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背景下我国文化产业学科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文化产业20多年来高速增长的社会实践对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和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提出了紧迫的发展需求。但当前文化产业学科专业建设已陷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文化产业的融合创新性与学科分类形成“悖论”，类型技术构建的“专业分工——学科分类”体系阻碍了交叉学科的发展，数字技术的发展引发对人文社会学科的新挑战。本文探讨的便是“新文科”背景下，我国文化产业学科的困境以及建设出路。
我国文化产业20多年来高速增长的社会实践对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和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提出了紧迫的发展需求。但当前文化产业学科专业建设已陷入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困境：在理论上，至今还未形成学界公认的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式和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在实践上，文化产业人才输出与市场需求存在结构性失调。这既与文化产业发展历史不长、理论积累不足有关，也与按照工业化社会分工划分专业的标准化教育学逻辑相联。由于传统理论逻辑难以包容新的社会需求，即基于类型技术的学科专业分工逻辑难以兼容文化产业创意性和交叉性的学科专业性质，这使得本属于新兴产业形态的文化产业学科建设落入了旧工业化社会分工的“逻辑悖论”。因此，要借助国家设立“交叉学科门类”之契机，突破类型技术基础上的专业分工思路，重建数字信息技术上的集成综合模式，探寻文化产业学科结合数字信息技术而形成的“新文科”特征，重构“新文科”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学科和专业的新内涵。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文化形态也悄然蓄积了巨大的发展能量。着眼于未来国家建设，钱学森教授前瞻性地提出有必要建立一门新的社会科学来研究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对应于研究物质财富生产事业的经济学，这门研究精神财富的学科被初步命名为“文化学”。他不仅强调了这门学科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性，还指明了这门学科在未来进行精神财富创造、文化事业改革及公平分配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方向，几乎系统性地勾勒了文化产业学科的初始形态。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一批学者关注到精神产品作为商品的特殊性，将其价值特征与物质产品进行了明确区分，并针对精神产品的消费属性及相应的市场特征将其划归为第三产业中的一部分，或将其明确为独立的第五产业。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的兴起及文化艺术呈现出的产业化发展趋势，开启了相关研究对大众文化消费、大众文化生产的行业运行机制及其对社会影响的关注。在此阶段，将文化纳入产业范畴并展开综合性研究的看法已达成了初步共识。
我国文化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既引发了学界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视角展开对蓬勃发展的大众文化的批判性思考，也使得学界对文化市场认知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相关研究日益加深。以1998年有关“文化产业”的概念进入政府政策系统为标志，文化产业的合法性构建取得了国家层面认可的阶段性成果。肩负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促进文化复兴和产业振兴的历史使命，中国文化产业在明确合法身份后，这个朝阳产业的学科建设问题被提上日程。倡议“建立‘文化经济’和‘文化产业’的理论体系，并在少数重点大学开设相关课程”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关切。20世纪初，相关学者在深入探讨大众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了经营性文化机构与宣传文化系统（公益性文化体系）的关系。这些研究不仅明确了文化产业在文化体系中的相对独立性，也使得文化产业学科有了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2002年党的十六大确立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分途发展的战略框架，“文化产业”的概念经过较长时间的社会质疑与学术争论后，终于获得了合法性身份。
在获得政府层面的身份认同后，关于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探讨开始转向学科体系架构、学科建设重点与特色、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模式、学科归属与边界等如何合理化构建文化产业学科的问题上来。关于文化产业学科专业的架构初步形成了三种观点：第一种是参照国务院颁布的学科目录，推进“文化产业管理”向管理学门类或经济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发展，将其与公共管理、工商管理等学科并列。第二种是强调文化内涵与文化产业学科的关联度，认为“文化产业”的学科属性和结构应立足于文化属性，将文化的公共属性视作文化产业学科的内核。“我们的文化产业学科的梦想，不是让人们通过将文化商品化直接去获取经济利益，而是视文化产业为对于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最深刻的文化责任。”实际上，将文化产业专业作为“艺术学”门类下一级学科予以设立，会使得这一具有产业属性的学科如此地“例外”。第三种是立足文化产业的融合性，将文化产业学的相关分支，分别设立在经济学、管理学以及相关的文化创意学科中，各个不同分支相互依存，形成一种交叉性的学科群，将文化产业管理作为交叉学科建设（例如武汉大学等）。
“文化产业学作为交叉学科，其基础理论应该是文化产业经济学，其应用学科则是与管理学（公共管理、工商管理）相关的文化产业管理学。文化产业学的学科体系，主要包括基础理论：文化产业经济学；应用理论：文化产业管理学；历史：文化产业发展和理论史。”学科建设特色上，魏鹏举提出特色化导向的学科建设思路。他认为，发挥不同学校的主体特色来构建文化产业学科有助于将学科专业和主流趋势进行融合，向学校核心优势和专业特色靠拢。在学科建设重点上，向勇认为，学科建设的关键是人才培养，而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具有创意管理能力的创意经理人，这些能力的获得需要行业经验和实际操作，因此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的层次重点在硕士阶段。在学科人才培养方式上，范周认为，应推动产业和产学研合作，将项目、基地、园区作为产业理论研究和产业实践结合的重要途径。在学科边界与归属的问题上，尹鸿认为，虽然与文化产业交叉的学科领域和专业众多，难以剥离到统一的文化产业学科中来，但文化产业学边界不能“泛化”，文化产业应当与泛文化创意学科形成交叉学科并有明确的学科内涵，即要研究文化中的产业问题。在学科未来发展方向上，皇甫晓涛认为，文化产业的实践进程使得当代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多个学科发生了重构，自然科学核心技术体系的裂变与创新奠定了认知科学的技术理性基础，文化产业研究正在整合形成新的知识领域和学科群。柏定国认为，文化主导资本已开始支配世界财富中心转移，文化资本与文化产业则主导经济与创新，促使人文社会科学的重构与创新发展。当下，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建设正面临着一场“质量革命”带来的“新文科”发展机遇，面向“新文科”时代，文化产业应该回归文化本质，促进学科发展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长沙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时曾明确指出：“文化产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现在文化和技术深入结合，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从业人员也在不断增长，这既是一个迅速发展的产业，也是一个巨大的人才蓄水池，必须格外重视。”
目前，我国高校开设文化产业本科专业的院校已由2004年的9所发展到2021年的190所，已成为文化产业专业人才培养和输出的重要阵地。然而在文化产业各行业领域却频频反馈遭遇文化产业“人才瓶颈”：2021年，苏州市统计局在全市范围内抽取了涉及动漫游戏、网络文学、网络表演、网络视频、数字艺术、创意设计、数字出版等产业形态的数字文化企业共60家开展问卷调查，其中占比38.3％的企业表示最紧缺的是复合型人才，33.3％的企业表示缺少高端科技人才，16.7％的企业表示缺少基础技术人才，13.3％的企业表示缺少营销人才，6.7％的企业表示缺少管理人才。而且，50％的被调查企业认为人才因素是影响文化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30％的企业认为人才是影响企业发展的唯一因素。2021年深圳文化发展报告指出，“深圳创新能力较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速，但还未形成高校集聚效应”。现实中，自2004年教育部首次批准开办文化产业管理本科专业至今已有17年，但由于在教材、教学、就业对口上学生的专业认可度不高，部分高校自2015年开始撤销文化产业管理本科专业，被撤销专业的存续时间最长为14年，而且近年来撤销本专业的高校数量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见表1）。可见，当下高校培养的文化产业人才不是输出“量”的不足，而是“质”的错配，人才输出与市场需求存在结构性失调。
文化产业专业就业领域涵盖了一个较大的行业范畴，按照文化产业《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标准，包括三个层次九大类内容，涉及多个行业、学科与专业的交叉重合。在专业层面上，文化产业管理涉及的内容泛而不专：与新闻传播学相关的包括广告、编导、网络、播音主持，与历史学相关的包括文化遗产、文物修复与鉴定、文物艺术品交易，与网络文化学相关的包括软件、动漫、游戏设计与运营，与旅游相关的包括旅游管理、市场营销，与艺术学相关的包括艺术理论、平面设计和三维设计。这些领域与文化产业管理都没有明确的专业界限。虽然就业行业宽泛，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毕业生选择的工作类型与专业相关度却非常低，在《2019年中国毕业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中，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生就业与专业相关度排名倒数第二，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毕业生半年内离职率高达38％。
文化产业管理学科的目标是培养学生形成文化产业的思维和方法（如创意管理、文化产业项目策划和运营、文化旅游规划管理等），而这是超越微观专业层面的人才培养内容。在微观专业层面，传统的本科教学往往着力于某一方面的专业能力锻造，一旦进入到中观或者宏观思维和方法论层面就力有不及。文化产业专业区别于传统学科的优势主要由文化战略规划、创意运营管理和项目运营等经理人（中高层管理人员）素质能力构成，因此文化创意管理、符号经济管理、产业价值链管理、文化资源审美评价能力的培养体现在课程体系上需要兼顾理论性（宏大视野）和实用性（专业性）。文化产业涵盖的知识体系庞杂，从笔者多年从事教学的实践看，本科生因为面临毕业就业的压力，文化产业的课业设置必须兼顾毕业生就业的能力结构需求。受课表约束，本科学生参与的许多科研项目都较为浅显，参与的社会实践活动也游离于专业核心课程之外，大多缺乏专业学术训练和技术培训价值。在短短四年中，专任教师既要完成理论教学，又要完成实践能力训练目标，所以大多数高校不得不在文化产业本科学生的理论素养培养和职业技能训练培养方案上进行“折中”处理，这导致文化产业本科教学陷入理论和实务“两不靠”的窘境。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作为新兴的交叉学科，在传统学科框架的制约下难以建立专业认同以及形成统一的学术话语体系。目前新设专业主要由教育部进行备案审批，批准后由高校自主决定院系归属。由于文化产业研究领域涉及管理学、历史学和艺术学这三大学科，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设置往往根据自身办学条件选择性地挂靠在人文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文化管理（传播／创意）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和艺术管理学院这五大类的不同学院内（参见表２）。
根据传统的学科建设路径，文化产业学作为交叉性学科既可以归属于经济学、管理学学科，也可以归属于艺术学、历史学和文学（新闻传播）学科范畴，而在文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一级学科之下，又包含30多种与文化产业相关的专业或者专业方向。此外，其他一些老牌专业如新闻传播学、文学、管理学也纷纷开设文化产业相关基础课程，相关专业之间呈现互相渗透、交织的状态，加之文化产业自身缺乏区分于其他专业的典型技术特征，导致文化产业管理专业边界在传统学科分科建制下显得十分模糊，缺乏专业认同的标识性。
由于现有学科体系无法在体制上形成对科研人员的认同与支撑，文化产业管理专任教师的科研道路和职业发展在传统学科建制下面临巨大挑战。现有高校教育和科研体系是以传统学科门类为基础的科研管理和学科组织模式，因此，文化产业相关研究在没有明确学科建制的前提下，想跨学科调动资源进行科研乃至建立统一的学术话语体系是极其困难的。
因挂靠不同的学院，各学校的研究者根据自身的研究专长，领衔特定领域的文化产业研究。从文化产业研究方法来看，基于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式，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文艺学的研究范式影响了文化产业管理自身研究范式的形成。在交叉重叠的多学科视角下，跨学科研究只是文化研究在形式上的特点，即使近年来产生了众多的学术著作，也难以构建类似其他学科那样完整的学术主线或闭合的知识体系。此外，在传统学科扩容和跨学科研究的趋势下，文化产业领域的很多研究对象也被其他学科涉猎，进而导致该领域的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愈发难以达成共识。虽然2017年在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下成立了中国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委员会，但目前文化产业研究“依然是不同学者从不同学科出发，进行‘各自为政’的发散性研究，本身并不成体系”。在学科归属不明晰的前提下，文化产业专业尚未形成明确的研究范式，相互之间缺乏自觉的学科认同，研究成果和文章也发表于不同类型的期刊，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主阵地至今仍未形成。
当前，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框架展开对文化产业领域的研究是文化产业学科研究的一大特点，但这种研究模式也导致学者间就文化产业基础理论研究的重点和范围存在分歧。实际研究中，不同学者因学术背景差异，在基础理论的适用及研究主题的选择上呈现了明显的“文化属性”或“产业属性”抑或“管理属性”的偏好，进而导致文化产业管理的理论体系建构呈现割裂状态。而在学科泛化的背景下，教材体系、课程体系建设等需要学界共同努力完成的基础工程也无法得到有效推进。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理论范式和话语对象，起源于西方工业社会，经过近80年的学术流变，围绕文化产业的议题已逐渐形成较为清晰的理论脉络：194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形成，1960年代英国伯明翰学派开创“大众文化”研究理论，经过1970年代、1980年代文化经济学派的发展，1990年代美英文化经济理论产生，这包括英国的尼古拉斯·伽纳姆的产业价值理论、约翰·霍金斯的文化产业理论、查尔斯·兰德利的创意城市研究，美国的理查德·Ｅ．凯夫斯的创意产业经济学和理查德·佛罗里达的创意阶层理论以及芝加哥学派的场景理论等。这些理论的发展与20世纪初期以来的工业革命、产业革命息息相关，与学界的“文化工业”“创意产业”“内容产业”“版权产业”等概念相对应，而中国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起飞是在1980年代以后。工业化中期以后文化产业的发展更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期，在发展时序上要晚于西方发达国家，因此，中国学界关于“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内容产业”等相关概念的提出和使用往往呈现不同的指向性和阶段性特征。这种差异在文化产业学科建设过程中体现为高校研究机构一方面杂糅式地借鉴国外经验，另一方面又要照顾中国文化产业的实践进程，导致国内学界在文化产业学科建设和研究中的概念框架和话语体系纷繁复杂。
国际上，由于各国相关学科所形成的历史阶段不同，中西方“文化产业管理”学科的形成路径迥异。西方“文化管理”学科的建设经历了从“艺术推广”到“艺术管理”再到“文化管理”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从商业管理向行政管理的包容演变过程。最初，“艺术推广”主要是围绕以艺术家及艺术品营销为核心的商业管理专业，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各国政府在民族文化传承以及公民文化身份塑造方面意识的觉醒，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艺术事业、非盈利性艺术组织和艺术机构开始蓬勃发展，这不仅丰富了政府和社会组织对艺术的行政管理职能，也让“艺术管理”在美国及欧洲发展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并逐步成型为正规学科。20世纪90年代，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将艺术范畴拓展到整个文化领域，市场和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相关专业由“艺术管理”向“文化管理”转变。
在我国，文化产业学科则是经历了从“文化事业管理”到“文化艺术事业管理”再向“文化产业管理”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从行政管理向商业管理融合演变的逆向过程。1987年，我国首次在艺术学门类二级学科增设文化事业管理专业。伴随中国文化市场的发展和文化经济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1993年上海交通大学探索性地设立了“文化艺术事业管理”（文化经济方向）专业。同年，教育部进行了相应的本科目录调整，“文化事业管理”更名为“文化艺术事业管理”。1998年“文化艺术事业管理”作为高校试办的目录外专业调整为“文化产业管理”试办专业，其归属也由艺术门类转为管理类。2012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修订一稿）》，才将“文化产业管理（可授管理学、艺术学学位）”划归在了“管理学”（工商管理类）下，文化产业学科作为管理专业才取得基本共识。相较其他国家而言，中国的文化产业学科建设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学术发展路径。鉴于文化发展的双重属性以及文化与技术融合的阶段性特征，我国文化产业的学科建设难以像其他基础学科一样照搬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
目前，中国高校普遍沿袭19世纪德国洪堡大学和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单一学科模式，这种模式在基础研究等非应用型学科（哲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等）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对基于“类型技术”基础而建构的应用学科（景观园林设计、财务管理、出版管理、软件工程等）也勉强能够支撑，但却无法适应数字信息技术下交叉学科发展的需要。在后工业化时代的语境下，文化产业已逐渐淡化对文化工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不断融入文化政策、文化科技和文化创意等新元素后，催生了其作为创意产业的新内涵。
从文化产业延伸出的创意产业、艺术设计产业和数字文化产业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文化生态系统，其发展的动能源于文化的包容力、新技术的驱动力以及产业化市场活力的多元融合，而这个生态系统连接着社会发展进步和人自身的需求，同时反作用于技术的变革方向。文化产业管理作为一个学科的设置，从学科发展来看，绝不是简单地通过“文化（艺术）＋产业＋管理”的课程“拼盘”就能造就文化产业管理人才。各个学科课程简单相加式（“物理相加”）的学科体系，难以体现文化产业作为独立学科设置的基本要求，因而文化产业交叉融合的创新性也就难以在学科专业建设上得到真正的反馈。
１．人才素质的综合：从专业技能到融合创意
在文化产业语境中，创意是核心要素。但创意的生成并不容易，它需要形成对不同细分行业深层次的融合，其要求的不仅是专业上点状的深入，更要求知识面的综合。这对以创意管理为核心的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内许多高校的文化产业专业分别开设经济学、管理学、市场学、文化学、艺术学、文学和传播学等课程以及影视、传媒、动漫等创意类课程，旨在提升学生各方面的专业技能，但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核心是提升学生对文化产业的专业素养和专业管理能力。专业素养指的是文化产业及其相关专业的创意、写作、表达和交流水平。专业管理能力是指承担和实施文化产业项目（策划、组织、生产、分配、消费等）管理和组织实施的能力。专业素养和专业管理能力构成了文化产业学生的身份内涵，是自我和社会（企业）对其个人及其学术共同体进行身份认定的依据。文化产业管理作为具有明显应用性特征的学科，专业素养和专业管理能力的培养不能离开理论上的学术训练和项目上的能力锻造。学术素养的通用技能训练必须融入文化项目，且要与文化产业特定的专业背景、语境相结合，否则就将难以产生良好的学术训练效果。
２．文化和技术的融合：从生产导向到需求导向
文化产业的发展动力来自新技术驱动的文化生产力更新。20世纪以来，文化科技的发展推动文化产业形态发生了两次蜕变：第一次是电子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电影、广播、音乐和电视等大众媒体的发展；第二次是数字信息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催生了新的传播模式和消费方式。技术更新的动力来自迎合用户的消费习惯和创造新的消费需求，以各行业出现的新问题为导向，文化产业通过科技、创意形成新的价值链。始于消费端的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了原有传统产业的发展样态，使得文化产业区分于传统学科建构的生产端导向。
例如，武汉理工数媒集团基于移动互联网创立的线上知识生产与消费付费系统，代表了传统行业向数字创意产业转型的方向。武汉理工数传集团借助互联网企业的平台优势，将传统出版领域图书产品转化为线上知识付费型知识产品。以其代表产品RAYS为例，RAYS致力于创造以内容提供商为主要商业价值的数字内容盈利模式。这种模式从图书和报刊读者的阅读场景和阅读习惯出发，采取不同的应用或者不同的展现方式，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在帮助读者获得知识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也最大程度地实现了企业的盈利。具体而言，RAYS帮助新闻出版机构重构用户连接，整合内容资源，基于用户数据分析技术开展个性化定向投送平台。通过建设作者、编辑、读者的交互系统，开展精准知识服务与消费互动的定制化服务模式探索，形成线上与线下内容投送互动。在商业逻辑上形成了一种通过改变用户获取知识、传播知识方式、提供准确服务的途径而获取商业价值的知识服务创新。目前，RAYS已被国内200多家新闻出版机构使用，约4700万册图书在使用RAYS系统，实现了10多亿元的线上收益。这一事例说明，单纯的出版专业教学模式已经很难适应出版行业的实践进展，必须实现出版专业与计算机专业的交叉融合才能应对甚至引领行业变革需求。
３．创意型人才特征：强化弹性管理的专业内涵
从“创意”变为“产业”的过程关键在于“创意管理”。让富有创意内涵的文化产业管理不同于工商管理和公共管理学科的重要特征就在于其非标准化管理模式，这类管理模式要求管理者充分尊重创意阶层并给予其自由的发挥空间。文化产业人才是促进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生产力的桥梁，是文化生产力的载体。但文化产业人才不是标准化的流水线人才，而是具有个性和创新激情的创意人才，不宜实行“朝九晚五”式的标准化管理。文化产业人才具有与传统产业人才不同的素质和心理特征，不仅要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及综合素质，还要求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底蕴以及具有综合运用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和艺术设计等知识的能力；文化产业人才富于想象和激情，乐于接受新事物和挑战，敢于创新创造，敢于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具有强烈的创新动机和自我实现的愿望；与物质激励相比，文化产业人才更重视成就激励和精神激励。这种人才特征对应于专业设置，就必须要适用弹性管理知识体系来替代原来的标准化管理知识体系。
现代社会专业分工体系形成于工业化发展过程，该体系合理运作的背后是类型技术支撑下由专业分工与学科分类进一步强化而形成的“产学研”闭环逻辑：类型技术的运用使得传统的劳动分工得以在专业化路径上深化发展，专业化的分工实践通过“干中学”“实践中改进”等形式进一步推动专业内技术（类型技术）不断革新，而在类型技术的加持下，专业性的提升及生产迂回程度的加强进一步导致技术性行业壁垒的形成；随着类型技术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及利润增长带来的收益递增、市场容量的扩大，专业分工扩增了专业化人才的市场需求，也为基于类型技术进行学科分类的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了经济合法性；类型技术在赋予学科分类教学研究专业内涵的同时也获取该模式下专业内涵的研究性改进，完善了“类型技术型”行业闭环。在此发展逻辑下，一批应用型专业和学科得以成立，并最终形成了学科分类的专业内循环边界（见图１）。
在类型技术—学科分类逻辑下，文化产业学科在宏观理论层面缺乏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在微观实践层面又缺乏相对独立的技术范畴，因而一旦进入类型技术应用层面就与行业应用性较强的新闻传播、电影编导、动漫制作、创意设计等专业出现重叠。我国文化产业至少涵盖了广播电视电影、新闻出版发行、文化艺术、文化创意和设计、文物艺术品复制流通、文化信息传输、文化休闲娱乐、工艺美术等行业。而这些文化相关行业在多年的积淀中已基于类型技术分类发展成型，不仅设立了不同的专业性岗位，匹配了相应专业性人才，且所谓的“专业事专业人做”的用工理念已成为工业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共识。目前高校学科体系为应对专业化需求，已逐渐形成专业对口的应用型学科，以支撑专业分工体系下细分行业的发展。围绕分工体系中的专业性要求，学科建设中的课程设置都是针对学生的某一类专业能力进行培养和训练，学生专业能力的标准化逐渐成为进入人才市场的通行证，最终学科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往往沦为对市场变化与需求的消极响应。
基于类型技术构建的学科分类而造成的交叉学科在科研上研究的碎片化，导致这些科研成果仅能在某个特定领域形成一定的解释力，而对涉及人文、经济、社会多个维度的真实社会实践则缺乏预测力和指导性。此外，在专业人才培养上还存在专精和通识的矛盾，“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高校教育与产业需求基本脱节，理论教学与专业实践基本脱节，师资质量与教学要求基本脱节，学术研究与专业教学基本脱节”。基于类型技术构建的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建设思路，整体上难以适应新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未来文化产业的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
文化产业本身的发展历史可视作科技与人文“对话”形成的产业实践。纵观文化产业学科的发展历程，其专业形态变化与技术演进的路径基本一致，如果我们将文化传播领域的技术进行阶段性划分，可分为前技术（表演艺术）—专业技术（出版技术、音影技术、试听转码技术）—数字技术（数字化传播技术、智能分发技术）三个阶段。在新技术不断嵌入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形态经历了“艺术管理”“产业管理”“创意管理”的发展过程。当前“数字技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便捷方式，携带文化内容融入人们日常生活，极大扩展了文化对社会的渗透度和影响力”。传统的商业管理或行政管理逻辑对数字文化产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调试将不再适应于新的技术环境，以数字文化产业经济为起点延伸出的文化权利、社会关系、数字经济、数字确权问题也将导致其他人文社会学科面临系统性的挑战。进入大数据时代，不仅是文化产业学科，人文及社会科学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随着技术环境的剧变，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及其支撑的解释框架越来越难以系统回应当今社会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基于数字信息架构的平台技术已逐渐突破了类型技术的专业性藩篱，为各行业领域智慧融合、行业跨界发展提供基础性平台条件，使非线性的思想和更广泛的领域纳入经济社会研究对象成为可能。
因此，在由数字技术催发的知识生产方式的革命中，传统的学科范式、研究对象及其话语体系、传播模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出版行业为例，过去20年，数字化和平台化对出版行业的影响是颠覆性的，从线下付费方式（购买纸书）到线上付费方式（购买知识服务）的转变，推动了基于类型技术的出版行业向互联网出版产业转变。经济方式的转型传导到教育教学领域就引发了学科专业适应性变化的压力，倒逼出版的学科结构和专业课程进行相应调整，迫使以类型技术为基础的传统知识结构升级为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型知识结构，使得基于传统的文字编辑与交流能力培养的学科专业模式转向由新技术新媒介支撑的网络数字出版培养的新专业模式。未来20年，数字技术支撑下的媒介形态将从基础的信息交流方式转向虚拟空间的场景交互方式，其经济形态、社会形态也会在新的维度重新形成逻辑闭环。数字技术的革命催生了文化产业领域的组织变革以及社会产业革命。从第一次科技革命到第四次科技革命，西方发达国家借助技术和资本的力量主导了现有世界体系格局的形成，构建了当前以传统学科专业为基础的科研教育体系。当下，数字信息平台技术的发展以更迅猛、更广泛的方式冲击和迭代传统的经济秩序和社会形态。近年来，电子商务、数字货币结算等平台技术的迅速普及，深度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方式。这些新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现象和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已超越传统人文社会学科的解释框架，如果不迅速改变条块化的学科科研和教学思路，传统的人文社会学科将很难应对数字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下催生的产业需求以及社会问题。
300多年来，深植于工业社会分工的专业主义传统使高校的学科设置长期以来维持着学科界线分明、学科壁垒森严的学科与专业分工结构。尽管近年来，一些高校尝试设置了文理兼容的学科和学院，但学科之间存在的藩篱并未发生整体性改变。张福贵教授认为，“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以降，人类文明的几次重大变革几乎都是以新技术革命为先导的，而每次浪潮袭来时也几乎都是人文学科向技术致敬和靠拢，尽可能从中认领份额和寻找空间”。从整体来看，数字文化产业目前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前沿方向，已经突破了过去基于类型技术发展所形成的行业分工格局，基于创意内容与数字技术赋能的即时生产、即时消费、即时传播的生产端变革已彻底打破了以书、报、广电为代表的“旧体系”继续通过消费端电子化、平台化延续行业内改革的幻想，并将通过产业变革颠覆建制化的专业教育模式。现在任何一个数字文化产业领域真实问题的解决都需要跨学科的知识体系作为支撑，因此要适应数字文化产业颠覆性的发展趋势，学科建设必须形成基于文化与科技交流的平台式对话以突破过去局限于类型技术的学科条块划分式的教育模式。
数字信息技术在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现多学科交叉协同（如机器行为学、计算社会科学）。数字信息技术对文科的全面渗透产生了社会计算、空间计量经济学、计算语言学和量化历史学等新兴专业，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融合形成了文理交叉、文医交叉、文工交叉等新兴领域，也形成了数字信息环境下文科教育的新内涵。因此，文科建设迫切需要打破专业的壁垒和界线，在数字技术架构上建立“新文科”体系。正如埃隆·马斯克所警示的，“阿尔法一代（从2010至2025年出生的孩子）将不得不学会如何在比前几代人更短的时间内运用他们的技能，他们需要具备快速反应能力，在各种新情况下运用批判性思维，这些孩子将与机器人互动作为学习工具。我们所知道的是，人类与人工通用智能（AGI）——一种与人类能力相当的人工智能之间的未来合作将在未来几十年内成为现实”，“但大多数国家目前的教育体系没有为未来的劳动力和领导方式做任何准备”。由大数据技术、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所支撑的计算社会科学范式已逐步显现，也更加迫切地催促着传统社会学科实现研究范式的转型。而这种转型必须重视人文社会科学中涉及科技与人文的交叉领域，并基于这些交叉领域的新兴学科重构综合性文科的合法性。
我国文化产业学科目前整体呈现为一种“平面交叉”的学科特征（见图２），大致涵盖文化（艺术）、经济、管理几大学科门类。文化艺术学科包括：艺术表演团体管理、艺术管理、票房营销、博物馆管理、图书馆管理、文化馆管理等。经济学领域学科包括：文化经济学、艺术经济学、遗产经济学、创意经济学等。管理学领域学科包括：文化政策学、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市场学、文化消费学等。这三个领域的交叉形成了文化产业的学科结构体系。
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理论支持下的文化产业学科应该重新建立“立体交叉”型的“新文科”（见图３）。数字信息技术作为平台技术将驱动文化艺术、经济和管理三个学科实现“立体交叉融合”，形成新的学科专业内涵与形态。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１）关于文本创造和流通的专业知识；（２）关于创意和知识管理的专业知识；（３）关于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变迁机制的专业知识。
在“新文科”的背景下，数字信息技术分化出两种力量——内向涵化力与外向融合力。内向涵化力可促进各个专业课程（知识点）的深化，让课程内容实现信息化内涵，让信息技术进入课程内容。外向融合力可促进“文化”与“产业”之间的连接，为不同学科间“面知识”的拓展提供技术融合平台。
在进入数字信息时代之前，人们对于世界的感知（技术和艺术把握方式）主要体现为一种单向感知把握方式，人们借助于艺术和技术的渠道接受外界信息，然后转变为主体性的知识框架。这种感知方式属于“主—客”两分结构下的单向信息连接。进入大数据时代，数字信息技术作为平台技术建构了一种万物互联的文化空间场景：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大规模应用，模糊了“主—客”的天然界限，形成了线上和线下空间相融合的网络意义结构。如果按照约翰·霍金斯“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彻底颠覆了原创物和复制物之间的阶层式主仆关系”的说法，数字技术的发展将导致艺术品市场的巨大变革。这反映在学科领域，就意味着以文物艺术品为基础的系列课程（包括文物艺术品拍卖等）将会发生调整，数字文物和数字艺术品的专业知识（课程）将进入文化产业的学科之中。数字信息技术提供了文化产业作为交叉学科建设的可行通道，同时数字技术创造的新文化产品将形成新研究对象和新的课题内容，并成为文化产业课程的核心内容。例如，基于数字技术的“虚拟偶像”消费行为，如日本的虚拟偶像“初音未来”和中国的虚拟偶像“洛天依”等，作为新的研究对象和新的知识体系已然超出了传统艺术学或经济学、文学的范畴，同时也动摇了基于“类型技术—专业课程”的传统学科分工的合理性。基于数字信息技术对传统学科的融合要求，建立文化产业学科的专业知识结构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在全国学科专业框架还没有产生结构性变化的情况下，要解决文化产业的学科归属问题，需要基于数字信息理论，打破按照类型技术进行学科分类的传统原则，从平台技术重新界定文化产业与文学、哲学、历史、新闻、经济、计算机等学科的关系，在将文化产业学科上升为一级学科的同时，尽快建立文化产业的本科、硕士、博士培养体系。
中国文化产业学科建设与西方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因为文化产业学科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深度关联国家的技术发展水平和文化积淀深度，是科技深入文化并以产业化推动社会变革的发展路径。随着21世纪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创意产业”“文化创意城市”“数字文化产业”等议题不断丰富着文化产业管理的内涵，文化产业管理学科的研究领域也涉及文化行政、文化经济、城市文化、文化空间、数字文化等多个范畴，技术的更新迭代及产业联动让生根于工业时代的文化产业理论与新的文化产业发展实践不适配，如何从最初因理论匮乏而不断借鉴欧美国家的“西化”模式走向多方位产业创新实践与文化科技融合的“东西互鉴”，批判地利用西方文化产业相关理论并进行本土化的调试与创新将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新方向。伴随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国内文化市场的日渐成熟，西方在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下兴起的文化消费研究进入中国文化产业管理研究的视野，以居民文化消费为导向的文化消费侧改革试验在中国各大城市如火如荼地开展，文化消费政策的提升也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在文化消费理论领域启动的经济学和艺术学理论创新进程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文化市场成长以及文化体制改革转型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不仅带来了文化产业管理研究的“中间理论”转向，同时也深化了中国文化产业管理学科建设的中国特色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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