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集锦！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精华来了！
习近平致信祝贺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开幕强调 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习近平致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的贺信
我们要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断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习近平
2023年6月7日
多位嘉宾“干货满满”的发言
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内的多位嘉宾在论坛进行了精彩发言。
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以《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强国建设》为题作现场发言，从文化遗产的内容、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如何进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探讨文化遗产保护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重大意义。
王旭东表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与“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最近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王旭东说，文化遗产是凝聚民族认同、厚植爱国情怀的重要载体。文物古迹、历史街区、传统村落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唐诗宋词一样，都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载体，无比珍贵。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智慧的结晶、民族文化的见证，具有直观、形象、生动的特点，在涵养文化情怀、增进爱国情感、强化民族认同等方面的教育作用和感染力，是其他教育手段难以代替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延绵不绝的真实写照。从良渚到石峁，从故宫到莫高窟，从长城到大运河，遍布祖国大地的考古遗址、文物古迹、古城古村，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根和魂。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浩如烟海、蔚为大观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的见证，也揭示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
“中国丰富而广阔的文化遗产，既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见证，又是中外文化交流的见证。今天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既具有重要的中国意义，又具有独特的世界意义，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促进人类文明交流有着重大的意义。”王旭东感慨地说，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我们在保护好文化遗产的同时，还要挖掘古老遗产的时代价值，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让中华文化遗产保护有效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以《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文化》为题作现场发言，深入梳理了重要的现代化理论观点，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陈来表示，早期现代化理论的最大局限性，是从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去理解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阐释，也是以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西方国家文化资源和社会结构作为标准。这就产生了一种片面的现代化观，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传统等于落后，所有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模式都要走西方国家走过的道路。特别是主张非西方国家要将自己的传统文化抛弃、去除，代之以西方文化。亚洲国家19世纪以来追求现代化过程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这种观点，1950年代流行的早期现代化理论也是如此。
陈来认为，在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文化的关系方面，可以分成两个方面。首先，在新旧现代化理论中，有关现代化的文化方面都是接受韦伯的影响，着眼在“工作伦理”，即经济活动与企业家伦理。从这个方面看，中国文化体现的经济生活的伦理规范有勤劳、勤俭、忍耐等，这在中国南方尤为明显。特别是勤劳的态度，虽然不是西方式以宗教禁欲主义为基础的，但正如韦伯说的“把劳动本身作为人生的目的”，至于克制、敬业、诚信、耐劳精神，善于学习的素质更是儒家文化的特征，合于韦伯所说“资本主义无法利用那些信奉无纪律的自由自在的人劳动”。儒家的家族主义不仅为个人从事经济活动提供了合法动机，而且为现代化早期企业提供了共同体伦理。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取得归功于中国人民的勤劳与创造，归功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与价值。
陈来说，与西方学者观察西方现代化过程不同，我们认为中国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由工作伦理体现的生活价值观，还在于执政党领导的政治价值观。前者所影响的是经济活动，后者所影响的是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建设。
陈来强调，党的二十大以后，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都伴随着倡导、传承中华文化的世界观、价值观等，都将塑造中国式现代化，形成新的现代文明，从而塑造中国现代化的制度模式、文化模式和文明内涵。百年来中国已经逐步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我们正在创造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让我们共同努力，发扬中华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6月7日下午，在2023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赵汀阳以《文明对话的路径和跨文明条件》为题作现场发言，他提出了一个关于文明对话的命题——跨文明状态下，如何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互相理解？
赵汀阳讲道，人类的文明早期自然而然形成了跨文明状态，那个时候文明有着多地本源，也有自由的交流，所以早期文明发展的状态是很健康的。但是后来各种文明有了自己的传统，形成了文化的边界，慢慢产生了文明的竞争乃至文明的冲突，而在文明发生冲突的地方就需要对话，对话是文明的“边疆问题”。
“如何形成有效对话确实是一个难题。”赵汀阳提到，哈贝马斯曾经提出过一个“理想的”对话模型，他希望以交往理性来解决对话的困难。他假定，如果对话的双方能够达成互相的理解，那么就应该有达成一致的能力。但是，这种交往理性只能够解决思想上的分歧，却无法化解心灵的隔阂。因为“互相理解”只是“一致同意”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它的充分条件，“互相理解”是不能够确保“一致同意”的。“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双方互相理解了对方的情况和要求，但是坚决不能同意对方的主张，这是很常见的。可见，在‘互相理解’和‘一致同意’之间漏掉了一个关键的环节，我认为叫做‘互相接受’，‘互相接受’是一个不能省略的条件，而且是‘一致同意’的充分条件。” 赵汀阳说。
“我的一个想法是如果说我们能够实现‘孔子改善’，就非常有可能生成最多的相聚点，达到文明的共同升级。”“孔子改善”是赵汀阳根据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原则演化出来的概念，它意味着一种非排他的改善。可以这样定义：如果一个人获得改善，当且仅当，所有人同时获得改善。或者说，如果某一个人获得一个帕累托改善，当且仅当每一个人同时都获得一个帕累托改善。赵汀阳认为，“孔子改善”明显优于现在普遍使用的帕累托改善，很可能是一个最优的改善。
在赵汀阳看来，如果把“孔子改善”应用于文明之间的关系，就能够产生文明之间的互相改善，而这正是超越文明冲突的方法论。文明对话的最高目标或者说最优目标，就是要在文明上实现“孔子改善”，最终形成文明的“跨主体性”。
赵汀阳认为，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百科全书”的概念，能够容纳所有知识体系的“复数真理”的一个概念。“我相信这个概念是非常有利于创建跨文明的相聚点的。”赵汀阳说，“因为它首先假设了所有文明的知识体系都是互相的参照系，这是一个起点，然后最重要的一步是我们需要找到相聚点。这个时候的难题是什么？各个文明的价值观是不一致的，所以想在价值观上找相聚点就比较难，那么我们可以换一种方法，从人类每一种文明，每一个社会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作为相聚点的出发点。因为问题总是共同的，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大家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相似的，共同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出发点和相聚点。所以如果各种文明的知识和思想都能够以这些共同的问题作为连接点和汇合点，联合起来就能够形成网络式的无限文本，就能够建立一个共享的非排他的知识世界，或者说是一个知识论意义上的天下。”
人工智能的时代很快就要到来，一切都会发生巨变，我们将要面对的问题，也会更新换代。赵汀阳表示，在这个意义上，文明的基本性质发生了变化，文明过去是以传统为依据来发展，而接下来的文明必须以未来性为引导，也就是说文明将不得不以未来引导传统，而不是由传统推定未来。“以后我们的问题结构会由‘来龙去脉’转变为‘去脉来龙’，没有‘去脉’，‘来龙’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我们只有以未来的问题为出发点，才能够更好地重构传统的意义。”
“今天我们需要在中华文明复兴的构架中讨论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与全球价值。这点非常重要。”6月7日，在深圳召开的首届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郑永年围绕中华文明的世界意义与全球价值发言。他表示，今天的中华文明既有传统性，更具有现代性。
郑永年在演讲中说，只有在复兴的构架中才能看到中华文明早就具有世界性和全球性了。“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我们今天的复兴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我们更要意识到，今天的复兴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产物。如果说，中国的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追求现代化的产物，但现代化是中国自己传统的现代化，而不是西方化。”
郑永年认为，中国对近代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的贡献巨大。“如果我们把近代世界的发展理解成为一个‘现代化’的过程，那么我们从现代化的三个层面都能看到中华文明的贡献。简单地说，中华文明的贡献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物质文明方面。就中国本身的发展来说，唐宋时代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直到近代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代，中国占了世界上三分之一左右的GDP。
郑永年表示，中华文明对世界现代化的贡献的第二类是制度类型，中国对世界制度文明的贡献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政教分离，第二，政商分离，第三，政治和行政的分离。
中华文明对世界现代化的贡献的第三类是理念类型。“中国理念对西方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郑永年举例说，在经济领域，中国古典《易经》和道家的“无为”思想是被视为世界上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派的思想核心，即法国的重农学派。在重农主义学派中，“无为”被表述为“不干预”和“经济自由”。这一思想也深刻影响了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思想。
“近代以来，中国对现代化的追求也聚焦在三个层面，即物质、制度和理念（或者人的层面）。”郑永年表示，在物质层面，所有国家都追求物质富裕的美好生活。在这一层面，中国和其他国家没有很大的差别；但在制度和人的层面，中国的现代化和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表现出很大的差别，因为正如前面所述，中国的现代化是自己传统的现代化，而非西方化。
“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更可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性和全球意义。”郑永年说，第一，当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时候，也表明我们意识到存在着“欧洲式现代化”“美国式现代化”“日本式现代化”等等。我们强调的是现代化的多元性，不同文明不仅对现代化的含义的理解不同，内容不同，追求方式也不同。
第二，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要强调只有当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符合其自身的文明、文化和国情的时候，才会成功，否则就会导致失败。经验地看，那些符合本国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往往是成功的，而那些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现代化模式的现代化往往是失败的现代化。我们希望所有国家都能找到符合其文明、文化和国情的现代化模式。
第三，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表明我们不会向一些西方国家那样向外推行自己模式的现代化，把自己的现代化模式强加到其他国家之上。
第四，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提倡“文明对话”，文明互鉴互学，共同推进世界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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