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学札记 | 比利时光，连载一

邵斌，一位长在江南的青年语言文化学者，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访学期间，且行且思，且思且吟，积稿而成一部二十余万字的文化随笔集，全书图文并茂，取名《比利时光》，于2015年3月在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里推出的《比利时光》系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比利时光：城市和大学”，这一部分向大家介绍访学的申请过程、寻找住宿的经历，鲁汶城、鲁汶大学以及作者所在的研究所的人、物、事。第二部分是“比利时光：语言与文化”，包括比利时的语言、各种由异国语言生发的趣事以及中比两国在历史上的文化交流。第三部分是“比利时光欧陆风”，这一部分作者行走在欧陆大地，边走边看，写下对欧洲其他城市，如巴黎、柏林、布达佩斯等城市的观感与体悟。
万千欧陆风景、风情以及风雅都被作者一一捕捉，异国的岁月在《比利时光》中被浓缩成一颗巧克力、一杯啤酒，供大家欣赏和品咂。

一、结缘鲁汶 “鲁”在中国不算大姓，首先跳入我们脑海的“鲁”姓名人，可能是鲁班。当然，也可能是鲁迅。不过，曾被高考指挥棒指挥过的中国人都知道，“鲁迅”其实不姓鲁。有趣的是，在我过去十年的工作生涯中，倒是跟“鲁”有缘。其一是我一直做点诗歌翻译方面的研究，研究对象是一部经典的译诗集，叫《鲁拜集》，原文叫the Rubaiyat，是“四行诗”的意思。其二是我2012年曾赴比利时访学，所在的学校叫做“鲁汶大学”（University of Leuven）。在鲁汶大学度过的岁月，是很快乐的一段时光。如今回国来，依然常常想起那段日子，我常称之为“鲁汶美好的一年”（A Good Year in Leuven）。“美好的一年”来自于一部同名电影，故事背景在浪漫的普罗旺斯。设想一下，如果哪一天我的孩子拿着小学作业本，让我给“鲁”组词的话，我会想到的词依次是：鲁汶、鲁拜、鲁迅、鲁班。毕竟，鲁迅故居离我的住处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木匠离我的生活过于遥远，而鲁汶和鲁拜则始终萦绕在我的书房周围，余音绕梁，庶几相似。

我去鲁汶，也是缘分。2010年开始在职读博，到第二年时，周围同学纷纷申请出国访学，重点高校提供了许多出国的机会。但我因为在职读博，无法在读博单位申请，只能在自己原单位申请。而当时我所在的学校尚未启动国际化战略，故也只能望‘洋’兴叹。事情转机是在2011年3月初，当时突然看到学校通知，让老师申报国家留学基金委的地方合作项目。当时一阵兴奋，觉得是黑暗中出现的一道光，当然这个光很快就要灭，因为表格在3月末就要上交。于是就开始填表格，好在这倒难不倒我。高校老师和填表格不就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嘛。

难的是还要尽快获得一份对方院校或教授的邀请函。这里得说说我出国想做的研究。上文说到我研究一点诗歌翻译，其实那是我左手干的事，我的右手还研究点英语词汇（这是我一直以来被我导师批评的，说一心不能两用。导师的话自然不错。不过看过《射雕英雄传》的人，都很喜欢会双手互搏的周伯通）。在读博之前，我已经做了一点从认知视角去考察词汇语义的研究，而导师则希望我博士论文最好是“基于语料库”的。所以，我研究的对象是词，理论视角是认知语言学，方法是语料库语言学。这三个圆的交叉部分就是我访学的目标所在。所以，跟很多学生出国留学漫天撒网不同，我的目标是明确的。而且，再查找一下文献就会发现，认为认知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学者，不是太多。所以，我很快就锁定了目标：一个是加州大学Santa Barbara分校的S教授，一个是美国杨伯翰大学的D教授。我当时连大学排名都没查，只是查了研究方向的学者。
S教授很快就回了信，拒绝了。理由是他自己下一学年有可能要换学校，可能去加拿大的一所学校，所以无法招访问学者。之后D教授也回了信，也说他下一年没有招访问学者的名额。他的回信很客气：
You have an absolutely wonderful resume—the best I've ever seen from any potential visiting scholar from China. I am very sorry to say, however, that—due to other commitments—I won't be able to work with any visiting scholars this next year. I'm very sorry. You are an eminently qualified researcher, and I wish you the best in your studies.
这是典型的“三明治式的拒绝”，就是先夸奖对方，然后委婉拒绝对方，再夸一夸。即便被拒绝了，我们也并不因此沮丧，很愉快地接受了，虽然也知道这种夸奖是不能当真的“钱钟书式”的夸奖。由此可见，西方人写作也并非开门见山，而是很会委婉表达自己观点的。不得已，又在网上查corpus-based cognitive linguistics(基于语料库的认知语言学）。这一次搜索到的是一位G教授。他任教于比利时的鲁汶大学语言学系，所在的研究中心叫“计量语言学与变异语言学”（Quantitative Lexicology and Variational Linguistics，简写为QLVL）。恕我孤陋寡闻，在2011年3月，“鲁汶”对我，完全是一个陌生的词语。幸运的是，G教授很快就回了信：
Thank you for your interest in studying with us. We regularly receive young scholars from abroad, and our area of expertise is indeed corpus-based lexical studies with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t the same time, the message you sent out is addressed to ‘professor Davies’: is there some kind of confusion here?
真是阴差阳错，G教授同意接收我做访问学者。不过，在信中我真是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把他的姓给写错了！如果他因此就把我拒之门外，或者把我的信直接扔进垃圾箱，我能有半句怨言么？我一边埋怨自己做事的粗枝大叶，一边赶紧给他写信解释。我编了一个比较容易让对方接受的理由，说我最近在用Davies教授建的语料库，因此在信里错写了他的姓名——事实上这倒确实有可能发生，我10年发表的一篇语言学论文里头，本来是要说布龙菲尔德的，结果那一阵脑袋里倒腾着的是正在研究的《鲁拜集》英译者菲茨杰拉德，结果笔底把“布氏”写成了“菲氏”，发表时依然如此，让我如今好不脸红——但，这一回，我还真是撒谎了。
接下来又很快接到他的回信，信中首先就说：“I see how the mistake could have occurred. Just one of those things that happen... Nothing to think further about.”我至今也不清楚他当时就看出我的是“套磁信”，还是他认为这种现象的确可能发生（毕竟他是研究认知语言学的行家，或许这在认知中是可以解释的）。之后他就问我一些具体的问题：访学几时开始，什么形式的邀请函，访学期间做什么题目等等。并且之后很快我就接到他发来的邀请函，打印在“鲁汶大学”的学校信笺上，再扫描给我发过来的。从最初的通信里，我就知道他是一位认真严谨、条理清晰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待人宽容、为人大度的长者。
就这样，鲁汶走进了我的视线。我出国访学申请书后就附了一份正式的邀请函，上头有G教授那非常有个性的签名。收到他邀请函那一刹那的感觉，我认为济慈在他的《初读查普曼译荷马有感》的诗句里已替我道出心声：“众里寻ta千百度，行星游进我视域。”（Then felt I like some watcher of the skies / When a new planet swims into his ken）

比利时鲁汶大学图书馆

当年7月知道了结果，初试通过了，然后准备复试。记得面试共有三位专家，其中一人问了我的课题，一人问了职称的事，还有一人问我去鲁汶访学需不需要交bench fee。我当时整个人就蒙了，没出过国的人对bench fee没有概念，还是另外一位老师替我解围，说是“板凳费”，上课所交的学费之谓也（由此可见，很多时候造成沟通障碍的，并非语言问题，而是文化问题）。之后我说，比利时的大学一般不需要学费的。当然，这是四年前的事了。听说现在申请浙江省的留基委地方合作项目已经不需要面试了，程序变简单了。简单就是好。
当年的10月知道复试通过的消息，但拿到留基委的正式文件已经是2012年2月了。再之后是匆匆忙忙的签证。比利时签证之繁琐，是当时几乎每一个去鲁汶的人都会抱怨的——但愿现在已经简化了。但，不管如何，在2012年的烟花三月里，我从江南的书房起身，奔赴万里之外的鲁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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