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周予同：真的孔子之传略
孔子（二之一）
一 引语
孔子是大家都知道的圣人；然而孔子的真相，到现在还在学者间研究而没有完全解决。这原因是为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着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次的出现。这话怎么讲呢？譬如说：汉武帝继承汉高祖武力统一中国以后，采用董仲舒的建议，排斥春秋、战国时代其他各派的思想，而单独推尊孔子，并且以《五经》为研究孔子的唯一法门。就表面上看，孔子的思想，到这时期，似乎大发展了。其实完全不然；因为汉朝所尊奉的孔子，只是为政治的便利而捧出的一位假的孔子，至少是一位半真半假的孔子，决不是真的孔子。
这还不过是说孔子因政治的变迁而变迁；倘使说到学术思想方面，那孔子的变迁就更多了。近人梁启超说：孔子渐渐的变为董仲舒、何休，渐渐的变为马融、郑玄，渐渐的变为韩愈、欧阳修，渐渐的变为程颐、朱熹，渐渐的变为陆九渊、王守仁，渐渐的变为顾炎武、戴震。这就是因为“道统”“学统”等等无聊观念的关系，使历代学者误认个人的主观的孔子为客观的孔子。所以孔子虽是大家所知道的人物，但是大家所知道的孔子未必是真的孔子。
在这本小册子里，因为篇幅的限制，无法谈到假的孔子，无法谈到假的孔子所以出现的原因。在这本小册子里，我只能尽自己的忠心与学力，描画出一个真的孔子的轮廓。自然，以二千五百年后的我们，描画二千五百年前的人物，无论如何的忠心，如何的博学，总不免有失真的地方。所以我希望阅读这本小册子的诸位，不要就以这里所记述的为满足，而应当抱有求真的热诚，超越过这本小册子而向前迈进！
我因为想尽心尽力描画真的孔子的轮廓，所以对于材料的选择非常严格。我的材料大部分取自孔子的门弟子所记录的《论语》一书。《论语》以外的书，非万不得已，不胡乱采用。这并不是以为《论语》一书以外没有可供描画孔子的材料，乃是因为这些材料的可信性太薄弱了。所以就是普通认为继承孔子的道统的《孟子》书里的材料，也严格的加以选择。但是诸位应该知道；研究孔子应该有两方面，一方面固然要研究真的孔子，一方面也要研究假的孔子，因为假的孔子正所以衬托出真的孔子的真实性。如果研究假的孔子的话，那么，不仅《孟子》一书里的材料应当汇采，就是在汉代产生的鬼话连篇的纬书里的材料也不应当舍弃了。
研究真的孔子，以《论语》一书为唯一材料，固然比较的可靠，但诸位还应该知道，它的忠实性仍旧不是绝对的。这原因，因为：一，《论语》的版本，从古代到现在，经过好几次的改变，其中难保没有后人窜改的地方。二，《论语》二十篇，前十篇与后十篇文体并不一致，更其是末尾《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五篇，可疑处更多。所以研究真的孔子，第一步须先研究真的《论语》。但这是专门考证学范围以内的事，在这本小册子里，还无法达到这目的。不过诸位如果阅读了这本小册子，而想进一步研究孔子，那么，应该知道《论语》的研究实在是孔子的研究的先决问题。
二 传略
一 孔子的家世
孔子是殷商帝室的后裔。周武王灭商以后，封商的宗室微子于宋。由微子四传到闵公。闵公的长子弗父何依法当立为宋君，但他将国位让给弟厉公。弗父何的曾孙正考父曾经任宋国戴公、武公、宣公三世的上卿，以谦恭著名。正考父的儿子孔父嘉继任为宋国的大司马。宋穆公病，将子殇公嘱托给他。宋臣华督作乱，弑殇公，并杀孔父嘉。嘉的后人避难到鲁国的鄹邑（在今山东曲阜县境），以孔为氏。这是孔子所以是鲁国人而且姓孔的原因。
孔子的曾祖父名孔防叔；祖父名伯夏。孔子的父亲名纥，字叔。古书上称他为鄹叔纥，或称为叔梁纥。他是鄹邑的大夫，以武力闻名，曾经参加鲁国的对外战争。
孔子的母亲姓颜，名徵在。
二 孔子的生平
孔子诞生的年月日，古书上说各不同；比较可信的，是说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即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因为古今历法不同，这十月庚子正当现在夏历的八月二十七日，或说应该是八月二十八日。如果以公元及阳历计算，他是生在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
孔子名丘，字仲尼。他所以取这个名字，据说和他的形貌有关系。他的头顶，四周高，中央低，像尼丘山的样子。
孔子的诞生，有许多传说和神话。或说孔子的父亲和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或说孔子的父亲和母亲祈祷于尼丘山，感受黑龙的精灵而生孔子。甚且有说孔子只有母亲而没有父亲，他的母亲和黑帝的神梦中性交而生孔子于空桑里面。当原始宗教还没有消灭的时候，一位伟大人物的产生，自然有许多附会的神话，这当然不足凭信的。
孔子诞生不久，他的父亲叔梁纥就死去，所以他幼年的境况大概不甚好。他曾经自己说过：“我少年的时候贫贱，所以能够做许多粗作。”《孟子》书里说他曾经当过主管仓廪和苑囿的下吏，或者是可信的。
孔子虽然贫苦，但从小就有志气。据说，他小时候，时常陈列祭祀用的俎豆，作一种行礼的游戏。他自己说：十五岁的时候，就对学问发生兴趣。他善于取法别人，他自己曾经说过，三个人里面，总有可以作他的师的。他的弟子子贡也说他没有什么不学。当时达巷的乡人也称赞他博学。可见孔子对于当时一切学问都很留意。
孔子到了三十岁左右，学问已经成立，颇得当时贵族阶级的尊敬。据说，那时鲁国的贵族孟僖子将死，召他的家臣，说他死后，将他的两位儿子孟懿子（说）和南宫敬叔（何忌）送到孔子那里学礼，因为孔子是圣人的后裔，是一位通儒。
孔子三十五岁，正当鲁昭公二十五年（周敬王三年、公元前五百十七年）。那年，昭公讨伐鲁国的贵族季氏，失败了，逃到齐国。当时鲁国混乱，于是孔子也避到齐国。齐国的诸侯景公曾经向孔子询问政治，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为当时鲁齐两国的政权都操在卿大夫手里，君不像君，臣不像臣，所以孔子说这句话。
孔子在齐国也不得志，于是重新回到鲁国。那时孔子的名誉已大，弟子更多，并且有从远方来受学的。那时，鲁国的政权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他的家臣阳货。阳货很想招致孔子给自己用，孔子故意避免不见，他于是送孔子蒸豚。依古代的礼节，孔子不能不回拜，于是孔子等阳货出外的时候去拜访他，但恰恰在路上遇见了。阳货以各种理由责备孔子，孔子只得敷衍他。然而当阳货专权的时代，孔子始终未尝向行政界去混。
鲁定公九年（周敬王十九年、公元前五百零一年），孔子已经五十一岁。那年，阳货被逐出奔，于是孔子才见用于鲁国。他先作“司空”，继作“司寇”。这时期内，孔子在政治上的表见有两件事值得说的：一是夹谷的会盟，一是毁鲁国贵族三家私邑的城垣。
鲁定公十年（周敬王二十年、齐景公四十八年、公元前五百年），孔子已经五十二岁。那年夏季，鲁定公和齐景公会盟于夹谷地方，鲁国派孔子相礼。齐臣犂弥劝齐景公用武力劫鲁定公，说孔子知礼而不勇，一定可以成功。那知孔子不仅以礼责备齐侯，使他无法施用武力；而且取回从前阳货私送齐国的郓、欢、龟阴三地的田亩。这可算是孔子外交上的胜利成绩。
鲁定公十二年（周敬王二十二年、公元前四百九十八年），孔子五十四岁。那时，孔子很见信于鲁国的贵族季氏，他的弟子子路也作季氏的家臣，于是想施行他的“制裁贵族、尊崇君主”的政策，主张将鲁国最有权势的贵族季孙、叔孙、孟孙三家私邑的险要毁掉。当时，季氏居然听从孔子的话，将他的私邑费的险要毁去，叔孙氏也将私邑郈毁去。孟氏本也允许将他的私邑成毁去，因公敛处父的挑拨，不肯。鲁定公派兵围成，失败，于是孔子的政策没有完全成功。
从这事以后，孔子又不见信用。公伯寮曾向季孙说子路的坏话，子路很愤慨，但孔子委之天命，说：“道的将要施行呢，是命；道的将要废弃呢，也是命；公伯寮对于命有什么办法呢！”
当时，齐国很怕孔子执政，于是故意将女乐送给鲁国。鲁国的季桓氏居然受他诱惑，三天不朝。而且不把郊祭的膰肉送给孔子，非常失礼。孔子觉得自已无法再停留下去，于是去鲁到卫。但鲁是孔子的祖国，他始终不忍舍去；他迟缓地动身，和当年离开齐国的急遽的情形完全不同。他说：“迟迟的去是离开祖国的道理啊！”那年孔子已经五十五岁，正当鲁定公十三年、卫灵公三十八年（周敬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百九十七年）。
孔子到卫，寄寓在卫国的贤大夫颜雔由家里。当时卫国的宠臣弥子瑕和孔子的弟子子路是亲戚；他对子路说：“假使孔子寄寓在我的家里，卫国的卿可以设法得到。”卫的权臣王孙贾也用隐语劝孔子依附他；但孔子都坚决的加以拒绝。当时卫灵公对于孔子虽不能信用，但待遇以相当的礼貌，所以孔子也就耽搁下去。
孔子在卫先后五年，卫灵公死，因君位的继承问题发生争乱，于是孔子才离卫，那年孔子已经五十九岁（周敬王二十七年、鲁哀公二年、卫灵公四十二年、公元前四百九十三年）。孔子先经过曹国，继经过宋国和郑国，最后到了陈国。
孔子经过宋国的时候，和弟子在大树下面学礼。宋国的权臣司马桓魋讨厌孔子恢复古礼，对自已不利，于是将大树拔去，想杀害孔子。孔子便服离开宋国，并且很镇定的说：“天将道德托生给我，桓魋对我有什么办法呢！”
孔子六十三岁那一年（周敬王三十一年、鲁哀公六年、陈湣公十三年、公元前四百八十九年），吴攻陈，楚救陈，孔子打算离陈到楚，中途因为兵乱，用费无法接济，竟至于绝粮。子路很愤慨的向孔子说：“君子也有穷困的时候吗？”孔子说：“君子耐得住穷的；小人一穷，就乱来了！”后来孔子到了楚境蔡地，遇见楚臣叶公。他向孔子问政治，孔子说政治的究竟目的，在于使“附近的人民快乐，远方的人民能够来归。”
孔子在陈、蔡，也不得意，他很感慨的说：“为什么不回去呢？我的故乡的人士虽然有点狂，但对于大道抱着进取的热诚，还不致忘记了本原呢！”于是他又回到卫国。
当时卫国的君主是孝公，也就是出公。他对于孔子也只是送他俸禄，并不能信用。孔子的弟子子路曾经问孔子说：“卫君等候夫子整理政治，夫子打算先从什么着手？”孔子说：“那该是正名吧！”子路因为那时卫国父子正在互争君位，觉得孔子有点不合时势，于是说：“这样吗？夫子太迂远了！在现在，你正什么名呢！”孔子因名分是政治的基础；于是斥责子路说：“鄙野的由啊！君子对于他自己所不晓得的，只好缺而不说；你不晓得正名的意义，怎么能说是迂远呢！名如果不正，言辞就没有顺序；言辞没有顺序，政事就无法完成；政事不得完成，君主不能安位，风教不能化下，礼乐也就无法兴起；礼乐不兴，自然滥行刑罚；滥行刑罚，那么，人民无法对付自己的行动，而全国骚乱了。所以君子称名必定可以言说，言说必定可以施行。君子对于言辞，不能有所苟且的啊！”
鲁哀公十一年（周敬王三十六年、公元前四百八十四年），孔子已经六十八岁，鲁国用币礼请孔子回去，于是孔子离卫回到祖国，然而前后已经十四年之久了。
当孔子在外周游的时候，时常遇到隐居的哲人，向孔子表示一种讥讽规劝的意思；然而孔子以拯救当时的社会自负，仍然坚持着自已的主张。
孔子的前辈微生亩曾经对孔子说：“丘啊！为什么这样忙碌的东奔西走呢？无乃为夸耀自己的口才吗？”孔子回答说：“不敢为夸耀口才啊！实在厌恶这固陋的社会而想拯救它啊！”
孔子的弟子子路曾经在鲁国的城门石门过宿，那个管城门开关的人所谓“晨门”的，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子路回答说：“从孔氏那边来。”“晨门”的说：“就是明晓得不可以作为而还在那里作为的那位吗？”
长沮、桀溺两位隐者在那里并耜耕种，孔子叫子路向他们询问济渡的地方。长沮问：“那位在车里拿着马缰的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讥讽的说：“他周游各国，当然是晓得济渡的地方了！”故意不告诉他。子路又去问桀溺。桀溺说：“你是谁？”子路说：“我是仲由。”桀溺又问：“你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子路回答说：“是的。”桀溺也讥讽的说：“现在天下全是乱七八糟的样子，你和谁能够改变它？而且你与其跟从这位‘避人’的人，岂若跟从我们‘避世’的人呢？”他在那里不停的覆种着，也故意的不告诉子路。子路弄得无法，只得回去告诉孔子。孔子很失意的说：“我们不可以和鸟兽同居而隐居在山林；我不和这人群相亲又和谁相亲呢？假如天下已经合理，我孔丘又何必改变它呢？”
某次，子路跟从孔子出游而落后，途中遇见一位老人，他用杖挑着一种叫做“蓧”的竹器。子路问他说：“你看见夫子吗？”老人说：“四肢不劳作，五谷不分种，谁是夫子呢？”他将杖插立着而到田里除草。子路无法，只得拱手站立。老人留子路过宿，杀鸡煮饭请他吃，并且叫两个儿子见他。第二天，子路动身赶到孔子，告诉他这件事的经过。孔子说：“这是隐居的哲人啊！”叫子路回来见他。子路到他家里，他已经出门，于是留言给他的儿子请他们转达，说：“不出去作官，这是失义。你们父子相养，长幼的礼节已经晓得不可废弃，君臣的大义为什么要废弃它？隐居自好，只是想独善一身，实际上却混乱了大道。君子的出仕，不过想实行自己的义理；至于‘道’的不能施行，我们也已经晓得了！”
孔子在卫国的时候，有一天在那里击磬。一位挑着一种所谓“蒉”的盛土的草器的走过孔子的门外，听见磬声，说：“有心啊！这击磬啊！”后来又说：“太固鄙了！这样的硁硁然，说没有人晓得自己。这样的完了，就完了，何必忧伤呢！人们的处世同渡水一样，水浅不妨将衣襟揭起，水深就让衣服湿了渡过去好了！”孔子听到这讥刺的话，说：“太武断了！然而也没有法子驳难他啊！”
孔子到楚国的时候，有一位装疯的接舆唱着歌而经过孔子的面前，说：“凤啊！凤啊！你的德行为什么这样的衰落啊！已往的无法可阻止，将来的还可以追救呢，完了，完了！现在的从政的很危险呢！”孔子下车，打算和他说话；但接舆跑开避掉，不能和他接谈。
孔子始终抱着救世的热情，所以他的苦衷无法得到这些隐居的哲人们的了解；然而孔子之所以为孔子，也正在于这种“淑世”的精神。
孔子返鲁，已经是近七十岁的老翁了，然而他从前以礼治鲁的主张仍旧不变。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四百八十一年），孔子七十一岁。那年，齐国的权臣陈恒弑齐简公。孔子沐浴斋戒去朝见，对鲁哀公说：“陈恒弑他的国君，请讨伐他。”哀公说：“你去告诉‘三子’”（指鲁权臣季孙、孟孙、叔孙三卿）。孔子说：“因为我追随大夫之后，所以不敢不告；现在君却命我去告诉‘三子’”。孔子又到“三子”那里去请讨伐，“三子”不肯，孔子说：“因为我追随大夫之后，所以不敢不告啊！”
起初，孔子东奔西跑，很想实行他的社会的、政治的理想。他很自负，曾经说过：“如果有国君用我的话，周年已经可以，三年一定有成功。”又孔子的弟子子贡问孔子说：“有一块美玉在这里，搁在匣柜里保藏着呢？还是求好价格卖掉呢？”孔子说：“卖的，卖的，我是在等候着价格啊！”
后来孔子到处不得意，于是时常流露慨叹的话。如说：“没有人晓得我了！”子贡说：“为什么没有人晓得夫子呢？”孔子曰：“我不怨天，也不怨人。我下学人事，上知天命；晓得我的，大概只有天吧！”又孔子曾经对他的弟子颜渊说：“世间引用我们，就施行自己的大道；世间舍弃我们，就蕴藏自己的美德；那只有我和你能够这样吧！”
有时孔子觉得中夏无法施行他的理想，也颇有到边远地方去的感慨。如说：“大道不能施行，只好乘着木排去渡海，能够跟随我的，大概只有仲由吧！”又孔子曾经想移住在当时未开化的境界所谓“九夷”，有人说：“太僻陋了，你怎么办呢！”孔子说：“君子住在那里，有什么僻陋呢？”因为君子是可以感化他们的。
最后孔子已经衰老，晓得不能及身行道，于是时常有沉痛的绝望的语调。某次，孔子在川流旁边，看见川流很快，无法阻止，于是联想到时间的过去和自己的老迈，很感慨的说：“过去的竟是这样的快啊！日夜不曾片刻的停流着。”又说：“啊！我已经很长久的不再梦见周公了！”因为他平素很热情的想行道，所以时常梦见周公。又说：“凤凰不来，黄河里也没有图书出现，我是完了！”凤凰、河图，传说是古代帝王接受天命的祥瑞，现在一些些的祥瑞也没有，他是绝对的没有行道的希望了。
鲁哀公十六年（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四百七十九年），孔子七十三岁。那年夏四月己丑，孔子病死。以现在夏历去推算，正是二月十一日。他葬在鲁国城北泗水的旁边。
三 孔子的日常生活
孔子的日常生活是孔子人格之自然的表现，所以是研究孔子的重要材料。
孔子平时的态度，温和而严正，威仪而不刚暴，谦恭而能自然。
他退朝闲居的时候，表现着很整饬的样子，而同时表现着很安舒的样子。
当孔子受了外物的激刺而引起情感的反应时，也都合于中道。他对于一切人类的死亡，表示一种哀悼的礼貌。孔子自己于曾经哭泣的那一天，不再歌唱。在有丧事的人家进食不忍吃饱。路中看见送死的衣物，用手伏在车前的横木上对它致敬礼。遇到穿丧服的人，虽是很熟的，也一定变容接待。他很重友谊，如果朋友死亡而没有亲属可归的，孔子必定说：“我可以代他主丧。”
孔子的爱由人类推及于一切生物。所以他平时只用竿去钓鱼而不用网去捞鱼，只用线系着箭去射鸟而不射夜晚栖宿的鸟。某次，马厩起火，孔子退朝，问：“伤了人没有？”回答他没有，于是他又问马。
孔子对于音乐的趣味，非常浓厚。他在齐国的时候，听见舜的“韶乐”，忘记了肉的滋味三月之久，说：“不料音乐竟能达到这样美的境界！”他平时和人歌唱，如果那人歌唱得好，必定请他重唱，而后自已和他。
孔子是鲁人，不能不带有鲁国的方音；但他诵诗、读书、习礼，都用正音，以表示慎重。孔子平素不大说到“利”、“命”和“仁”，因为这三样都含有深远的意义，听的人如果没有相当的程度，很容易发生误解。孔子平素所不说的是“怪异”、“武力”、“变乱”、“鬼神”四种。
孔子说话，依地方和人而不同，但都合于礼貌。他在乡党里，表现温恭的样子，好像不能说话。在宗庙和朝廷里，说得很流利，但很谨慎。朝见的时候，和下大夫对话，很和乐的样子；和上大夫对话，很中正的样子。入太庙助祭的时候，每一件事，虽然晓得的，也要问一问，以表示慎重。
孔子应付事物的态度，源于他道德上的四个原则：一、不意度；二、不专必；三、不固执；四、没有私己的心。他平素所慎重的事有三种：一是斋戒；二是战争；三是疾病。
此外，孔子对于衣食住行也都有相当的规律和礼节。
孔子不用玄色和浅绛色的布做领缘；因为玄色是斋戒的衣服，浅绛色近于丧服。家居的衣服不用红紫等的闲色。暑天，穿葛的单衣，必定外加上衣。冬季，依皮袍的颜色，外加各色的“裼衣”，使它相称；如穿黑色的羔皮，则用缁色的裼衣；穿黄色的狐皮，则用黄色的裼衣；穿鹿皮，则用素色的裼衣。家居的皮袍比较的长，取其温暖；右面的袖短些，取便于作事。狐貉的皮衣温厚些，作为家居接见宾客的用。不穿戴羔裘玄冠去吊祭，因为这是吉服。每月朔旦，必定穿朝服去朝见。斋戒沐浴以后，必定有布制的“明衣”。除了下身的裳，上身的衣必定有缝。除了居丧，不去身上的带佩。平时必定有被，所谓“寝衣”，长度一身半。
孔子吃饭不厌精，鱼肉不厌细。饭气味变，鱼肉败坏的，不吃。一切食品，颜色或气味不好的，不吃；饪调失了生熟火候的，不吃。肉类割切不正的，鱼脍没有芥酱的，都不吃。买来的酒和肉都不吃。肉虽然多吃，但不使过分；酒可以随便喝，但不使醉乱。助祭于国君，所得的肉不使过宿。家祭的肉不使过三天；过了三天，就不吃。不是应当吃的时候不吃。吃不使过饱，吃的时候不和别人说话。
孔子斋戒的时候，必定将食品变换过。斋戒虽然禁止荤菜，但不去姜。祭祀的食品虽然是蔬食、菜羹和瓜，也一样的恭敬。
孔子家居的时候，不以客礼自待。寝卧的时候，不说话；不将四肢伸开，像死尸的样子。斋戒的时候，必定变换房间。
孔子任鲁大夫的时候，不步行。出门上车的时候，必定正立，拿着上车的绳所谓“绥”。在车厢里，不回头向里面看，不急忙的说话，不用手指东指西。
对付君主、大夫和乡人，孔子也有许多礼貌，现在从略。
四 孔门的述赞
孔子的自述和孔子弟子的赞扬，可以窥见孔子人格的全部或一部，所以也是研究孔子的重要材料。
楚国的大夫叶公问孔子的弟子子路，孔子究竟是怎样的人；子路没有回答。后来孔子晓得了，对子路说：“你为什么不说：‘他的为人呢，发愤好学而忘了食，乐道安贫而忘了忧，不晓得衰老将要到来’这样的话呢？”
关于发愤好学方面，孔子自己曾经说过许多话。他说：自己不是生而晓得学问的，他是爱好古道、敏捷的以求得学问的人。又说：十家的小地方里也必定有像他一样忠实的人，但不如他的好学。
关于乐道安贫方面，孔子也曾经说过许多话。他说：吃菜，喝水，穷到将手臂横过来当枕头，也有一种快乐在这里面。作不义的事情而得到富贵，对于他好像天上的浮云一样，一点不值得什么！又说：假使富贵可以勉强求得的话，虽是拿鞭子的贱职，他也去做；但如果不能勉强求得，那么，依他自己所愿意做的去做。
所以孔子平素以为可忧的事，不是贫富贵贱等的物质享受问题，而只是学问道德等的精神陶冶问题。他曾经说过：不修明道德，不讲求学问，听到义而不能去行，做了不善而不能改，这都是他所忧虑的。
当时的人以仁与圣赞美孔子，孔子每每谦逊不敢自居；他屡次说他自己只是好学而不厌恶，教人而不倦怠。
孔子曾经与门弟子谈到各人的志向，孔子说自己愿意使年老的相安，使朋友相信，使年少的归依他。以整个人类的安宁为自己努力的理想，和《礼记·礼运篇》中所描写的“大同”社会所谓“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相近似。
至于孔子弟子赞扬孔子的话，以颜渊与子贡比较的深入。颜渊偏于道德方面，子贡偏于政治方面，都可以看见孔子的一体。
颜渊曾经感叹的说：夫子的道德，不能穷尽，不能形象；仰求而更高，钻研而更坚；看它似乎在前，忽然又似乎在后。然而夫子依照次序很能诱进人，先博学于文章，又约束以礼节，使自己想停止而不可能。尽自己的才力，似乎可以追随着他；但是他依旧卓然独立，使自己虽想追随他，而终无法能够及到他。
某大夫曾经问子贡，孔子是圣人吗？为什么对于小艺也这样的多能呢？子贡说：孔子是天生的大圣，又是多能的人。鲁大夫叔孙武叔曾对在朝的大夫说子贡比孔子贤些。有人告诉子贡，子贡说：譬如房屋的围墙，我的围墙只有肩那么高，人们容易看见里面房屋美好的情形；孔子的围墙几丈高，不从大门走进去，是看不见里面的宗庙的伟大和百官的富丽的。然而能够晓得孔子的大门的人就不多，所以叔孙武叔的话是不足怪的。
叔孙武叔曾经毁谤孔子。子贡说：这毁谤是没有意义的，孔子是无法可以毁伤的。别人的贤德，不过如丘陵一样，还可以跨过他；孔子简直和天上的日月一样，你是无法可以跨过的。陈子禽曾经对子贡说：你大概为谦恭吧？孔子那能比你贤呢？子贡说：孔子德行的不可及，好像上天不能用阶梯去升登一样。孔子如果得到国家从事政治的话，真所谓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树立政教，而人民就都能自立；他劝导以道，而人民就都能随从；他安抚他们，而远方的来归依；他鼓动他们，而没有不和睦。孔子生存的时候非常荣誉，死亡的时候受人哀悼；孔子是怎样的可以及到呢？
此外，《孟子》书中记载孔子弟子推尊孔子的话也很不少，如：宰我说孔子比唐尧、虞舜贤得多。子贡说：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出过孔子这样伟大的人物。有若说：孔子与一般人类的对比，好像麒麟对于走兽，凤凰对于飞鸟，泰山对于小丘，河海对于沟水。曾子说：孔子好像江、汉的伟大，好像秋季太阳的和暖，甚至好像上天颢颢的元气，无法可以超越过他。
五 孔子的著作
孔子是否著作《六经》，或删订《六经》，是经学史上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本书因为篇幅的限制，只能大略的说说。
依一般的传说，说孔子从卫国回到鲁国的时候，年纪已老，自己晓得政治的路已经碰壁，于是转到学问方面，想靠着著作将自己的理想遗传给后人。他于是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而成所谓《六经》。但这些话到现在都发生摇动而成为问题了。
说孔子删《诗》，见于《史记》。它说：古代的诗有三千多篇，到了孔子，将重复的删去，选取可以施于礼义的，凡三百零五篇。但这话很可疑。第一，《论语》这部书里就没有说到孔子删《诗》。孔子注重《诗》，批评《诗》，将《诗》教授他的门弟子和他的儿子鲤是有的，但没有删《诗》。第二，孔子平时说到《诗经》，已经说三百篇，可见孔子那时候的诗本只有这数目，并非孔子删订以后才减为三百。第三，如果古诗有三千多篇，那么，被孔子删去而遗留到现在的诗一定很不少；然而古书上所引的诗，见于《诗经》的多，出于逸诗的少，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所以孔子删《诗》说不足信，而《诗经》是孔子以前已经存在的一部诗歌总集。
说孔子删《书》，见于《尚书纬》。它说：孔子寻求古代的书，从黄帝玄孙帝魁时候起，下到秦穆公，共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去远取近，选取可以作世间法戒的一百二十篇，以一百零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尚书中候》。或说三千三百三十篇，以一百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但《纬书》出现于前汉哀帝、平帝时代，说多怪诞，本不足信。
其次，说孔子虽不删《书》，但曾经对于《书》加以编纂。《史记》说：孔子序《书传》，上起唐、虞，下到秦穆，编次当时的史事。《汉书》说：孔子编纂《书经》共百篇，且为作序。但这话也仍旧可疑。第一，《论语》这部书里只说到孔子以《书》教授门弟子，而没有说到孔子删《书》编《书》或作《书序》。第二，更可疑的，就是《论语》所引的书，都不在现在《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以内，可见孔子当时的《书》是否和现在流传的相同，也是问题。至于《书序》决不是孔子所作，汉武帝时孔子宅壁中所发现的《古文尚书》也是伪造等话，清末经今文学家已经说得很详尽，可以不必再多说了。
现在流传的《礼经》凡四种：《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或简称《礼记》）是汉儒汇编从前儒家的作品，和孔子无关，可存而不论。《周礼》或称《周官》，经古文学家以为是周公所作，经今文学家以为是刘歆伪造，总之，和孔子无关，也可存而不论。普通说孔子修订《礼经》是专指十七篇的《仪礼》。
坚决的主张《仪礼》是孔子所修订的，是清末的经今文学家。他们以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孔子以前，不得有经；所以这样的强辩。至于说到孔子和《礼》的关系的最早的书籍，当仍推《史记》。《史记》说：孔子那时候，周室衰微，礼乐废弛，于是他追述三代的礼；所以说：“礼，记自孔氏。”但这话仍旧很可疑。第一，《论语》这部书里只说到孔子注重礼，以礼教育门弟子和他的儿子孔鲤，而没有说到修订或记录《礼经》。第二，《论语》这部书里关于礼的话虽是很多，但大都是论礼意的，和《仪礼》全不相干。总之，孔子所谓礼，不是指有文字的《礼经》，而是指用以救世的礼意与礼仪。
关于《六经》中的《乐经》，有两种说法：一是说《六经》中本有《乐经》，因为秦始皇焚书而亡失。一是说乐本没有经；因为乐的歌辞在于诗，乐的作用在于礼，乐的声律传在伶官。至于《隋书·经籍志》所载的四卷的《乐经》，那是王莽在汉平帝元始三年（公元三年）所立，与孔子没有关系。
说孔子订乐，见于《史记》。它说：孔子将古诗三千多篇删为三百零五篇，每篇都施于弦歌，以求与韶、武、雅、颂的音律相合。按这话原于《论语》。《论语》载孔子曾经自己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然后订正古乐，使雅颂的音各得其所。又据《论语》全书，关于乐的，共计六则，除上一则外，大都是赞美音乐、批评音乐的话。所以总结的说，孔子对于乐，只是整理诗歌，使它施于弦管，以和古乐相合，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著作所谓《乐经》。
关于孔子赞《易》的事，后儒争辩很烈，纠纷也最多。据一般的见解，以为《易经》由伏犠、文王和孔子三位圣人合作增修而成。孔子对于《易经》，曾经作了十种文章，合称为“十翼”，也称为《易传》。这十翼是《彖辞》上一，《彖辞》下二，《象辞》上三，《象辞》下四，《系辞》上五，《系辞》下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这学说大抵是经古文学家所主张，它的来源出于《史记》。《史记》说：孔子晚年好《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因为读《易》太勤，订书的皮带，所谓“韦编”，也曾经断了三次。但这话，后来的儒者很多怀疑它。
说《系辞》以下六种不是孔子作的，始于宋欧阳修。他以为这六种辞意繁复而矛盾，不仅不是孔子的作品，而且决不是出于一人之手。说“十翼”全不是孔子作的，始于崔述。他批评《史记》的原文不明，而且根据《孟子》全书没有说到孔子作《易》，汲冢发见的《周易》也没有《彖》、《象》、《文言》、《系辞》等等，因以为《易传》的十翼决不是孔子所作。说《史记》“序、彖、系、象、说卦、文言”八字不是原文，而是经古文学家故意增窜，始于康有为及崔適。他们以为古文学家主张十翼说，恐怕自己的学说被人攻击或推翻，于是故意在《史记》中增窜这不伦不类的八个字。到了现在，“十翼”不是孔子所作，已成为中外学人的定论了。
如果我们依照讨论上说各经的方法，以《论语》为判断的标准书籍，则也不见有孔子赞《易》的证据。《论语》全书，关于《易》的，只有三则。一是曾子的话，与今《易经》艮卦的《象辞》相近；一是孔子的话，见今《易经》恒卦的《爻辞》；都和“赞《易》”没有关系。一是孔子曾经这样的话：“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但这一则很可怀疑。因为这则的原文是根据《古文论语》，如果根据经今文派的《鲁论》，是作“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依《鲁论》，那是说孔子年老而学不倦，并非专指学《易》。总之，概括的说，孔子并没有关于《易》学的著作。
说孔子作《春秋》的，始见于《孟子》。孟子认孔子作《春秋》是一件大事。他说孔子因为当时社会衰落，邪说暴行并起，所以作《春秋》以裁制那些乱臣贼子。《春秋》虽是鲁史，但孔子特取其中的意义。继《孟子》以后，系统的说孔子作《春秋》的，是《史记》。它说孔子当道不行以后，因鲁史而作《春秋》。从西汉武帝实行尊孔政策以后，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几全在《春秋》一书。后来经古文派兴起，虽然抑孔子而尊周公，但也只是说《春秋》的凡例始于周公而增订于孔子，并没有根本否认孔子作《春秋》。所以孔子作《春秋》几乎是孟子以后的一致的论调。
然而这话仍旧很可疑。根据《论语》一书来考订，简直没有一个字谈到《春秋》。以著作《春秋》这样一件大事，以孔子门弟子这样的多而贤，而说孔子竟闭口不谈，秘密的在著作着，实为事理所不许。《论语》中载“子张问十世”，“颜渊问为邦”，都是关于政治而可以谈到《春秋》的，然而孔子的意见仍是很平正，并没有《公羊》学派的所说“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所以我们现在虽不敢大胆的否认孔子作《春秋》，但究竟这件事是很可怀疑的。
依上文所说，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孔子以《诗》、《书》教弟子是有的，但没有删《诗》、《书》。孔子以礼、乐治理社会，教导个人是有的，但没有订正什么《礼经》或《乐经》。至于《易》与《春秋》，经今文学家认为是孔子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所在的著作，然而是否是孔子所作，到现在都成疑问了。
那么，《六经》与孔子毫没有关系吗？是的，或者可以这样的说。然而，《六经》为什么与孔子发生关系呢？这因为汉朝实行尊孔政策，以《六经》为儒家所专有的缘故。于是从这以后，经学上先产生今文学派，以《六经》为孔子所作；又产生古文学派，以《六经》为起源于周公而增修于孔子。到了宋代，虽然产生喜于怀疑的宋学派，然而因为《六经》可以帮助他们建设哲学体系，于是也不敢全部的否认。到了最近，以史学研究经典的风气渐盛，于是才有孔子与《六经》没有关系的结论。
据开明书店一九三四年九月初版
选自《论语二十讲》，傅杰 编，华夏出版社，2009； 《孔子、孔圣和朱熹》，周予同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预读/校对：zzj、陈涛、李宏飞、杨阳、梓悦、江涛、yiyi、王木木、桃之夭夭、山
整理：陈涛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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