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尔·巴泽雷 | 拨弦与君听: 《公共管理:以设计为导向的专业学科》自评兼与伯特·乔治教授商榷

拨弦与君听: 《公共管理:以设计为导向的专业学科》自评兼与伯特·乔治教授商榷

麦克尔·巴泽雷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引文参考：麦克尔·巴泽雷.2020.拨弦与君听: 《公共管理:以设计为导向的专业学科》自评兼与伯特·乔治教授商榷[J].公共管理评论，2(3)：12-24

【编者按】为提高学术成果的传播效率，凡《公共管理评论》录用的文章，将在本刊知网主页和公众号网络首发。

笔者非常欣喜两位中国的公共行政青年学者易丽丽和梅赐琪主动提议在《公共管理评论》这本中文期刊中组织和编辑一期关于我的最新英文著作的研讨专栏。他们的倡议为中国的公共行政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可用于探究他们所在研究领域的一些根本问题的资源。这些根本问题包括:公共行政是艺术、科学还是职业( Lynn, 1996)? 被理想化为“战略公共管理” ( strategic public management) (Moore,1995)的专业实践是否应该转变为以设计为导向的公共管理专业学科(Barzelay,2019)? 管理公共组织的知识中是否应该包括由设计科学(Shangraw et al. ,1989)所带来的技术规则(Van Aken, 2004)? 还是说这种知识应当是一些有历史依据的、以论辩为导向的、实用的论争的凝结①(Barzelay, 1999)并加之能被应用于专业实践中,特别是设计项目中的设计先例(Simon,1996;Bardach,2004;Barzelay,2007,2019;Lawson,2012), 以共同来实现创新变革,推进公共组织更广泛的功能性意图(Ariew and Perlman, 2002),并借由此创造公共价值(Moore, 1995)。

① 对此,一个更恰当的术语是“目的性理论构建”(purposive theorizing)(Barzelay,2019)。

在我写作本书时,提出这样的问题并非易事。乍看之下,这些问题的意涵不太容易让人知悉。即便是在初次读完本书之后,读者们可能仍会对这其中的许多问题似懂非懂。可以预料的是,接受这些问题绝非易事,因为公共管理是一门“以设计为 导向的专业学科” (design-oriented professional discipline)和公共行政是一种“跨学科 研究领域”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of study)这两种观点在某种程度并不相容:虽然并不截然对立,然而两者明显互不相同。

以上的这些困难无疑会让阅读本书充满挑战,即使对于那些在我熟知的地域 (如美国、拉丁美洲和欧洲等)学习和工作的读者来说亦是如此。我猜想,这一挑战对于中国的公共管理学者来说尤甚。因此,我认为此次专栏的作用正是在于推进对于前文所述的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自接受此次专栏邀稿以来的一段时间里,我曾与数十名甚至数百名对本书及其理念感兴趣的人进行交流。无论是这个领域的新成员还是资历颇深的学者,他们从本书中获得的内容都不是我确切希望他们接受的内容,而恰恰这些内容时常涉及本书的根本观点。有时我会感到惊喜,比如看到此次专栏中罗森布鲁姆教授(David Rosenbloom)的评议时。但是,如果将本书比作一首曲子,大多数人虽然准确地听到了这首曲子曲谱的诸多音符和某些和弦,但很少人把握了它的韵律。

此事情有可原。人是猜想的生物(Heath and Heath,2008),会根据自己已知的知识以及思维习惯进行猜想。有一种实践理论可以应对这种问题,这一理论中的三个原则是:出人意表、简要(即抓住核心、简明紧凑)、可信。① 本文正是对这一理论的 应用。② 

① 这些原则的完整清单是 “ 简要” ( simple)、 “ 出人意表” ( unexpected)、 “ 具体” ( concrete)、 “ 可信” (credible)、“情感”(emotional)和“故事” ( stories),它们的首字母缩写为“成功” (SUCCESs) ( Heath and Heath,2008)。

② “猜想游戏”的形式正式利用了 Heath 和 Heath 所提出的“出人意表”这一项原则。而相应的回答则使用 了“简要”和“可信”原则。这场“表演”(show)的设计先例是 Flyvbjerg(2006)。 

本书的理念:一而再、再而三的猜想 

猜想一: 公共管理( public management)和公共行政( public administration)是一 样的理念。

这个猜想可能是合理的。 

在中国以及我所更为熟悉的情境下,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经常被等同混用。③

③ Hsieh(2019)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这个猜想哪里出错了? 

由于两个相互联系的原因,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理念。首先,公共管理是一门专业学科(a professional discipline),而公共行政则是一个宽泛的研究领域(a field of study)。其次,专业学科和宽泛的研究领域这两个理念是有所区分的。如果接受这两个陈述,那么从逻辑上来说,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就是不同的理念。

对这一论证过程的合理回应是考量“研究领域”和“专业学科”是否是两种互斥的范畴。因为如果这两者是互斥的,那么我们将更明确地认识到,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是不同的。我对这一问题的主要回答是:它们不是互斥的。在我看来,公共管理这门专业学科在公共行政领域的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④ 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领域内的一门专业学科,涉及公共组织如何为诸如公共项目的政府干预提供所需的能力,以根据公共组织的政策意图发挥作用。

④ 基于过去 60 余年的语言科学研究,扩展这一观点即公共管理学和公共行政学甚至都不是类别 (categories),更不用说相互排斥了。在语言学的研究中,具体而言,与之相关的主题是框架语义学 (frame-semantics)。

猜想二: 正如公共行政学一样,公共管理学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 

这个猜想可能是合理的。 

公共行政学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是老生常谈了(Wright,2011)。将公共行政视为一个跨学科领域同时说明了这几点:首先,部分甚至全部的社会科学学科(例如政治科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以及诸如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在公共行政学中都有着重要作用。其次,一些跨学科领域(例如组织理论和认知科学)的作用也同样显著。对于公共管理学这门专业学科,上述情况也同样存在。由此,前提便得到了确证:在作为跨学科领域这一点上,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并无区别。

这个猜想哪里出错了? 

公共管理的目的和任何一个专业学科的目的并无多大不同,都是在于扩充对于特定类型的“目的性现象” ( purposeful phenomenon)的专业知识,以便从业人员用来应对在他们所工作的组织或领域中所出现的挑战。正如稍后将讨论的那样,公共管理所聚焦的特定类型的目的性现象是公共组织。如果你曾听说公共管理学是一个跨学科领域,我相信你会认为,公共管理学的目的在于扩展和传授关于人与社会现象的科学和人文知识。因此,将公共管理学称为一个跨学科领域远远忽视了它是一门专业学科这一要点。

猜想三: 公共组织和政府官僚机构是同一概念。

这个猜想可能是合理的。 

这有许多显而易见的原因。首先,从概念上说,所有官僚机构都是组织。其次, 就分类而言,所有的政府官僚机构都是公共官僚机构。如果官僚机构是组织而且政府官僚机构都具有公共性,那么,将政府官僚机构(以及公共官僚机构)视为公共组织岂非再正常不过了?

这个猜想哪里出错了? 

对这个问题的简短回答是确立这样一个原则,即公共管理这一专业学科中的特定术语并不等同于任何以政府或组织为对象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术语。这一原则意味着,公共管理中的 “ 公共组织” ( public organizations) ( Moore, 1995; Barzelay, 2019)并不等同于社会科学中的“政府官僚机构” (governmental bureaucracies)或“公 共官僚机构”(public bureaucracies) (Wilson,1989)。如果以最极端的且与框架语义学的理论保持一致的方式来说明这一观点,这意味着公共管理学领域中的“公共组 织”并不等同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公共组织”。 

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想法——我是指,如果你和大部分人一样,那么你与这种想法碰撞所产生的困惑绝不仅仅是一时的。原因何在? 我的诊断是,这种困惑是由概念上的不和谐(dissonance)导致的。人的大脑神经网络是在与由语言表达的意义的反复接触中形成的(Fauconnier and Turner,2002)。因此,如果你的神经网络以传统方式进行建构,那么你会觉得我在上文中的论断完全说不通、令人困惑。由此, 若想要理解本书,你就必须先审视一下自己的思维习惯( Dewey,1922;Lindblom, 1990),至少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公共行政的思维习惯,或者可能更普遍地关于语言和观念。 

那些让我将公共管理视为一门专业学科的语言符号(Tilly,2006),与那些将公共行政视为“类社会科学”的跨学科领域的思维习惯显然路数不同。这些不同路数的想法由来已久,但无法与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公共行政或者公共管理的理念完全融合。从思考脉络来说,这些想法与西蒙(Simon,1996)关于“人工科学”的理念一脉相承;在同样的理路上,我提出了公共管理“以设计为导向”的专业学科理念。

这本已成为经典的《人工科学》(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已经先后有三个版本、近 30000 次的谷歌学术引用。书中,西蒙试图将以设计为本的专业学科(我的术语) 与其他诸如工程学之类的专业学科加以区分。在他看来,后者在将自己形塑成应用型科学的同时,逐步走进了自然科学的阴影。西蒙还认为工程学和其他专业领域未能增强专业从业人员在设计系统方面的胜任力( competence)。而这种胜任力,恰恰可以用来克服社会以及社会中的组织所意识到的挑战。正如他的书名所强烈表明的那样,西蒙在术语使用上的改变就是为了对科学(sciences)与人工科学(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做出明确的区分。

在将公共管理描述为一门专业学科时,必须强调西蒙对科学学科和人工科学 (亦即我称之为“以设计为导向”的专业学科)所进行的区分。如果我们想象有一条河流贯穿于公共行政学的研究领域,那么关于政府官僚机构的研究将位于这条河的一侧,姑且称之为左岸。相对地,公共管理这一门以设计为导向的专业学科将位于右岸。

至此,你应该能够发现,这三个“错误的猜想”有着相同的成因,即作为一门以设计为本的专业学科的公共管理的观念打破了至少三种习惯思维:(1)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是相同的理念;(2)公共管理学和公共行政学一样,是一个跨学科领域;(3)公共组织和公共官僚机构是相同的理念。而正确的想法应该是: 

• 公共管理学是在公共行政学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一门以设计为导向的专业学科;

• 作为一门以设计为导向的专业学科,公共管理学与公共行政中的其他学科存在分界; 

• 定义公共管理学的“目的性现象”是公共组织,而公共官僚机构则是那些作为 “类社会科学”的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对象。

猜想四: 在公共组织中,管理者的专业实践是决策。

这个猜想可能是合理的。 

做这个猜想的原因蕴含在管理学的专业学科发展的历史之中,历经世代,回响不绝。起点可以说到亨利·法约尔( Henri Fayol) 的著作《一般管理和工业管理》(General and Industrial Administration)。他提出了一种关于企业特别是企业管理的目的性理论。① 这种理论认为,实现企业的功能意图(functional-intent)的关键在于创造并且运用可以使企业的每一个功能都得以发挥的手段。 

① 这本书有诸多版本,但我认为最有益的是法约尔(1984)的。

作为背景,法约尔关于企业的目的性理论构建与生物科学中的有机体功能理论相似,即生存和目标的实现都需要一系列功能的充分运行,并且这些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明确清晰的(Ariew and Perlman,2002)。这种功能间的关系可以是相互依存的。例如,生物体的呼吸功能使得实现其循环功能(Craver and Darden,2013)。另 一种功能间的关系则可能是层级式的。例如,呼吸功能就是由吸气吸入氧气和呼气排出二氧化碳这两个组成型功能(constitutive function)来实现的。 

法约尔对企业的目的性理论构建借鉴了这种有机体的理论构建传统。具体而言,相互依存的关系就体现在管理功能的实现与其他诸如会计、商业、财务、安全和技术功能的实现之间。同样,相互依存也体现在规划、指挥、协调和控制这四种功能之间。而上述四种功能之间以及它们自身与它们所构成的管理功能(更高级别的) 之间则存在着层级关系。 

如前所述,法约尔的理论认为,实现企业的功能意图的关键在于创造并且运用可以使企业的每一个功能都得以发挥的手段。让我们回到管理者的专业实践是决策这一理念。这个理念就是对法约尔一系列精巧的关于公司的目的性理论建构的提炼,它被呈现为一种自明之理。从法约尔的理论很容易就可以推断出这一理念。

这个猜想哪里出错了? 

正如其他猜想一样,这个猜想并不错,但它会错了意。这个猜想过度简化了法约尔目的性理论构建中丰富的概念结构。相较于其他管理功能(例如计划和控制), 这个猜想过度强调了管理功能中的“指挥功能”。 

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则是,它忽略了西蒙关于人工科学的目的性理论构建中的一个核心要素。这个核心要素对于工程学、商科和公共行政学领域的目的性理论说明都具有特定影响。这个要素就是我在书中提出的一个新术语:设计—项目( design- projects,详见第 2 章和第 4 章)。创新性变革是设计—项目网络和一系列功能发挥作用的结果。这个发挥作用的过程包括设计系统、制订计划、测试系统以及这个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在组织层面的权威性决定。实现这些功能的机制包括了“类事件” 活动(event-like activities),例如为了设计系统和制订计划的构想(ideating)、为了测试系统的实验(experimenting)和为了做出权威性决定的决策( decision-making)。如果没有设计—项目这一理念,那么关于公共行政学的目的性理论将围绕如何使得组织按部就班地顺利运行展开。然而,这样的公共行政学理论将会是极度失衡的,因为创新性变革的重要性是不容忽略的。

猜想五: 以设计为导向的专业学科(a design-oriented professional discipline)与计科学(a design science)是相同的。

这个猜想可能是合理的。 

历史地来看,西蒙的《人工科学》就曾经说过,所有的人工科学都应建立在一门尚未成熟的设计科学(science of design)之上。在第 5 章中,西蒙写道:

我们作为设计师或设计过程的设计师,已经不得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确一个创新设计意味着什么以及在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但是]很少有工程师和作曲家可以就彼此的专业作品的内容展开有益于彼此的对话。我说的是,他们之间有益的对话可以发生在设计问题上,可以从发现他们创造活动中的共同之处开始,可以从分享他们在创造性的专业设计过程中的经验开始。 

他补充道:“专业学院重拾其专业责任的意义在于他们发现并教授设计的科学 (a science of design),而后者指的是一套智识上坚韧的(intellectually tough)、分析性 的、部分可正式化的(formalizable)、部分实证的、可以被教授的关于设计过程的学说。”

可以看出,“人工科学”和“设计的科学”是不同的理念。为了说明这一点,请参考软件工程这样一个例子。对西蒙而言,软件工程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典型的以设计为导向的专业实践领域,并且与专业工程学院深度连接。在西蒙看来,正如上述引文所定义的一样,软件工程领域的培养方案将包含一些如何在设计项目中充当设计师角色的课程。这些课程的具体内容的安排应当由精通设计科学的软件工程教授操刀。

“设计的科学”(science of design)一词逐渐开始与“设计科学” ( design science) 通用,而后者的复数形式则开始与“人工科学”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通用。这个词本身代表了一种不同的理念:“设计科学”指的不是诸如软件工程等专业学科的某些方面的特征,而是指向了很多专业学科的根本定位,比如信息系统(Hevner et al. , 2004),与我们这里的讨论更近切的管理学科(Van Aken,2004) 以及公共行政学 (Shangraw et al. ,1989)。

我使用“设计科学”这个标签来表达我对公共管理学的思考已经有一些年头了 (Barzelay and Thompson,2010)。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与当前的讨论无关。然而,我可以提一下:我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巴达克(Bardach,2004)和范阿肯(Van Aken,2004) 的著作的影响,而这在我将近十年前出版的一章书中是显而易见的 ( Barzelay, 2012)。鉴于这一特定的背景以及上述概念的复杂性和术语的转换这样一个更广泛的背景,我来否认第五个猜想想必是相当令人惊讶的。但我十分坚定。

这个猜想哪里出错了? 

虽然我无法给予“设计科学”一个权威的定义,但我对我自己发明的 “以设计为导向的专业学科”这个术语是有话语权的。我之所以发明这个术语就是专门要将我对于公共管理的理念与我通常(但并非总是如此)所理解的“设计科学”这个标签区别开来。

用以设计为导向( design-oriented)这样一个前缀来描述公共管理专业学科出于几个相关的目的。首先是避免听众或读者直接跳到这样一个结论,即我所说的公共管理是一种以法律和医学等为原型的专业(profession)。第二个目的在于提供一个希望读者看到的“标志牌”:公共管理不是一个设计科学。我现在将简要解释为什么我希望传达这一信息。

这么做的原因是希望表明公共管理这个专业学科在 “ 知” ( theory) 与 “ 行” (practice)的关系问题上的学科定位和智识追求。与诸如建筑学等专业学科中常见的观点类似, 我认为创造有用的事物一定要通过某种 “ 问题—解决” ( problem- solving)的方式来进行。而“问题—解决”又意味着利用可以被称作专业知识的已知 (what is known)来引导专业从业者进行思考与行动。在这个过程中,专业从业者要对近切的挑战做出回应并且对于回应的适用性、实用性做出评价,他们就需要理解 (make sense of)现实的情境并同时开始梳理问题和解决方案( Lawson,2012;Cross, 2008;Van Aken and Berends,2018)。在这种目的性理论构建中,围绕“知”和“行”之间的关系会产生批判性( critical)、生成性( generative) 和合作性( collaborative) 的思考;知行关系也因此而充满活力。

这种知行关系与其他的关于组织的目的性理论并不相同。后者中的一种是将 “知”在理念上视为一些经过验证的技术规则(technological rules)(Van Aken,2004), 而实践则在理念上被认为是熟练使用相关工具,将“知”运用到有针对性的管理功能的实现之中。这种目的性理论构建与将管理视为设计科学的理念相契合。按照这样的理念,管理学的研究就是提供技术规则,而成为一名专业管理实践者就是学习这些理论化的工具来获取数据、提取信息并做出决策。这是一种与我在书中呈现的那种以设计为导向的专业学科所不同甚至南辕北辙的理念。因此,在这里,我设置了 一个与设计科学不同的“标志牌”。这个“标志牌”也正是本书的标题——《公共管理:以设计为导向的专业学科》。 

与伯特·乔治教授的评议商榷 

非常感谢伯特·乔治教授称赞本书读来令人愉悦,并且还特别指出本书作为公共行政学领域的一本学术出版物的不同寻常优点。① 正如所有优秀的书评一样,乔治教授的评议按照同时点出贡献和不足的思路,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了梳理,指出了本书强调的以及被忽略的内容。下面是引用他的话: 

① 伯特·乔治的书评率先以英文出现(George,2020)。

这本书的目的不是全面概述公共管理实践,而是为那些希望了解公共管理智识基础的人提供基础的读物。

根据这一说法,如果把本书看作一本账簿,资产一栏应该包括对“公共管理理论” 相关著作的涵盖,而负债栏则包括对“公共管理实践”著作的覆盖不足。书评中的其他段落进一步加强了这个评价。在资产方面,我提到的理论被认为在培养生成性、批判性的思维方面具有一定作用。在负债方面,若引用文中的说法,则是“那些有兴趣了解公共管理者所使用的工具以及这些工具在什么情况下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的读者,于本书中可能无法觅得多少信息”。

本质上来说,以上的资产和负债的核算是准确的。但是,针对这个核算的审计意见可 能 会 对 一 些 会 计 科 目 提 出 问 题, 特 别 是 关 于 “ 公 共 管 理 理 论” ( public management theory)的问题。后者作为一个范畴可以从三方面来定义。第一,公共管理理论是那些能作为公共管理智识基础的理论。第二,公共管理理论并不是关于公共管理者使用的工具的信息。第三,我书中详细分析过的穆尔(Moore,1995)和布赖森(Bryson,2018)的著作是公共管理理论很好的例证。这三个公共管理理论的定义方式迥然不同:第一种是关于一个领域的本质的定义;第二种是一个关于“不是什么”的否定式定义(residual category);第三种是通过示例来定义。

在对“公共管理理论”这一范畴进行评估之前,请允许我用简短的几句话先为下文做一个说明。在本书的索引部分,您无法找到“公共管理理论”一词的词条,也无法找到“实践”(practice)和“工具” ( tools)。对此,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中一种解释是本书是关于理论的,而不是关于实践的;另一种解释则是以设计为导向的公共管理专业学科的相关理念与乔治教授所指的理论和实践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一致。

因此,让我们看一下乔治教授所说的“公共管理理论”的范畴。从方法论上,这里借鉴了语言学中范畴结构(category structure)的相关文献(Lakoff,1987),即范畴的含义源自中心范畴的抽象格和具体格。例如,“国家元首”这一个范畴可以由正式象征一体国家的公共人物这样一个抽象(中心)格定义,也可以由伊丽莎白二世、马克龙和习近平这样的具体(中心)格来定义。就抽象(中心)格而言,乔治教授提出“公共管理理论”这个范畴包括了一个抽象格——智识基础( intellectual fundamentals)。它也包括了一些具体格,比如穆尔和布赖森的著作,就像伊丽莎白女王和马克龙总统之于国家元首范畴一样,我认为我们可以将具体的著作作为这一范畴的中心。为了更好地理解乔治教授所理解和展示的这个范畴,让我们借用穆尔的著作来考虑一下 “公共管理理论”的具体格与抽象格之间的关系。

为着这一目的,穆尔的著作的第2章值得特别关注。这一章的主题是在社会现实性的基础上将政府的功能性目的进行理论化。作为展开自己想法的铺垫,穆尔先指出了经济学和公共行政学中的主流理论,即政府的功能性意图( functional-intent) 在于通过以税收和补贴为基础的机制消解市场失灵的不良影响,以增加群体的总体社会福利。穆尔随即介绍了自己截然不同的理论。他认为,政府的功能性意图在于为政治社群及其中的个体成员创造公共价值,并将公共项目的实施视作创造公共价值的、具有社会现实性的机制。穆尔以一个清除城市垃圾的市政卫生计划的执行说明了他关于公共价值创造机制的理论。

以上的讨论是否与“公共管理的智识基础”的理念相一致呢? 穆尔关于公共价值创造的理念应该是可以被看成公共行政的智识基础的。但是,在穆尔的著作的第2章关于公共价值创造的讨论中,我并未看到明确的界定公共管理智识基础的讨论。因此,我的回答是,第2章中公共价值创造方面的论点并不构成公共管理的智识基础。

再看穆尔著作的第3章。这一章以政府中的战略管理为主题,关注“战略”对公共组织的意义。这一章认为,从社会现实意义(social realities)来说,公共组织的运作能力和政治支持应相互协调以实现政府创造公共价值的功能性意图。我们可以把这一组关系称为战略三角。那么,这种论断是否可以作为公共管理的智识基础呢? 我认为,从理性的天平来说,答案是否定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一论断和哲学家们常见的论辩模式之间的关系(e. g. Jonsen and Toulmin, 1988)并未得到探讨。另一个更令人困扰的原因是,穆尔在形成和刻画这些内容时,并未明确讨论公共管理究竟是一门学科,还是一种被理念化的专业实践。① 

① Lynn(1996)提出了这种担忧,并致力于解决它。我在本书的第8章对此进行了强调。

现在该陈述我的观点了。我完全同意乔治教授对本书的可读性的评价。但是我不认为它是“为那些希望了解公共管理智识基础的人提供基础的读物” 。因为这意味着这些智识基础是先于本书并且独立于本书的。我认为,本书第4章的“公共管理学展厅”之中提及的著作里,没有任何一本曾试图构建一个以设计为导向的公共管理专业学科或者试图在以设计为导向的公共管理专业学科中讨论问题。但是, 我确实试图呈现如果存在这样一个我预想的学科,这些过去的著作将会如何发挥实质性作用。

可能有人猜测是本书提出了“公共管理理论”,因为是它提出了以设计为导向的公共管理专业学科的智识基础。但是,我不会这么说。为什么? 对此,大家可能有以下三个猜测。

• 我并不希望把公共管理和公共行政分离开来,因此我更倾向于使用“公共行政理论”这个术语; 

• 以设计为导向的公共管理专业学科用“专业知识”②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理论”这个概念; 

• “专业知识” (professional knowledge)和“专业实践” (professional practice)的 对照,与“知”和“行”的对照相距甚远,以至于若将“理论” (theory)与“专业知识”等同使用会让人产生误解。③ 

② 在第1章中,我说过,公共管理与任何以设计为导向的专业学科一样,都是通过功能网络( a network of functions)来实现其功能意图的。其中两个功能是(通过对专业从业者的教育) “获得专业知识”和(通 过研究)“扩展专业知识”。

③ 复杂对照的理念指的是一边涉及(a)与(b)之间的关系,另一边涉及(c)与( d)之间的关系。这个理念 是由亚里斯多德提出的(White,2010)。

第一个猜测是错误的,其原因有二。首先,我将公共行政视为一个研究领域,而我将公共管理视为一门专业学科。其次, 我认为理论是针对某一学科而言的 (Morgan and Morrison,1999)。由此可见,公共行政这一研究领域之所以有理论是因为其中的学科有理论。因此,我不会因为第一个猜测里提到的原因而反对公共管理理论这一说法。

第二个猜想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它连“理论”所属的学科都没有提及。我们可能会猜测“理论”属于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中的某一个或者某个跨学科的社会科学门类。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一猜想则意味着公共管理这一专业学科中的“专业知识”与社会科学学科中的“理论”除了字眼不同以外含义完全相同。但是,这是一个糟糕的猜想。

就语言的科学和哲学而言,无论使用什么术语,“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 ( theory in a social science discipline) 和“专业学科的专业知识” ( professional knowledge in a professional discipline)都不是相同的理念。这也是我之前的观点所蕴含的原则,即社会科学中的“公共组织”与公共管理专业学科中的“公共组织” 不可能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将这一原则应用于当前问题,即社会科学学科中的“知识”的意涵并不等同于专业学科中的“知识”的意涵。这纯粹是出于语义学的原因:在特定语义框架内的任意概念的意涵都由它在该语义框架内的作用所决定(Minsky,1997;Fauconnier and Turner,2002;Murphy,2002)。因为“社会科学学科”的语义框架与“专业学科”的语义框架并不相同,所以对于“知识” 的意涵的理解必须要参照它所在的语义框架进行。

当然,若是要明确第二个猜想是错误的,“社会科学学科”和“专业学科”属于不同的语义框架这一前提必须成立。依据什么才能展现出这一前提的真实性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西蒙所提出的迥异于科学学科的人工科学理念。而“人工科学” 与“专业学科”(这是我的用语)是非常相似甚至可以说是相同的理念。因此,本书完全是因为措辞的考虑才不提到“公共管理理论”:西蒙将“科学”区别于“人工科学”, 所以我循着他的逻辑将“社会科学学科”区别于“公共管理学科专业学科” 。

令人高兴的是,第三个猜想是正确的。领域知识(domain knowledge)是西蒙的专业学科语义框架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专业从业人员在参与项目设计时可以借鉴运用的特定学科的知识,其功能性意图是通过机制设计上的创新带来变革。西蒙提出的另一个概念是设计知识(design knowledge)。它在不同的项目设计中的作用大体相同,但它不是学科相关的(Dym,1994)。如果将领域知识和设计知识组合到一起, 我们会得到一个组合式范畴,我把它称为“专业知识”。由于西蒙的“领域知识”和 “设计知识”都与“科学学科的理论”不同,因此我所说的“专业知识”也就与“社会科学学科中的理论”并非同一个理念。因此,公共管理这门专业学科为“专业知识”留有一席之地。具体而言,这个专业学科通过研究来创建、整合专业知识,并通过教与学的过程提供给从业者(请参阅本书的第1章)。

总体来说,在我自己的核算清单中,我认为本书的资产部分可以有四条记录。第一,赋予公共行政学新的意涵,使得我书中谈论的以设计为导向的公共管理专业学科成为公共行政领域的一部分。如此,本书为这一即将形成的专业学科提供了智识基础。第二,它通过第4章的“展厅之旅”梳理、整合了关于公共组织的专业知识。第三,它从两个方面拓展了关于公共组织的专业知识,使这门专业学科真正变成了以设计为导向:一方面是从设计研究相关文献中引入了设计先例(design-precedents）（Lawson,2012)这一理念;另一方面是将其改造成将公共组织视为实现政府功能性意图的机制的专业学科。第四,它展示了如何应用社会科学理论和案例证据来进行案例研究,进而扩充关于公共组织的专业知识并推动这些知识在政府创新变革中为专业实践者所用。 

至于本书的负债部分,我并不打算将未纳入公共服务动机理论算做一条:对我而言,这是社会科学学科中涉及公共行政领域的一个理论。出于相同的原因,我不会将未纳入受组织理论启发的网络治理文献视为本书的不足。至于说本书缺乏对工具的讨论,我认为在以设计为导向的专业学科中提供和使用专业知识,是一种更好的理念。同时,我还想强调,正如书中第2章和第8章中简要讨论的那样,寻找公共组织的技术规则(Van Aken,2004)并不是这门学科的功能性意图或者定位所在。

本书冀望呈现一场精彩演出。但要把握本书内涵必须破除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惯,比如认为公共管理是跨学科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定式,或者认为公共管理是为以工具和技术为导向的实践者提供技术手段的专业学科。时间会证明以设计为导向的公共管理专业学科的理念是否会在我所处的制度文化环境中成为现实。而对于 《公共管理评论》的中国读者们,我想分享一位学生对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所授课程作出的评价:这如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你应凝视片刻。

参考文献 略

文章已于中国知网网络首发，经授权由《公共管理评论》公众号转载。建议到中国知网下载原文阅读，尊重版权，尊重学术。

排版 | 王书铭

核发 | 梅赐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