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中国文物命途多舛，什么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侵华日军等侵略者自不必说，那些私自变卖的中国人也是不胜枚举。而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古代艺术品收藏中心，故宫博物院的上百万件藏品也如同那个时代一样——动荡不安。
所以，故宫到底流失了多少文物？
数据来源/郑欣淼 《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
故宫流失的文物数字几乎无法统计，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曾经这样说：
故宫和中南海、颐和园、圆明园、避暑山庄、沈阳故宫等是一个整体，古代都是宫苑禁地，它们的文物都是互相交流的。《女史箴图》原来在故宫的建福宫花园摆放，后来放到了圆明园，从圆明园流失了，现在在大英博物馆。好多不是故宫流失出去的，但也是皇宫的一部分，特别是圆明园。所以很难说故宫流失了多少，不如整体地去看清代皇家宫廷到底流失了多少，也许更容易厘清一些。但要想找到准确的数字，那是非常难的。
目前世界上有几十个国家的博物馆藏有清宫旧藏文物，这些文物流失于各个历史时期，多数有战争和政治原因。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溥仪走了，带走能带走的，带不走的就成了有些人眼中的肥肉。1927年1月8日，北洋政府开始变卖故宫不易长期存放的消耗品，如食品、药材、茶叶、洋烟、洋酒、皮货、绸缎等。1928年10月，国府委员经亨颐提出“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并提出五个论点：故宫博物院名义不通；办院是为了做皇帝者的准备；博物院不应据有图书与文献；逆产应当拍卖；保管不善难免以伪换真，使“保管”变为“保完”的黑手。这一提案竟然被顺利接受，一时舆论大哗。此事之后故宫博物院虽未停办，拍卖却一直继续。1932年2月，拍卖不仅处理了永寿宫的银锭和金砂，还变卖了一些文物、贡品。
工作人员正在将挑选好的瓷器放在垫好的衬纸上面准备包装。来源/故宫文物南迁史料展
金银被拍卖，档案竟也难逃。王国维曾作《库书楼记》，详细记述罗振玉发现内阁大库档案的流失和收购经过。清朝二百多年，宫廷公文档案堆积如山，都集中收藏于内阁大库。1909年内务府修缮内阁库房，将年代近一些的档案搬移到文华殿，而准备将年代久远的档案予以销毁。时任学部大臣的张之洞和在学部供职的罗振玉建议将所有档案移交学部图书馆收藏，此后搬运了一部分到国子监，仍有大批档案留在内阁大库，直到清朝灭亡。1912 年，民国政府在国子监成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以内阁档案作为藏品，后来筹备处迁到紫禁城午门城楼，又将内阁档案从国子监搬移到午门外朝房和端门的门洞里。如此波折，自然有不少文献损失散佚。
1921年，教育部为筹发历史博物馆职员薪金，将大部分档案装成八千多麻袋（一说是九千多袋），按废纸价格卖给西单牌楼北大街的“同懋增”纸品店。1922年3月，曾入职小朝廷的罗振玉在北京书肆发现洪承畴的《洪文襄揭帖》和朝鲜国王贡品表，立刻察觉到它们的价值。得知这些文献来自内阁大库，由当时的历史博物馆出售给废纸商人，他追踪找到纸品店，以高价悉数买下。罗振玉曾打算筑楼以收藏这批难以计数的档案，但由于财力原因，未能如愿。不久，他将这批档案卖给藏书家李盛铎。1928年，北平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价从李盛铎处将内阁档案收购，才最终将其归属国有。
九一八事变后，故宫博物院文物安全问题日益严峻。故宫文物南迁迫在眉睫，准备工作千头万绪。几百万件文物不可能全部运走，也不可能细细筛选，结果有些精品未被收入，次品却整箱带走。这些被选中的文物包括书画、铜器、瓷器、象牙、珐琅、善本等，共分5批，计19690箱62万件。
图中的建筑物为宝蕴楼。两个工友正在将空箱子抬上去准备装箱。楼门口站立者为古物陈列所的工作人员。宝蕴楼修建于民国时期，是古物陈列所用来存储文物的仓库。来源/故宫文物南迁史料展
由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负责，开始做文物迁运前的筛选打包工作，为此他们还专门聘请了极富这方面经验的文物古董商指导。打包文物采用的方法是，根据文物的形状用稻草做衬，以棉花贴紧，外面包上优质棉纸，这种专业的文物打包方式经得起长途跋涉和剧烈颠簸。几十万件文物在上万里的运输过程中竟一件未损。
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制度：文物在点查、提集及装箱时均有军警在场监盘以昭信天下。文物南迁时更是如此。来源/故宫文物南迁史料展
1933年2月5日晚间，北平全城戒严。13491箱文物从神武门广场出发，由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往火车站，军队全程护送，沿途军警林立。不到120天的时间里，五批文物循序运往上海，后又辗转至南京朝天宫。
图片文物集中于库房准备装箱情形。来源/故宫文物南迁史料展
集聚在午门前预备南迁的故宫文物 1933年6月23日发稿。来源/私人收藏家提供但随着战事不断深入，南京也不是安全之地，文物继续分三路西迁，因为没有交通工具，最后剩3000多箱滞留南京。“这次西迁历时8年，行程万余里，运送文物的车辆、人员艰难行走于四川蜀道。沿路敌机轰炸，遭遇匪类，不断临时更改行走路线和临时存放地点。最后以微小的损失完成了这场历时长久、数量巨大的文物迁徙之路，被国内外人士称为奇迹。”
故宫大批文物南迁后，总务处长张庭济奉命留守。日伪政权下的故宫博物院艰难维持，尽力周旋。1937年11月，沦陷初期张庭济曾代表北平留守职工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汇报现状，寻求保护。
目睹当时情况的美国汉学家珍妮特、沈大伟说：“日军在 1937年9月占领北平的时候，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已带了部分珍宝西迁，……以后马衡不在的日子里，负责故宫工作的是总务处处长张庭济。日本方面妄图派日本人担任故宫的院长或顾问，但由于遭到故宫工作人员的坚决抵制而未果。日本人也不得随意进入故宫，除非带有介绍信，否则会被留守的工作人员拒之门外。”
在这沦陷的八年中，“留守人员虽然不像随文物南迁的人员那样辛苦奔波、风餐露宿，但在日伪统治下也非常难得，不卑不亢，可以说是不辱使命。”由于大量文物珍品外迁，加上日伪的干扰、破坏，只能勉强维持分路开放，但游人寥寥，门庭冷落。
1938年6月，宪警两次闯进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馆搬走撕毁大批图书资料，书籍242种，340册，杂志369种，10682册。书籍中有反日抗日、谈及日伪政权和满洲的一律销毁，包括大量印有国民党青天白日标志的图书，另外含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内容的绝对销毁；有关司法、教育、财政等的书籍杂志也必须销毁。这次查没销毁对故宫文献资料库藏是一个巨大打击，日本希望借助这种方式推行奴化教育。
不久的献铜运动再次把故宫博物院拖入泥潭。1945年3月，侵华日军北京陆军联络部致函伪北京特别市市长，要求“北京特别市官民”，“献纳（供出）各自存有之一切铜类，以资直接增强战力，藉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之确立。”各家各户和单位被强行征收铜铁，作为日军造炮弹和子弹使用。“这个运动波及到千家万户，故宫这样的文化机关也没有幸免。”
尽管多次抵制，最终为确保故宫整体安全起见，不得不将一些散落于各院落无号的铜缸铜炮等1095斤交了出去。但金品献纳委员会和日军对此量均不满意，要求故宫必须捐献更多，因为仅北京一市日本军部下的铜铁征集任务就高达40万公斤。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最终命令将不能断明年代的铜缸54件以及2尊铜炮运走检送。
在此之前的1944年6月22日，日军已经从故宫劫走铜灯亭91个，铜炮一尊。这批文物刚运到天津，还未及转运到日本，日军即宣告投降。张庭济等会同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王世襄，前往天津接收运回这批文物，看到的情形是“有的已残破、毁坏，共重4460公斤，较劫走时少了971公斤，而此前被劫走的 54 个铜缸也不见踪影。”根据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统计，“本院（沦陷期间）被征用之铜品2095市斤外，计铜缸66口，铜炮一尊，铜灯亭91件。”
八年抗战中，北平故宫文物被日本掠夺了铜器149件，太庙图书馆大批图书杂志遭破坏，文献馆的张鼓峰舆图被劫走。抗日战争胜利、赶走侵略者后，故宫的许多文物却没有等到“回乡”的那一天。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分散在四川境内三地的文物被集中到了重庆。院方为感谢四川人民对文物保护所做的努力，在成都中正公园举办了一次“北平故宫博物院在蓉书画展览会”。展览的作品包含从晋朝到清代一千五百多年中八十八位画家的一百幅作品，几乎是南迁书画文物中最重要家底。为了协办展出，市政府想尽办法保障安全，除了军警还请川地的袍哥组织予以协助。
受场地局限，一百多幅书画珍品一次性展出有点困难，院方决定分为两次，每旬换一次，共历时二十多天，接待来自川内和西南各地的参观者数以万计，堪称八年抗战文化史上的一大盛况。
遗憾的是，此次展览成为这批国宝最后一次在中国大陆的亮相。
1947年，这批文物由重庆向家坡运往南京朝天宫的故宫博物院分院，后被秘密运往中国台湾。国民政府还下令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将其余故宫文物运往南京，再和南京分院的文物一起运往中国台湾。经马衡多方周旋和拖延，此计划搁浅，北平文物得以保留在中国大陆。最终运台文物数量相当于整个南迁文物的四分之一，未来得及运走的文物原地未动，仍留在南京朝天宫。
数据来源/郑欣淼 《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
即便没有侵略者的袭扰，这一次故宫文物的“渡海”之旅仍旧充满艰险。第一批迁台文物由曾经参与过文物南迁的庄尚严先生运送。他曾向自己的老师、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徐森玉先生庄重承诺，“人在文物在”。可现实却远远超过他的想象：原本应当专门用来运送文物的“中鼎舰”，不仅被其他机关预装了许多货箱，船上所载乘客亦岌岌于超载的边缘。船上乘客的烟灰、呕吐物等，都会顺着船板的缝隙漏在装在文物的箱子上。除此之外，“中鼎舰”在航行途中多遇风浪，又年久失修，漏水严重。下了船后，厄运也没有结束。从基隆到杨梅的途中遇上大雨，直接漏湿了六箱文物。
如今的我们已经很难体味庄先生写下记述这一路遭遇的报告时的心情。然而，文物迁台并没有因为恶劣的条件而停止。1949年1月6日，第二批迁台文物共3502箱（其中故宫博物院1680箱）被装上“海沪轮”。这批文物中最为重要的一件便是《四库全书荟要》。虽然看起来是《四库全书》的缩减本，可由于是只供皇帝一人阅读的版本，许多内容没有经过大规模删改，仍保留着所收图书的原貌，学术价值不言而喻。自从八国联军侵华将藏于“味腴书屋”中的《四库全书荟要》烧毁后，被运到中国台湾的这套《四库全书荟要》便成了孤本。直到2005年，这套图书的影印本才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发行。
1949年1月28日，值国民党败局已定之际，第三批文物被迁往中国台湾。据当时负责运送文物的褚廉方先生记述，为了在挤满逃离官兵和军眷的“昆仑舰”上放下这些文物，只好将装着文物的大箱子从寝仓、饭厅一直堆到医疗室。即便如此，在临开船时，仍有四箱文物被送来。
1949年4月，迁台文物登记造册，统计文物总数为231910件又27张692页。国民政府两院理事会延续了故宫博物院的点查制度，先后出版《中华文物集成》《故宫书画录》 《故宫名画300种》等著录。1962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台北近郊双溪建成，定名为中山博物院，至今已五次扩建。1989年至1991年，台北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清点计划研究小组成立，开始对文物全面清点，1991年完成时，对外发布数字为：历代文物总数645784件（后有又多方捐赠扩充）。
对于故宫大量流失在外的文物，一代一代的故宫人从未停止过让文物“回乡”的努力。对此，如今已成网红的故宫前任博物院院长单霁翔，态度十分明确：
“文物只有在原生地展示，才最有尊严，如果像孤魂野鬼一样流失海外，就没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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