京首先不是一座自然的城市,它原本是为皇权统治服务的。有学者指出,老北京其实是一座“衙门城市”,这样的城市性质,深深烙印在旧北京的建筑风格上。这与如今北京作为一座现代都市的城市功能相矛盾,因此城市的大规模拆迁虽然令人悲凉,但看来又是不可避免的事。

 

长安街两旁的高楼盖起来了。王府井商业街经历了大规模的改造,变成了时髦的步行街。复兴门以北成了著名的金融区。建国门一带恨不能把自己变成东京的银座或纽约的曼哈顿。法国人设计的超现实的大鸡蛋(国家歌剧院)降落在了人民大会堂的西侧,斜对着中南海的新华门。为2008年奥运会兴建的“鸟巢”和“水立方”(超大型体育场馆),无论如何也不是元代和明代的皇帝所能想象的。荷兰人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总部据说将与巴黎埃菲尔铁塔一样,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地标建筑之一。

 

但这样改造一座城市,其结果就是使得城市建筑风格总体上陷入乱七八糟的境况。考虑到北京曾经像棋盘一样工整,因此任何一点小的混乱都会在视觉上被放大成巨大的混乱,更何况如今这种大规模的城市改造呢!北京盖得像纽约吗?不像。像芝加哥吗?不像。像东京吗?不像。更别说像罗马、巴黎、伦敦。北京哪儿都不像,它盖来盖去只像它自己。一个丑陋的北京。但一个丑陋的北京依然是北京,只不过不再是过去那个衙门北京。北京人的心理结构、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外国冒险家、资本家的心理结构只能盖出这样的北京。

 

北京的城市建筑风貌已经越来越是一个大杂烩。它汇集了旧有的中国、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还有更主要的——中国人对西方的想象。纽约大学的张旭东教授说,北京当下建造的五花八门的高楼大厦所体现出来的,乃是中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一百年来中国人对于现代化的渴求终于要落实在杂乱无章、却又是雄心勃勃的高大建筑上了。因此北京既是北京又不是北京。当它不是北京的时候它是什么呢?答案是:它就是全世界。

 

 

三、废寺和居住在废寺里的人

 

在日本京都,老式建筑和老式建筑在一起,新式建筑和新式建筑在一起。在德国柏林,老建筑虽然与新建筑混在一起,但它们基本上处在同一个高度上。但是在北京,你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代表现代城市交通理念的高架桥飞架在茕茕孑立的古代城门楼两侧或四周;或者,一大片豪华的现代建筑群落用它们高大的身影罩住一座可怜巴巴的老房子。

 

复兴门北边太平桥成方街,有一座老建筑因为它的处境引起了舆论的关注。该建筑是老北京的都城隍庙,规模不小,甚至有点皇家气派。但是置身于四面的金融大厦、豪华写字楼之中,它仿佛一个二十世纪初的土财主闯进了二十一世纪初的资本家们的盛宴现场。也许应该反过来说:是二十一世纪初的资本家们赶走了穷苦的百姓,偏偏要围着仅剩下来的土财主举行一场盛宴。据说资本家们也是满脑子迷信的:他们迁走了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底层市民,夷平了那些破烂的小平房,盖起了面向未来的金融区,但是他们不敢拆除这座都城隍庙,害怕破坏了本地的风水,害怕庙里的本城守护神迁怒于他们,坏了他们的财路。另一种说法是:文物部门不允许拆除这座始建于元代至元四年(1267)的都城隍庙。但文物部门又保护不了其它不够“文物”级别的老房子,于是都城隍庙被特殊保存下来,于是就有了这不伦不类的景观。

 

都城隍庙的处境在北京当然不是一个孤例。出西二环路上的苏州桥向西不到5公里(四季青乡蓝靛厂),不久前耸立起一座超大规模的“金源燕莎购物商城”(Jin Yuan Lufthansa)。听名字该商城大概与德国人有关。仅从金源燕莎南边的马路上经过,人们很难想象在它的后身居然隐蔽着一座明代道教建筑碧霞元君祠。这座碧霞元君祠始建于明朝万历三十六年(1609),原名“护国洪慈宫”。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改称“西顶碧霞元君庙”,又称“广仁宫”。北京旧有东、西、南、北、中五座供奉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的庙宇,合称“五顶”。此为“西顶”。它在民国时曾为舍粥厂,1949年以后一度改为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又称疗养院),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又被辟为橡胶厂。现在橡胶厂已被迁走,寺庙建筑正在翻修。

 

此“西顶”号称“五顶”之中建筑格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见载于北京市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但其实2005年8月我走访该庙时它已相当破烂,与高耸在身旁的金源燕莎形成强烈反差。当时工人们正在施工翻修。但即使它得以部分地恢复原貌,它与商城在视觉上的反差也不会被消弭。该庙原有五进大殿,旁有七十二司。现存山门、大殿、配殿及古柏。在该庙残存的建筑中原本居住着一些老百姓,现在只余下一户人家,住在前后被封堵上的山门里,拒绝搬走,原因是他们得到的10万元拆迁费不够用来买新房子(北京最便宜的住房也不会低于2500元一平米)。这户人家在山门前用颜色蓝白相间的塑料编织布搭出一个棚子,向燕莎商城里的保安和售货员们提供包子、咸菜、大米粥之类的简单饭食。

 

这户人家姓王。显然是一家之主的男人60多岁。他几乎是个瞎子,但依然靠着自己仅存的一点视力忙前忙后。他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住进这碧霞元君祠的。当时北京市的民政部门将那些无家可归者,其中包括许多没有生活能力的残疾人,安置在了散布于北京各处的寺庙里。寺庙原本负有行善的使命。向无家可归者施粥便是寺庙的传统善举之一。明代北京寺庙的功能除崇拜礼仪之外,有些还用来安置病老的宦官和宫人。此外,北京的寺庙历史上也会被用作旅寓场所。光绪十二年(1886)刊刻成书的李虹若《朝市丛载》卷二,记录了31座寺庙有出租殿房作旅店的服务功能。老王既不是宦官也不是宫人,他在碧霞元君祠里一住就是半个世纪。

 

碧霞元君祠已经是一座废庙了。在居民们被迁走之前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大杂院,就像北京市内那些所谓的四合院,其实是一些大杂院。居住在废庙里的人们,全属社会底层,他们无力规划自己的生活,就像那些古老的建筑本身无力使自己免于倒塌或被推倒的命运。长久丧失了宗教功能的宗教建筑,有许多看上去与老式的普通民居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你会走过它们而辨认不出它们,例如西四北大街163号的双关帝庙,例如距双关帝庙北边没多远的隆长寺,例如地安门帽儿胡同内帽儿小学后身的紫桐寺等等。紫桐寺里的居民自己都叫不上“紫桐寺”的寺名,只知道这曾经是一座庙。庙内一通清代名臣刘墉题字的石碑至今竖立在院子里,被一户居民借用作后墙搭成了一间小厨房。不知是废寺建筑塑造了居民,还是居民夺走了废寺建筑原有的光彩。住在废寺里的人们要么喋喋不休地抱怨生活,要么无师自通地体会到宿命的力量,在一个快速变化、五光十色的时代沉默不语。

 

西四双关帝庙小小的山门被刷成灰色,就开在热热闹闹的西四北大街旁,紧邻一家小五金店。路人如果不注意,很容易忽略它的存在。由于经过改造的山门里住着一位老人,小院就在山门北边又开了一个小门。该庙原有山门、钟鼓楼、正殿、南北配殿及后殿,现仅存山门和正殿。进入小院,但见异常古朴又结实的正殿坐西朝东。不过,居民私搭的小平房已挤到正殿的脖子低下。正殿的东北角上伸出一个自来水的水龙头,是院内居民公用的。水龙头下面的水泥池子里布满青苔。正殿旁边的小平房里住着位老人,生于1912年。老人身体还算硬朗,还能自己搬个板凳坐在院子里乘凉。他说这双关帝庙是明代寺庙,但他说错了。根据现存的元泰定年间(1324—1327)双关帝庙重修石碑可以断定,此庙的建造年代早于泰定。关帝,本名关羽(?—219),三国时代蜀汉大将,为人忠勇,自宋代(960—1279)以后被神化,在民间广受祭祀,被道教吸纳为关圣帝君,被佛教吸纳为伽蓝神。中国民间文祀孔子,武祀关公。在老北京的寺庙中,有16%都是供奉关帝的。一般关帝庙只供奉关帝,但这座双关帝庙是关羽、岳飞一同供奉(正殿中原有他们二位的塑像,今已无存),这在华北地区可能是孤例。岳飞(1103 — 1141)是南宋抗击金人侵略的英雄。民间传说他是关羽转世。他在中国南方广受祭祀。

 

1980年代北京市曾经制定过一份《北京市普查登记在册文物名单》,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城区在册文物共466项,双关帝庙位列“西城区第105项”。因此按理说,该庙应由文物单位实施保护,但事实上文物单位既无钱也无力保护类似的古建筑。它的产权归当地房管所所有。但小小的房管所更无力无钱予以修缮保护。所以一位居住其中的男人说:“报纸记者也来采访过,电视台也来拍摄过,古建专家也来看过,外国人也来看过,但结果有什么用?没用!这院子还这样!”让他们凭自己的力量迁走是不可能的。院子里所有的成年人所从事的都是低收入职业。他们一共有7户,住在原来的正殿和1949年以后围绕正殿建起来的小平房之中。小平房距离正殿最宽处约3米,最窄处只有1米多。电线全拉在外面,防火条件极差。这些家庭也是五十年代由民政部门安置在这里的。居民们虽然面对外人的询问时总是一味地抱怨,但对自己的生活其实已习以为常。

 

离双关帝庙不远,西四北三条4号,有一座规模大得多的佛教寺庙隆长寺。该寺始建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重修。坐北朝南的隆长寺,中轴线上依次为山门、天王殿3间、钟鼓楼、大千佛殿3间、后殿5间及两侧的配殿和僧房。这是原来的样子。现在也被居民住成了大杂院。在天王殿已被重新垒过的东山墙与原来的东配殿之间有一条过道。过道的一大半已被从东配殿伸展出来的小平房占据。过道窄处也只有1米多。沿着这条过道向里走,可以看到居民在房顶上用铁皮和铁条自建的鸽子棚,也可以在一处过道间看到从房檐上垂下的透雕花木板装饰物。隆长寺是一座比双关帝庙大得多的大杂院,但有一点与双关帝庙不同:寺内不只住着老百姓,它原来的天王殿还被西四日用品杂货商店用作了库房。在从天王殿延伸出的新建库房迎着过道的墙上,挂着一块白底儿黑字的招牌,上书“西四日杂”。

 

公家占用寺庙的情况不只发生在当代中国,明、清两代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特别是在清代。但是在清代,被占寺庙要么被用作政府部门的办公地点,要么被辟为王府。只是到了新中国,在“物尽其用”的指导思想之下,寺庙才被挪作五花八门的用场。碧霞元君祠变成了橡胶厂、隆长寺变成了西四日杂的仓库;我还走访过一座位于鼓楼西侧大石桥胡同的拈花寺,那里被用作人民大学印刷厂。北京有两座拈花寺,这一座是北拈花寺,南拈花寺位于崇文区广渠门内板厂一带。这一座北拈花寺始建于明万历九年(1581),原名千佛寺。清雍正十一年(1734)重修,更名为拈花寺。2005年夏天我去调查拈花寺现状时门卫不允许我进入。在我与门卫僵持时,印刷厂厂长走了过来,允许我进入厂门(不是山门,山门已被封死)20米拍照。但我知道在这拈花寺里的一个院落中住着一户特殊的人家:男人姓刘,女人是一位比利时首饰设计师,她好像与比利时王室有亲戚关系。他们如何住进了这用作印刷厂的拈花寺我不得而知。西方人在中国有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特权。我在印刷厂也就是拈花寺的门口遇到了这一家的中国保姆,40多岁,正从里面骑车出来。

 

 

四、宗教建筑在翻修之中

 

一块2004年由北京市宣武区人民政府竖立的新石碑,上书“唐天王寺故址”。一个男人身着短裤、背心仰躺在石碑边的地上睡午觉,脸上盖着一块毛巾。“天王寺”是唐代的名称,但这座大寺的历史可追溯到北魏,相传为北魏孝文帝(471—475在位)拓跋宏创建,初名光林寺。隋代仁寿二年(602)改称宏业寺。唐开元年间(713—741)改称天王寺。辽代在寺庙后院建舍利塔一座,即现存的天宁寺塔。元末寺庙毁于兵火。到明代,天王寺有了现在的名称“天宁寺”,并在明初得到重建,以后有明一朝又曾两度修缮。清政府也曾两度修整过天宁寺,清中期以后,天宁寺逐渐没落。但到民国时期(1911—1949)天宁寺的面积依然达到108亩(71,280平方米),庙外附属土地187 亩(123,420平方米)。1949年以后,天宁寺成为北京唱片厂的厂区,寺庙山门也变成了民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文革中),美籍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来华时,曾向党中央呼吁保护天宁寺。1988年1月,天宁寺被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九十年代初,北京市政府结合北京市西部改造和天宁寺小区改造工程,拆除了天宁寺东边的两座建筑,使天宁寺塔的身影重新显露出来,在西二环路天宁寺立交桥上就可看到。

 

现今的天宁寺只保存了原寺庙的中路院落。寺庙坐北朝南,山门内剩有一座须弥殿,殿后有东、西殿各3间,为原后殿的配殿。殿后中轴线上即耸立着通高57.8米的天宁寺塔。从前路过天宁寺时只是远远地望到过这座著名的辽塔。天宁寺的山门和山门边上新开的大门一直紧闭,不对外人开放。2005年夏天我再次来到天宁寺,恰逢五六个工人在为寺庙大门更换铁门。没人拦我,我便走了进去。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天宁寺塔。塔为八角形十三层密檐式实心塔,矗立在一个方形砖砌大平台上。塔的下层为八角须弥座,须弥座之上第一层塔身较高,占了全塔高度的三分之一。在第一层的八个角上浮雕出金刚力士、菩萨和天部等神像。这些雕像或怒目圆睁,或慈眉善目,其工艺之精湛令人叹服。不过,有的雕像已不完整,是文革中红卫兵小将破坏的结果。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震波波及北京,使宝塔也受到了部分损坏。这座宝塔被建筑史家梁思成先生盛赞为中国建筑设计史上的一件杰作,但是在仰头观看它时,我的视线总躲不开附近一个直插云霄的大烟囱。现代生活已经无处不在。在宝塔旁边,翻修工作尚未完工,但是东、西殿现在已有僧人使用。在西殿的一个窗台上摆着一个白色告示板,上面写着观音菩萨成道日(农历六月十九,公历7月24日)法会的内容:“上午9:00,法会;10:00,放生;10:30,交供;下午1:00,皈依(欲皈依者提前领表报名);3:00,晚课。”

 

在有些地方宗教生活正在恢复;在有些地方宗教生活正在展开。一些废寺得到了恢复(尽管不是很多),一些一直作为宗教道场被使用着的寺庙也得到了整修。在宣武区的牛街,有两座宗教建筑正在得到修整。这是北京最重要的寺庙中的两座:一座是属于伊斯兰教的牛街礼拜寺。一座是属于佛教的法源寺。牛街是北京一个特殊的地方,虽然也是满眼新建筑,但街道干净整齐,街上车辆来往穿梭,街道边绿树成荫。连街边的公共厕所也异常干净,小便池里兜着塑料布。这会让习惯了肮脏公共厕所的汉族人大开眼界。这里是北京最重要的穆斯林聚居区。夏天,你在街边的大树底下总会看到高鼻深目、肤色白皙的穆斯林老人在纳凉闲坐。你也会看到裹着头巾、看孩子、买菜的穆斯林妇女。有一次,在牛街礼拜寺门口,我被一位显然患有精神疾病的中年妇女拦住。她要我和她一起站20分钟,她说:“20分钟以后你就会看到安拉站在你面前!”旁边路过的穆斯林为她感到害臊,说她是个“疯子”,要我别理她。

 

牛街礼拜寺不对外人开放。在穆斯林看来,不开放的原因很简单:这里是宗教场所,不是旅游场所。该礼拜寺始建于辽代统和十三年(995),一直是北京穆斯林极为重要的礼拜场所。清代的几位皇帝虽不是穆斯林,但纷纷为这座礼拜寺题写碑、匾。2005年夏秋两季,该礼拜寺又一次大修。据当地穆斯林讲,礼拜寺得到了中东某国家800万元的捐款。北京市政府为此拿出了另外800万元作为配套资金。加上当地穆斯林的私人捐助,礼拜寺得到了约2000万元的修缮费用。这样,修缮工程便得以展开。

 

距牛街礼拜寺不远,位于教子胡同南端法源寺前街居民区中的法源寺,就建筑而言,是北京城内现存最古老的佛教寺院。其历史可追溯至唐代。唐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为哀悼征高丽阵亡将士下诏建寺,其子高宗于上元二年(675)再次下诏建寺,武则天登基后又三次下诏建寺,至万岁通天元年(696)该寺才全部建成。初名悯忠寺,明代改称崇福寺,清雍正十二年(1734)改称法源寺。不过,法源寺历史虽古,但唐宋建筑早已毁于地震。其现存主体格局系辽道宗清宁三年(1057)重修所奠定。在山门内第一重大殿天王殿前,有一棵千年树龄的白皮松,印证了中国民间判断名刹与否的一种说法:寺庙要新(表明该寺香火旺盛,时有捐赠,故房舍得以经常修缮与翻新),庙内树木要老(表明该寺历史悠久)。这种观念与西方维护旧建筑的博物馆观念不同。法源寺坐北朝南,中轴线全长230米,总占地6700平方米。法源寺不仅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佛教寺院之一,也是中国佛学研究的最高学府中国佛学院和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所在地。该寺所藏佛经之多、版本之珍贵在中国首屈一指。

 

像它附近的牛街礼拜寺一样,2005年夏天的时候法源寺也在整修,但不是全部整修,只涉及中轴线两边的廓庑和庭院。电锯切割木材的声音破坏了寺内的清静。屋顶上工人在砌瓦。院子里堆满了木材、新瓦和换下来的旧瓦。这影响了前来上香和观光的人数。不过,寺庙山门门口特殊的一景始终如一:五六个瞎子和瘸子站在那里,坐在那里,等待别人的施舍。对他们来说,寺庙的山门既会使他们感到安全、又会使他们感到灵魂有所归依。2006年3月我再次走访法源寺时,工地情景依旧,瞎子、瘸子依旧。山门对面照壁墙南边的花园广场上,有附近居民在打拳、下棋和溜狗。

 

翻修寺庙的费用根据寺庙建筑破损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前文提到的碧霞元君祠,其大殿内的木柱下部已糟朽,梁木和瓦顶毁坏严重,故而翻修的费用极高。据该祠翻修工程监理,一位姓张的师傅说,一座大殿的彻底翻修需要1000万元人民币,配殿一座大约需要500万元人民币。牛街礼拜寺和法源寺的毁坏状况远没有碧霞元君祠严重,所以单位整修费用不会像碧霞元君祠所需费用那么高。宗教建筑的整修资金根据不同建筑的保护级别其来源也不同。国家只负责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像天宁寺、法源寺、牛街礼拜寺都属于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因此可以从政府拿到整修资金,但当然不是全部资金。牛街礼拜寺和法源寺各有各的获得中外捐赠的渠道。而像碧霞元君祠这样的不够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级别的寺庙,其整修资金的来源便只能是私人,特别是房地产项目开发商。文物部门规定,谁在某一地面开发房地产项目,谁就得负责整修该地面上的超过100年历史的古建筑。因此碧霞元君祠的整修费用来自金源燕莎商城的老板。这位老板姓荣。但2005年夏天的时候,荣老板为碧霞元君祠每座大殿投入的资金是500万,也就是所需资金的一半。这令工程监理颇为犯愁。而且据他说,荣老板并不想恢复碧霞元君祠的宗教功能,而是要把这座道教寺庙改造成一个茶馆。但碧霞元君祠已算幸运了,像西四的双关帝庙和隆长寺那一带,没有人有兴趣开发房地产项目,所以两座废寺看来只能一直“废”下去。

 

1 本节主要参考资料:侯仁之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佟洵等编著《北京宗教文物古迹》(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张连城等编著《北京的佛寺与佛塔》(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高巍等著《漫话北京城》(学苑出版社,2003)、马芷庠著《老北京旅行指南》(据《北平旅行指南》重排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王军著《城记》(三联书店,2003)。


* 题图为北京法海寺壁画,图源:维基百科。

 



西川,诗人、散文和随笔作家、翻译家。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美国艾奥瓦大学2002年访问学者。曾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任副院长、图书馆馆长。现为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出版有各类著作约三十部,其中包括诗文集《深浅》、诗集《够一梦》、长篇散文《游荡与闲谈:一个中国人的印度之行》、论文集《大河拐大弯:一种探求可能性的诗歌思想》、专论《唐诗的读法》《北宋:山水画乌托邦》(即出)、译著《米沃什词典》(与人合译)、《博尔赫斯谈话录》等。曾获德国魏玛全球论文竞赛十佳(1999)、鲁迅文学奖(2001)、中国书业年度评选“年度作者奖”(2018)、瑞典马丁松玄蝉诗歌奖(2018)、日本东京诗歌奖(2018)等。其诗歌和随笔被收入多种选本并被广泛译介,发表于近三十个国家的报刊杂志。2019年德国柏林诗歌节宣传册称赞西川为“当代诗歌的重镇之一”(one of the greats of contemporary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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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座山岭:关于视觉文化的36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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