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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背之见|黄灿然:波德莱尔与时装批评

2015-08-29 黄灿然 黄灿然小站

端传媒专栏‍‍ 洞背之见

彼得·麦克尼尔与珊达·米勒在新书《时装写作与批评》(Peter McNeil & Sanda Miller, Fashion Writing and Criticism)中,有一章专门讨论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与时装批评的关系。

波德莱尔在1859年至1860年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现代生活的画家》,评论康斯坦丁·居伊(Constantin Guys)。这篇文章后来变得非常有名,不是因为它对居伊的批评分析,而是因为波德莱尔对“美”和“现代性”的定义。由现代诗鼻祖和《恶之花》作者来定义美和现代性,似乎再适合不过了。他说:“美一方面是由一个永恒而不变的元素构成的,尽管要定义这个元素极其困难;另一面,是由一个相对受环境影响的元素构成的,这个元素我们也许可以相继或同时称之为当代性丶时尚丶道德丶激情。”波德莱尔由定义美,进而定义现代性:“现代性是短暂的,稍纵即逝,偶发的:它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则是那永恒而固定的。”

不过,麦克尼尔和米勒说,波德莱尔这篇文章,还有一个迄今被忽略的见解,不仅关涉到时装,而且关涉到发型丶姿态丶微笑,因此这段评论值得全文援引。波德莱尔把服装视为历史和文化环境的产物,反过来又是历史和文化环境的忠实反映。因此服装充满偶发性,从属于受时空限制的现代性,而不是从属于普遍美。波德莱尔写道:

每一个过去的画家,都有某种形式的现代性;大多数留传至今的过去时代的画像,都穿着属于自己时代的服装。它们是完美地和谐的作品,因为那服装丶发型,甚至那姿态丶表情和微笑(每个时代都有其仪态丶表情和微笑)构成了一种完整丶充分的活力。你无权鄙视这个其变幻如此频繁的短暂而稍纵即逝的元素,也无权不要它。

波德莱尔这篇文章的主旨,是要摆脱法兰西学院种种规矩的约束。更重要的是,法兰西学院建制派画家被假定要通过希腊人丶罗马人丶神话人物和《圣经》人物这类理想时代的英雄,来表现勇敢和高贵行为,以便在观众心中激发崇高思想。但是波德莱尔要把焦点转向画家如何表现普通人穿着日常服装做他们的日常工作。波德莱尔在谈到时装时,首次引进化妆品这个主题,其观点与卢梭的理想主义观点构成对比,后者认为大自然优于文化带来的坏影响。卢梭在1750年曾写过一篇论文《论科学和艺术》,文中说:“科学丶文学和艺术是道德的最坏敌人,它们通过创造需求而成为奴役的来源;因为,那些裸体而行的人,例如美洲的野蛮人,哪会受到束约呢?”据说卢梭这篇论文曾寄给伏尔泰过目,伏尔泰看完回信说:“从未见过以如此的聪明把我们所有人都说成笨蛋。在读了你的书之后,我们都想爬着走路。但由于我已经有六十多年没有这个习惯了,所以我为不能恢复爬着走路而闷闷不乐。”

波德莱尔像伏尔泰一样,更喜欢文化而不是自然,并把时装和化妆品视为文化的崇高表达。“时装应被视为理想品味的外显,那理想品味漂浮在累积于人类头脑里的自然生活的所有粗俗丶平庸和可憎小饰品的表面之上;它应被视为自然的一种崇高的从属,或不如说,视为永远和反复在尝试救赎自然。”

波德莱尔还在文章中披露他研究往昔的时装图样,以便发掘影响时装的同一些元素,也即永恒和短暂的:

我面前有一系列时装图样,最早的图样可追溯至大革命时期,最近的则来自执政府统治时期或前后。这些服装,被很多没有思想的人,那些严肃却没有真正重量的人视为极其有趣,但它们有一种双重的魅力,也即艺术和历史的魅力……人最终看上去都像他心目中理想的形象。这些图样可被理解成美或丑:丑的时侯它们变成漫画,美的时候变成古董雕像。

诚如另一位时装研究者乌尔里希·拉赫曼所说: “波德莱尔一开始就把时装当成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以及当成一种对早已远去的往昔的及时提醒物:往昔依然通过衣服继续活着,并通过每个季节全新创造的服装风格而苏醒过来。”

艺术与时装的关系也很复杂。塞尚有两幅画《谈话与两姐妹》和《散步》便是分别借鉴(或临摹,或抄袭)自时装杂志《插图时尚》1870年7月31日和1871年5月7日的两幅时装图样。他拷贝得非常精确,当然也加上自己的东西,例如前一幅的背景加了两名青年男子从背后观看,衣着入时。两姐妹一个坐着,一个以优雅的姿态站着,两人的服装都是精确地从时装图样拷贝过来的,包括颜色,裙撑的荷边装饰的细节和她们的姿态。后一幅画也是如此,就连背景,包括树和植物,也都是塞尚几乎原封不动从该杂志拷贝过来的,只不过,他把两姐妹的脸部抽象化。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巴黎出现一个“巴黎女子” (la Parisienne,或译为巴黎姑娘)原型,她被包括马奈在内的很多画家临摹过,并催生很多文学作品和批评文章。她吸引人的地方与其说是她的脸孔,不如说是她的时装。塞尚年轻时也曾试图从时装杂志获取灵感,画他自己的“巴黎女子”,而他又是受到马奈著名画作《杜伊勒里花园音乐会》的启发,而马奈这幅画才是真正体现波德莱尔“现代性”观念的作品,该作品构成了一次旨在“描绘各种类型的巴黎人”的努力,并为马奈诸多同代人莫奈丶雷诺亚丶塞尚和德加提供灵感甚至样板。

但是波德莱尔的评论,其观点虽然很有远见,可他拿居伊来阐述其观点,却是短视的。马奈就对波德莱尔很失望,因为波德莱尔竟未能看出他才是“现代生活的画家”。按照一位评论家霍尔特的看法,波德莱尔无视批评家同行的共识,也“无视居伊的局限,居伊充其量只是一个肤浅的匠人和水彩画家,以及一个聪明的即兴创作者,因为他能够把当代性与优雅和魅力糅合起来。波德莱尔也无法理解他的朋友马奈的艺术。”另一位评论家加里·廷泰罗则说,波德莱尔的短视,可能源自于“波德莱尔是彻头彻尾的路易-菲力普时期的产物,无法理解马奈所走的路;他1865年的疾病,以及两年后的早死,则使他难以获得必要的透视。”

“时装写作与批评”之一

原载于「端传媒」2015-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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