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建筑之光贝聿铭逝世 | 我们应该记住他和他的建筑理念
第2355期文化产业评论
2019年5月16日，美籍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在家中逝世，享年102岁。贝聿铭被誉为“现代主义建筑的最后一位大师”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贝聿铭的作品里，他的建筑设计风格偏向“干净、含蓄、棱角分明”，并且通常使用的是简单的几何造型，同时也有恢弘崇高的格调。他曾说过，“最美的建筑，应该是建筑在时间之上的，时间会给出一切答案。”如今，时间已给出了他所创作的建筑作品的答案。谨以此文纪念大师。
作者 | 周波水
来源 | 文化产业评论
编辑 | 李姝婧
2019年5月16日，美籍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在家中逝世，享年102岁。贝聿铭出生于中国广州，祖籍苏州。其作品以公共建筑、文教建筑为主，被归类为现代主义建筑，被誉为“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
贝聿铭曾说过，“最美的建筑，应该是建筑在时间之上的，时间会给出一切答案。”如今，时间已给出了他所创作的建筑作品的答案。
在童年时代，作为苏州望族之后的贝聿铭沉浸在忠王府、拙政园、狮子林之中，在苏州园林和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说是贝聿铭设计精神的“中国原点”。17岁的贝聿铭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后转学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建筑工程，27岁时在哈佛大学建筑研究所深造，1946年，取得哈佛大学建筑硕士学位。1955年，他创办了自己位于纽约的建筑公司——贝聿铭建筑师事务所。
1964年，贝聿铭受肯尼迪家族委托，设计约翰·肯尼迪图书馆，15年后1979年才落成的图书馆，由于设计新颖、造型大胆、在美国建筑界引起轰动，被公认是美国建筑史上最佳杰作之一。1979年，中国政府邀请贝聿铭设计香山饭店，在全国范围内调研后的贝聿铭采取了建筑一系列不规则院落的布局方式，使香山饭店与周围的水光山色，参天古树融为一体，充分体现出了中国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
晚年的贝聿铭更多着眼于博物馆等城市公共空间的设计，包括法国巴黎卢浮宫扩建工程、苏州博物馆、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等作品。
在贝聿铭的艺术标签里，现代主义是最鲜明的一张，其次是民族性、公共性和自然性，这是贝聿铭在建筑设计当中持续秉承的艺术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这种精神与文化产业的发展逻辑和基础息息相关。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选择作出这份选题的原因，在现代主义的艺术理念号召、建筑学中对城市文化形象及品牌的塑造、民族文化和大众平民崛起中，贝聿铭及其背后的艺术理念、艺术思潮共同造就了文化产业浪潮。
现代主义：新旧交织和反精英
贝聿铭被誉为“现代主义建筑的最后一位大师”不是没有道理的。在贝聿铭的作品里，他的建筑设计风格偏向“干净、含蓄、棱角分明”，并且通常使用的是简单的几何造型，同时也有恢弘崇高的格调。
在香港中银大厦和卢浮宫中，这种风格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两个作品都采用了玻璃材质，都以三角形作为作品的主要视觉构成，同时采用了玻璃材质作为建筑的主要材料，并且用钢筋混凝土进行结构弥合和支撑。这种建筑设计的风格让人自然的联想到了新建筑运动所推动的艺术风潮。新建筑运动引领的现代主义设计自20世纪20年代为发端，在思想上、技术上、形式上都呈现了一系列复杂的革新。
在思想上，现代主义设计充满了民主主义倾向和社会主义倾向，这类思想的萌发更准确的讲是为了对艺术（尤其是建筑）当中对精英化、权贵阶级的反抗；在技术上，这类建筑尤为钟爱当时勃兴的新材料，包括混凝土、平板玻璃、钢材。
在形式上，这场运动反对任何装饰的简单几何形状，以及功能主义倾向，从而破坏千年以来的设计为权贵服务的立场和原则，破坏了几千年以来建筑完全依附干木材、石料、砖瓦的传统。尤其有趣的一点，现代主义的新建筑运动尤为强调和重视设计对象的预算，尊重艺术设计中的经济问题，达到实用和经济的目的，满足委托方和使用者的需求和效用。
这场运动从德国、荷兰和俄国开始发起，到著名的包豪斯设计学院建立为高潮，随后蔓延到整个文化艺术当中。贝聿铭正好赶上了这一波思想革新浪潮，并且在自己的创作、创业中充分应用和采纳。
现代主义设计的革命性在于这是艺术本身尝试从社会精英和资助者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去精英化”是其反叛的核心，但和后现代主义几乎“否定一切，包括艺术本身”的做派相比，现代主义尝试着在寻求一种平等。
这种寻求平等的力量促使着的现代主义设计师者们从“权贵中心”转向更为普遍的平民大众，同时，现代主义设计师们也更为注重在社会公共空间和商业经济之中找寻突破。
公共性与实用性
贝聿铭最早的作品多是在房地产开发富商威廉柴根道夫的支持下设计商业及住宅群，在学生时代为母校麻省理工学院设计了科学大楼，为纽约大学设计了两栋教职员工住宅大厦。即使在创业之初，他也更多着眼于平民公寓，不管是从建筑类别上还是建筑风格上都与人民大众息息相关。创业之初，纽约、费城、克利夫兰和芝加哥等地设计了许多既有建筑美感又经济实用的大众化的公寓。费城莱斯大学在一九六三年颁赠他“人民建筑师”的称号。
这种倾向一直在贝聿铭的整个设计生涯中延续着。尤其是在他的后期作品中，这种倾向从单纯的打造生活空间转向了打造公共空间当中。美国国家美术馆东馆、印第安纳大学美术馆、肯尼迪图书馆、卢浮宫玻璃金字塔、德国历史博物馆新翼、美秀美术馆、苏州博物馆新馆、澳门科学馆、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贝聿铭的建筑作品逐渐从“平民化”转向“公共化”。
而以贝聿铭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设计找到的是一种基于“公共性”和“实用性”的平衡和延续。这种平衡实现的主要路径就是从公共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以实用性和商业性回馈到公共空间之中。
如果用文化产业的观点来整理路径，那就应该是从传统文化、公共文化中找到适合开发的文化资源，在其活化./商业化后，融入现代生活之中，回归到大众共适的文化消费中。
这在贝聿铭的封笔之作中体现的极其充分。苏州博物馆新馆的设计传统的苏州建筑风格，白色粉墙、传统坡顶景观、飞檐翘角巧妙的运用了苏州民间传统建筑，以及从苏州园林、庭院中获取灵感，是为从“公共性”中汲取滋养和精气神；灰色的花岗岩替代的灰色小青瓦坡顶和窗框，木粱和木椽构架系统被被现代的开放式钢结构、木作和涂料组成的顶棚系统替代，是从“实用性”上的改良；博物馆置于院落之间，与苏州周遭环境相融相合，并作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是为回归“公共性。”
当考虑到这一层的时候，我们发现开篇提到的，贝聿铭先生的“时间会给出一切答案”似乎有了另一层含义：当公共性文化在时间冲刷后逐渐褪色，以“实用性”作为基础的美学回归生活将使文化在人民身边重生。
顺延着这种逻辑，当我们一直探讨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文化消费之间关系，文化消费被区分为产业生产带来的、以交换为基础的“文化商品消费”和以公共领域继承、衍生的“文化公共消费”。当商业交换越来越热，逐渐进入到公共消费领域时，自然会有人发出“文化散发着铜臭味”；而当公共消费挤占了商品市场的一些空间时，有会有人谈及“过分干预市场发展”。
而“现代建筑的最后大师”贝聿铭先生在其生涯实践中，或许为这种争议找到某些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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